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政青岛#国家给的电价“红包”咋被侵吞了】让所有问题得到真解决。11月18日晚,《问政青岛》关注市场监管工作,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杰带领该局主要领导接受问政。在当晚的问政中,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的漏洞“触目惊心”；伪科学大肆横行；国家给经营商户的电价“红包”被偷……从管理到治理,社会的不满意背后隐藏着对于社会治理更深层次的思考。
外卖制作脏乱差,谁埋单?
外卖食物是否安全一直是市民心里一个大大的问号,原本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便利方式却让人又爱又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有市民投诉,名为“养生鼎·鲍汁捞饭”的外卖店存在严重环境卫生问题。当记者前往这家位于黑龙江中路的外卖店调查时,有人正从店里走出来,手里竟然拿着刚从这里捕获的老鼠。走进这处名为“七号外卖”的地方,几家外卖店在这里“集中营业”,环境卫生让人颇感不适,油污满地、苍蝇乱飞、排水沟裸露,有些商户的生产区看不到任何消毒设施,刚送走的外卖,盘子里甚至有蟑螂。而被市民投诉的那家外卖店,食物里落上了苍蝇。
正是这样一家外卖店,平台上的评分达到4.6分,到底还能相信什么标准去点单?在其他店铺,存在网上照片与实际相去甚远的情况,环境脏乱差也不在少数。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份份外卖制作出来,并送到数以万计的消费者手中。
一边是庞大的需求,一边是脏乱的加工环境,外卖什么时候才能让市民安心?青岛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顾天舒表示,对外卖店的监督为日常巡查模式,根据实体店量化等级进行一年1～3次的检查。针对外卖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曾经连续多年开展相关查处行动,但如今仍然发现这么多问题,值得深思。顾天舒表示,这说明监管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他说,日常监管和双随机检查应该结合起来,网络订餐的实体店应该作为增加监管频次的重点监管对象。
提升外卖后厨的透明度是否有办法?顾天舒表示,平台提供了相关措施,但限于各种条件进展缓慢。
张杰表示:“食品安全无小事。要加大监管力度,食安问题零容忍。还要强调监管的力度,特别是查处违法案件的力度上要加强,决不能让他们危害群众利益。第三方平台同样要负起监管的责任。通过多方共治,逐步把问题减少,让放心度提升。”线上观察员、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杰文津表示,要加强技术在监管中的作用。
处方药随便买,谁来保障?
用药安全同样值得警醒。在调查中,位于漳州二路的一家药房内,工作人员让嗓子不舒服的记者称患有“咽炎”,开出处方药罗红霉素。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随后记者在多家买出处方药。如此买药方便了,但用药安全谁来保证?
去年,青岛发生过16岁少年违规买到处方药并服药中毒身亡的悲剧。对于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青岛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柏建超表示,这是一项顽疾,其中一方面是主体责任压得不实,另一方面监管责任心不够。
由于药师不够,青岛采取十家药店配备一名药师的措施,运用互联网的措施开方抓药,这也让不少药店钻了空子。张杰表示,现在青岛有4800家药店,管理模式上主要是属地化、网格化管理,有些情况不错,但也确实存在问题。下一步要加强网格化管理,监管人员要走到、查到,责任到位、监管到位。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起到震慑作用,也欢迎社会监管。
对此,问政团给出10人不满意、1人满意的投票结果。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陈维民表示,对于市场监管的顽疾,大家都是不满意的,市场监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却有大量的顽疾没有解决:“一定要从管理转向治理,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政府主导、依法合规、社会参与、多元共治。当下在谈到问题解决时,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严管严查,但这是以前的老套路,用这种一杆子插到底、运动式执法拉网式检查的老办法,已经解决不了当下的难题。要采取智能化、可视化等措施,还要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来加强行业自律。”
伪科学横行,以罚代管?
