购买理财产品亏掉115万 为何二审法院改判代销银行赔偿11.5万？
具备长期金融理财经验的王某，在交行购买了1500万元代销的基金公司理财产品，不料一年内亏近115万元。于是，王某一纸诉状将交行告上法庭，要求代销银行赔偿损失。
在一审判决驳回王某诉讼请求后，二审法院近期改判银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王某约11.5万元。改判的关键，在于银行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关“双录”资料，不能证明其已完全尽到相关风险告知义务。
二审法院指出，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既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契约自由、平等保护、诚实信用等均是法院进行民商事案件审判的重要基本原则。
法院同时强调，本案裁判并非要求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或代理相关业务过程中忽视投资主体的自由处分权利，而是希望金融机构作为更有能力提示消费者防范相应风险的主体，能够更加完善相关机制举措；同时，金融消费者亦更具风险意识，双方共同促进金融秩序的良好发展和社会经济法治的进步。
买理财亏损115万
2020年8月，56岁的王某在交行岳阳巴陵支行先后办理了90万元的某存款产品业务和1500万元的基金申购业务，两笔业务的交易时间相差不到2分钟。
其中，基金申购业务为银华基金为资产管理人、交行上海分行为资产托管人的“银华乐享15号”理财产品。据了解，该产品属于中的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产品，风险等级为R2，适合C2以上风险等级的投资者。
业务办理当日，交行岳阳巴陵支行从王某银行账户上分别扣除了1500万元和90万元，其中1500万元的银行回单显示交易地点为“业务处理中心”，交易渠道为“柜面”；90万元的交易地点、渠道为“手机银行”。
因“银华乐享15号理财产品”出现亏损，王某于2021年8月通过手机银行赎回款项，该笔投资最终亏损约114.6万元。
于是，王某一纸诉状将代销银行告上法院，要求银行在赔偿其114.6万元投资损失，同时赔偿其因过错行为延误王某正常稳健理财所产生的损失72.6万元。
判决书显示，王某在2014年到2021年间在该行共计购买理财产品37次，其中2017年12月开始购买风险等级R1的理财产品11次、R2产品1次、R3产品3次，在购买“银华乐享15号”当日还申请认购了一只R3级理财产品。
此外，2019年3、2020年4月、2021年5月，王某分别进行了三次风险等级评估，评估结果均为“进取型”（即C5），评估机构显示为“电子渠道”。
一审法院判决银行无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代销银行有无违法适当性义务；二是否应当赔偿王某所受实际损失。
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精神，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主要是要求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并负担合理推荐、适当销售的义务，包括告知说明义务、适当推荐义务。
一审法院查明，代销银行对王某所做风险评估结果为进取型（C5），而“银华乐享15号”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为R2，适合C2以上风险等级的投资者。
并且，在手机银行进行风险能力承受测试后点击提交即出现评估结果，风险评估结果低于产品风险等级时无法进行交易，客户可以查看已登记的风险评估结果。
此外，客户登录该行手机银行APP需要登录密码及人脸识别，无论是通过柜面办理理财业务还是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理财业务，均会同步至手机银行中可进行查阅。
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银行已经举证证明其建立了金融产品风险评估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了风险测试，履行了对王某进行风险评估和分类、对案涉基金产品风险评估并分类、确保投资者与产品相匹配等适当性义务。
关于银行是否应当赔偿王某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在该笔投资发生前已经有长达6年、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记录，在2019年及申购诉争理财产品同一日也有同风险等级产品的投资经历。因此银行关于王某具备长期金融理财经验、应当自负投资风险的抗辩理由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王某关于代销银行存在侵权过错,应当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驳回其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讼。他在上诉请求中表示，银行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适当性义务，一审法院对代销银行销售产品的行为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银行方面则辩称，王某的三次风险等级测评结果均为进取型（C5），而本案产品的风险等级为R2，适合C2以上等级投资者。王某通过手机银行购买本案产品应自行输入密码，且银行提交了经公正的流程，尽到了充分告知义务。
二审改判：银行担责10%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代销银行是否应当赔偿王某因投资案涉理财产品亏损造成的损失。且该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应仅以消费者一方的单向举证为主，而应综合双方主要证据对关键事实作出认定。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王某先后购买90万元和1500万元两笔理财产品，但两笔理财产品显示的交易地点和渠道明显不一致，其中1500万元申购显示交易地点为业务处理中心，交易渠道为柜面。
法院认为，银行称上述两笔业务均系王某自行在手机银行上购买显然不合常理，至于为何两笔理财产品显示不一致，银行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可以认定王某所购买的1500万元理财产品应该是在银行柜面办理。
而根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营业场所销售理财产品应当在销售专区对销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即：专区“双录”。且须完整客观地记录营销推介、相关风险和关键信息提示、消费者确认和反馈等重点销售环节，消费者确认内容应至少包括其充分了解银行销售人员所揭示的产品风险等。
但本案中，银行方面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向王某推荐产品时的监控录像，或其他证据证实该行已充分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并向王某说明产品内容、风险揭示等。
