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被讨厌的勇气，你有吗？
第一次是听到大张伟说他为了抵抗抑郁调整心态，经常读一本《被讨厌的勇气》。真正开始读是因为儿子的推荐。
本书是两位日本作者采用对话形式，对阿德勒心理学进行解读，通俗易懂。阅读过程中，确实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弗洛伊德、荣格被并称为“心理学三大巨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更体现本我，阿德勒的关注点在自我。作为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阿德勒有“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之称。他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
阿德勒的心理学，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他对于当下的重视，对于人际的理解，对于勇气和决定的重要性的再三确认，都令人印象深刻。
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是自我的枷锁和解放。阿德勒想要帮我们挣脱的第一个束缚来自过去。从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开始，很多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是过去、尤其是童年经历的产物。阿德勒认为，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这个观点醍醐灌顶啊，过去不应成为束缚自己的借口。所谓的心理症状，并不是过去经历的产物，而是为现在的“目的”服务。
第二个束缚来自人际关系。我们的很多心理困扰都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期待和评价。正是这种评价体系，造成了人的骄傲和自卑。而人们又经常借“爱”之名，行支配和控制之实。阿德勒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是自己，做好自己的课题就行。
第三个束缚，来自未来。很多人目标远大，觉得只有当上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人生才真的开始，现在的生活还不叫“人生”，只能算是在通往人生的路上。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把现在贬低成了实现未来的工具。但现在却是我们唯一真正经历和拥有的。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分析了生活中种种烦恼的根源，而且还一一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针对“什么是幸福”这个永久的哲学追问，本书在提出独到见解的同时还给出了“如何获得幸福”的具体对策。又比如，就人际关系这个常常困扰着我们生活的问题，本书在断言“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的同时，还给出了“课题分离”这一具体解决办法。别人怎么看是他的课题，我只要把自己的课题做完。
本书还针对“自卑情结”“优越情结”和“幸福感”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指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获得幸福”，并给出了“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这三大良方。
我们常常认为，横亘在你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过去的经历或错误。阿德勒却认为，心理创伤并不存在，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交友课题、工作课题以及爱的课题是人生的三大课题。行为方面的目标有“自立”和“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两点。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是“我有能力”以及“人人都是我的伙伴”这两种意识。
阿德勒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分为“工作课题”“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这三类，又统称为“人生课题”。
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过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也就是舍弃真正的自我，活在别人的人生之中。
砍断“格尔迪奥斯绳结”。阿德勒心理学中有反常识的方面：否定原因论、否定精神创伤、采取目的论；认为人的烦恼全都是关于人际关系的烦恼；此外，不寻求认可或者课题分离也全都是反常识的理论。
阿德勒这样定义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把他人看作伙伴并能够从中感到“自己有位置”的状态，就叫共同体感觉。阿德勒认为他自己所叙述的共同体不仅仅包括家庭、学校、单位、地域社会，还包括国家或人类等一切存在；在时间轴上还包括从过去到未来，甚至也包括动植物或非生物。把对自己的执著（self interest）变成对他人的关心（social interest）。
批评不好……表扬也不行？只要能够对所有人都建立起“虽不同但平等”的横向关系，那就根本不会产生自卑情结。因为自卑感原本就是从纵向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
有价值就有勇气，人怎样才能够获得“勇气”？阿德勒的见解是：人只有在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才可以获得勇气。只要存在着，就有价值。我们仅仅因为“存在于这里”，就已经对他人有用、有价值了。
不是肯定自我，而是接纳自我。把对自己的执著（self interest）转换成对他人的关心（social interest），建立起共同体感觉。这需要从以下三点做起：“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工作的本质是对他人的贡献。要想获得归属感就必须把他人看作伙伴，而要做到视他人为伙伴就需要自我接纳和他者信赖。
阿德勒认为，幸福由自己决定，从这一刻起，就能变得幸福。所有人都能够幸福，幸福就是有贡献感。是否有贡献是他人的观点，你只需有贡献感。获得贡献感的手段一旦成了“被他人认可”，最终就不得不按照他人的愿望来过自己的人生。通过认可欲求获得的贡献感没有自由。
追求理想者面前
人类都具有“优越性追求”这种普遍性的欲求。人生是一连串的刹那。看似像线一样的人生其实也是点的连续，也就是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我们的人生只存在于刹那之中”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人生是连续的刹那，根本不存在过去和未来。你是想要通过关注过去或未来为自己寻找免罪符。过去发生了什么与你的“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关系，未来会如何也不是“此时此刻”要考虑的问题。
人生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你可以赋予这样的人生以意义，而能够赋予你的人生以意义的只有你自己。
我们要像跳舞一样认真过好作为刹那的“此时此刻”，既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只需要过好每一个完结的刹那。没必要与谁竞争，也不需要目的地，只要跳着，就一定会到达某一个地方。
第一次是听到大张伟说他为了抵抗抑郁调整心态，经常读一本《被讨厌的勇气》。真正开始读是因为儿子的推荐。
本书是两位日本作者采用对话形式，对阿德勒心理学进行解读，通俗易懂。阅读过程中，确实有醍醐灌顶的感觉。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弗洛伊德、荣格被并称为“心理学三大巨头”。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更体现本我，阿德勒的关注点在自我。作为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阿德勒有“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之称。他在精神分析学派内部第一个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由生物学定向的本我转向社会文化定向的自我心理学。
阿德勒的心理学，被称为勇气的心理学。他对于当下的重视，对于人际的理解，对于勇气和决定的重要性的再三确认，都令人印象深刻。
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是自我的枷锁和解放。阿德勒想要帮我们挣脱的第一个束缚来自过去。从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开始，很多心理学家都相信人是过去、尤其是童年经历的产物。阿德勒认为，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这个观点醍醐灌顶啊，过去不应成为束缚自己的借口。所谓的心理症状，并不是过去经历的产物，而是为现在的“目的”服务。