一个水杯售价高达685元,这是青岛宇宙水灵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一款“神奇”水杯,“能让黑发变白”“杯底有高能芯(片),普通水用水灵子杯喝瞬间变成能量水不再感染新冠肺炎”,诸如此类的宣传口号从销售人员和其网站上散播着,更多的“神乎其神”的原理和功效充斥其中。这一产品的购买者以老年人居多。有消费者说,他家在总水龙头安装这一技术的产品,“该喝水锈还是喝水锈”,但他爸爸还是不觉得被骗了。
记者将买来的水灵子水杯带到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显示自来水倒入水杯后,水质并没有明显变化。
今年三月,有关部门已经认定该公司为虚假宣传,责令其停止违法,并处以罚款十万元。更有意思的是,在其宣传中强调的发明专利,目前还处在实质审查阶段,未获专利授权。不仅如此,其销售模式同样可疑:通过介绍购买等模式迅速发展到百万人的庞大销售规模。
对此张杰表示,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种模式还涉嫌传销。要加大办案力度,充分调查收集证据,市区两级联动,坚决迅速查处。
对于这个问题,问政团成员给出了4位满意、7位不满意的投票。对此杰文津表示,这样一个“非常可笑”的伪高科技产品不可能一日之间规模变成这么大,一定有很多消费者投诉,可能是投诉到不同层级的平台。这些投诉为什么石沉大海值得追究；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模式,也是一种懒政行为,这特别值得注意；不光是市场监管人员的执法,社区工作人员有接触中老年人的渠道,需要多方加强合作。
陈维民表示:“让市民面对伪科学去识别、判断是很难的,这就显得监管部门责任重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失之过宽过软。从案例看,还涉及价格欺诈、非法注资等,联合执法肯定能查出问题。这种行为一定要零容忍,它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各级政府都要认真对待,防止这种‘毒瘤’危害社会。”
电价优惠被侵吞,归谁管?
国家出台各种降电价红包没到手里,是市北区樱花苑商户们的共同感受,这里按1.2元/度的价格交了好几年。小区商铺都使用物业转供电,电费直接交给物业公司。过去三年间,国家三次下调工商业电价,然而这里商户交的电费,价格始终没变——正常收费六毛多一度,却多交了几乎一倍。
发现这一情况,商户向相关部门投诉,随后电费进行“调整”:电价变成0.65元/度,但“人工及管理费”这一项却涨上来了。算下来还是1.2元/度,这让商户们哭笑不得,直呼“换汤不换药”。对此,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六毛五谁给你伺候,谁给你去管理”,“这还有讲价的余地吗?”
《电力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对此,记者投诉到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浮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结果工作人员表示投诉不能以电子版形式,而是要纸质签字,还以“我们的工作很忙很忙”为由不去现场查看。而这也不是个案,接诉工作人员推诿、不了解情况的都存在,还有工作人员甚至不清楚电价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
陈维民表示:“这些年为了激发市场活力,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青岛整体落实较好,但应该看到我们仍然存在不足、存在灯下黑。我们对国家政策的落实,一丝一毫差距都不能存在。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解决不了,也就是投诉难、维权成本高。”对此他建议,要加强队伍的业务能力、思想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张杰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这次问政青岛还是很有感触:“真是坐不住、脸红、出汗,看到我们有这么多问题。下一步,市场监管系统要直面问题一直在路上,就是要聚焦问题、解决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要加强监管一直在路上,针对这些问题加强监管,不为问题找理由,要为解决问题想办法。”他说,现在看核心还是作风问题,要持续地改进作风,不断地提高监管效能,切切实实把各项工作做好,真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买得放心。（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外卖制作脏乱差,谁埋单?
