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反腐皇帝哪家强？】
据史书记载，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每攻下一个地方，就要先把这个地方的官吏全部抓起来杀掉。他为什么这么恨唐朝地方官吏呢？主要是地方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过的苦不堪言，他们对地方官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必然狠狠地报复他们。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官员贪腐问题，当他成为皇帝后，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今天文史君就带领大家来看看。
01明代官员为什么会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大规模降低官员薪资待遇。首先，取消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原本职田是国家专门分配给在任官员的田地，其收入都归官员个人所有。其次，降低俸米规格。
中国许多朝代的官员俸禄往往以俸米的形式发放，也就是政府直接给官员发粮食作为工资。朱元璋也是这样干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给官员发放的俸米规格极低。明朝一品官的年俸才1044石，而汉代宰相的年俸则高达一万石。虽然这有度量衡变化的差价，但不可质疑的是，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有人就会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薄待为他打工的官僚集团呢？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把钱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过的舒服，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另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是个光宗耀祖的职业，大明官僚都读孔孟之书的文化人，就要用道德约束自己，既然有了好名声，就别要求经济待遇了。嘉靖时期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02朱元璋是怎么反贪污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都察院的职责就是监管中央以及六部官员，防止他们贪污。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以上是朱元璋在中央设置的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地方财政，但也可对中央各部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从中央定期派出巡按御史，到地方视察，监察地方官员。不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受到了监督，而监督部门也被监督，形成了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朱元璋还对各级官员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首先，地方官员不许到乡村去视察民情。这是为什么呢？在朱元璋印象里，凡是去视察民情的官员，表面上是深入基层，实际上就是找机会大吃大喝，搜刮民脂民膏。其次，限制官员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比如，官员在出差时，不允许使用公家车马来运送私人财物。如果是办公必带的物品，可以使用公家车马，但有重量限制，一般不允许超过十斤，超过后就受到杖刑。
正常来说，朱元璋设置了那么多监察机构，又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明初官员应该很少贪污吧？但事实恰恰相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小官小吏，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污。刑部官员收了钱之后就把罪犯放走，印钞局的官员和户部官员勾结，将印刷的七百万锭纸币私藏了20%左右。在地方上，浙江省的农民交的税比标准税额高出45%左右。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勾结，将地主头上的税额全部转嫁给普通农民。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地方官府就会派人到农民家里拆房屋，赶牲口
眼见自己制定的官员行为准则无人遵守，设置的监察机构也形同虚设，朱元璋愤怒极了，并决定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从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到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朱元璋连续杀了七八万的贪官，这其中也不乏有被冤枉的人，但朱元璋秉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对贪腐官员毫不手软。
04对贪官的恐吓和基层反腐
