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超话]##中药[超话]# 医学哀中参西录，张锡纯
或问：字从火，诚以劳瘵之证，阴虚发热者居其强半。故钱仲阳之减味地黄丸，张景岳之左归饮，皆为对证良方，以其皆以熟地黄为君，大能滋真阴、退虚热也。子方中何以独不用也？答曰：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治吸不归根之喘逆。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加苏子、厚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
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加五味、枸杞、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之说。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用熟地四两、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且不独治内伤也。又尝用熟地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二剂，济阴以应其阳，使之其汗（详案在第五卷寒解汤下）。
其方《金匮》凡五见，一治 “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一治 “虚劳腰痛，少腹急拘，小便不利 ”。一治 “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 ”。一治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 ”。一治 “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 ”。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
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用生黄耆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耆、知母，莫不随手奏效。
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黄耆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此理参观第二卷玉液汤后跋语益明）。况劳瘵者多损肾，黄耆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普也（黄耆、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或又问：肾气丸虽非专治虚劳之药，而《金匮》虚劳门，明载其治虚劳腰疼，似虚者皆可服之，子独谓无甚效验，岂古方不可遵欤？答曰：肾气丸若果按古方修制，地黄用干地黄，桂用桂枝，且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用之得当，诚有效验。盖生地能逐血痹（《神农本经》），而熟地无斯效也。桂枝能调营卫，而肉桂无斯也。血痹逐则瘀血自消，营卫调则气血自理。至于山萸肉之酸温，亦能逐痹（《本经》山茱萸逐寒湿痹）。牡丹皮之辛凉，亦能破血。附子之大辛大温，又能温通血脉，与地黄之寒凉相济，以共成逐血痹之功。是肾气丸为补肾之药，实兼为开瘀血之药，故列于《金匮》虚劳门，而为要方也。其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者，诚以地黄经水火煎熬，则汁浆稠黏性近熟地，其逐血痹之力必减，是以《神农本经》谓地黄生者尤良也，，，可以悟古人制肾气丸之精义矣。
注:六味地黄汤+黄芪知母，或可试于脉八至。虚损至气阴不足以养命劳损。桂附地黄丸有桂枝生地说法见于此。 今之金匮肾气变为济生？？？
或问：字从火，诚以劳瘵之证，阴虚发热者居其强半。故钱仲阳之减味地黄丸，张景岳之左归饮，皆为对证良方，以其皆以熟地黄为君，大能滋真阴、退虚热也。子方中何以独不用也？答曰：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治吸不归根之喘逆。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加苏子、厚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
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加五味、枸杞、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之说。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用熟地四两、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且不独治内伤也。又尝用熟地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二剂，济阴以应其阳，使之其汗（详案在第五卷寒解汤下）。
其方《金匮》凡五见，一治 “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一治 “虚劳腰痛，少腹急拘，小便不利 ”。一治 “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 ”。一治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 ”。一治 “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 ”。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