外卖食物是否安全一直是市民心里一个大大的问号,原本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便利方式却让人又爱又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有市民投诉,名为“养生鼎·鲍汁捞饭”的外卖店存在严重环境卫生问题。当记者前往这家位于黑龙江中路的外卖店调查时,有人正从店里走出来,手里竟然拿着刚从这里捕获的老鼠。走进这处名为“七号外卖”的地方,几家外卖店在这里“集中营业”,环境卫生让人颇感不适,油污满地、苍蝇乱飞、排水沟裸露,有些商户的生产区看不到任何消毒设施,刚送走的外卖,盘子里甚至有蟑螂。而被市民投诉的那家外卖店,食物里落上了苍蝇。
正是这样一家外卖店,平台上的评分达到4.6分,到底还能相信什么标准去点单?在其他店铺,存在网上照片与实际相去甚远的情况,环境脏乱差也不在少数。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份份外卖制作出来,并送到数以万计的消费者手中。
一边是庞大的需求,一边是脏乱的加工环境,外卖什么时候才能让市民安心?青岛市市场监管局餐饮处处长顾天舒表示,对外卖店的监督为日常巡查模式,根据实体店量化等级进行一年1～3次的检查。针对外卖食品安全,市场监管部门曾经连续多年开展相关查处行动,但如今仍然发现这么多问题,值得深思。顾天舒表示,这说明监管存在不到位的问题。他说,日常监管和双随机检查应该结合起来,网络订餐的实体店应该作为增加监管频次的重点监管对象。
提升外卖后厨的透明度是否有办法?顾天舒表示,平台提供了相关措施,但限于各种条件进展缓慢。
张杰表示:“食品安全无小事。要加大监管力度,食安问题零容忍。还要强调监管的力度,特别是查处违法案件的力度上要加强,决不能让他们危害群众利益。第三方平台同样要负起监管的责任。通过多方共治,逐步把问题减少,让放心度提升。”线上观察员、中国人民大学法治与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杰文津表示,要加强技术在监管中的作用。
处方药随便买,谁来保障?
用药安全同样值得警醒。在调查中,位于漳州二路的一家药房内,工作人员让嗓子不舒服的记者称患有“咽炎”,开出处方药罗红霉素。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随后记者在多家买出处方药。如此买药方便了,但用药安全谁来保证?
去年,青岛发生过16岁少年违规买到处方药并服药中毒身亡的悲剧。对于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青岛市市场监管局二级巡视员柏建超表示,这是一项顽疾,其中一方面是主体责任压得不实,另一方面监管责任心不够。
由于药师不够,青岛采取十家药店配备一名药师的措施,运用互联网的措施开方抓药,这也让不少药店钻了空子。张杰表示,现在青岛有4800家药店,管理模式上主要是属地化、网格化管理,有些情况不错,但也确实存在问题。下一步要加强网格化管理,监管人员要走到、查到,责任到位、监管到位。还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要采取一系列措施起到震慑作用,也欢迎社会监管。
对此,问政团给出10人不满意、1人满意的投票结果。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陈维民表示,对于市场监管的顽疾,大家都是不满意的,市场监管部门做了大量工作,但却有大量的顽疾没有解决:“一定要从管理转向治理,要实现现代化。这就要政府主导、依法合规、社会参与、多元共治。当下在谈到问题解决时,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严管严查,但这是以前的老套路,用这种一杆子插到底、运动式执法拉网式检查的老办法,已经解决不了当下的难题。要采取智能化、可视化等措施,还要依靠行业协会的力量来加强行业自律。”
伪科学横行,以罚代管?
一个水杯售价高达685元,这是青岛宇宙水灵子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的一款“神奇”水杯,“能让黑发变白”“杯底有高能芯(片),普通水用水灵子杯喝瞬间变成能量水不再感染新冠肺炎”,诸如此类的宣传口号从销售人员和其网站上散播着,更多的“神乎其神”的原理和功效充斥其中。这一产品的购买者以老年人居多。有消费者说,他家在总水龙头安装这一技术的产品,“该喝水锈还是喝水锈”,但他爸爸还是不觉得被骗了。
记者将买来的水灵子水杯带到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显示自来水倒入水杯后,水质并没有明显变化。
今年三月,有关部门已经认定该公司为虚假宣传,责令其停止违法,并处以罚款十万元。更有意思的是,在其宣传中强调的发明专利,目前还处在实质审查阶段,未获专利授权。不仅如此,其销售模式同样可疑:通过介绍购买等模式迅速发展到百万人的庞大销售规模。
对此张杰表示,这是典型的虚假宣传,这种模式还涉嫌传销。要加大办案力度,充分调查收集证据,市区两级联动,坚决迅速查处。
对于这个问题,问政团成员给出了4位满意、7位不满意的投票。对此杰文津表示,这样一个“非常可笑”的伪高科技产品不可能一日之间规模变成这么大,一定有很多消费者投诉,可能是投诉到不同层级的平台。这些投诉为什么石沉大海值得追究；执法人员以罚代管的模式,也是一种懒政行为,这特别值得注意；不光是市场监管人员的执法,社区工作人员有接触中老年人的渠道,需要多方加强合作。
陈维民表示:“让市民面对伪科学去识别、判断是很难的,这就显得监管部门责任重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失之过宽过软。从案例看,还涉及价格欺诈、非法注资等,联合执法肯定能查出问题。这种行为一定要零容忍,它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各级政府都要认真对待,防止这种‘毒瘤’危害社会。”
电价优惠被侵吞,归谁管?