朱元璋一直想不通，为何朝廷的反贪污措施如此严厉，却总是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呢？他通过反思和总结，认为根源在社会风气上。在元朝时，社会风气就已败坏，贪污成风，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现在只有纠正社会风气，最终才能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那应该如何纠正社会风气呢？朱元璋亲自撰写了一本名为《大诰》的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贪官的一万种死法，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处理贪官的各种残酷刑罚。朱元璋是想通过这种恐怖书籍，对贪官污吏进行恐吓，取得震慑效果，让他们不敢贪污。
除了进行恐吓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基层反腐。具体的措施就是，向全天下老百姓宣布，人人都可以告发贪污官员。这项措施起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逐渐就变质了。一些老百姓借此向官员敲诈，还有一些官员逼迫老百姓去诬告不肯贪污的官员，弊端丛生，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反贪污真的太难了。
相比于明朝其他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官吏还算是比较廉洁奉公，比其他时期要好的多。但朱元璋想要彻底扫除贪污之风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明朝官员俸禄太低，别说过的体面，可能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需要贪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的监察机构本质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的互相监督，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互相制衡。既然是依附于皇权，那这些官员在自己退休前势必也想要捞一笔，谁又会真的想为民做主呢？所以解决贪污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据史书记载，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每攻下一个地方，就要先把这个地方的官吏全部抓起来杀掉。他为什么这么恨唐朝地方官吏呢？主要是地方官吏贪污成风，老百姓过的苦不堪言，他们对地方官恨之入骨，一旦有机会必然狠狠地报复他们。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深知官员贪腐问题，当他成为皇帝后，对官员腐败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今天文史君就带领大家来看看。
01明代官员为什么会穷？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下令大规模降低官员薪资待遇。首先，取消官员俸禄中的职田。原本职田是国家专门分配给在任官员的田地，其收入都归官员个人所有。其次，降低俸米规格。
中国许多朝代的官员俸禄往往以俸米的形式发放，也就是政府直接给官员发粮食作为工资。朱元璋也是这样干的，这本无可厚非，但他给官员发放的俸米规格极低。明朝一品官的年俸才1044石，而汉代宰相的年俸则高达一万石。虽然这有度量衡变化的差价，但不可质疑的是，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有人就会问，朱元璋为什么要薄待为他打工的官僚集团呢？一方面，他想尽可能地把钱拨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让他们过的舒服，毕竟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另一方面，他觉得当官是个光宗耀祖的职业，大明官僚都读孔孟之书的文化人，就要用道德约束自己，既然有了好名声，就别要求经济待遇了。嘉靖时期的海瑞可能最符合这一要求。
02朱元璋是怎么反贪污的？
公元1382年，朱元璋设立都察院，都察院的职责就是监管中央以及六部官员，防止他们贪污。后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以上是朱元璋在中央设置的监察机构。在地方上，设置十三道监察御史，用以监督地方财政，但也可对中央各部门进行监督。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从中央定期派出巡按御史，到地方视察，监察地方官员。不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受到了监督，而监督部门也被监督，形成了一张反腐败的大网。
为了防止官员滥用职权，朱元璋还对各级官员行为进行严格约束。首先，地方官员不许到乡村去视察民情。这是为什么呢？在朱元璋印象里，凡是去视察民情的官员，表面上是深入基层，实际上就是找机会大吃大喝，搜刮民脂民膏。其次，限制官员过度使用公共资源。比如，官员在出差时，不允许使用公家车马来运送私人财物。如果是办公必带的物品，可以使用公家车马，但有重量限制，一般不允许超过十斤，超过后就受到杖刑。
正常来说，朱元璋设置了那么多监察机构，又制定了如此严格的官员行为准则，明初官员应该很少贪污吧？但事实恰恰相反，上到王公贵族，下到小官小吏，几乎是无人不贪、无人不污。刑部官员收了钱之后就把罪犯放走，印钞局的官员和户部官员勾结，将印刷的七百万锭纸币私藏了20%左右。在地方上，浙江省的农民交的税比标准税额高出45%左右。更严重的是，一些地方官吏和地主勾结，将地主头上的税额全部转嫁给普通农民。农民一旦交不上税，地方官府就会派人到农民家里拆房屋，赶牲口
眼见自己制定的官员行为准则无人遵守，设置的监察机构也形同虚设，朱元璋愤怒极了，并决定对贪官污吏大开杀戒。从公元1382年的空印案，到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朱元璋连续杀了七八万的贪官，这其中也不乏有被冤枉的人，但朱元璋秉持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原则，对贪腐官员毫不手软。