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用生黄耆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耆、知母，莫不随手奏效。
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黄耆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此理参观第二卷玉液汤后跋语益明）。况劳瘵者多损肾，黄耆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普也（黄耆、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或又问：肾气丸虽非专治虚劳之药，而《金匮》虚劳门，明载其治虚劳腰疼，似虚者皆可服之，子独谓无甚效验，岂古方不可遵欤？答曰：肾气丸若果按古方修制，地黄用干地黄，桂用桂枝，且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用之得当，诚有效验。盖生地能逐血痹（《神农本经》），而熟地无斯效也。桂枝能调营卫，而肉桂无斯也。血痹逐则瘀血自消，营卫调则气血自理。至于山萸肉之酸温，亦能逐痹（《本经》山茱萸逐寒湿痹）。牡丹皮之辛凉，亦能破血。附子之大辛大温，又能温通血脉，与地黄之寒凉相济，以共成逐血痹之功。是肾气丸为补肾之药，实兼为开瘀血之药，故列于《金匮》虚劳门，而为要方也。其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者，诚以地黄经水火煎熬，则汁浆稠黏性近熟地，其逐血痹之力必减，是以《神农本经》谓地黄生者尤良也，，，可以悟古人制肾气丸之精义矣。
注:六味地黄汤+黄芪知母，或可试于脉八至。虚损至气阴不足以养命劳损。桂附地黄丸有桂枝生地说法见于此。 今之金匮肾气变为济生？？？
#中药[超话]# 医学哀中参西录，张锡纯
或问：字从火，诚以劳瘵之证，阴虚发热者居其强半。故钱仲阳之减味地黄丸，张景岳之左归饮，皆为对证良方，以其皆以熟地黄为君，大能滋真阴、退虚热也。子方中何以独不用也？答曰：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治吸不归根之喘逆。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加苏子、厚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
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加五味、枸杞、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之说。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用熟地四两、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且不独治内伤也。又尝用熟地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二剂，济阴以应其阳，使之其汗（详案在第五卷寒解汤下）。
其方《金匮》凡五见，一治 “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一治 “虚劳腰痛，少腹急拘，小便不利 ”。一治 “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 ”。一治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 ”。一治 “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 ”。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
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加用生黄耆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耆、知母，莫不随手奏效。
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黄耆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此理参观第二卷玉液汤后跋语益明）。况劳瘵者多损肾，黄耆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普也（黄耆、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或又问：肾气丸虽非专治虚劳之药，而《金匮》虚劳门，明载其治虚劳腰疼，似虚者皆可服之，子独谓无甚效验，岂古方不可遵欤？答曰：肾气丸若果按古方修制，地黄用干地黄，桂用桂枝，且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用之得当，诚有效验。盖生地能逐血痹（《神农本经》），而熟地无斯效也。桂枝能调营卫，而肉桂无斯也。血痹逐则瘀血自消，营卫调则气血自理。至于山萸肉之酸温，亦能逐痹（《本经》山茱萸逐寒湿痹）。牡丹皮之辛凉，亦能破血。附子之大辛大温，又能温通血脉，与地黄之寒凉相济，以共成逐血痹之功。是肾气丸为补肾之药，实兼为开瘀血之药，故列于《金匮》虚劳门，而为要方也。其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者，诚以地黄经水火煎熬，则汁浆稠黏性近熟地，其逐血痹之力必减，是以《神农本经》谓地黄生者尤良也，，，可以悟古人制肾气丸之精义矣。