国家出台各种降电价红包没到手里,是市北区樱花苑商户们的共同感受,这里按1.2元/度的价格交了好几年。小区商铺都使用物业转供电,电费直接交给物业公司。过去三年间,国家三次下调工商业电价,然而这里商户交的电费,价格始终没变——正常收费六毛多一度,却多交了几乎一倍。
发现这一情况,商户向相关部门投诉,随后电费进行“调整”:电价变成0.65元/度,但“人工及管理费”这一项却涨上来了。算下来还是1.2元/度,这让商户们哭笑不得,直呼“换汤不换药”。对此,物业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六毛五谁给你伺候,谁给你去管理”,“这还有讲价的余地吗?”
《电力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电费中加收其他费用。对此,记者投诉到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浮山新区市场监督管理所,结果工作人员表示投诉不能以电子版形式,而是要纸质签字,还以“我们的工作很忙很忙”为由不去现场查看。而这也不是个案,接诉工作人员推诿、不了解情况的都存在,还有工作人员甚至不清楚电价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
陈维民表示:“这些年为了激发市场活力,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青岛整体落实较好,但应该看到我们仍然存在不足、存在灯下黑。我们对国家政策的落实,一丝一毫差距都不能存在。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解决不了,也就是投诉难、维权成本高。”对此他建议,要加强队伍的业务能力、思想作风建设,真正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张杰在总结发言时表示,这次问政青岛还是很有感触:“真是坐不住、脸红、出汗,看到我们有这么多问题。下一步,市场监管系统要直面问题一直在路上,就是要聚焦问题、解决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来改进我们的工作；要加强监管一直在路上,针对这些问题加强监管,不为问题找理由,要为解决问题想办法。”他说,现在看核心还是作风问题,要持续地改进作风,不断地提高监管效能,切切实实把各项工作做好,真正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用得放心、买得放心。（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晓哲）
过个路，咋这么难！
新华网
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线索，国办督查室日前就货车行路难问题开展实地暗访。
记者跟随督查组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缺乏统筹平衡和精细化管理，对部分路段货车通行一“限”了之，令不少企业和货车司机苦不堪言。
1
不能过的杆：
造价动辄数十万元，
到底拦住了谁？
督查组驱车在石家庄、安阳、淄博等地行驶，宛如进入各式限高杆的“陈列馆”。
经随机走访，督查组发现石家庄市仅三环内道路就建有限高设施222处，藁城区在县、乡、村道上设有限高杆82处。有的村庄在每个路口上都设有两米多高的限高杆，有的在一条道路上就安有6个限高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规定，各种机动车行驶城市道路最小净高为4.5米。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高速、一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5米，三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4.5米。
而督查组走访发现，各地限高杆标准混乱、高度不一。如在石家庄，固定限高仅为2.8米的就有103处；升降限高为2.8米至5米的有113处。从龙门架、智能升降到“高低杆”“超长杆”“阴阳杆”……样式也不一而足。
经抽查合同发现，很多限高杆造价不菲。石家庄市三环路上设有61套限高设施，总造价达3457.6万元，仅兴华路与藁梅路路口的一个限高杆花费就达52万元。
密、杂、贵的限高杆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物流效率。
淄博市恒台县在308国道上违规设有3处限高杆，按绕行路线，货车需多跑14.7至19.1公里。在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很多物流企业门前路口处都立有限高杆，“眼瞅在跟前，还要绕半天”，每日运送货物的司机不得不绕行。
据石家庄某物流园区运输经理介绍，公司在2018年购置25辆新能源车，但因车身高度超过限高杆高度，绕路又耽误时效，一直无法投入使用，大多数车的里程数仅为200至400公里。
此外，一些限高杆还带来安全隐患。
督查组看到，在石家庄市城区一处路段，一辆公交车靠近2.8米的限高杆后，沿着划好的公交车道，让车顶最高处严丝合缝地经过限高杆的凹槽处，才得以顺利通过。
在淄博市高青县北外环路段，一处违规设立的限高杆被货车撞坏后形成没人管的“高低杆”，逼得大货车不得不借道逆行，其中不乏危化品运输车。10分钟内，就有4辆大货车逆行驶过。
