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曹丕“招黑”的两个传说】 因为“七步诗”上了热搜，曹植自然而然也被热搜了。前不久，《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封面故事《曹操·缔造魏国》，并以系列文章介绍曹操纵横捭阖的故事。这中间，都绕不开曹丕。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曹丕即魏文帝，在位七年。他的文治武功虽然并非特别出色，但也不能说平庸无为。那为什么对他的评价偏低呢？很显然，“七步诗”“心机男”抢甄氏的故事，都一直在给他“招黑”。尽管这两个故事或被证伪，或最多“莫须有”，但因流传太广，很多人仅凭朴素的满腔义愤，就恨起他来，曹丕确实有点冤。
曹丕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往往“更让人相信”
从两个故事说起。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他逼曹植写“七步诗”了。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这件事：魏文帝曹丕命令曹植，七步以内写成一首诗，否则杀头。没想到，曹植七步之内，吟出那首流传至今的《煮豆诗》。
虽然不少学者从各种角度论证，这个故事应不属实，但丝毫不影响其广泛流传，并为大家津津乐道。
这个故事形成的效果，类似如今娱乐圈里那种“虐粉”套路带来的结果，粉丝们因为同情自己的“爱豆”受到打压，反而加倍支持。那么，曹丕不挨骂谁挨骂？
娶到甄氏的故事里，曹丕妥妥地被塑造成了“心机男”，这对他又是一个大大的减分项。
甄氏原本是袁绍儿子袁熙的夫人，才貌俱佳，家世也很显赫。按某些“趣历史”的表述，曹操攻打邺城，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据甄氏为己有。意想不到的是，曹丕捷足先登。原来，曹丕也早已听闻甄氏貌美，借此机会率先冲进袁府，抓到甄氏，并大大方方地请求曹操，把她赐给自己为妻。事已至此，曹操也没办法了。曹丕计谋得逞，顺利抱得美人归。但是，“心机男”的称号也就坐实了。如此心机，岂能不令人鄙薄。
围绕甄氏的故事至此并没结束。排在“建安七子”首位的孔融，因为曾拿这件事讽刺过曹操，引来杀身之祸。听说曹丕娶了甄氏一事后，孔融一本正经地对曹操说，这事再正常不过了，以前，武王伐纣，就把妲己赐给了周公。本来，曹操一直感觉此事有点夺人妻室之嫌，闻听有这样的历史掌故，非常高兴，于是，赶紧向孔融打听，语出何典？孔融回答，以今例古，应当如此。曹操这才明白，孔融是在讽刺自己，心里暗恨不已。在此之前，孔融经常对曹操傲慢无礼，早已惹得曹操大为不满，他这番“过嘴瘾”无异于火上浇油。最终，曹操借别人奏免之机，把孔融杀头了事。孔融作为一位名士，如此丧命还是引起很多人的惋惜与不平。尽管关系间接，这件事的一大块罪过，也被记到了曹丕头上。
还有一个说法，曹植名作《洛神赋》，也与甄氏有关。据说，曹植也是非常倾慕甄氏，思慕而不得，于是以甄氏为“蓝本”，下笔千言，洋洋洒洒，写下了这篇辞采华茂、气度雍容的赋中名篇。当然，这也是无稽之谈，好事者附会而已。但是，那些相信这个故事而为曹植鸣不平的人，还是把责任追到曹丕那里。
种种传说，虽不是事实，编造故事的人可能觉得有趣，像相声中甩了个“包袱”，但对于曹丕的名声来说，却极有杀伤力。这么多“黑料”，曹丕名声能好到哪里去？
选拔人才“勿拘老幼”
按正史记载，曹丕在文治武功方面，都还能够称得上有所作为。
曹丕去世后谥号“文”，当然与他好文、“文治”有关。《三国志·魏书》评价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
曹丕之好文，一是诗文创作颇有成绩，二是在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简而言之，他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开七言诗创作风气之先。文学理论方面，写出了《典论·论文》，许多观点卓有见识，影响至今。
在文治方面，他非常重视文化和选拔人才。《三国志·魏书》记载，黄初二年，曹丕即位后的第二年，因为注意到“阙里不闻讲颂之声，四时不睹蒸尝之位”，遂下诏设宗圣侯，奉孔子祀，并命令鲁郡“修起旧庙，置百万户吏卒以守卫之，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
黄初三年，曹丕下诏选拔人才，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这个选拔人才的标准可谓不拘一格，明确要求选才不要受年龄等条件限制，真正有才华的人就要擢拔，而且明确命令政府部门对那些“不以实”取才，仍然机械呆板按条文操作的，进行监督和纠正。