注:六味地黄汤+黄芪知母，或可试于脉八至。虚损至气阴不足以养命劳损。桂附地黄丸有桂枝生地说法见于此。 今之金匮肾气变为济生？？？
或问：字从火，诚以劳瘵之证，阴虚发热者居其强半。故钱仲阳之减味地黄丸，张景岳之左归饮，皆为对证良方，以其皆以熟地黄为君，大能滋真阴、退虚热也。子方中何以独不用也？答曰：若论用熟地，我固过来人也。忆初读方书时，曾阅赵氏《医贯》、张氏《八阵》、冯氏《锦囊》诸书，遂确信其说。临证最喜用熟地，曾以八味地黄丸作汤，加苏子、白芍，治吸不归根之喘逆。加陈皮、白芍，治下虚上盛之痰涎；加苏子、厚朴，治肾不摄气，以致冲气上逆之胀满。，，，
又尝用六味地黄丸作汤，加川芎、知母，以治如破之头疼。加胆草、青黛，以治非常之眩晕。加五味、枸杞、柏子仁，以敛散大之瞳子，且信其煎汁数碗，浩荡饮之之说。用熟地四两、茯苓一两，以止下焦不固之滑泻。用熟地四两、白芍一两，以通阴虚不利之小便。，，，，，，且不独治内伤也。又尝用熟地大滋真阴之类，治温病脉阳浮而阴不应，不能作汗，一日连服二剂，济阴以应其阳，使之其汗（详案在第五卷寒解汤下）。
其方《金匮》凡五见，一治 “脚气上入，少腹不仁 ”。一治 “虚劳腰痛，少腹急拘，小便不利 ”。一治 “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 ”。一治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饮一斗，小便一斗 ”。一治 “妇人转胞，胞系了戾，不得溺 ”。统观五条，原治少腹膀胱之疾居多，非正治劳瘵之药，况后世之修制，又失其本然乎。
后治一妇人，年近五旬，身热劳嗽，脉数几至八至。先用六味地黄丸加减作汤服不效，继用左归饮加减亦不效。愚忽有会悟，改加用生黄耆六钱、知母八钱为方，数剂见轻，又加丹参、当归各三钱，连服十剂全愈。以后凡遇阴虚有热之证，其稍有根柢可挽回者，于方中重用黄耆、知母，莫不随手奏效。
始知叔和脉法谓数至七八至为不治之脉者，非确论也。盖人禀天地之气以生，人身之气化即天地之气化，天地将雨之时，必阳气温暖上升，而后阴云会合大雨随之。黄耆温升补气，乃将雨时上升之阳气也。知母寒润滋阴，乃将雨时四合之阴云也。二药并用，大具阳升、阴应、云行、雨施之妙。膏泽优渥烦热自退，此不治之治也（此理参观第二卷玉液汤后跋语益明）。况劳瘵者多损肾，黄耆能大补肺气，以益肾水之源，使气旺自能生水，而知母又大能滋肺中津液，俾阴阳不至偏胜，即肺脏调和，而生水之功益普也（黄耆、知母虽可并用以退虚热，然遇阴虚热甚者，又必须加生地黄八钱或至一两，方能服之有效）。
或又问：肾气丸虽非专治虚劳之药，而《金匮》虚劳门，明载其治虚劳腰疼，似虚者皆可服之，子独谓无甚效验，岂古方不可遵欤？答曰：肾气丸若果按古方修制，地黄用干地黄，桂用桂枝，且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用之得当，诚有效验。盖生地能逐血痹（《神农本经》），而熟地无斯效也。桂枝能调营卫，而肉桂无斯也。血痹逐则瘀血自消，营卫调则气血自理。至于山萸肉之酸温，亦能逐痹（《本经》山茱萸逐寒湿痹）。牡丹皮之辛凉，亦能破血。附子之大辛大温，又能温通血脉，与地黄之寒凉相济，以共成逐血痹之功。是肾气丸为补肾之药，实兼为开瘀血之药，故列于《金匮》虚劳门，而为要方也。其止为丸剂，而不作汤剂者，诚以地黄经水火煎熬，则汁浆稠黏性近熟地，其逐血痹之力必减，是以《神农本经》谓地黄生者尤良也，，，可以悟古人制肾气丸之精义矣。
注:六味地黄汤+黄芪知母，或可试于脉八至。虚损至气阴不足以养命劳损。桂附地黄丸有桂枝生地说法见于此。 今之金匮肾气变为济生？？？
签判刘经臣居士悟道因缘
签判（官职名）刘经臣居士，智海本逸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字兴朝。少年时以才高俊逸，登上仕途。但是，当时他对佛法并不相信。三十二岁时，刘经臣偶然与东林照觉常总禅师相识，相谈甚欢。在常总禅师的启迪下，刘经臣对佛教才生起敬服之心。从此以后，他便醉心祖道，一心想开悟见性。
刘经臣后抵京师，礼谒慧林若冲禅师（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若冲禅师为他举雪窦禅师接引一位僧人的公案–
有僧问雪窦重显禅师：“如何是诸佛本源？”
雪窦禅师答道：“千峰寒色。”
若冲禅师刚把这则公案举完，刘经臣居士言下有省。
那一年岁末，刘经臣居士移官洛下，这使得他有机会经常参礼韶山杲禅师。将去任的时候，刘经臣居士特地前来辞别韶山杲禅师。
韶山禅师嘱咐他说：“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尔后或有非常境界，无量欢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则有不宁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不久，刘经臣居士又来到京师，到智海寺从正觉本逸禅师参学。刘经臣居士就自己悟道因缘之事向智海本逸禅师请教。
智海禅师道：“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时中放光动地，不自觉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
刘经臣听了，更加疑惑不解。
一天晚上，刘经臣入室参请，智海禅师便为他举《传灯录》中所载“香至国王问道波罗提尊者”之公案。公案是这样的–
时王（香至国王，达磨祖师俗家时的侄子）……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
举完这则公案，智海禅师特地拈出“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一语，考问刘经臣居士。刘经臣居士不能应答，心中更加迷闷，只好退下，回房间就寝。