2
不好办的证：
“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
“办证是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货车司机秦师傅提起办通行证，很是感慨。“去交警队办理，他们说没听到指示，你再等等，可我们等不起啊。”
督查组暗访发现，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市县迫于环保压力，实行限行和货车通行证管理，但办证流程长、环节多、数量少。
经暗访了解，石家庄市黄牌货车通行证办理不仅需要有关单位提交一系列材料，还要辗转往返多个部门审批。督查组随机抽查安阳市区柴油货车通行证办理审批表发现，审批所用时间从几天、一周到20天不等。
对此很多司机表示，通行证申办流程不透明，办起来很麻烦，往往办下来就已过了一周或更久，用不了三两趟就过期了，且每到一地都要重新申请，很多人认为“不划算”。
督查组随后调阅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数据，按不完全统计，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16日该市禁行区域行驶的黄牌货车平均每月16625辆，而未持有通行证行驶的平均每月13042辆，占总数的78.4%。
限行规定和证件难办让很多司机不得不硬着头皮闯禁行、吃罚单。有司机一提到罚单就激动：“我的12分只剩3分了，你说我的分都去哪了？”
督查组调取数据发现，仅2020年5月1日至9月16日，石家庄市未办理通行证行驶的黄牌货车就被随机处罚27350次，罚款273.5万元，扣除82050分。
很多司机表示，他们无奈之下只能靠“黄牛”带路进城。“赶紧往前走，快点！”“左转左转”……督查组随货车体验带路过程，发现当地“黄牛”按每车150元收费。石家庄某运输公司负责人提供的一份手机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以来公司用于“黄牛”带路的费用达32100元。
3
不让走的路：
违规设卡随意执法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通过封堵非收费公路或在非收费公路上设卡收费等方式，强迫车辆通行收费公路。
督查组调查发现，聊城市违规在省道706设置4处限行卡点，每个检查点分别标有“前方货车禁行 违者监控抓拍”“大气污染防治检查站”等蓝色提示牌。由于该检查点对8吨以上重型柴油车禁行，部分货车被迫绕行穿城高速，缴纳高速公路通行费。
不仅如此，督查组还注意到，检查点的工作人员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外雇的保安，他们仅凭目测来判断货车是否为“8吨以上”，还扣押了几十辆货车司机的驾驶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在河南等地，也存在类似随意执法和强迫绕行的问题。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安阳南路段，高速口周边三个可通行的路口被一个限高杆和两个检查卡口所拦，几名由交警部门聘请的非执法人员在卡口处值守和拦截车辆，阻断国省干道。
督查组还调查了解到，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在国道515汤阴界至瓦店高速段道路维修结束、已恢复正常通行4天后，又因“环保管控”需要，对国道进行二次封堵，造成车辆滞留、绕行。
4
整改：“限”字不是灵丹妙药
2019年7月，交通运输部根据国办督查室的督办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清理活动，明确要求各地按照国家有关公路建设规范标准摸查整改；2020年又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农村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台账，实行清单管理。
然而，督查组此次调查发现，河北、山东、河南等部分市县对于专项清理工作敷衍了事，对限高杆设置情况摸不清底数、搞不清政策、理不清责任。
聊城市在专项清理行动中，仅茌平区等3个区县排查报告了限宽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86处，莘县等5个县区以电话形式进行所谓“零报告”。经再次排查整治，聊城市共有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703处，莘县等5个县区漏报瞒报359处。安阳市汤阴县在专项清理行动中，未将2019年以环保名义设立的21个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纳入清理范围，2020年1月以防疫名义设立的4个检查点也延用至今。
面对督查组检查，一些地方甚至通过连夜拆除或伪造会议纪要的方式，试图蒙混过关。督查组认为，这折射出个别地方任意决策、肆意用权、任性执法等问题。
除此之外，多地解释称，制定各种限高、限行、限证举措，一是缘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巨大压力，二是出于保护城乡道路需求。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限行实际上解决不了环保污染问题，车该进还是得进，现在只能绕路，排放量增加，反而带来更多负担。“一限了之”的举措反映出，一些地方缺乏统筹平衡和精细化管理能力。