04对贪官的恐吓和基层反腐
朱元璋一直想不通，为何朝廷的反贪污措施如此严厉，却总是无法根除贪官污吏呢？他通过反思和总结，认为根源在社会风气上。在元朝时，社会风气就已败坏，贪污成风，贪官污吏肆无忌惮，现在只有纠正社会风气，最终才能解决官员贪污问题。
那应该如何纠正社会风气呢？朱元璋亲自撰写了一本名为《大诰》的书。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论贪官的一万种死法，在书中详细记载了处理贪官的各种残酷刑罚。朱元璋是想通过这种恐怖书籍，对贪官污吏进行恐吓，取得震慑效果，让他们不敢贪污。
除了进行恐吓外，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基层反腐。具体的措施就是，向全天下老百姓宣布，人人都可以告发贪污官员。这项措施起初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后来逐渐就变质了。一些老百姓借此向官员敲诈，还有一些官员逼迫老百姓去诬告不肯贪污的官员，弊端丛生，最后连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反贪污真的太难了。
相比于明朝其他皇帝，朱元璋在位时的官吏还算是比较廉洁奉公，比其他时期要好的多。但朱元璋想要彻底扫除贪污之风的愿望到死也没有实现，或者说永远也不会实现。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明朝官员俸禄太低，别说过的体面，可能想要维持正常的生活开销就需要贪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的监察机构本质上都是依附于皇权的互相监督，而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权力互相制衡。既然是依附于皇权，那这些官员在自己退休前势必也想要捞一笔，谁又会真的想为民做主呢？所以解决贪污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1450”是什麼樣的存在?[并不简单]】據海峽之聲報道，“1450”，現在兩岸都知道這組數字代表什麼意思。它是拿人民納稅錢霸淩、欺騙與馴化人民的手段，變形的自由主義，為虎作倀的人士，與台灣執政當局的“網軍”。
論凶殘，蔡英文的“網軍”是第一名，因此她也被謔稱為“四軍統帥”，且最有用的不是海空軍，而是“網軍”。這個被形容為網絡蟑螂的“政治傭兵”，打擊對象是所有主人的敵人，包含同黨競爭對手，關於此，曾被“蔡網軍”往死裡整的賴清德，應該最有感。
一般民眾自然也是廣大的受害者，如果你對執政者民進黨有意見的話，被霸淩幾乎是日常。
台灣“長風基金會”於3月26日舉辦了系列講座，題為“網軍肆虐下的民主”，與會的除了學者，還有媒體主管，以及數據分析公司負責人，專談“1450現象”對台灣民主的傷害與解決之方。
現在，新平台的出現，完全打破了過去的輿論窄門，每個人都能在網絡發出聲音，異見野蠻生長，對於以選舉產生的權力體制而言，政治這個完全靠宣傳的行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訊息亂流，於是乎就有整頓的需求，民進黨得出的結論，就是“網軍”。
而讓民進黨得出這個結論的，是美國，其理論基礎，就是“認知作戰”。
要說美國是如何支配台灣的，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是，“台獨”是美國養大的，那麼如何養大?靠的主要就是情報。
上個世紀的事就不說了，本世紀以來的情報網絡化，美國不只養出“台獨”，還教會“台獨”如何透過假訊息的散佈，擴大支持者隊伍。
網絡信息的存在模式一開始是論壇，如知名的PTT，一個原來以大學生為主的論壇，就是現在所謂“塔綠班”的重要據點，後來“網軍”的“教戰守則”，基本上是在此論壇中纍積出來的經驗，簡單說，就是怎麼“吵架”，怎麼“圍毆”，怎麼透過這種方式帶風嚮。
社群網站興起後，臉書成了另一個重要據點，且由於其強大的互聯功能，信息能涵蓋的範圍遠比論壇更廣，因此成為主要的帶風嚮據點。以短文與圖像形式為主要信息的社群網站，其病毒式擴散信息與排除信息的速度極快，將它形容成一個“數據屠宰場”也不為過。
臉書、推特、谷歌，背後投資人都與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技術投資部門In-Q-Tel有關，CIA搜集、分析、監控、預測全球各地的數據，以提供給美國政府參考。
2009年開始，CIA和世界上最大的廣告代理網絡商WPP(WPPGY)合作，開展社交媒體數據挖掘項目，WPP聲稱擁有全球最大個人數據數據庫，包含人口統計、財務、購買和地理歷史。同年，In-Q-Tel投資WPP，作為股東之一。
當然，In-Q-Tel投資與數據相關的企業不只WPP，Fetch Technologues、Cleversafe、Cloudera等，都在投資清單中。除了搜集信息，個資作為分析，還能要求這些網絡巨頭删除他們不喜歡的信息。
這才叫作“現代東廠”，“血滴子”遍佈全球，美國各級政府與機關，都是受益者。
在台灣，統派大概是最先感受到這些監控的群體，早早就公開質疑“臉書是綠的”，動輒以各式奇怪理由封禁，申訴有門卻無果。
換言之，抱著“言論自由”的想法在這些美國平台上經營，是痴人說夢。今天可以過審的內容，明天可不一定行，早已順利營銷的內容，也時常被無預警下架。
有些“塔綠班”也偶而會公開“哀嚎”，說被臉書或YouTube封禁或下架、“言論自由”根本是假的，好似美國平台不分藍綠很公平。事實上，仔細分析這些被封嘴的“塔綠班”，恐怕都是得罪了綠營某些政客或擋了哪個當權派的財路，所以才被整。
合理推測，美國在台情報單位與民進黨當局的合作，當然包含網絡監控這一項，這甚至可能是最近緊密的合作項目，因為“認知作戰”并不僅只用於選舉期間，中美關係生變後，“1450”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作戰狀態。