这些政策，对文化和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文治方面的举措，曹魏政权也是一脉相承的。曹操生活的年代，鹿逸中原，群雄纷争。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最大可能地笼络人才，曹操主张“唯才是举”，提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都可以量才适用。提出这样的主张，可能也与曹操本人的经历有关。《三国志·魏书》记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可见，他虽然小时候很聪明，但并未走那条由学入仕之路，反而有点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据了解，东汉官僚选拔采取“察举制”，至汉顺帝阳嘉元年，尚书令左雄上书“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同时要求官员考察对象必须满足基层任职“满岁”的条件，朝廷同意并颁行。汉桓帝本初元年，对基层任职时间的要求进一步延长，必须满10年才可以。按专栏作家江上苇的说法，曹操举孝廉，“时年20岁不到——无论是按照阳嘉制的很年40岁，还是按本初诏的基层锻炼10年，他哪项都不满足。”更何况，他还“任侠放荡，不治行业”。
各种条件都不具备，曹操仍然被成功荐举。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可能让曹操认识到，如果严格按照那些条条框框，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才，会被拒之门外。这与现实需要严重不符。所以，他后来颁布《求贤令》，提出要“唯才是举”；后又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要求举荐“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而且强调“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至曹丕，如上所述，同样要求“以实”取才，起到了承上启下、延续文脉的作用。
曹叡（魏明帝）做太子时，即“唯潜思书籍而已”。即位后，认为“尊儒贵学，王教之本也”，曾下诏要求各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他还认为，“世之质文，随教而变”，要求选拔任用有真才实学者，“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后来，还曾专门下诏，把曹丕所著《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可惜，魏明帝时，已经“大权偏据”，诏令也被臣僚们当成例行公事，还有谁愿意去推行落实呢。
厚葬都是“愚俗所为”
此外，在军事与社会治理方面的为政理念，也颇能显示曹丕与众不同的个性。
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使当了皇帝后，曹丕仍然面对诸多军事行动，包括魏国内部发生的叛乱。或许是厌倦了刀兵生涯，或许是心存悲悯，他一直希望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魏书》中记载，山贼郑甘、王照及卢水胡率众投降，时已嗣位丞相、魏王的曹丕非常得意，在众多谋士臣僚面前，接连列举出历史上很多先例，证明自己力排众议、不必用兵而让对手来降的策略有效、有功。曹丕还特别表示，“吾今说此，非自是也，徒以为坐而降之，其功大于动兵革也。”能够运筹帷幄，尽最大努力避免刀兵相见，不战而屈人之兵，确实值得称道。
主张简葬，并以身作则。按《三国志·魏书》，曹丕将陵地选在首阳山，对于身后事，通过“终制”作了详细交代。其中，明确提出，陵墓需“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即不封土，不种树，不建寝殿，不造园林，不修神道。曹丕认为，“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葬了，就要像藏起来一样，让别人找不到。那些大造陵墓，招摇厚葬的，纯粹是“愚俗所为”。此前已经有无数实际例子说明，厚葬更容易被盗墓。一旦陵墓被盗挖，对于逝者，无异于受刑，如同“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所以曹丕反复叮嘱，如果不按他所说的办，就是不忠不孝。曹丕去世后，他的丧葬事宜即按“终制”执行。
曹丕主张简葬，并非突然异想天开。首先，是有思想基础的，这方面与曹操一脉相承。另外，应该也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客观而言，他有为自己打算的因素，希望百年以后，能真正入土为安。更重要的，恐怕还是为治国算计。毕竟，长年不断的战争，给社会生产带来了极大破坏，如果再兴厚葬之风，必然会造成社会生产和财富的极大浪费，由此又会挤压其他需求。比如，军队筹集物资就会遇到更多难题。如果军队连养活自己都成问题，战斗力又如何保障？倡导简葬，节约资源，类似一系列问题都能得到有效消除或缓解。事实也是如此。