对此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建议，对限高杆等相关设施的设置程序要合法合规；应当完善管理制度和提高技术标准，未来应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合理安排出行和物流运输；同时各地政府应以改善营商环境为己任，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督查组实地督促，石家庄、聊城、淄博、安阳市已对辖区内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重新开展摸底排查和清理规范，拆除违规违法设置的设施。 https://t.cn/R2WxHzL
新华网
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线索，国办督查室日前就货车行路难问题开展实地暗访。
记者跟随督查组在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发现，一些地方缺乏统筹平衡和精细化管理，对部分路段货车通行一“限”了之，令不少企业和货车司机苦不堪言。
1
不能过的杆：
造价动辄数十万元，
到底拦住了谁？
督查组驱车在石家庄、安阳、淄博等地行驶，宛如进入各式限高杆的“陈列馆”。
经随机走访，督查组发现石家庄市仅三环内道路就建有限高设施222处，藁城区在县、乡、村道上设有限高杆82处。有的村庄在每个路口上都设有两米多高的限高杆，有的在一条道路上就安有6个限高杆。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规定，各种机动车行驶城市道路最小净高为4.5米。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高速、一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5米，三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4.5米。
而督查组走访发现，各地限高杆标准混乱、高度不一。如在石家庄，固定限高仅为2.8米的就有103处；升降限高为2.8米至5米的有113处。从龙门架、智能升降到“高低杆”“超长杆”“阴阳杆”……样式也不一而足。
经抽查合同发现，很多限高杆造价不菲。石家庄市三环路上设有61套限高设施，总造价达3457.6万元，仅兴华路与藁梅路路口的一个限高杆花费就达52万元。
密、杂、贵的限高杆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物流效率。
淄博市恒台县在308国道上违规设有3处限高杆，按绕行路线，货车需多跑14.7至19.1公里。在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很多物流企业门前路口处都立有限高杆，“眼瞅在跟前，还要绕半天”，每日运送货物的司机不得不绕行。
据石家庄某物流园区运输经理介绍，公司在2018年购置25辆新能源车，但因车身高度超过限高杆高度，绕路又耽误时效，一直无法投入使用，大多数车的里程数仅为200至400公里。
此外，一些限高杆还带来安全隐患。
督查组看到，在石家庄市城区一处路段，一辆公交车靠近2.8米的限高杆后，沿着划好的公交车道，让车顶最高处严丝合缝地经过限高杆的凹槽处，才得以顺利通过。
在淄博市高青县北外环路段，一处违规设立的限高杆被货车撞坏后形成没人管的“高低杆”，逼得大货车不得不借道逆行，其中不乏危化品运输车。10分钟内，就有4辆大货车逆行驶过。
2
不好办的证：
“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
“办证是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货车司机秦师傅提起办通行证，很是感慨。“去交警队办理，他们说没听到指示，你再等等，可我们等不起啊。”
督查组暗访发现，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市县迫于环保压力，实行限行和货车通行证管理，但办证流程长、环节多、数量少。
经暗访了解，石家庄市黄牌货车通行证办理不仅需要有关单位提交一系列材料，还要辗转往返多个部门审批。督查组随机抽查安阳市区柴油货车通行证办理审批表发现，审批所用时间从几天、一周到20天不等。
对此很多司机表示，通行证申办流程不透明，办起来很麻烦，往往办下来就已过了一周或更久，用不了三两趟就过期了，且每到一地都要重新申请，很多人认为“不划算”。
督查组随后调阅石家庄市公安交通管理局数据，按不完全统计，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16日该市禁行区域行驶的黄牌货车平均每月16625辆，而未持有通行证行驶的平均每月13042辆，占总数的78.4%。
限行规定和证件难办让很多司机不得不硬着头皮闯禁行、吃罚单。有司机一提到罚单就激动：“我的12分只剩3分了，你说我的分都去哪了？”
督查组调取数据发现，仅2020年5月1日至9月16日，石家庄市未办理通行证行驶的黄牌货车就被随机处罚27350次，罚款273.5万元，扣除82050分。