第二个束缚来自人际关系。我们的很多心理困扰都来自社会和他人的期待和评价。正是这种评价体系，造成了人的骄傲和自卑。而人们又经常借“爱”之名，行支配和控制之实。阿德勒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是自己，做好自己的课题就行。
第三个束缚，来自未来。很多人目标远大，觉得只有当上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人生才真的开始，现在的生活还不叫“人生”，只能算是在通往人生的路上。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就把现在贬低成了实现未来的工具。但现在却是我们唯一真正经历和拥有的。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分析了生活中种种烦恼的根源，而且还一一给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针对“什么是幸福”这个永久的哲学追问，本书在提出独到见解的同时还给出了“如何获得幸福”的具体对策。又比如，就人际关系这个常常困扰着我们生活的问题，本书在断言“一切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的同时，还给出了“课题分离”这一具体解决办法。别人怎么看是他的课题，我只要把自己的课题做完。
本书还针对“自卑情结”“优越情结”和“幸福感”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指出“任何人都可以随时获得幸福”，并给出了“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这三大良方。
我们常常认为，横亘在你我人生中的种种问题，都是由于过去的经历或错误。阿德勒却认为，心理创伤并不存在，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
交友课题、工作课题以及爱的课题是人生的三大课题。行为方面的目标有“自立”和“与社会和谐共处”这两点。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是“我有能力”以及“人人都是我的伙伴”这两种意识。
阿德勒把这些过程中产生的人际关系分为“工作课题”“交友课题”和“爱的课题”这三类，又统称为“人生课题”。
要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过于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就会按照别人的期待去生活。也就是舍弃真正的自我，活在别人的人生之中。
砍断“格尔迪奥斯绳结”。阿德勒心理学中有反常识的方面：否定原因论、否定精神创伤、采取目的论；认为人的烦恼全都是关于人际关系的烦恼；此外，不寻求认可或者课题分离也全都是反常识的理论。
阿德勒这样定义人际关系的终极目标:把他人看作伙伴并能够从中感到“自己有位置”的状态，就叫共同体感觉。阿德勒认为他自己所叙述的共同体不仅仅包括家庭、学校、单位、地域社会，还包括国家或人类等一切存在；在时间轴上还包括从过去到未来，甚至也包括动植物或非生物。把对自己的执著（self interest）变成对他人的关心（social interest）。
批评不好……表扬也不行？只要能够对所有人都建立起“虽不同但平等”的横向关系，那就根本不会产生自卑情结。因为自卑感原本就是从纵向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意识。
有价值就有勇气，人怎样才能够获得“勇气”？阿德勒的见解是：人只有在能够感觉自己有价值的时候才可以获得勇气。只要存在着，就有价值。我们仅仅因为“存在于这里”，就已经对他人有用、有价值了。
不是肯定自我，而是接纳自我。把对自己的执著（self interest）转换成对他人的关心（social interest），建立起共同体感觉。这需要从以下三点做起：“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工作的本质是对他人的贡献。要想获得归属感就必须把他人看作伙伴，而要做到视他人为伙伴就需要自我接纳和他者信赖。
阿德勒认为，幸福由自己决定，从这一刻起，就能变得幸福。所有人都能够幸福，幸福就是有贡献感。是否有贡献是他人的观点，你只需有贡献感。获得贡献感的手段一旦成了“被他人认可”，最终就不得不按照他人的愿望来过自己的人生。通过认可欲求获得的贡献感没有自由。
追求理想者面前
人类都具有“优越性追求”这种普遍性的欲求。人生是一连串的刹那。看似像线一样的人生其实也是点的连续，也就是说人生是连续的刹那。我们只能活在“此时此刻”，我们的人生只存在于刹那之中”最重要的是“此时此刻”人生是连续的刹那，根本不存在过去和未来。你是想要通过关注过去或未来为自己寻找免罪符。过去发生了什么与你的“此时此刻”没有任何关系，未来会如何也不是“此时此刻”要考虑的问题。
人生没有普遍性的意义。但是，你可以赋予这样的人生以意义，而能够赋予你的人生以意义的只有你自己。
我们要像跳舞一样认真过好作为刹那的“此时此刻”，既不看过去也不看未来，只需要过好每一个完结的刹那。没必要与谁竞争，也不需要目的地，只要跳着，就一定会到达某一个地方。
#两个制造业大国怎么相处#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此次访问是疫情发生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动身之际，朔尔茨专门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表示“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华春莹讲述德企在华合作情况#
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杂音的正面回应。
其实，对于这些杂音也不必大惊小怪，中德两个东西方大国互动过程中，难免有些小插曲。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50年前，中德建交时，德国一定清楚，自己在跟一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打交道。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和综合国力都无法跟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在很多领域还是白纸一张，亟待发展，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后看到的机遇。德国，也不例外。
几十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一些西方国家感受到了竞争和所谓的威胁，越来越频繁地把意识形态摆出来凌驾于其他议题之上，只是因为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取得了迅速发展。
此时，一些国家选择拉帮结伙来打压和围堵中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找到了和中国良好互动的方式，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与朔尔茨的会见中强调的，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
中德同为制造业大国的代表，能够超越所谓的“竞争叙事”，无疑为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相处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互动之路。
这一次，与朔尔茨同行来华的，是一个由12家德国大型企业高管组成的经济代表团。
德国大众，也在名单之列。
德国大众和中国的渊源，是中德产业互动的一个缩影。
2022年德国大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系车企的崛起，大众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中德建交不久，大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国度——如果能拿下中国市场，大众就有了与日系品牌竞争的机会。
彼时，初步建立工业基础的中国，刚刚吹响开放的号角。中国亟需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与生产设备，推动经济的发展。
汽车是当时的重点行业之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江飞涛告诉谭主，汽车有数万个零件，它的生产链条非常长，几乎涵盖了包括冶金、电子、化工等所有的制造业部门，这也意味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但当中国向全球几大车企发出合作的信号时，却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应。
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车企还是日本车企，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他们难以从心底认同，以中国的模式，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路径的结果。
中国向外探求的时点，正值新自由主义和“去工业化”在全球兴起，美国是主要的推手，不断鼓吹“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对价格进行管制，而必须使其由市场自身形成并决定，这加速了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
美国金融资本无孔不入地控制其他国家的实体产业，收割了巨额利润。