同时，银行在抗辩中也未举证证明王某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拒绝听取其作为卖方机构的建议等自身原因导致购买产品不适当，亦未能证明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王某做出自主决定，因此对其提出应完全由王某自负投资风险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在厘清双方事实争议后，二审法院认为，对本案损失应考虑双方情况和过错后予以划分责任。其中，王某此前有过多次投资理财经验，考虑到投资发生亏损的直接原因是市场波动所致，并非银行代销行为导致，因此王某应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结合双方过错及本案实际，二审法院判决，代销银行对王某在本案中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其损失11.5万元。至于王某所主张因银行延误其正常稳健理财所致损失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具备长期金融理财经验的王某，在交行购买了1500万元代销的基金公司理财产品，不料一年内亏近115万元。于是，王某一纸诉状将交行告上法庭，要求代销银行赔偿损失。
在一审判决驳回王某诉讼请求后，二审法院近期改判银行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王某约11.5万元。改判的关键，在于银行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关“双录”资料，不能证明其已完全尽到相关风险告知义务。
二审法院指出，适当性义务的履行既是“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契约自由、平等保护、诚实信用等均是法院进行民商事案件审判的重要基本原则。
法院同时强调，本案裁判并非要求金融机构销售金融产品或代理相关业务过程中忽视投资主体的自由处分权利，而是希望金融机构作为更有能力提示消费者防范相应风险的主体，能够更加完善相关机制举措；同时，金融消费者亦更具风险意识，双方共同促进金融秩序的良好发展和社会经济法治的进步。
买理财亏损115万
2020年8月，56岁的王某在交行岳阳巴陵支行先后办理了90万元的某存款产品业务和1500万元的基金申购业务，两笔业务的交易时间相差不到2分钟。
其中，基金申购业务为银华基金为资产管理人、交行上海分行为资产托管人的“银华乐享15号”理财产品。据了解，该产品属于中的风险收益特征的投资产品，风险等级为R2，适合C2以上风险等级的投资者。
业务办理当日，交行岳阳巴陵支行从王某银行账户上分别扣除了1500万元和90万元，其中1500万元的银行回单显示交易地点为“业务处理中心”，交易渠道为“柜面”；90万元的交易地点、渠道为“手机银行”。
因“银华乐享15号理财产品”出现亏损，王某于2021年8月通过手机银行赎回款项，该笔投资最终亏损约114.6万元。
于是，王某一纸诉状将代销银行告上法院，要求银行在赔偿其114.6万元投资损失，同时赔偿其因过错行为延误王某正常稳健理财所产生的损失72.6万元。
判决书显示，王某在2014年到2021年间在该行共计购买理财产品37次，其中2017年12月开始购买风险等级R1的理财产品11次、R2产品1次、R3产品3次，在购买“银华乐享15号”当日还申请认购了一只R3级理财产品。
此外，2019年3、2020年4月、2021年5月，王某分别进行了三次风险等级评估，评估结果均为“进取型”（即C5），评估机构显示为“电子渠道”。
一审法院判决银行无责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代销银行有无违法适当性义务；二是否应当赔偿王某所受实际损失。
参照《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相关精神，卖方机构的适当性义务主要是要求金融机构了解客户、了解产品并负担合理推荐、适当销售的义务，包括告知说明义务、适当推荐义务。
一审法院查明，代销银行对王某所做风险评估结果为进取型（C5），而“银华乐享15号”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为R2，适合C2以上风险等级的投资者。
并且，在手机银行进行风险能力承受测试后点击提交即出现评估结果，风险评估结果低于产品风险等级时无法进行交易，客户可以查看已登记的风险评估结果。
此外，客户登录该行手机银行APP需要登录密码及人脸识别，无论是通过柜面办理理财业务还是通过手机银行办理理财业务，均会同步至手机银行中可进行查阅。
据此，一审法院认为，银行已经举证证明其建立了金融产品风险评估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了风险测试，履行了对王某进行风险评估和分类、对案涉基金产品风险评估并分类、确保投资者与产品相匹配等适当性义务。
关于银行是否应当赔偿王某损失，一审法院认为，王某在该笔投资发生前已经有长达6年、多次购买理财产品的记录，在2019年及申购诉争理财产品同一日也有同风险等级产品的投资经历。因此银行关于王某具备长期金融理财经验、应当自负投资风险的抗辩理由成立。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王某关于代销银行存在侵权过错,应当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没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驳回其诉讼请求。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讼。他在上诉请求中表示，银行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其履行了适当性义务，一审法院对代销银行销售产品的行为未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银行方面则辩称，王某的三次风险等级测评结果均为进取型（C5），而本案产品的风险等级为R2，适合C2以上等级投资者。王某通过手机银行购买本案产品应自行输入密码，且银行提交了经公正的流程，尽到了充分告知义务。
二审改判：银行担责10%
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是代销银行是否应当赔偿王某因投资案涉理财产品亏损造成的损失。且该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不应仅以消费者一方的单向举证为主，而应综合双方主要证据对关键事实作出认定。
根据本案查明事实，王某先后购买90万元和1500万元两笔理财产品，但两笔理财产品显示的交易地点和渠道明显不一致，其中1500万元申购显示交易地点为业务处理中心，交易渠道为柜面。
法院认为，银行称上述两笔业务均系王某自行在手机银行上购买显然不合常理，至于为何两笔理财产品显示不一致，银行也无法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可以认定王某所购买的1500万元理财产品应该是在银行柜面办理。