“1450”最奸猾之處是，他們不會對知名的網絡節目(或媒體)下手，好維持一個“言論自由”的假象。真正有被封嘴風險的，都是那些可能崛起的異議者，以防止反對者隊伍的迅速擴大。
所有一切掌控，都在為美國與台灣當局認可的“網軍”清理路障，已形成一種壓倒性的言論風嚮。
有了取之不竭的資金來源，“1450”的攻擊可不只島內論敵，他們早早就出島，肆虐範圍遍及全球，甚至深入大陸，目的無非是妖魔化中國，宣揚“台獨”。
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疫情初期，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就曾遭到台灣“網軍”集中攻擊，憤而在一次公開談話裡點名台灣“網軍”。
此外，有一次大陸網民與泰國網民因為細故“互撕”起來了，台灣“網軍”就在中間扮演煽風點火的角色，直到將事件鬧成國際新聞。
還有，有些在大陸營生的知名台灣藝人也被鎖定，“1450”反串“小粉紅”，指控若干藝人是“台獨”，旨在激化兩岸矛盾與對立。
2018年日本風災，台旅客受困機場，台駐大阪辦事處遭台灣“網軍”集中圍剿，處長不堪受辱自殺，是一次“網軍殺人”的現成案例。這個效忠“駐日代表”謝長廷的“網軍”組織，後來遭到起訴，一審判決6個月徒刑(可繳罰金了事)。
以上只是冰山一角的一角，類似慘案，事例繁多，不勝枚舉...... #台湾# #台海问题# #祖国必须统一# #你有多久没有换手机了#
論凶殘，蔡英文的“網軍”是第一名，因此她也被謔稱為“四軍統帥”，且最有用的不是海空軍，而是“網軍”。這個被形容為網絡蟑螂的“政治傭兵”，打擊對象是所有主人的敵人，包含同黨競爭對手，關於此，曾被“蔡網軍”往死裡整的賴清德，應該最有感。
一般民眾自然也是廣大的受害者，如果你對執政者民進黨有意見的話，被霸淩幾乎是日常。
台灣“長風基金會”於3月26日舉辦了系列講座，題為“網軍肆虐下的民主”，與會的除了學者，還有媒體主管，以及數據分析公司負責人，專談“1450現象”對台灣民主的傷害與解決之方。
現在，新平台的出現，完全打破了過去的輿論窄門，每個人都能在網絡發出聲音，異見野蠻生長，對於以選舉產生的權力體制而言，政治這個完全靠宣傳的行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訊息亂流，於是乎就有整頓的需求，民進黨得出的結論，就是“網軍”。
而讓民進黨得出這個結論的，是美國，其理論基礎，就是“認知作戰”。
要說美國是如何支配台灣的，一個眾所皆知的事實是，“台獨”是美國養大的，那麼如何養大?靠的主要就是情報。
上個世紀的事就不說了，本世紀以來的情報網絡化，美國不只養出“台獨”，還教會“台獨”如何透過假訊息的散佈，擴大支持者隊伍。
網絡信息的存在模式一開始是論壇，如知名的PTT，一個原來以大學生為主的論壇，就是現在所謂“塔綠班”的重要據點，後來“網軍”的“教戰守則”，基本上是在此論壇中纍積出來的經驗，簡單說，就是怎麼“吵架”，怎麼“圍毆”，怎麼透過這種方式帶風嚮。
社群網站興起後，臉書成了另一個重要據點，且由於其強大的互聯功能，信息能涵蓋的範圍遠比論壇更廣，因此成為主要的帶風嚮據點。以短文與圖像形式為主要信息的社群網站，其病毒式擴散信息與排除信息的速度極快，將它形容成一個“數據屠宰場”也不為過。
臉書、推特、谷歌，背後投資人都與CIA(美國中央情報局)技術投資部門In-Q-Tel有關，CIA搜集、分析、監控、預測全球各地的數據，以提供給美國政府參考。
2009年開始，CIA和世界上最大的廣告代理網絡商WPP(WPPGY)合作，開展社交媒體數據挖掘項目，WPP聲稱擁有全球最大個人數據數據庫，包含人口統計、財務、購買和地理歷史。同年，In-Q-Tel投資WPP，作為股東之一。
當然，In-Q-Tel投資與數據相關的企業不只WPP，Fetch Technologues、Cleversafe、Cloudera等，都在投資清單中。除了搜集信息，個資作為分析，還能要求這些網絡巨頭删除他們不喜歡的信息。
這才叫作“現代東廠”，“血滴子”遍佈全球，美國各級政府與機關，都是受益者。
在台灣，統派大概是最先感受到這些監控的群體，早早就公開質疑“臉書是綠的”，動輒以各式奇怪理由封禁，申訴有門卻無果。
換言之，抱著“言論自由”的想法在這些美國平台上經營，是痴人說夢。今天可以過審的內容，明天可不一定行，早已順利營銷的內容，也時常被無預警下架。
有些“塔綠班”也偶而會公開“哀嚎”，說被臉書或YouTube封禁或下架、“言論自由”根本是假的，好似美國平台不分藍綠很公平。事實上，仔細分析這些被封嘴的“塔綠班”，恐怕都是得罪了綠營某些政客或擋了哪個當權派的財路，所以才被整。
合理推測，美國在台情報單位與民進黨當局的合作，當然包含網絡監控這一項，這甚至可能是最近緊密的合作項目，因為“認知作戰”并不僅只用於選舉期間，中美關係生變後，“1450”可以說無時無刻不在作戰狀態。
“1450”最奸猾之處是，他們不會對知名的網絡節目(或媒體)下手，好維持一個“言論自由”的假象。真正有被封嘴風險的，都是那些可能崛起的異議者，以防止反對者隊伍的迅速擴大。
所有一切掌控，都在為美國與台灣當局認可的“網軍”清理路障，已形成一種壓倒性的言論風嚮。
有了取之不竭的資金來源，“1450”的攻擊可不只島內論敵，他們早早就出島，肆虐範圍遍及全球，甚至深入大陸，目的無非是妖魔化中國，宣揚“台獨”。
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疫情初期，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就曾遭到台灣“網軍”集中攻擊，憤而在一次公開談話裡點名台灣“網軍”。
此外，有一次大陸網民與泰國網民因為細故“互撕”起來了，台灣“網軍”就在中間扮演煽風點火的角色，直到將事件鬧成國際新聞。
還有，有些在大陸營生的知名台灣藝人也被鎖定，“1450”反串“小粉紅”，指控若干藝人是“台獨”，旨在激化兩岸矛盾與對立。
2018年日本風災，台旅客受困機場，台駐大阪辦事處遭台灣“網軍”集中圍剿，處長不堪受辱自殺，是一次“網軍殺人”的現成案例。這個效忠“駐日代表”謝長廷的“網軍”組織，後來遭到起訴，一審判決6個月徒刑(可繳罰金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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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 这座城】他是清华学霸、行业领军者，他的“天津缘分”说来就来……】过去的十年