当时的中国，则是希望通过中西合作带动国产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推动外国汽车国产化，进而为研发、培育自主品牌做准备。
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少耐心，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江飞涛告诉谭主，当时，发达国家只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类似于家电组装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都是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环节。
当时的德国，并没有跟随美国，一味选择脱实向虚的路径，而是继续发展壮大本国制造业。这和德国一直延续的经济政策有关：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一句在德国影响深远的名言——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德国，选择了一条实业立国的道路。
而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要想壮大发展，德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在国际上打开突破口，务实的德国大众，愿意与中国合作。
尽管双方都有意愿，但合作的过程，比想象之中要痛苦得多。
由于没有生产线，最初，中国只能做组装的工作。就是这条简陋的组装线，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
中国汽车制造，逐渐从手工敲打的粗放生产，变成了流水线式的规范生产。
被改变的，不只是汽车工业。
根据合作协议，中德合资生产桑塔纳汽车。但当时，针对合资，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也正是在中德合作的推动下，中国推出了《合资法》。
有了汽车行业做试点，1983年，我国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
引用外资，也让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随着桑塔纳汽车国产化的不断推进，中国汽车工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带动的，还有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助推大众登上了全球汽车销量第一的宝座。
大众合资建厂的故事，只是中德合作的一个缩影。为了进军中国市场，德国企业以务实的态度向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
江飞涛告诉谭主，中德合作形成了相互成就的合作模式。
一方面，中国庞大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培育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由此带来的集群效应能够降低零部件成本，这让德国企业受益。
另一方面，与德国的合作，提升了中国的技术能力、管理经验，这都会增强中国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合作模式一直处于正向循环，也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效仿。
然而，这种正向循环在2008年之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引发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认识——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以实体制造业为主导的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
发达国家，重新开始重视制造业。各国相继推出促使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
但产业回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来看，更是有现实矛盾——伴随着产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会不断向上游攀升，在一些领域势必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的追赶与竞争。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渲染“脱钩”论调，打压和围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这自然也对德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德国企业界一度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国“越来越有竞争的要素”。
一些杂音逐渐出现，中德产业合作来到十字路口。
2014年，一次访问带来了转机。
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德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德应尽快为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制定行动纲要。
这次访问结束6个多月后，中德签署共同纲要，其中明确表示，德国欢迎拓展中国与欧洲之间陆路贸易通道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欧亚大陆，给中德的产业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德国与中亚、东亚等地的联系，这些地方成为德国工业新的原料地与生产地，进一步降低了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同时，连接将产地与市场变得更加紧密。
由此带来的显性表现就是，德国多座城市迸发出更多的活力。汉堡市，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时任汉堡市市长朔尔茨访问上海时就曾提到，汉堡港吞吐量有三分之一或来自中国或发往中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中欧班列的不断增加，汉堡港不仅成为德国领先的铁路货运枢纽，还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铁联运港。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告诉谭主，“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中心”作用。从中欧班列的角度讲，几乎80%的货物都会集中到德国的几个城市中，再由德国分拨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这大大增强了德国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德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
种种改变，都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某些西方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意图通过打压的方式来获得本国制造业的优势时，中德双方并没有陷入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而是重新耦合彼此的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串联起更多的发展空间，来创造新的机遇。
这对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但很快，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动荡变革的世界局势，又给中德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先是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在国内通胀高企时，又开启激进加息进程。
一放一收之间，美元又开始“收割”世界。而在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欧洲成了最先被“收割”的对象。
德国，同样难逃一劫。能源成本的上升与资金的持续外流，已经开始伤害德国经济的根基——制造业。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衡量制造业状况的重要指标，10月，德国该指数大幅下跌，远低于市场预期。
制造业衰退，带来的不单单是失业率的问题，后续还会带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外流等一系列伤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中国企业入股汉堡港。针对这笔交易，德国国内曾出现一些反对声音。
但中企入股，对于提升汉堡港竞争力，以及确保德国供应链、产业链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这也正是德国政府力排众议，批准该交易的原因。