很多司机表示，他们无奈之下只能靠“黄牛”带路进城。“赶紧往前走，快点！”“左转左转”……督查组随货车体验带路过程，发现当地“黄牛”按每车150元收费。石家庄某运输公司负责人提供的一份手机转账记录显示，2019年以来公司用于“黄牛”带路的费用达32100元。
3
不让走的路：
违规设卡随意执法
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要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通过封堵非收费公路或在非收费公路上设卡收费等方式，强迫车辆通行收费公路。
督查组调查发现，聊城市违规在省道706设置4处限行卡点，每个检查点分别标有“前方货车禁行 违者监控抓拍”“大气污染防治检查站”等蓝色提示牌。由于该检查点对8吨以上重型柴油车禁行，部分货车被迫绕行穿城高速，缴纳高速公路通行费。
不仅如此，督查组还注意到，检查点的工作人员为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外雇的保安，他们仅凭目测来判断货车是否为“8吨以上”，还扣押了几十辆货车司机的驾驶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在河南等地，也存在类似随意执法和强迫绕行的问题。
在京港澳高速公路安阳南路段，高速口周边三个可通行的路口被一个限高杆和两个检查卡口所拦，几名由交警部门聘请的非执法人员在卡口处值守和拦截车辆，阻断国省干道。
督查组还调查了解到，河南省安阳市安阳县在国道515汤阴界至瓦店高速段道路维修结束、已恢复正常通行4天后，又因“环保管控”需要，对国道进行二次封堵，造成车辆滞留、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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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限”字不是灵丹妙药
2019年7月，交通运输部根据国办督查室的督办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清理活动，明确要求各地按照国家有关公路建设规范标准摸查整改；2020年又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建立农村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台账，实行清单管理。
然而，督查组此次调查发现，河北、山东、河南等部分市县对于专项清理工作敷衍了事，对限高杆设置情况摸不清底数、搞不清政策、理不清责任。
聊城市在专项清理行动中，仅茌平区等3个区县排查报告了限宽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86处，莘县等5个县区以电话形式进行所谓“零报告”。经再次排查整治，聊城市共有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703处，莘县等5个县区漏报瞒报359处。安阳市汤阴县在专项清理行动中，未将2019年以环保名义设立的21个限高设施和检查卡点纳入清理范围，2020年1月以防疫名义设立的4个检查点也延用至今。
面对督查组检查，一些地方甚至通过连夜拆除或伪造会议纪要的方式，试图蒙混过关。督查组认为，这折射出个别地方任意决策、肆意用权、任性执法等问题。
除此之外，多地解释称，制定各种限高、限行、限证举措，一是缘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巨大压力，二是出于保护城乡道路需求。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限行实际上解决不了环保污染问题，车该进还是得进，现在只能绕路，排放量增加，反而带来更多负担。“一限了之”的举措反映出，一些地方缺乏统筹平衡和精细化管理能力。
对此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教授张柱庭建议，对限高杆等相关设施的设置程序要合法合规；应当完善管理制度和提高技术标准，未来应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合理安排出行和物流运输；同时各地政府应以改善营商环境为己任，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经督查组实地督促，石家庄、聊城、淄博、安阳市已对辖区内公路限高限宽设施和检查卡点重新开展摸底排查和清理规范，拆除违规违法设置的设施。 https://t.cn/R2WxHzL
【中国国民党民调 7成民众忧食安危机】中国国民党智库昨公布最新民调，高达70％民众反对政府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且有70％民众担忧引起食安危机，仅有45％民众认为政府能落实产地标示，另有 60％民众支持国民党发起的反莱猪食安公投。民众党团总召赖香伶说，党团反对莱猪，不管是公投或各种形式，其他政党若有反莱猪提案，都有合作的空间。更多详情：https://t.cn/A64n4H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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