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2021年6月8日，在第七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来自天津的联智科技凭借工业设备智能预测性维护的一个项目拿下了特等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晓鹏，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曾上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
90后的刘晓鹏，大二就开始创业历程，打造出一家价值不菲的公司，后为了继续学业把公司出售。2020年，博士在读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二度创业的公司整体搬迁到天津，落户滨海新区，实现了公司从“注册在天津”到“真正在天津”的转变。
天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让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快速发展，而刘晓鹏也向记者袒露了他内心的志向：短期目标是争取实现公司尽早上市，而长期目标则是把联智打造成一家百年企业。
行业的开拓者、领军者
说起“工业设备的预测性运行维护”这个对公众有些陌生的概念，刘晓鹏短短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在工业各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一些大型的、高价值的生产设备需要维护好，减少或避免出故障，进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生产。“一些行业的大型设备，比如化工反应炉、高速列车等如果出故障是非常危险的。”
而预测性运行维护的“预测性”，就是在故障出现以前，根据设备各项数据提前判断哪里可能出故障，哪些部件需要更换，哪些流程需要调整。
刘晓鹏进一步解释，从工业发展历程来看，运维方式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人工的模式，就是老师傅凭经验和感官来判断，第二阶段是人通过传感器数据来判断的半自动方式，第三阶段就是靠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结合，实现全自动、智能的预测性运维。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业生产，都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运维模式，而刘晓鹏和团队正在发力的方向，也就是智能预测性维护。
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的振动、温度、声音、压力等各项数据，再搭建智能化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准确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判断故障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这一全自动的预测性运维，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我们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准确预测，对故障进行定位，指出故障起因和传导链，提出维护建议。”
预测性维护有多重要？刘晓鹏直言，它是现代生产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的大型设备，一出故障可能停产几个月，造成很大损失。预测性运维，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这些问题，减少停产损失，减少备品备件和资金占用。”
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刘晓鹏自豪而自信地表示，目前在国内，联智科技是唯一在预测性运维算法上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公司。“在预测性运维的算法上，没有第二家企业能够跟我们匹敌。”
给了刘晓鹏底气的，是他和团队的知识背景和积累。清华大学电机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主攻方向就是以电机为核心的设备故障研究，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故障模型库，掌握了各种大型设备故障的有效特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把预测性运维的误报率压在千分之一。”刘晓鹏告诉记者。
在努力中实现“螺旋上升”
联智科技发展至今，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刘晓鹏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各种成长中的问题，也天天都在解决问题。2018年，刘晓鹏把公司注册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但是团队仍然在北京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他们拿下了入行第一单。他坦言，拿下第一个客户是最难的，后边反而是越来越轻松。“你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联智科技业务空间越来越宽，他们的技术，成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电力、化工、船舶等，客户中不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神户钢铁、中国船级社等标杆客户。刘晓鹏至今还记得拿到中国船舶检测行业巨头——中国船级社订单的情景，这是他们步入船舶业务的第一单。