而这，也正是中德合作的底色——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反观在俄乌冲突爆发和美联储加息后，纷纷抽身逃离的西方国家资本，不过是收割套利的工具。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在渲染“泛安全化”的叙事，唯恐欧洲不乱。
部分国家开始打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旗号，脱钩断链。德国国内，也出现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声音。但中德企业的合作，与这些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不久，一家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启动新建一座工厂的项目。这家工厂为欧洲汽车制造商生产电芯及其他模组产品。
在这座工厂不远处，是德国企业宝马在匈牙利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工厂。中德两家工厂就近完成装配，然后卖到欧洲市场。
今年6月，欧盟达成共识，要从2035年开始在欧盟境内停止销售新的燃油车。
这给德国汽车工业带来不小的挑战——此前，作为传统的汽车工业强国，德国的转型并不及时。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本身，还是汽车行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软件化，德国企业都有不小的短板。
而中国企业，恰恰能弥补这样的短板。
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告诉谭主，过去，德国公司更多地带来技术与知识，现在，德国公司更需要弄清楚哪些方面可以向中国公司学习，中国公司在哪些技术和领域是领先的。
如果说桑塔纳汽车代表“过去”，那新能源汽车，就代表“现在”。
当谭主问晏思，如何看待这种转变以及带来的竞争时，晏思告诉谭主，世界到处都有竞争，而竞争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共同发展、向前进，真正在进步中共同塑造未来。
中国的5G、软件、电池等，加上德国的汽车制造优势，中德双方在新能源转型中，共同发展。
汽车的例子，也在中德其他合作领域上演。
中德双方的合作，并没有陷入零和博弈，而是在充分考虑彼此发展阶段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追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是中德关系，能够成为大国典范的原因之一。
在会见朔尔茨时，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个观点：
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政治魄力与政治智慧，开启了中德互利共赢的历史。
50年后，中德关系又到新节点，需要双方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继续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德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德，更有利于世界。
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杂音的正面回应。
其实，对于这些杂音也不必大惊小怪，中德两个东西方大国互动过程中，难免有些小插曲。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50年前，中德建交时，德国一定清楚，自己在跟一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打交道。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和综合国力都无法跟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在很多领域还是白纸一张，亟待发展，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后看到的机遇。德国，也不例外。
几十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一些西方国家感受到了竞争和所谓的威胁，越来越频繁地把意识形态摆出来凌驾于其他议题之上，只是因为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取得了迅速发展。
此时，一些国家选择拉帮结伙来打压和围堵中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找到了和中国良好互动的方式，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与朔尔茨的会见中强调的，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
中德同为制造业大国的代表，能够超越所谓的“竞争叙事”，无疑为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相处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互动之路。
这一次，与朔尔茨同行来华的，是一个由12家德国大型企业高管组成的经济代表团。
德国大众，也在名单之列。
德国大众和中国的渊源，是中德产业互动的一个缩影。
2022年德国大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系车企的崛起，大众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中德建交不久，大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国度——如果能拿下中国市场，大众就有了与日系品牌竞争的机会。
彼时，初步建立工业基础的中国，刚刚吹响开放的号角。中国亟需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与生产设备，推动经济的发展。
汽车是当时的重点行业之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江飞涛告诉谭主，汽车有数万个零件，它的生产链条非常长，几乎涵盖了包括冶金、电子、化工等所有的制造业部门，这也意味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但当中国向全球几大车企发出合作的信号时，却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应。
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车企还是日本车企，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他们难以从心底认同，以中国的模式，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路径的结果。
中国向外探求的时点，正值新自由主义和“去工业化”在全球兴起，美国是主要的推手，不断鼓吹“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对价格进行管制，而必须使其由市场自身形成并决定，这加速了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
美国金融资本无孔不入地控制其他国家的实体产业，收割了巨额利润。
当时的中国，则是希望通过中西合作带动国产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推动外国汽车国产化，进而为研发、培育自主品牌做准备。
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少耐心，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江飞涛告诉谭主，当时，发达国家只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类似于家电组装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都是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环节。
当时的德国，并没有跟随美国，一味选择脱实向虚的路径，而是继续发展壮大本国制造业。这和德国一直延续的经济政策有关：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一句在德国影响深远的名言——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德国，选择了一条实业立国的道路。
而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要想壮大发展，德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在国际上打开突破口，务实的德国大众，愿意与中国合作。
尽管双方都有意愿，但合作的过程，比想象之中要痛苦得多。
由于没有生产线，最初，中国只能做组装的工作。就是这条简陋的组装线，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
中国汽车制造，逐渐从手工敲打的粗放生产，变成了流水线式的规范生产。
被改变的，不只是汽车工业。
根据合作协议，中德合资生产桑塔纳汽车。但当时，针对合资，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也正是在中德合作的推动下，中国推出了《合资法》。