而根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营业场所销售理财产品应当在销售专区对销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即：专区“双录”。且须完整客观地记录营销推介、相关风险和关键信息提示、消费者确认和反馈等重点销售环节，消费者确认内容应至少包括其充分了解银行销售人员所揭示的产品风险等。
但本案中，银行方面未能向法院提供其向王某推荐产品时的监控录像，或其他证据证实该行已充分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情况、财产状况、金融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经验、专业能力等相关信息并向王某说明产品内容、风险揭示等。
同时，银行在抗辩中也未举证证明王某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拒绝听取其作为卖方机构的建议等自身原因导致购买产品不适当，亦未能证明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王某做出自主决定，因此对其提出应完全由王某自负投资风险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
在厘清双方事实争议后，二审法院认为，对本案损失应考虑双方情况和过错后予以划分责任。其中，王某此前有过多次投资理财经验，考虑到投资发生亏损的直接原因是市场波动所致，并非银行代销行为导致，因此王某应对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结合双方过错及本案实际，二审法院判决，代销银行对王某在本案中的损失承担1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其损失11.5万元。至于王某所主张因银行延误其正常稳健理财所致损失部分，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交通肇事罪不起诉，帮助彭某免于定罪判刑
彭某涉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含“逃逸”情节）---弘一合肥胡建建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案情简介
2021年5月，王某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沿合肥市蜀山区西一环由北往南行驶至五里墩立交桥北入口处时，追尾碰撞本案嫌疑人彭某驾驶的一辆变型拖拉机，致王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彭某驾车离开。经鉴定，王某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头部损伤死亡。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结果是彭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二、办案过程
在接受委托的第一时间，我们重点关注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交警部门的观点是，虽然受害人系主动追尾肇事者的一方，一般情况下被追尾一方无责任，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即肇事者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有逃逸的行为。同时我们关注到，在当事人决定委托我们的当天，已经是复核申请时效到期的倒数第二天。在向委托人进一步了解案件详细情况和事故详细过程后，我们立即组织团队研讨，最终形成一致观点，并及时完成了事故复核申请书的提交。经过与合肥市交警支队的反复多次沟通，最终复核结论改变了事故责任划分比例，复核结果认定彭某承担主要责任，为后续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奠定了基础。
该案件于2021年7月3日立案侦查，经过争取，当事人被公安机关执行了取保候审。同时在侦查阶段，我们积极与受害人家属协商，并最终在赔偿了受害人家属之后取得了刑事谅解。
案件侦查至2021年12月20日，最终移送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积极联系承办检察官，经过多次当面沟通同时递交了详尽的书面辩护意见后，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观点，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三、辩护思路
律师阅卷后，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从法理、社会情理等角度，提交了如下的辩护意见：
1、彭某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并取得刑事谅解
犯罪嫌疑人虽涉嫌交通肇事罪，但系过失犯罪，且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通过与亲朋好友举债的方式筹集款项54万元一次性赔偿到位，并取得受害者近亲属的谅解，已平息了因该事件造成的社会矛盾。
2、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同时明确了：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过错。本事故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但嫌疑人是被追尾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追尾事故中，后车一般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嫌疑人仅因为主观上不知情情况下离开现场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2.1、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阐述了“受害人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燃油三轮车驶入上跨式立交桥追尾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嫌疑人是次要原因”，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仅仅是嫌疑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那么我们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分析，此种通过驶离现场的客观行为即判定当事人就是逃逸行为，在刑法意义上称之为“客观归罪”，是万万不可取的。认定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标准是有离开现场的客观行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我们知道，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认定嫌疑人因为逃逸而承担了事故主要责任。