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十年 •兴安盟新跨越】“粮仓”实“肉库”足“奶罐”盈！兴安盟持续做大“粮”“肉”“奶”业
兴安农垦超市，货架上摆满了米面粮油、牛羊肉干、奶制品等各类本地农副产品。“我在外地也经常看见咱们家的产品，大家都说好。”乌兰浩特市居民韩英伟说。
农牧产品的丰富源于兴安盟打造农牧产业链的不懈努力。兴安盟地处北纬46度寒地水稻黄金带，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和优质玉米产区，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兴安盟以争做内蒙古的“粮仓”“肉库”“奶罐”为目标，持续推进大米品牌、玉米精深加工、肉牛全产业链体系及全国高端奶业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大项目撬动、延伸补齐农牧业产业链，将兴安盟打造成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取得了 “兴安岭下米粮仓，草原深处好厨房”的美誉。
夏日，走进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东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陈乌力吉木仁带着几个社员在稻田里查看稻苗长势。陈乌力吉木仁说：“这些水稻不仅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也是咱兴安盟的一张名片。”
今年，兴安盟农作物总播面积1782.3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689.17万亩，较上年增加11.69万亩。在政策、科技、投入等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盟今年的农业生产进展顺利，作物长势良好，为夺取全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肥沃的黑土地、适宜的气候条件、绿色纯净的农田环境，独特的条件成就了高品质的‘兴安盟大米’，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和认可。”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王世刚介绍，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商品粮基地，“兴安盟大米”已成为兴安盟一张响亮的名片。
近年来兴安盟立足粮食资源优势，以“兴安盟大米”为突破口，全力推进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先后被授予“内蒙古优质稻米之乡”“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都”“2018十大好吃米饭”等称号，实现了“好米”变“名米”，“名米”卖“好价”，“兴安盟大米”品牌估值超过180亿元，出现了二龙屯、绰勒银珠、魏佳米业、草原五谷香等品牌，“兴安盟大米”呈现品牌化和集群化发展态势，为兴安盟水稻产业发展注入持续不断的强劲动能。
“两袋米”，一袋指的是大米，另一袋就是玉米。作为玉米主产区，兴安盟玉米年产量稳定在100亿斤以上，秸秆收集总量可达588.6万吨。今年，兴安盟玉米播种面积达1223.28万亩，较上年增加4.28万亩。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兴安盟实施优质高效增量示范行动，积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保证粮食不减产的情况下增加一茬大豆，不仅有效提高农民收入，还有效保障了粮油供应。
玉米资源丰富的优势，还成功吸引了内蒙古溪流佳禾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12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落户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达产后，年生产淀粉42万吨、葡萄糖浆24万吨、结晶葡萄糖20万吨、玉米油2万吨、纤维饲料14万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实现税收1亿元，安置就业240人。”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彦介绍说。
做好“粮仓”要做实举措。围绕玉米、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提质增效，兴安盟创建了12个优质高效增粮千亩示范区，集成推广玉米密植优良品种、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水稻浅湿干交替灌溉节水等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助推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今年，我盟向上争取了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49亿元，在全盟打造了12个千亩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区、8个看禾选种平台，建立5个万亩示范区、100个千亩展示区、150个百亩核心区，实施耕地轮作138万亩。”盟农牧局局长李振林介绍说。
8月的科右中旗，草青牛肥。这片以绿色为底色的土地，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如今，作为兴安盟“肉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牛经济”成为了新名词。
近日，兴安盟科右中旗华阳肉牛肉羊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项目土建工程建设接近尾声，预计9月初可投产，作为兴安盟肉牛全产业链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屠宰分割10万头肉牛、加工2.5万吨牛肉，年收入预计达到9亿元，可带动当地180余人就业。”内蒙古华阳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龙说道。
今年，我盟启动了肉牛产业再造行动，研究制定了“兴安盟肉牛产业链重点项目区域分布图”，依托龙头企业、全产业链相互支撑，肉牛产业发展呈现出稳步向好的态势。据行业统计，截至6月末，全盟肉牛存栏131.86万头，较上年同期增长31.81%。全盟肉牛标准规模场发展到469家，其中，万头以上2家、千头以上29家、500头以上60家、200头以上119家。
“肉库”建设不拘于数量，更追求技术发展，繁育能力的不断提升让“肉库”功能更加完善。