有了汽车行业做试点，1983年，我国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
引用外资，也让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随着桑塔纳汽车国产化的不断推进，中国汽车工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带动的，还有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助推大众登上了全球汽车销量第一的宝座。
大众合资建厂的故事，只是中德合作的一个缩影。为了进军中国市场，德国企业以务实的态度向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
江飞涛告诉谭主，中德合作形成了相互成就的合作模式。
一方面，中国庞大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培育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由此带来的集群效应能够降低零部件成本，这让德国企业受益。
另一方面，与德国的合作，提升了中国的技术能力、管理经验，这都会增强中国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合作模式一直处于正向循环，也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效仿。
然而，这种正向循环在2008年之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引发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认识——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以实体制造业为主导的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
发达国家，重新开始重视制造业。各国相继推出促使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
但产业回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来看，更是有现实矛盾——伴随着产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会不断向上游攀升，在一些领域势必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的追赶与竞争。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渲染“脱钩”论调，打压和围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这自然也对德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德国企业界一度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国“越来越有竞争的要素”。
一些杂音逐渐出现，中德产业合作来到十字路口。
2014年，一次访问带来了转机。
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德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德应尽快为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制定行动纲要。
这次访问结束6个多月后，中德签署共同纲要，其中明确表示，德国欢迎拓展中国与欧洲之间陆路贸易通道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欧亚大陆，给中德的产业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德国与中亚、东亚等地的联系，这些地方成为德国工业新的原料地与生产地，进一步降低了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同时，连接将产地与市场变得更加紧密。
由此带来的显性表现就是，德国多座城市迸发出更多的活力。汉堡市，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时任汉堡市市长朔尔茨访问上海时就曾提到，汉堡港吞吐量有三分之一或来自中国或发往中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中欧班列的不断增加，汉堡港不仅成为德国领先的铁路货运枢纽，还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铁联运港。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告诉谭主，“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中心”作用。从中欧班列的角度讲，几乎80%的货物都会集中到德国的几个城市中，再由德国分拨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这大大增强了德国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德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
种种改变，都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某些西方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意图通过打压的方式来获得本国制造业的优势时，中德双方并没有陷入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而是重新耦合彼此的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串联起更多的发展空间，来创造新的机遇。
这对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但很快，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动荡变革的世界局势，又给中德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先是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在国内通胀高企时，又开启激进加息进程。
一放一收之间，美元又开始“收割”世界。而在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欧洲成了最先被“收割”的对象。
德国，同样难逃一劫。能源成本的上升与资金的持续外流，已经开始伤害德国经济的根基——制造业。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衡量制造业状况的重要指标，10月，德国该指数大幅下跌，远低于市场预期。
制造业衰退，带来的不单单是失业率的问题，后续还会带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外流等一系列伤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中国企业入股汉堡港。针对这笔交易，德国国内曾出现一些反对声音。
但中企入股，对于提升汉堡港竞争力，以及确保德国供应链、产业链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这也正是德国政府力排众议，批准该交易的原因。
而这，也正是中德合作的底色——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反观在俄乌冲突爆发和美联储加息后，纷纷抽身逃离的西方国家资本，不过是收割套利的工具。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在渲染“泛安全化”的叙事，唯恐欧洲不乱。
部分国家开始打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旗号，脱钩断链。德国国内，也出现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声音。但中德企业的合作，与这些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不久，一家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启动新建一座工厂的项目。这家工厂为欧洲汽车制造商生产电芯及其他模组产品。
在这座工厂不远处，是德国企业宝马在匈牙利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工厂。中德两家工厂就近完成装配，然后卖到欧洲市场。
今年6月，欧盟达成共识，要从2035年开始在欧盟境内停止销售新的燃油车。
这给德国汽车工业带来不小的挑战——此前，作为传统的汽车工业强国，德国的转型并不及时。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本身，还是汽车行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软件化，德国企业都有不小的短板。
而中国企业，恰恰能弥补这样的短板。
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告诉谭主，过去，德国公司更多地带来技术与知识，现在，德国公司更需要弄清楚哪些方面可以向中国公司学习，中国公司在哪些技术和领域是领先的。
如果说桑塔纳汽车代表“过去”，那新能源汽车，就代表“现在”。