当时，是在2019年7月，在启迪之星举办的对接活动上，有五家清华的科技企业做技术和产品介绍，联智是其中一家。交流之后，中国船级社对联智的技术很感兴趣，随后双方密切沟通，刘晓鹏到现场驻场，成功解决了对方关于船用电机和船用泵的预测性运维应用研究，他们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效果很好，后来得到了推广应用。
而他们在钢铁行业的一笔业务，更是让厂家尝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是南方的一家钢铁企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技术能力打动了企业，刘晓鹏亲自驻场，他们的智能平台发现了该厂产线的一个严重故障，并进行了维护和纠正。“他们之前几年会频繁出现那类问题，但我们介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年可以减少5000多万元的产值损失。”
创业之初，刘晓鹏寻找合伙人，一位计划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校友和自己站在了一起，共同创业，并肩作战。
他们在努力，惊喜和收获接踵而至。团队从最早创业的2个人扩展到20个人，再扩展到70多个人……包括拿下了第一个客户，打入一个行业，再扩展到其他更多行业，他们不断收到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回首来路，刘晓鹏总结道，创业至今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技术、团队、业务三个核心要素的螺旋上升。“这三者是参差不齐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每一天都在磨合，在发展。”
说来就来的“天津缘分”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固有的节奏被打乱了。刘晓鹏发现，团队的业务开展总是面临很多限制，在北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等等也都是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制约因素。有一天，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公司注册在天津，那干脆真正到天津发展得了。”
坚定了想法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询问好友能否帮忙在天津联络办公场地，公司打算永久搬迁至天津。
消息发出，迅速得到了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的响应，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执行总经理张楠亲自联络刘晓鹏，对接各项事宜。“2月份开始谈，4月份就搬迁装修完成，顺利迁址。”刘晓鹏回忆道，天津招商引资的效率让他印象深刻。
入驻之后，滨海有关功能区和孵化器给予联智科技很大的扶持力度，让公司得以心无旁骛，专注发展。“到现在快两年了，园区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刘晓鹏告诉记者。
天津近年来出台的高水平人才扶持和落户新政等一揽子政策红利，也让联智科技的发展少了后顾之忧。公司核心管理层都是清华毕业，20余人的团队里，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高知队伍，如今他们大都已经在滨海买房、成家。
在张楠看来，刘晓鹏的团队就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智慧，整个团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团队整个节奏都非常的高效，在技术研发和日常业务开展中氛围很融洽。”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孵化业务总监杜文静告诉记者，作为园区运营方，作为新区的明星级孵化器，他们也要全方位、一对一为联智这样的企业做好服务，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蓬勃发展。
天津素来以制造业见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大城市，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如今，联智科技的客户，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天津的企业，其余的分布在全国各地。“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这里的创业氛围和发展环境都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天津市场深入挖掘。”
此外，天津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从天津可以很方便地高铁直达全国多地，“公司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去北京市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对接业务很方便。”
……