他好不容易才睡了一会儿，到五更的时候，又被心中的疑团弄醒了。于是他便打起精神，接着参问“见性是佛”这个话头。刚一参问，突然眼前出现种种异相，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表里通彻，六根震动，天地回旋，如云开月现。他一时喜不自胜。这时他忽然想起韶山杲禅师临别时所嘱咐他的话。他终于警觉起来，明白这一切都是幻景，不能执着，于是便不再理睬，将它们都压下去了。
天亮以后，刘经臣居士便来到智海禅师的丈室，把夜间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智海禅师。智海禅师于是为他证明，并且告诉他说：“更须用得始得。”
刘经臣居士便问：“莫要践履否？”
智海禅师一听，便厉声喝道：“这个是甚么事，却说践履？”
刘经臣居士于是言下默契。
后作《发明心地颂》八首，并著《明道谕儒篇》以警世人，其词云：
“明道在乎见性。余之所悟者，见性而已。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杨子曰：‘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见于此，则能明乎道矣。当知道不远人，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未尝须臾离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终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觉，儒曰先觉，盖觉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应无坠，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此佛者之语道为最亲者。‘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后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语道最迩者。奈何此道唯可心传，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传于迦叶，达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花竞秀。分宗列派，各有门庭。故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义张弓，辊毬舞笏，或拽石般（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种种方便，皆是亲切为人。然只为太亲，故人多罔措。瞥然见者，不隔丝毫。其或沉吟，迢迢万里。欲明道者，宜无忽焉。祖祖相传，至今不绝。真得吾儒所谓‘忿而不发，开而弗违’者颖。余之有得，实在此门。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识之，一以贯之，故目击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门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机。然而孔子之道，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既没，不得其传，而所以传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学，必求自得而后已。幸余一夕开悟，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口之所谈，手足之所运动，无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见前。每以与人，人不能受。然后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传也。呜呼！是道也，有其人则传，无其人则绝。余既得之矣，谁其似之乎？终余之身而有其人邪？无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为记颂歌语，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谕吾徒云。”
这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立足于自身的证悟，将佛、儒之学融于宗门之下。在北宋理学大肆排佛的气氛之下，刘经臣居士的这篇文章，象明教契嵩和尚的《辅教篇》一样，既是对佛教的护持，同时也是对孔孟儒学的回归和深化，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签判（官职名）刘经臣居士，智海本逸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字兴朝。少年时以才高俊逸，登上仕途。但是，当时他对佛法并不相信。三十二岁时，刘经臣偶然与东林照觉常总禅师相识，相谈甚欢。在常总禅师的启迪下，刘经臣对佛教才生起敬服之心。从此以后，他便醉心祖道，一心想开悟见性。
刘经臣后抵京师，礼谒慧林若冲禅师（天衣义怀禅师之法嗣）。若冲禅师为他举雪窦禅师接引一位僧人的公案–
有僧问雪窦重显禅师：“如何是诸佛本源？”
雪窦禅师答道：“千峰寒色。”
若冲禅师刚把这则公案举完，刘经臣居士言下有省。
那一年岁末，刘经臣居士移官洛下，这使得他有机会经常参礼韶山杲禅师。将去任的时候，刘经臣居士特地前来辞别韶山杲禅师。
韶山禅师嘱咐他说：“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尔后或有非常境界，无量欢喜，宜急收拾。若收拾得去，便成法器。若收拾不得，则有不宁之疾，成失心之患矣。”
不久，刘经臣居士又来到京师，到智海寺从正觉本逸禅师参学。刘经臣居士就自己悟道因缘之事向智海本逸禅师请教。