当谭主问晏思，如何看待这种转变以及带来的竞争时，晏思告诉谭主，世界到处都有竞争，而竞争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共同发展、向前进，真正在进步中共同塑造未来。
中国的5G、软件、电池等，加上德国的汽车制造优势，中德双方在新能源转型中，共同发展。
汽车的例子，也在中德其他合作领域上演。
中德双方的合作，并没有陷入零和博弈，而是在充分考虑彼此发展阶段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追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是中德关系，能够成为大国典范的原因之一。
在会见朔尔茨时，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个观点：
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政治魄力与政治智慧，开启了中德互利共赢的历史。
50年后，中德关系又到新节点，需要双方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继续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德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德，更有利于世界。
Nick Timiraos：鲍威尔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第二个Arthur Burns
再有几个小时，美联储就将公布11月FOMC议息会议结果，市场并不关注加息幅度，因为75bps已经毫无悬念，市场真正关注的是记者会中鲍威尔是否会如市场预期那样释放鸽派信号。
恰好，今早Blockworks Macro采访了Nick Timiraos和Joseph Wang（FedGuy）。两位都是近期海外市场美联储分析方面的大红人（图1）。Nick是华尔街日报的美联储首席记者，因今年5月扮演了鲍威尔“传声筒”（在FOMC静默期内刊文提示市场美联储将大踏步加息75bps）而一炮走红，近期又刚刚发售了他的新书《Trillion Dollar Triage》，巴菲特老爷子据说是这本书的忠诚粉丝。Nick也许不是货币政策领域的专家，在“应然性”问题的看法上可能比不过经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但要论对美联储的理解、对美联储官员内心想法、对外界压力、对市场流言的了解，恐怕Nick是全市场中最出色的人之一。
笔者将Nick今早发言总结为10个问题和10个答案。特别推荐阅读一下第8个问题，关于Arthur Burns的小故事，很有意思。
1、怎么看待近期的联储转向交易（Fed Pivot Trade）？
市场不断在问什么时候转向。对我而言，“转向”指的是鲍威尔走入记者招待会的屋子，在开场讲话中讲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内容。大家只需要关注美联储声明中的第一句话即可。回顾5月以来的FOMC，每次开场鲍威尔都会讲同样的一段特别声明：“通胀太高，联储了解高通胀带来的副作用，联储承诺用一切工具控制通胀。”我认为，只有当鲍威尔不再强调通胀是联储唯一关切的时候，联储才开始“转向”。即便12月加息50bps，也不意味着转向，美联储每次50bps仍可以加到很高的终点利率水平。
我认为认为12月加50bps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堪萨斯联储主席George在10月14号的讲话，她是放缓加息阵营里的一员。但她同时也说了，美国消费真的很强劲，因此终点利率很可能进一步上修。
很多人把放缓加息和更低的终点利率划等号。但如果你认真听了George的讲话，你会发现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更慢加息有可能意味着终点利率更高。
2、期待在明天的记者会上听到鲍威尔的什么表态？
我会非常认真的听鲍威尔会不会以任何方式暗示，在快要甚至已经超过了中性利率水平时，美联储可以放缓加息步伐来，以求更准确的判断经济目前的状况。
3、你认为明天的会议上能听到鲍威尔非常清楚的给出12月的加息幅度吗？
目前市场对12月加息观点是分裂的，50%认为加息50bps，50%认为加息75bps。我并不认为美联储有必要在明天的会议上就清晰给出12月的前瞻指引。在12月会议前还将有10月和11月的两份CPI报告（鲍威尔会比市场早几天就拿到11月CPI数据），美联储也可以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跟市场沟通来引导预期。
什么情况下12月会加50bps呢？也许美联储担心金融稳定，也许美联储希望能够观察到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也许美联储寄希望于供给侧约束的缓解。如果美联储认为终点利率是5%-6%，那么在接近终点利率的时候确实可能会考虑放缓加息步伐。但放缓不等于暂停加息。
什么情况下会继续加75bps呢？持续性误判性低估了通胀， 美国就业市场和消费仍然很强劲。9月SEP中，19位委员有12位认为终点利率高于4.5%。目前已经过去了4个周，FOMC心里的终点利率很可能进一步上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前置性的、大踏步的加息到目标？
4、如何看待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
这幅图来自联储研究报告（图2），目前美国居民有1.7万亿超额收益。很多人说大多数是由富人持有的，但目前后50%的家庭每家仍然有500美元的超额收益。尽管房地产等在放缓，但服务消费仍然很强，就业和收入增长也很不错。美联储可能需要看到就业市场明显走弱，才能确信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上正在起效。
从偿债压力来看加息影响也没那么大，目前美国居民和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还处在很多年以来的最低，原因是金融危机后特别是疫情后借贷的期限都很长，利息又是固定的，因此高利率下滚动再融资的需求没那么大。高盛估计2025年前只有8%的高收益债券需要重融资。
房贷固定利率下，美联储控制通胀的难度要高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浮动利率占比更高的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央行放缓了加息步伐，因为经济结构不同。
5、美联储可能上修通胀目标吗？
在目前的美联储管理层下不太可能。美联储极其关注通胀预期。实际上在18-19年评估美联储框架时，就有提议将2%通胀目标调节为一个区间。当时的美联储并未采纳这一建议，理由是会让市场和民众认为美联储是因为达不到2%才被迫下调通胀目标的，进而导致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下降。类似的，如果在目前高通胀下上调通胀预期，会对通胀预期产生恶性影响。前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最坚定的拒接调整通胀目标的联储主席。事实上，如果通胀目标可以因为通胀的变化而上下调整，那为什么要有通胀目标呢？
6、美联储什么时候会转向呢？必须看到通胀下降到2%吗？
我觉得当核心PCE通胀在3-6个月的尺度上降到3%附近的时候，FOMC会议上就可能出现讨论，要不要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继续维持高利率。Volcker在1982年也暂停过加息，因为经济压力过大。随后在1983年重启了新一轮加息。
7、这届FOMC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好问题，我也一次次问自己这个问题。目前从SEP来看，FOMC委员的分歧还不算太大。但也许原因是通胀还没有明显开始回落，且就业市场还维持强劲，因此鲍威尔协调不同委员之间的立场相对容易。从政治角度来看，最近似乎开始遇到一些阻力。包括Sherrod Brown、John Hickenlooper等议员开始向美联储施压。这还是在就业市场仍然非常火热的背景下，很难想象明年失业率大幅上升后的美联储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8、美联储会向政治压力屈服（而放缓加息）吗？
很多人认为鲍威尔2019年美联储降息是因为向特朗普压力屈服，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我认为鲍威尔充分认识到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第二个Arthur Burns（Paul Volcker前任，70年代担任联储主席）。
讲到这里，请允许我讲一个Randy Quarles的有趣故事（上一任分管金融监管的美联储副主席，2021年卸任）。
Quarles常常会在他美联储的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总是不小心碰到桌子下面的报警器。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安保小伙儿因为不知道Quarles这个误碰的毛病就冲了进来，在看到Quarles没啥事儿后，这个非常喜欢艺术的小伙开始打量Quarles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幅画。作为美联储副主席，Quarles墙上挂了不少其他美联储官员的作品。Quarles也欣然的一幅幅跟他介绍，这幅是谁的、这幅是谁的。在介绍到Arthur Burns的画作时，Quarles本想介绍一下谁是Burns，但还没开口这个安保小伙儿就大呼到：“天啊，他就是那个让通胀失控的美联储主席。”
"Oh, my gosh, that's the guy that let inflation get out of control."