然而此种认定的问题和矛盾在于其客观地通过现场视频的证据，也就是嫌疑人驶离现场的视频录像给他欲加了“事故逃逸”的情节，从而忽略了他在事故发生当时的主观方面，本案中，嫌疑人再三阐述其对碰撞的情况确实不知情，才会驶离现场，如果当时知道有人受伤，作为普通老百姓，事故又是发生在五里墩立交桥这种市中心核心地段，一般人是不可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为了逃避处罚而逃逸的。作为一个有意识有辨认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其一定会知道逃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应该知道当时出事的地点肯定安装有摄监控摄像头，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知道有人受伤还存在侥幸心理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其对有人受伤的事实甚至是发生碰撞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因此，认定申请人是否构成事故逃逸，不仅应当结合事故发生时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同时也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当事人可能的主观心态，不可做“有罪推定”,而应当坚持“疑罪从无”。
因此，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2.2、此次事故中 ，受害人行车追尾前车，在正常情况下显然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上，甚至是全部责任。交通事故认定结论中已经明确了受害人自身的过错，但最终还是因为嫌疑人的所谓“离开现场行为”而判定了主要责任，虽然这种判定具有安抚受害人家属和告慰死者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此种判定加重了嫌疑人的事故责任比例，在刑法意义上也加重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罪责，明显不能称之为合理合法。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对嫌疑人的所谓逃逸的认定，显然是证据不足。虽然仅是事故认定阶段，不是刑事审判的最终结果。但事故责任认定的结果往往决定了肇事人的命运，尤其是本案中对逃逸的认定。
3、嫌疑人驾驶号牌为皖01/A2340的变型拖拉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驶离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之规定中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系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区别于刑法意义上的“逃逸”
首先，事故发生在凌晨3时50分，且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车身较大，且行驶过程中的噪声和颠簸程度也非常大，正常启动行驶的过程中对发生碰撞感觉不到是很正常的，且载货车身挡住驾驶员的视线也是其未及时发现后车追尾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嫌疑人多次自述，其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被后车追尾，其自身对发生碰撞和造成后车车辆受损、人员受伤的情况在当时完全不知情，甚至在第二天交警队通知其归案前还在驾驶案涉车辆载货，作为一名朴实善良的老百姓其不可能在知道自己发生如此严重交通事故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继续工作生活。从这个角度分析，嫌疑人不存在为了逃避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而驶离现场的主观故意，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完全是因为其的确未发现事故受损车辆和受伤人员。事故认定中阐述的离开现场的行为，只是作为行政处罚和责任划分的依据，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而本案嫌疑人的行为明显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逸行为。
4、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同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应予从宽处理；
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均如实陈述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对自己构成交通肇事罪有深刻的认识，认罪态度很积极。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嫌疑人积极筹钱赔偿，已一次性支付对方54万元，取得对方刑事谅解。目前，嫌疑人上有身患绝症父亲需赡养，下有幼子需抚养，家庭条件极差，为筹措赔偿金已经负债累累。但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愿意赔偿的态度和实际赔偿到位的客观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方面，均有悔罪的表现，没有推卸和逃避，主动承担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办案结果
2022年3月10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办案心得
本案最初的责任认定是嫌疑人全责，且造成一人死亡，具有逃逸的严重情节。可以说一开始接受委托的时候我是结果的预期是不太乐观的，毕竟委托人具备了交通肇事罪所涉及的诸多加重情形，甚至可能涉及更为严重的“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因此最初我们给当事人传递的信息也是比较悲观的，但真正触动我的是当事人和其妻子发自内心的淳朴和善良，令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真正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事故复核申请的事宜。并最终在我们的努力下，将认定结果由全责扭转为主责，取得了初步成效。
侦查阶段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的过程可以说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嫌疑人家庭状况确实困难，为筹集赔偿金也是负债累累，嫌疑人本人曾多次表示无力承担想放弃，但我们也多次晓以利害，向其强调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最终嫌疑人没有放弃，并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刑事谅解。