还在清华读大二时，刘晓鹏和几位同学来天津旅游，他们游览了意式风情街和天津之眼。在他的记忆里，天津这座城市和北京“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很热闹又安静的城市，“特别美，和北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儒雅。”那时的刘晓鹏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天津有这样一份缘分。
说起未来，刘晓鹏说自己有着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公司在几年内上市，而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立足天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百年企业，“希望公司能做到200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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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发展策略在天津次第展开
“三个着力”为发展指明方向、标注路径
“京津冀协同发展”同下一盘棋
“一基地三区建设”功能明确定位清晰
“制造业立市”传承历史发挥优势
“871生态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
“双城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这座城市
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民生为大
在这座有温度的城市里
时代发展的大成就
也写着你我的小成长
学了新手艺，有了新工作
做出了新成绩，获得新荣誉
换了新车，买了新房，开了新店
……
有衣食住行里的小确幸
也有民生温度里的获得感
那些从各地来到这里的新天津人
都在努力奔跑实现自己的梦想
也将自己与这座城市融在一起
天津这十年
你见证了城市的发展
城市也感谢你的付出
2021年6月8日，在第七届中国杭州大学生创业大赛总决赛中，来自天津的联智科技凭借工业设备智能预测性维护的一个项目拿下了特等奖。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晓鹏，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专业博士，曾上榜胡润30岁以下创业领袖榜单。
90后的刘晓鹏，大二就开始创业历程，打造出一家价值不菲的公司，后为了继续学业把公司出售。2020年，博士在读的他做出了一个决定，把二度创业的公司整体搬迁到天津，落户滨海新区，实现了公司从“注册在天津”到“真正在天津”的转变。
天津良好的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让联智科技（天津）有限责任公司稳步、快速发展，而刘晓鹏也向记者袒露了他内心的志向：短期目标是争取实现公司尽早上市，而长期目标则是把联智打造成一家百年企业。
行业的开拓者、领军者
说起“工业设备的预测性运行维护”这个对公众有些陌生的概念，刘晓鹏短短几句话，就解释的清清楚楚。他说，在工业各行业尤其是重工业领域，一些大型的、高价值的生产设备需要维护好，减少或避免出故障，进而减少生产事故，保障正常生产。“一些行业的大型设备，比如化工反应炉、高速列车等如果出故障是非常危险的。”
而预测性运行维护的“预测性”，就是在故障出现以前，根据设备各项数据提前判断哪里可能出故障，哪些部件需要更换，哪些流程需要调整。
刘晓鹏进一步解释，从工业发展历程来看，运维方式可以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纯人工的模式，就是老师傅凭经验和感官来判断，第二阶段是人通过传感器数据来判断的半自动方式，第三阶段就是靠人工智能和传感器的结合，实现全自动、智能的预测性运维。目前国际上先进的工业生产，都在进入第三阶段的运维模式，而刘晓鹏和团队正在发力的方向，也就是智能预测性维护。
通过传感器采集设备运行的振动、温度、声音、压力等各项数据，再搭建智能化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准确监测设备运行情况，提前判断故障可能会出现在哪里。这一全自动的预测性运维，可以大大节省人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进厂，我们的技术就可以帮助企业实现准确预测，对故障进行定位，指出故障起因和传导链，提出维护建议。”
预测性维护有多重要？刘晓鹏直言，它是现代生产企业不可或缺的一环，“有的大型设备，一出故障可能停产几个月，造成很大损失。预测性运维，可以帮助企业规避这些问题，减少停产损失，减少备品备件和资金占用。”
作为国内同行业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刘晓鹏自豪而自信地表示，目前在国内，联智科技是唯一在预测性运维算法上能够满足客户实际需求的公司。“在预测性运维的算法上，没有第二家企业能够跟我们匹敌。”
给了刘晓鹏底气的，是他和团队的知识背景和积累。清华大学电机系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在清华大学电机系，主攻方向就是以电机为核心的设备故障研究，我们有比较完备的故障模型库，掌握了各种大型设备故障的有效特征，结合人工智能算法，可以把预测性运维的误报率压在千分之一。”刘晓鹏告诉记者。
在努力中实现“螺旋上升”
联智科技发展至今，一路走来殊为不易。刘晓鹏笑着告诉记者，他们几乎天天都要面对各种成长中的问题，也天天都在解决问题。2018年，刘晓鹏把公司注册在中新天津生态城，但是团队仍然在北京工作。
2018年下半年，他们拿下了入行第一单。他坦言，拿下第一个客户是最难的，后边反而是越来越轻松。“你没有在这个行业做过，人家为什么要买你的东西。”