所以每当有人问Quarles美联储是否会顶着5%甚至更高的失业率加息的时候，Quarles都会讲这个故事，并且回答“会”。原因是历史上很多美联储主席加息直至衰退，但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即便仅仅是一个安保都知道历史上让通胀失控的那个联储主席，即便也许滞胀并不是Burns一个人的锅。
实际上，人们今天总是谈论Paul Volcker如何伟大，但似乎认为加息抗通胀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忽视了80年代初美联储所遭受的强大政治压力。那个时候大量的游行示威抗疫美联储加息，建筑商和汽车销售商会把房钥匙、车钥匙寄给美联储，标注“这是因为你们加息而再也卖不出去的房子、车子”。
9、美联储会逐步放缓加息步伐还是突然停止加息？
逐步放缓加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原因是如果突然停止加息，那么重启加息会变得更加困难，需要说服其他FOMC委员和市场为什么突然停止又突然开始。放缓后观察通胀情况，若通胀不回落再加速会更“顺滑”一些。当然，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也曾经有过一些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是50bps，因此不好说。
10、如何决定在记者会上提问什么问题？
我每次会想10个不同的问题，每个问题想10种不同的问法，目的是尽可能多的从鲍威尔口中获取信息。 我筛选问题有两个标准：什么问题是好问题，什么问题是鲍威尔愿意也能够回答的问题。有时候，鲍威尔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也是有信息量的。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问鲍威尔为什么采取某个政策或立场，因为记者会是美联储非常难得的展示透明度和与公众沟通的机会。
再有几个小时，美联储就将公布11月FOMC议息会议结果，市场并不关注加息幅度，因为75bps已经毫无悬念，市场真正关注的是记者会中鲍威尔是否会如市场预期那样释放鸽派信号。
恰好，今早Blockworks Macro采访了Nick Timiraos和Joseph Wang（FedGuy）。两位都是近期海外市场美联储分析方面的大红人（图1）。Nick是华尔街日报的美联储首席记者，因今年5月扮演了鲍威尔“传声筒”（在FOMC静默期内刊文提示市场美联储将大踏步加息75bps）而一炮走红，近期又刚刚发售了他的新书《Trillion Dollar Triage》，巴菲特老爷子据说是这本书的忠诚粉丝。Nick也许不是货币政策领域的专家，在“应然性”问题的看法上可能比不过经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但要论对美联储的理解、对美联储官员内心想法、对外界压力、对市场流言的了解，恐怕Nick是全市场中最出色的人之一。
笔者将Nick今早发言总结为10个问题和10个答案。特别推荐阅读一下第8个问题，关于Arthur Burns的小故事，很有意思。
1、怎么看待近期的联储转向交易（Fed Pivot Trade）？
市场不断在问什么时候转向。对我而言，“转向”指的是鲍威尔走入记者招待会的屋子，在开场讲话中讲了和之前完全不同的内容。大家只需要关注美联储声明中的第一句话即可。回顾5月以来的FOMC，每次开场鲍威尔都会讲同样的一段特别声明：“通胀太高，联储了解高通胀带来的副作用，联储承诺用一切工具控制通胀。”我认为，只有当鲍威尔不再强调通胀是联储唯一关切的时候，联储才开始“转向”。即便12月加息50bps，也不意味着转向，美联储每次50bps仍可以加到很高的终点利率水平。
我认为认为12月加50bps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堪萨斯联储主席George在10月14号的讲话，她是放缓加息阵营里的一员。但她同时也说了，美国消费真的很强劲，因此终点利率很可能进一步上修。
很多人把放缓加息和更低的终点利率划等号。但如果你认真听了George的讲话，你会发现二者并没有什么关系——更慢加息有可能意味着终点利率更高。
2、期待在明天的记者会上听到鲍威尔的什么表态？
我会非常认真的听鲍威尔会不会以任何方式暗示，在快要甚至已经超过了中性利率水平时，美联储可以放缓加息步伐来，以求更准确的判断经济目前的状况。
3、你认为明天的会议上能听到鲍威尔非常清楚的给出12月的加息幅度吗？
目前市场对12月加息观点是分裂的，50%认为加息50bps，50%认为加息75bps。我并不认为美联储有必要在明天的会议上就清晰给出12月的前瞻指引。在12月会议前还将有10月和11月的两份CPI报告（鲍威尔会比市场早几天就拿到11月CPI数据），美联储也可以在未来几周内持续跟市场沟通来引导预期。
什么情况下12月会加50bps呢？也许美联储担心金融稳定，也许美联储希望能够观察到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也许美联储寄希望于供给侧约束的缓解。如果美联储认为终点利率是5%-6%，那么在接近终点利率的时候确实可能会考虑放缓加息步伐。但放缓不等于暂停加息。
什么情况下会继续加75bps呢？持续性误判性低估了通胀， 美国就业市场和消费仍然很强劲。9月SEP中，19位委员有12位认为终点利率高于4.5%。目前已经过去了4个周，FOMC心里的终点利率很可能进一步上调。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前置性的、大踏步的加息到目标？
4、如何看待美国居民资产负债表
这幅图来自联储研究报告（图2），目前美国居民有1.7万亿超额收益。很多人说大多数是由富人持有的，但目前后50%的家庭每家仍然有500美元的超额收益。尽管房地产等在放缓，但服务消费仍然很强，就业和收入增长也很不错。美联储可能需要看到就业市场明显走弱，才能确信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上正在起效。