伴随着刑事谅解，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有针对性地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案件本身存在的争议情节，有理有据地向检察官展现我们团队的辩护观点，并递交书面的《不起诉辩护意见》。最终检察机关在经过内部多次上会讨论后，对本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当事人对我们办理案件的态度和专业性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案件获得圆满结果，最终当事人免于刑事处罚，避免了留存刑事案底，对当事人的影响减小到了最低。对于这样的结果，作为辩护律师我们也深感欣慰，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肯定也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大的成就。
律师联系方式：15256909930，湖南弘一（合肥）律师事务所，胡建建。
彭某涉嫌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含“逃逸”情节）---弘一合肥胡建建律师担任辩护人
一、案情简介
2021年5月，王某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三轮摩托车沿合肥市蜀山区西一环由北往南行驶至五里墩立交桥北入口处时，追尾碰撞本案嫌疑人彭某驾驶的一辆变型拖拉机，致王某受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彭某驾车离开。经鉴定，王某符合道路交通事故头部损伤死亡。交警部门事故认定结果是彭某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二、办案过程
在接受委托的第一时间，我们重点关注了交警部门出具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交警部门的观点是，虽然受害人系主动追尾肇事者的一方，一般情况下被追尾一方无责任，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是肇事者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即肇事者在本案事故发生后有逃逸的行为。同时我们关注到，在当事人决定委托我们的当天，已经是复核申请时效到期的倒数第二天。在向委托人进一步了解案件详细情况和事故详细过程后，我们立即组织团队研讨，最终形成一致观点，并及时完成了事故复核申请书的提交。经过与合肥市交警支队的反复多次沟通，最终复核结论改变了事故责任划分比例，复核结果认定彭某承担主要责任，为后续检察院决定不起诉奠定了基础。
该案件于2021年7月3日立案侦查，经过争取，当事人被公安机关执行了取保候审。同时在侦查阶段，我们积极与受害人家属协商，并最终在赔偿了受害人家属之后取得了刑事谅解。
案件侦查至2021年12月20日，最终移送至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积极联系承办检察官，经过多次当面沟通同时递交了详尽的书面辩护意见后，检察机关最终采纳了我们的辩护观点，做出了不起诉决定。
三、辩护思路
律师阅卷后，根据现有的证据材料，从法理、社会情理等角度，提交了如下的辩护意见：
1、彭某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并取得刑事谅解
犯罪嫌疑人虽涉嫌交通肇事罪，但系过失犯罪，且已与受害者近亲属达成赔偿，通过与亲朋好友举债的方式筹集款项54万元一次性赔偿到位，并取得受害者近亲属的谅解，已平息了因该事件造成的社会矛盾。
2、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同时明确了：有证据证明其他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过错。本事故虽然客观上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结果，但嫌疑人是被追尾者，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法规和文件规定，追尾事故中，后车一般应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嫌疑人仅因为主观上不知情情况下离开现场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显然有失公平，且不符合法律规定。
2.1、本案的事故责任认定中，阐述了“受害人无证驾驶一辆无号牌燃油三轮车驶入上跨式立交桥追尾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嫌疑人是次要原因”，但促使最终责任归属改变的仅仅是嫌疑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的行为，那么我们站在客观中立的角度分析，此种通过驶离现场的客观行为即判定当事人就是逃逸行为，在刑法意义上称之为“客观归罪”，是万万不可取的。认定交通事故后逃逸的标准是有离开现场的客观行为和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目的。我们知道，交警部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和《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1条规定认定嫌疑人因为逃逸而承担了事故主要责任。然而此种认定的问题和矛盾在于其客观地通过现场视频的证据，也就是嫌疑人驶离现场的视频录像给他欲加了“事故逃逸”的情节，从而忽略了他在事故发生当时的主观方面，本案中，嫌疑人再三阐述其对碰撞的情况确实不知情，才会驶离现场，如果当时知道有人受伤，作为普通老百姓，事故又是发生在五里墩立交桥这种市中心核心地段，一般人是不可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为了逃避处罚而逃逸的。作为一个有意识有辨认能力的正常成年人，其一定会知道逃逸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应该知道当时出事的地点肯定安装有摄监控摄像头，这种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知道有人受伤还存在侥幸心理的，唯一的解释就是其对有人受伤的事实甚至是发生碰撞的事实完全不知情。因此，认定申请人是否构成事故逃逸，不仅应当结合事故发生时当事人的客观行为，同时也要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分析当事人可能的主观心态，不可做“有罪推定”,而应当坚持“疑罪从无”。
因此，受害人对本案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过错。