智海禅师道：“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时中放光动地，不自觉知，向外驰求，转疏转远。”
刘经臣听了，更加疑惑不解。
一天晚上，刘经臣入室参请，智海禅师便为他举《传灯录》中所载“香至国王问道波罗提尊者”之公案。公案是这样的–
时王（香至国王，达磨祖师俗家时的侄子）……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怒而问曰：“何者是佛？”提曰：“见性是佛。”王曰：“师见性否？”提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见？”提曰：“今现作用，王自不见。”王曰：“于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无有不是。王若不用，体亦难见。”王曰：“若当用时，几处出现？”提曰：“若出现时，当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现，当为我说。”波罗提即说偈曰：“在胎为身，处世为人。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遍现俱该沙界，收摄在一微尘。识者知是佛性，不识唤作精魂。”……
举完这则公案，智海禅师特地拈出“何者是佛，尊者曰见性是佛”一语，考问刘经臣居士。刘经臣居士不能应答，心中更加迷闷，只好退下，回房间就寝。
他好不容易才睡了一会儿，到五更的时候，又被心中的疑团弄醒了。于是他便打起精神，接着参问“见性是佛”这个话头。刚一参问，突然眼前出现种种异相，他发现自己的身体表里通彻，六根震动，天地回旋，如云开月现。他一时喜不自胜。这时他忽然想起韶山杲禅师临别时所嘱咐他的话。他终于警觉起来，明白这一切都是幻景，不能执着，于是便不再理睬，将它们都压下去了。
天亮以后，刘经臣居士便来到智海禅师的丈室，把夜间的经过全部告诉了智海禅师。智海禅师于是为他证明，并且告诉他说：“更须用得始得。”
刘经臣居士便问：“莫要践履否？”
智海禅师一听，便厉声喝道：“这个是甚么事，却说践履？”
刘经臣居士于是言下默契。
后作《发明心地颂》八首，并著《明道谕儒篇》以警世人，其词云：
“明道在乎见性。余之所悟者，见性而已。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杨子曰：‘视听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见于此，则能明乎道矣。当知道不远人，人之于道，犹鱼之于水，未尝须臾离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终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觉，儒曰先觉，盖觉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应无坠，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声色言语’。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镇相随，语默同居止。欲识佛去处，只这语声是’。此佛者之语道为最亲者。‘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后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语道最迩者。奈何此道唯可心传，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传于迦叶，达磨面壁而宗旨付于神光。六叶既敷，千花竞秀。分宗列派，各有门庭。故或瞬目扬眉，擎拳举指，或行棒行喝，竖拂拈槌，或持义张弓，辊毬舞笏，或拽石般（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默一言，一吁一笑，乃至种种方便，皆是亲切为人。然只为太亲，故人多罔措。瞥然见者，不隔丝毫。其或沉吟，迢迢万里。欲明道者，宜无忽焉。祖祖相传，至今不绝。真得吾儒所谓‘忿而不发，开而弗违’者颖。余之有得，实在此门。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识之，一以贯之，故目击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门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机。然而孔子之道，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既没，不得其传，而所以传于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学，必求自得而后已。幸余一夕开悟，凡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心之所思，口之所谈，手足之所运动，无非妙者。得之既久，日益见前。每以与人，人不能受。然后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传也。呜呼！是道也，有其人则传，无其人则绝。余既得之矣，谁其似之乎？终余之身而有其人邪？无其人邪？所不可得而知也。故为记颂歌语，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谕吾徒云。”
这一段文字非常精彩。作者立足于自身的证悟，将佛、儒之学融于宗门之下。在北宋理学大肆排佛的气氛之下，刘经臣居士的这篇文章，象明教契嵩和尚的《辅教篇》一样，既是对佛教的护持，同时也是对孔孟儒学的回归和深化，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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