从偿债压力来看加息影响也没那么大，目前美国居民和企业的债务偿还压力还处在很多年以来的最低，原因是金融危机后特别是疫情后借贷的期限都很长，利息又是固定的，因此高利率下滚动再融资的需求没那么大。高盛估计2025年前只有8%的高收益债券需要重融资。
房贷固定利率下，美联储控制通胀的难度要高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浮动利率占比更高的经济体。这也是为什么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央行放缓了加息步伐，因为经济结构不同。
5、美联储可能上修通胀目标吗？
在目前的美联储管理层下不太可能。美联储极其关注通胀预期。实际上在18-19年评估美联储框架时，就有提议将2%通胀目标调节为一个区间。当时的美联储并未采纳这一建议，理由是会让市场和民众认为美联储是因为达不到2%才被迫下调通胀目标的，进而导致通胀预期的进一步下降。类似的，如果在目前高通胀下上调通胀预期，会对通胀预期产生恶性影响。前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最坚定的拒接调整通胀目标的联储主席。事实上，如果通胀目标可以因为通胀的变化而上下调整，那为什么要有通胀目标呢？
6、美联储什么时候会转向呢？必须看到通胀下降到2%吗？
我觉得当核心PCE通胀在3-6个月的尺度上降到3%附近的时候，FOMC会议上就可能出现讨论，要不要冒着经济衰退的风险继续维持高利率。Volcker在1982年也暂停过加息，因为经济压力过大。随后在1983年重启了新一轮加息。
7、这届FOMC是如何达成共识的？
好问题，我也一次次问自己这个问题。目前从SEP来看，FOMC委员的分歧还不算太大。但也许原因是通胀还没有明显开始回落，且就业市场还维持强劲，因此鲍威尔协调不同委员之间的立场相对容易。从政治角度来看，最近似乎开始遇到一些阻力。包括Sherrod Brown、John Hickenlooper等议员开始向美联储施压。这还是在就业市场仍然非常火热的背景下，很难想象明年失业率大幅上升后的美联储会面临怎样的压力。
8、美联储会向政治压力屈服（而放缓加息）吗？
很多人认为鲍威尔2019年美联储降息是因为向特朗普压力屈服，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我认为鲍威尔充分认识到一点：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第二个Arthur Burns（Paul Volcker前任，70年代担任联储主席）。
讲到这里，请允许我讲一个Randy Quarles的有趣故事（上一任分管金融监管的美联储副主席，2021年卸任）。
Quarles常常会在他美联储的办公室工作到很晚，总是不小心碰到桌子下面的报警器。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安保小伙儿因为不知道Quarles这个误碰的毛病就冲了进来，在看到Quarles没啥事儿后，这个非常喜欢艺术的小伙开始打量Quarles办公室墙上的一幅幅画。作为美联储副主席，Quarles墙上挂了不少其他美联储官员的作品。Quarles也欣然的一幅幅跟他介绍，这幅是谁的、这幅是谁的。在介绍到Arthur Burns的画作时，Quarles本想介绍一下谁是Burns，但还没开口这个安保小伙儿就大呼到：“天啊，他就是那个让通胀失控的美联储主席。”
"Oh, my gosh, that's the guy that let inflation get out of control."
所以每当有人问Quarles美联储是否会顶着5%甚至更高的失业率加息的时候，Quarles都会讲这个故事，并且回答“会”。原因是历史上很多美联储主席加息直至衰退，但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但即便仅仅是一个安保都知道历史上让通胀失控的那个联储主席，即便也许滞胀并不是Burns一个人的锅。
实际上，人们今天总是谈论Paul Volcker如何伟大，但似乎认为加息抗通胀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忽视了80年代初美联储所遭受的强大政治压力。那个时候大量的游行示威抗疫美联储加息，建筑商和汽车销售商会把房钥匙、车钥匙寄给美联储，标注“这是因为你们加息而再也卖不出去的房子、车子”。
9、美联储会逐步放缓加息步伐还是突然停止加息？
逐步放缓加息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原因是如果突然停止加息，那么重启加息会变得更加困难，需要说服其他FOMC委员和市场为什么突然停止又突然开始。放缓后观察通胀情况，若通胀不回落再加速会更“顺滑”一些。当然，格林斯潘治下的美联储也曾经有过一些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加息是50bps，因此不好说。
10、如何决定在记者会上提问什么问题？
我每次会想10个不同的问题，每个问题想10种不同的问法，目的是尽可能多的从鲍威尔口中获取信息。 我筛选问题有两个标准：什么问题是好问题，什么问题是鲍威尔愿意也能够回答的问题。有时候，鲍威尔拒绝回答一个问题也是有信息量的。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问鲍威尔为什么采取某个政策或立场，因为记者会是美联储非常难得的展示透明度和与公众沟通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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