2.2、此次事故中 ，受害人行车追尾前车，在正常情况下显然应当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以上，甚至是全部责任。交通事故认定结论中已经明确了受害人自身的过错，但最终还是因为嫌疑人的所谓“离开现场行为”而判定了主要责任，虽然这种判定具有安抚受害人家属和告慰死者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此种判定加重了嫌疑人的事故责任比例，在刑法意义上也加重了其依法应当承担的罪责，明显不能称之为合理合法。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对嫌疑人的所谓逃逸的认定，显然是证据不足。虽然仅是事故认定阶段，不是刑事审判的最终结果。但事故责任认定的结果往往决定了肇事人的命运，尤其是本案中对逃逸的认定。
3、嫌疑人驾驶号牌为皖01/A2340的变型拖拉机在事故发生后驶离现场，驶离现场的行为不能认定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之规定中的“逃逸”，事故责任认定系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区别于刑法意义上的“逃逸”
首先，事故发生在凌晨3时50分，且嫌疑人驾驶的变型拖拉机车身较大，且行驶过程中的噪声和颠簸程度也非常大，正常启动行驶的过程中对发生碰撞感觉不到是很正常的，且载货车身挡住驾驶员的视线也是其未及时发现后车追尾情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嫌疑人多次自述，其在正常行驶的情况下被后车追尾，其自身对发生碰撞和造成后车车辆受损、人员受伤的情况在当时完全不知情，甚至在第二天交警队通知其归案前还在驾驶案涉车辆载货，作为一名朴实善良的老百姓其不可能在知道自己发生如此严重交通事故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强大的心理素质，继续工作生活。从这个角度分析，嫌疑人不存在为了逃避行政处罚和刑事责任而驶离现场的主观故意，事故发生后离开现场完全是因为其的确未发现事故受损车辆和受伤人员。事故认定中阐述的离开现场的行为，只是作为行政处罚和责任划分的依据，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逃逸，而本案嫌疑人的行为明显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逃逸行为。
4、嫌疑人具有自首情节，同时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应予从宽处理；
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前后完全一致，均如实陈述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对自己构成交通肇事罪有深刻的认识，认罪态度很积极。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嫌疑人积极筹钱赔偿，已一次性支付对方54万元，取得对方刑事谅解。目前，嫌疑人上有身患绝症父亲需赡养，下有幼子需抚养，家庭条件极差，为筹措赔偿金已经负债累累。但犯罪嫌疑人明确表示愿意赔偿的态度和实际赔偿到位的客观行为无论从主观上还是行为方面，均有悔罪的表现，没有推卸和逃避，主动承担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办案结果
2022年3月10日，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彭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五、办案心得
本案最初的责任认定是嫌疑人全责，且造成一人死亡，具有逃逸的严重情节。可以说一开始接受委托的时候我是结果的预期是不太乐观的，毕竟委托人具备了交通肇事罪所涉及的诸多加重情形，甚至可能涉及更为严重的“逃逸致人死亡的”情节。因此最初我们给当事人传递的信息也是比较悲观的，但真正触动我的是当事人和其妻子发自内心的淳朴和善良，令我不相信这样一个人会真正在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于是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事故复核申请的事宜。并最终在我们的努力下，将认定结果由全责扭转为主责，取得了初步成效。
侦查阶段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的过程可以说也是困难重重，因为嫌疑人家庭状况确实困难，为筹集赔偿金也是负债累累，嫌疑人本人曾多次表示无力承担想放弃，但我们也多次晓以利害，向其强调取得受害人家属的谅解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最终嫌疑人没有放弃，并与受害人家属达成一致意见，取得刑事谅解。
伴随着刑事谅解，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我们有针对性地与承办检察官沟通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以及案件本身存在的争议情节，有理有据地向检察官展现我们团队的辩护观点，并递交书面的《不起诉辩护意见》。最终检察机关在经过内部多次上会讨论后，对本案作出不起诉决定。
当事人对我们办理案件的态度和专业性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案件获得圆满结果，最终当事人免于刑事处罚，避免了留存刑事案底，对当事人的影响减小到了最低。对于这样的结果，作为辩护律师我们也深感欣慰，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和肯定也是刑事辩护律师最大的成就。
律师联系方式：15256909930，湖南弘一（合肥）律师事务所，胡建建。
国医大师李士懋：20余载疑窦，不吐不快；事关性命，不容不辨。
二十多年前，讲授1979年版《温病学》时，见载有“内闭外脱”一证，方用参附龙牡汤送服安宫牛黄丸，取安宫牛黄丸以开闭，参附龙牡汤以救脱。
1985年新版《温病学》，于风温、暑温章中，更专列“内闭外脱”条目论述之。
余不敏，但也从事中医急症临床多年，所历何止百千，此等病证未尝一见，且闭脱并见亦与医理不合，故疑之。
然恐浅陋谬辨，未敢成文。疑窦已二十余载，鲠于胸臆。每读书辄留意于此，诸家所论皆与教材有别，益疑教材乃望文生训、杜撰。事关性命，不容不辨。
1、闭与脱，原为阐明神昏病机有虚实之别。
闭乃邪气闭郁于内，出入废，神机化灭而神昏；脱乃正气衰败，脱越于外，神无所倚而神昏，二者连读，有“内闭外脱”之称。
“内闭外脱”含义有三：
一是或然之意，即或为内闭，或为外脱，非指一证既内闭又外脱；
二是指邪气闭郁于内，正气不得外达而外脱，此乃真实假虚，或曰真闭假脱；
三是正气衰败而成脱，神无所倚而神昏，此属虚衰之证，这种神昏，亦可称为闭，即机窍闭，但此闭，已非指邪实的病机，而是指正气衰败，神明失守的一种症状表现。
若望文生训，把“内闭外脱”作为病证同时存在的两个病机，则是错误的。
2、闭脱乃病已至垂危阶段，非闭即脱，不得兼而有之。
闭乃邪实之证。实证，必邪气亢盛，正气亦相对较强，正邪剧争，方能出现实证。脱证，乃正气衰败，真气不能固藏而脱越于外。正气已然衰败，无力与邪抗争，纵然有邪，亦不能表现出实证，也不可能外脱而里不脱。在里之正气已脱，孰与邪抗争而呈现大实的闭证？所以脱与闭不能并存。当然，虚实可以并见，补泻常可兼施。
但虚实相兼者，毕竟正气未至脱败，尚有余力与邪抗争，故可虚实并见。若正气已然脱败，毫无与邪抗争之力，不可能出现实闭的表现，也就无闭脱相兼之理。虚实相兼与闭脱，是疾病不同阶段、不同实质的改变，不能混谈。