联智科技业务空间越来越宽，他们的技术，成功拓展到更多的领域，电力、化工、船舶等，客户中不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神户钢铁、中国船级社等标杆客户。刘晓鹏至今还记得拿到中国船舶检测行业巨头——中国船级社订单的情景，这是他们步入船舶业务的第一单。
当时，是在2019年7月，在启迪之星举办的对接活动上，有五家清华的科技企业做技术和产品介绍，联智是其中一家。交流之后，中国船级社对联智的技术很感兴趣，随后双方密切沟通，刘晓鹏到现场驻场，成功解决了对方关于船用电机和船用泵的预测性运维应用研究，他们的技术方案得到认可，效果很好，后来得到了推广应用。
而他们在钢铁行业的一笔业务，更是让厂家尝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那是南方的一家钢铁企业，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他们的技术能力打动了企业，刘晓鹏亲自驻场，他们的智能平台发现了该厂产线的一个严重故障，并进行了维护和纠正。“他们之前几年会频繁出现那类问题，但我们介入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每年可以减少5000多万元的产值损失。”
创业之初，刘晓鹏寻找合伙人，一位计划去斯坦福大学读博士的校友和自己站在了一起，共同创业，并肩作战。
他们在努力，惊喜和收获接踵而至。团队从最早创业的2个人扩展到20个人，再扩展到70多个人……包括拿下了第一个客户，打入一个行业，再扩展到其他更多行业，他们不断收到企业发来的感谢信。
回首来路，刘晓鹏总结道，创业至今每天都在面临新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是技术、团队、业务三个核心要素的螺旋上升。“这三者是参差不齐的，有高一点的，有低一点的，每一天都在磨合，在发展。”
说来就来的“天津缘分”
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固有的节奏被打乱了。刘晓鹏发现，团队的业务开展总是面临很多限制，在北京，人力成本、办公成本等等也都是不得不重点考虑的制约因素。有一天，他的脑海中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反正公司注册在天津，那干脆真正到天津发展得了。”
坚定了想法之后，他发了一条朋友圈，询问好友能否帮忙在天津联络办公场地，公司打算永久搬迁至天津。
消息发出，迅速得到了滨海新区海洋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的响应，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执行总经理张楠亲自联络刘晓鹏，对接各项事宜。“2月份开始谈，4月份就搬迁装修完成，顺利迁址。”刘晓鹏回忆道，天津招商引资的效率让他印象深刻。
入驻之后，滨海有关功能区和孵化器给予联智科技很大的扶持力度，让公司得以心无旁骛，专注发展。“到现在快两年了，园区没收过一分钱房租。”刘晓鹏告诉记者。
天津近年来出台的高水平人才扶持和落户新政等一揽子政策红利，也让联智科技的发展少了后顾之忧。公司核心管理层都是清华毕业，20余人的团队里，大部分都是中国科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吉林大学等名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是一支名副其实的高知队伍，如今他们大都已经在滨海买房、成家。
在张楠看来，刘晓鹏的团队就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高学历、高智慧，整个团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青春、很阳光，特别的积极向上。团队整个节奏都非常的高效，在技术研发和日常业务开展中氛围很融洽。”
启迪之星（天津·海洋园）孵化业务总监杜文静告诉记者，作为园区运营方，作为新区的明星级孵化器，他们也要全方位、一对一为联智这样的企业做好服务，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高新区蓬勃发展。
天津素来以制造业见长，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大城市，大型工业企业众多。如今，联智科技的客户，有近三分之一都是天津的企业，其余的分布在全国各地。“感觉天津是一座很开放的城市，这里的创业氛围和发展环境都比较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在天津市场深入挖掘。”
此外，天津的区位优势明显，交通便利，从天津可以很方便地高铁直达全国多地，“公司离高铁站只有2公里，去北京市区只需要一个多小时，回学校对接业务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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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清华读大二时，刘晓鹏和几位同学来天津旅游，他们游览了意式风情街和天津之眼。在他的记忆里，天津这座城市和北京“非常的不一样”，是一个很热闹又安静的城市，“特别美，和北京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非常不一样，很儒雅。”那时的刘晓鹏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和天津有这样一份缘分。
说起未来，刘晓鹏说自己有着近期和远期两个目标，近期目标就是继续努力，争取实现公司在几年内上市，而长期目标，就是希望能立足天津、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做百年企业，“希望公司能做到200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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