从这些政策来看，曹丕还是很有远虑的。有远虑，则大致能把握和顺应大势。但是，他当了七年皇帝就去世了，很多政策的效果可能才刚刚显现，有的甚至因为世乱而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这应该也是导致他在社会评价上拿“低分”的一个原因。如果他能多在位几年，又会是什么情形？有没有可能拿出一整套令人惊叹的治国良策，直接改变天下版图？这个问题肯定又是众说纷纭。怎么想象大可天马行空，也不必较真，因为历史都已经发生，再离谱的想象也不过是图个乐而已。总之，曹丕属于那些八卦传说的受害者，反过来说，正是凭借那些传说，曹丕才为更多人知晓，这也算历史的一个补偿吧。
【一生粉丝无数，却在93岁拍了一部最“心碎”的片子[心]】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中，他历经传奇，目睹过自然世界中最壮丽的奇景和最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北方的海里有一条大鱼，名字叫鲲。鲲非常巨大，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变化为鸟，名字叫鹏。鹏的脊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当它振动翅膀奋起直飞的时候，翅膀就好像挂在天边的云彩。这只鸟，大风吹动海水的时候就要迁徙到南方的大海去了。南方的大海，那就是‘天池’。《齐谐》是一部专门记载怪异事情的书，这本书上记载说：“鹏鸟迁徙时，翅膀拍击水面激起三千里的波涛，鹏鸟奋起而飞，旋转扶摇而上直冲九万里高空，乘着六月的大风离开了北海。”像野马奔腾一样的游气，飘飘扬扬的尘埃，仿佛是由生物气息吹拂。我们所见湛蓝的天空，那是它真正的颜色吗？它是无边无际的吗？鹏鸟所见，大概也是这个样子吧。水汇积不深，它浮载大船就没有力量。倒杯水在庭堂的低洼处，可以用芥草作船，而搁个杯子当船就会粘住不动了，因为水太浅而船太大了。风聚积的力量不雄厚，它便无法托负巨大的翅膀。所以，鹏鸟飞到九万里高空，风就在它的身下，然后方能凭借风力飞行，背负着青天，毫无阻挡，这样就能飞到南方了。寒蝉与小灰雀对此觉得很奇怪，它说：“我猛地起飞，力图到达榆树和檀树的树枝，有时飞不到，也就落在地上而已，为什么要到九万里的高空再而向南飞呢？”到近郊去的人，晚餐前就可以返回，肚子还没饿，不需要干粮；到百里之外去，晚上就要准备第二天的干粮；到千里之外去，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粮食。寒蝉和灰雀这两个小东西当然不懂得这些道理，小不点理解不了大块头，寿命短的理解不了寿命长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朝菌不知道有月初月末，寒蝉不知道有春天和秋天，这是活的短的。楚国南边有一种叫冥灵的大龟，五百年为春，五百年为秋；上古有一种叫大椿的树，八千年为春，八千年为秋，这就是长寿。八百岁的彭祖是一直以来所传闻的寿星，人们若是和他比寿命，岂不可悲吗？商汤和棘也有过前面所讲的谈话。在那草木不生的北方，有一个很深的大海，那就是‘天池’。那里有一种鱼，宽有好几千里，没有人知道它有多长，名字叫鲲。有一只鸟，名字叫鹏，它的脊背像座大山，那展开的双翅就像云垂天边。借着旋风盘旋而上九万里，超越云层，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翔，去往南方的大海。小泽里的麻雀讥笑鹏说：“它打算飞到哪儿去？我奋力起飞，不过几丈高就落下来，盘旋于蓬蒿丛中，这也是我飞翔的极限了。它打算飞到哪儿去？”这是大和小的分别。同样地，那些才智胜任一个官职、能力在一乡中优秀出众、德行能投合一个君王的心意的，能力能够取得全国信任的，他们看待自己时，其实也像斥鴳的见识，所以宋荣子就讥笑他们。宋荣子是那种世上的人们都赞誉他也不会让他感到鼓舞，他也并不因此就感到沮丧，清楚地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辨明荣辱的界限，至此而已。这种人世上，不多吧。这样虽然免了步行，还是有所凭借的。列子能驾风行走，轻盈美好，十五天后方才回到地面上，有他这样福气的人不多吧。但他虽然可免于行走的劳苦，却还是要有所依赖。人如果能够遵循自然的本性，把握“六气”即阴、阳、风、雨、晦、明等宇宙万物的规律变化，遨游于无穷无尽的境域，却还是要有所依赖。因此说：道德修养最高的人能顺应客观，忘掉自己，“神人”没有功绩心，“圣人”没有名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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