再者，参附汤合安宫牛黄丸，亦与理不合。安宫牛黄丸属凉开之剂，治疗热闭心包者，热邪亢极之时，清之犹恐不及，论焉可再用参附壮阳，岂不火上浇油？参附汤乃益气回阳救脱之剂，真气已然脱败，急固尚难挽回，怎敢再合以开破清心之品，岂不雪上加霜？
或曰：安宫牛黄丸加参附汤，乃寒热并用之剂。固然，寒热错杂证颇广，寒热并用之方亦甚多，但毕竟寒热错杂与闭脱，是疾病的不同阶段、不同实质的病变。已然垂绝，非闭即脱，当此病情危笃，千钧一发之际，应药专力宏，自不同于一般补泻兼施、寒热并用之剂。至于寒剂佐以热，热剂佐以寒，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以防格拒，属于用药的反佐法，与寒热并用燮理阴阳不同。
3、临床实践中是否真有闭脱并见者？
《温病学》典型病案中，未列此等医案，1979年版《中医内科学·昏迷》中列举蒲辅周一病案，录之于下：
朱某，男性，29岁。住某医院已6日，诊断为乙脑。曾连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高烧不退，四肢微厥，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满满，下利稀溏，随矢气流出，量不多，尿不利，头汗出，漱水不欲咽，口唇燥，板齿干，舌质淡红，苔白，脉象尺寸弱，关弦缓。
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引用吴氏《温病条辨》，上焦未清，里虚内陷，主以人参泻心，去枳实易半夏辛通苦泻法。
人参三钱，干姜两钱，黄连一钱五分，黄芩一钱五分，法半夏三钱，白芍四钱。服后，尿多利止，腹满减，全身汗出，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去，元气大伤，而见筋惕肉瞤，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生脉加附子、龙骨、牡蛎回阳固阴。
台参一两，寸冬五钱，五味子二钱，熟川附子二钱，生龙骨八钱，生牡蛎六钱。
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能安眠。肢厥渐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出减，舌齿转润，阴回阳生，脉搏徐复。
后以养阴益胃，兼清余热，用三才汤加枣仁、阿胶、石斛数剂，一切正常，停药观察，唯以饮食消息之，越数日痊愈出院。
《中医内科学》编者按云：“本例属闭脱互见的昏迷。”
确实，实践中找出一例参附汤送服安宫丸的内闭外脱病例不易，讲义权把蒲老的这则医案充作内闭外脱的实例，勉为其难。
可是案中明言“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且所述症状，乃一派暑湿内陷之象。前医多予凉开而不愈者，以其寒遏而湿不化，故用辛开苦降法。辛开则阳气宣通，苦降则浊阴得泄，清升浊降，三焦气畅，何患之有。
此案与内闭外脱何涉！此案难以作为《温病学》所云“内闭外脱”支撑的实例。
4、下面，不妨再看看一些温病名家的医案，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
一
《洄溪医案·暑》：芦墟迮耕石暑湿坏证，脉微欲绝，遗尿谵语，寻衣摸床，此阳越之证，将大汗出而脱。急以参附加童便，饮之少苏而未识人也。越三日未请，亟往果生矣。医者谓前药已效，仍用前方，药成未饮。余至曰，阳已回，火复燃，阴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连日啖数枚，更饮以清暑开胃而愈。
按：本为暑热证，因邪热亢盛而正气不支，转为亡阳。已然亡阳，暑热之邪尽消乎？未必尽消。纵然有邪，但因正气已衰，无力与邪抗争，也不可能表现出实闭证来。所以闭脱不能相兼，也不会出现参附汤送服安宫丸的那种治法。
案中急以参附汤加童便回阳救脱，童便虽咸寒，仅为反佐之用，自不同于寒热错杂者。待阳回，正气有能力再度与邪相争，又可出现阳热实证，此时再用附子，则“入咽即危”，当转而清暑。
当然，再度出现阳热亢盛实证时，毕竟经过亡阳的阶段，邪势亦挫，不会再像亡阳以前那样邪热亢盛。
二
《临证指南医案·疟·汪案》：邪弥漫，神昏喘急，谵妄惊搐，皆邪无出路，内闭则外脱。方用：细叶菖蒲根汁两钱，草果仁五分，茯苓皮三钱，紫厚朴一钱，绵茵陈三钱，辰砂益元散五钱，连翘心一钱半，金银花三钱，另用牛黄丸一服。
《临证指南医案·痉厥·杨案》：暑由上受，先入肺络，日期渐多，气分热邪送传入营，遂逼心包络中，神昏欲躁，舌暗缩，手足牵引，乃暑热深陷，谓之发痉，热闭在里，肢体反不发热，热邪内闭则外脱，岂非至急。考古人方法，清络热必兼芳香，开里窍以清神识。若重药攻邪，直走肠胃，与包络结闭无干涉也。犀角，元参，鲜生地，连翘，鲜菖蒲，银花，至宝丹四丸。
按：“内闭则外脱”，一个则字，明确指明内闭与外脱的因果闭关系。由于邪气闭结于内，神明失守，正气不得畅达于外而外脱，绝非正气衰败之脱。方用清心化浊开窍，何须参附回阳救脱。
5、关于内闭外脱的机理，《临证指南医案·脱》华岫云按语说得极为明确：“痧胀干霍乱，痞胀痉厥，脏腑窒塞之类，是内闭外脱也。”
由于邪气闭结于内，气机窒塞，正气不得畅达于外，致成外脱。这种外脱，绝非正气衰败，亦无须参附回阳，待里之闭结开，气机畅达，外脱自消。
一
《王孟英医案·附录》：“邪闭则正气无以自容而外脱者，阳从上脱，则汗多而气夺，阴从下脱，则泻多而液亡，所谓内闭外脱也。欲其不脱，必开其内闭，如紫雪、绛雪、行军散，皆开闭透伏之良方也”；又云：“昧者不知邪闭血凝，热深厥亦深之理，见其肢冷脉伏，即以为寒，又疑为脱，既不敢刺，更投热药，使邪无宣泄，愈闭愈冷，虽七窍流血而死亦不悔悟。”
按：王氏说得很清楚，由于内闭才导致外脱，虽肢冷脉伏，亦非寒、非脱，乃热深厥深，愈闭愈冷。欲救其“脱”，必开其闭结，断非参附所宜。
二
《吴鞠通医案·冬温·某案》：初二日，冬温谵语神昏，皆误表之故，邪在心包，宜急急速开膻中，不然则内闭外脱矣。先与广东牛黄丸二三丸，以开膻中，继以大承气汤攻阳明之实。生大黄八钱，元参八钱，老厚朴二钱，元明粉三钱，丹皮五钱，小枳实四钱。煮三盅，先服一盅，得便即止，不便再服。
按：本案之内闭外脱，是大承气合牛黄丸，而不是参附汤合牛黄丸。《温病学》非望文生训者何？
三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薛生白医案》：暑者，热中之阴邪也，心先受之，侵入胞络，怠惰不语，神昏肢冷，为不治。今脉迟软，渐有是机，四末渐冷，竟有内闭外脱之虞。急用通阳救逆之法，仿上大顺散之意，未识何为。桂枝，半夏，焦白芍，炙甘草。
按：迟软为阴脉，神昏肢冷乃阴证，知此神昏乃正气衰败所致。桂枝甘草辛甘化阳，芍药甘草酸甘化阴，佐半夏交通阴阳。此闭也，非邪实闭阻心包，而是正衰神明失守的一种症状表现。
6、综上所述，诸温病大家所言之内闭外脱，或指邪闭心包，正气不得外达而外脱；或正衰神明失守而内闭。
《温病学》称闭脱相兼，竟用参附龙牡汤合用安宫牛黄丸，不仅与理不合，亦乏事实依据，乃望文敷义。
闭脱乃性命攸关之际，焉能以杜撰之文堂而皇之地羼入大学教科书中，故辨之。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二十多年前，讲授1979年版《温病学》时，见载有“内闭外脱”一证，方用参附龙牡汤送服安宫牛黄丸，取安宫牛黄丸以开闭，参附龙牡汤以救脱。
1985年新版《温病学》，于风温、暑温章中，更专列“内闭外脱”条目论述之。
余不敏，但也从事中医急症临床多年，所历何止百千，此等病证未尝一见，且闭脱并见亦与医理不合，故疑之。
然恐浅陋谬辨，未敢成文。疑窦已二十余载，鲠于胸臆。每读书辄留意于此，诸家所论皆与教材有别，益疑教材乃望文生训、杜撰。事关性命，不容不辨。
1、闭与脱，原为阐明神昏病机有虚实之别。
闭乃邪气闭郁于内，出入废，神机化灭而神昏；脱乃正气衰败，脱越于外，神无所倚而神昏，二者连读，有“内闭外脱”之称。
“内闭外脱”含义有三：
一是或然之意，即或为内闭，或为外脱，非指一证既内闭又外脱；
二是指邪气闭郁于内，正气不得外达而外脱，此乃真实假虚，或曰真闭假脱；
三是正气衰败而成脱，神无所倚而神昏，此属虚衰之证，这种神昏，亦可称为闭，即机窍闭，但此闭，已非指邪实的病机，而是指正气衰败，神明失守的一种症状表现。
若望文生训，把“内闭外脱”作为病证同时存在的两个病机，则是错误的。
2、闭脱乃病已至垂危阶段，非闭即脱，不得兼而有之。
闭乃邪实之证。实证，必邪气亢盛，正气亦相对较强，正邪剧争，方能出现实证。脱证，乃正气衰败，真气不能固藏而脱越于外。正气已然衰败，无力与邪抗争，纵然有邪，亦不能表现出实证，也不可能外脱而里不脱。在里之正气已脱，孰与邪抗争而呈现大实的闭证？所以脱与闭不能并存。当然，虚实可以并见，补泻常可兼施。
但虚实相兼者，毕竟正气未至脱败，尚有余力与邪抗争，故可虚实并见。若正气已然脱败，毫无与邪抗争之力，不可能出现实闭的表现，也就无闭脱相兼之理。虚实相兼与闭脱，是疾病不同阶段、不同实质的改变，不能混谈。
再者，参附汤合安宫牛黄丸，亦与理不合。安宫牛黄丸属凉开之剂，治疗热闭心包者，热邪亢极之时，清之犹恐不及，论焉可再用参附壮阳，岂不火上浇油？参附汤乃益气回阳救脱之剂，真气已然脱败，急固尚难挽回，怎敢再合以开破清心之品，岂不雪上加霜？
或曰：安宫牛黄丸加参附汤，乃寒热并用之剂。固然，寒热错杂证颇广，寒热并用之方亦甚多，但毕竟寒热错杂与闭脱，是疾病的不同阶段、不同实质的病变。已然垂绝，非闭即脱，当此病情危笃，千钧一发之际，应药专力宏，自不同于一般补泻兼施、寒热并用之剂。至于寒剂佐以热，热剂佐以寒，伏其所主，先其所因，以防格拒，属于用药的反佐法，与寒热并用燮理阴阳不同。
3、临床实践中是否真有闭脱并见者？
《温病学》典型病案中，未列此等医案，1979年版《中医内科学·昏迷》中列举蒲辅周一病案，录之于下：
朱某，男性，29岁。住某医院已6日，诊断为乙脑。曾连服大剂辛凉苦寒及犀羚牛黄至宝之品，高烧不退，四肢微厥，神识如蒙，时清时昏，目能动，口不能言，胸腹满满，下利稀溏，随矢气流出，量不多，尿不利，头汗出，漱水不欲咽，口唇燥，板齿干，舌质淡红，苔白，脉象尺寸弱，关弦缓。
脉证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引用吴氏《温病条辨》，上焦未清，里虚内陷，主以人参泻心，去枳实易半夏辛通苦泻法。
人参三钱，干姜两钱，黄连一钱五分，黄芩一钱五分，法半夏三钱，白芍四钱。服后，尿多利止，腹满减，全身汗出，热退。但此时邪热虽去，元气大伤，而见筋惕肉瞤，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生脉加附子、龙骨、牡蛎回阳固阴。
台参一两，寸冬五钱，五味子二钱，熟川附子二钱，生龙骨八钱，生牡蛎六钱。
浓煎徐服，不拘时，渐能安眠。肢厥渐回，战栗渐止，神识略清，汗出减，舌齿转润，阴回阳生，脉搏徐复。
后以养阴益胃，兼清余热，用三才汤加枣仁、阿胶、石斛数剂，一切正常，停药观察，唯以饮食消息之，越数日痊愈出院。
《中医内科学》编者按云：“本例属闭脱互见的昏迷。”
确实，实践中找出一例参附汤送服安宫丸的内闭外脱病例不易，讲义权把蒲老的这则医案充作内闭外脱的实例，勉为其难。
可是案中明言“邪陷中焦之象，与邪入心包不同”，且所述症状，乃一派暑湿内陷之象。前医多予凉开而不愈者，以其寒遏而湿不化，故用辛开苦降法。辛开则阳气宣通，苦降则浊阴得泄，清升浊降，三焦气畅，何患之有。
此案与内闭外脱何涉！此案难以作为《温病学》所云“内闭外脱”支撑的实例。
4、下面，不妨再看看一些温病名家的医案，进一步说明上述观点。
一
《洄溪医案·暑》：芦墟迮耕石暑湿坏证，脉微欲绝，遗尿谵语，寻衣摸床，此阳越之证，将大汗出而脱。急以参附加童便，饮之少苏而未识人也。越三日未请，亟往果生矣。医者谓前药已效，仍用前方，药成未饮。余至曰，阳已回，火复燃，阴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连日啖数枚，更饮以清暑开胃而愈。
按：本为暑热证，因邪热亢盛而正气不支，转为亡阳。已然亡阳，暑热之邪尽消乎？未必尽消。纵然有邪，但因正气已衰，无力与邪抗争，也不可能表现出实闭证来。所以闭脱不能相兼，也不会出现参附汤送服安宫丸的那种治法。
案中急以参附汤加童便回阳救脱，童便虽咸寒，仅为反佐之用，自不同于寒热错杂者。待阳回，正气有能力再度与邪相争，又可出现阳热实证，此时再用附子，则“入咽即危”，当转而清暑。
当然，再度出现阳热亢盛实证时，毕竟经过亡阳的阶段，邪势亦挫，不会再像亡阳以前那样邪热亢盛。
二
《临证指南医案·疟·汪案》：邪弥漫，神昏喘急，谵妄惊搐，皆邪无出路，内闭则外脱。方用：细叶菖蒲根汁两钱，草果仁五分，茯苓皮三钱，紫厚朴一钱，绵茵陈三钱，辰砂益元散五钱，连翘心一钱半，金银花三钱，另用牛黄丸一服。
《临证指南医案·痉厥·杨案》：暑由上受，先入肺络，日期渐多，气分热邪送传入营，遂逼心包络中，神昏欲躁，舌暗缩，手足牵引，乃暑热深陷，谓之发痉，热闭在里，肢体反不发热，热邪内闭则外脱，岂非至急。考古人方法，清络热必兼芳香，开里窍以清神识。若重药攻邪，直走肠胃，与包络结闭无干涉也。犀角，元参，鲜生地，连翘，鲜菖蒲，银花，至宝丹四丸。
按：“内闭则外脱”，一个则字，明确指明内闭与外脱的因果闭关系。由于邪气闭结于内，神明失守，正气不得畅达于外而外脱，绝非正气衰败之脱。方用清心化浊开窍，何须参附回阳救脱。
5、关于内闭外脱的机理，《临证指南医案·脱》华岫云按语说得极为明确：“痧胀干霍乱，痞胀痉厥，脏腑窒塞之类，是内闭外脱也。”
由于邪气闭结于内，气机窒塞，正气不得畅达于外，致成外脱。这种外脱，绝非正气衰败，亦无须参附回阳，待里之闭结开，气机畅达，外脱自消。
一
《王孟英医案·附录》：“邪闭则正气无以自容而外脱者，阳从上脱，则汗多而气夺，阴从下脱，则泻多而液亡，所谓内闭外脱也。欲其不脱，必开其内闭，如紫雪、绛雪、行军散，皆开闭透伏之良方也”；又云：“昧者不知邪闭血凝，热深厥亦深之理，见其肢冷脉伏，即以为寒，又疑为脱，既不敢刺，更投热药，使邪无宣泄，愈闭愈冷，虽七窍流血而死亦不悔悟。”
按：王氏说得很清楚，由于内闭才导致外脱，虽肢冷脉伏，亦非寒、非脱，乃热深厥深，愈闭愈冷。欲救其“脱”，必开其闭结，断非参附所宜。
二
《吴鞠通医案·冬温·某案》：初二日，冬温谵语神昏，皆误表之故，邪在心包，宜急急速开膻中，不然则内闭外脱矣。先与广东牛黄丸二三丸，以开膻中，继以大承气汤攻阳明之实。生大黄八钱，元参八钱，老厚朴二钱，元明粉三钱，丹皮五钱，小枳实四钱。煮三盅，先服一盅，得便即止，不便再服。
按：本案之内闭外脱，是大承气合牛黄丸，而不是参附汤合牛黄丸。《温病学》非望文生训者何？
三
《清代名医医案精华·薛生白医案》：暑者，热中之阴邪也，心先受之，侵入胞络，怠惰不语，神昏肢冷，为不治。今脉迟软，渐有是机，四末渐冷，竟有内闭外脱之虞。急用通阳救逆之法，仿上大顺散之意，未识何为。桂枝，半夏，焦白芍，炙甘草。
按：迟软为阴脉，神昏肢冷乃阴证，知此神昏乃正气衰败所致。桂枝甘草辛甘化阳，芍药甘草酸甘化阴，佐半夏交通阴阳。此闭也，非邪实闭阻心包，而是正衰神明失守的一种症状表现。
6、综上所述，诸温病大家所言之内闭外脱，或指邪闭心包，正气不得外达而外脱；或正衰神明失守而内闭。
《温病学》称闭脱相兼，竟用参附龙牡汤合用安宫牛黄丸，不仅与理不合，亦乏事实依据，乃望文敷义。
闭脱乃性命攸关之际，焉能以杜撰之文堂而皇之地羼入大学教科书中，故辨之。
提示：文中处方，请在专业中医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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