“我这牛喂好了个个都能长到一千七八百斤，都是经过科技公司优质冻精改良过的！”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村民吴巴根口中的“科技公司”正是由中宣部搭建的国家级种公牛站——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
据了解，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种牛203头，年采精能力达到350万剂，近几年通过资源整合，以整乡（村）推进的方式，集中在科右中旗、突泉县、科右前旗建设肉牛奶牛冷配站点148个，普及肉牛冷配技术，全盟肉牛改良率达到90%。
2021年，突泉县、科右中旗成功纳入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内蒙古科尔沁肉牛产业集群，项目将实施三年，主要实施肉牛育肥、繁育基地建设及屠宰加工生产线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等项目，加快我盟肉牛产业集群化发展。
在兴安盟，当肉牛产业成为“肉库”建设主力军的同时，其他牲畜养殖同样如火如荼。 “目前我们公司拥有年饲养120万套种鸡的养殖场、年孵化5000万羽的孵化场、年屠宰3000万只肉鸡的屠宰厂、年养殖3000万只的肉鸡养殖基地。” 内蒙古安达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卫说。
以安达牧业为代表，我盟禽产业链集聚了种禽饲养、养殖基地、屠宰加工等关联企业。据兴安盟农牧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兴安盟禽类饲养量3000万羽，禽蛋产量达到3.2万吨，禽肉产量达到1.7万吨，禽销售额约2亿元。
肉牛、羔羊、生猪、禽类……兴安盟持续引进先进企业，鼓励、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多样养殖业，充实“肉库”种类，打造兴安品牌。
走进兴安盟科右前旗中利牧业2.5万头优质奶牛养殖牧场，一排排标准化牛舍安装了高标准通风、控温、清洁系统，现代化挤奶大厅内上百头奶牛通过全自动转盘式挤奶机集体挤奶，很是壮观。
“我们的牧场由科右前旗、伊利集团、中博农公司三方共同建设，规划养殖规模为2.5万头，目前奶牛存栏头数已超1.2万头，日产鲜奶120吨。”中博农牧业副总经理王阿木古冷介绍。
作为兴安盟万头奶牛养殖牧场智能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利牧业2.5万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是目前自治区单体最大的标准化奶牛养殖项目。
近年来，兴安盟深入贯彻国家、自治区奶业振兴战略部署，把奶业产业链确定为20个重点产业链之一，利用黄金奶源的资源优势，通过改造提升中小规模养殖场、培育壮大乳品加工企业，以推进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为目标，积极扶持培育奶源基地，加快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将兴安盟打造成为高端奶源基地。截至2022年牧业年度，兴安盟奶牛存栏达到14.3万头，同比2021年增长28.1%。
在内蒙古兴安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面向液态奶行业“5G+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智能制造新技术示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利用大型机械正在进行场地地面铺设以及车间墙体填充等工作。 据介绍，“5G+工业互联网平台”液态奶智能工厂示范项目总投资17亿元，主要用于生产安慕希常温酸奶、金典奶系列产品。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日产液态奶1500吨，年产值15亿元，年纳税2000万元，解决当地500人就业。
打造高端奶源基地，离不开高端优质奶牛的育种、繁育。2021年12月28日，前海科技中博农胚胎生产实验室在兴安盟科右前旗落成揭牌，填补了当地奶牛产业科技试验基地的空白，为兴安盟高产奶牛育种、繁育、改良转型升级和打造高端奶源基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这几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牧场内采集卵子。我们通过创立胚胎实验室，加快优质奶牛繁育效率，提升牧场整体效益，告别过去以数量换产量的模式，牧场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优质牛群。”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的实验室项目负责人关彦虎说，实验室项目投产后，每年可生产性控胚胎5万枚，3至5年时间内，泌乳牛日均产奶可提高到45公斤以上，年均产奶可以超过13.5吨，可以大幅降低公斤奶成本。
目前，兴安盟传统乳制品加工作坊有75家，年产奶皮子、奶豆腐、黄油等传统奶制品3000余吨，整合中小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资金1.13亿元，累计开展中小规模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290家，奶制品标准化试点21家，中小奶畜养殖户发展到388家。
兴安农垦超市，货架上摆满了米面粮油、牛羊肉干、奶制品等各类本地农副产品。“我在外地也经常看见咱们家的产品，大家都说好。”乌兰浩特市居民韩英伟说。
农牧产品的丰富源于兴安盟打造农牧产业链的不懈努力。兴安盟地处北纬46度寒地水稻黄金带，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和优质玉米产区，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兴安盟以争做内蒙古的“粮仓”“肉库”“奶罐”为目标，持续推进大米品牌、玉米精深加工、肉牛全产业链体系及全国高端奶业生产基地建设，通过大项目撬动、延伸补齐农牧业产业链，将兴安盟打造成优质绿色农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取得了 “兴安岭下米粮仓，草原深处好厨房”的美誉。
夏日，走进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东农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陈乌力吉木仁带着几个社员在稻田里查看稻苗长势。陈乌力吉木仁说：“这些水稻不仅是我们的收入来源，也是咱兴安盟的一张名片。”
今年，兴安盟农作物总播面积1782.38万亩，其中，粮食作物播种面积1689.17万亩，较上年增加11.69万亩。在政策、科技、投入等三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全盟今年的农业生产进展顺利，作物长势良好，为夺取全年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肥沃的黑土地、适宜的气候条件、绿色纯净的农田环境，独特的条件成就了高品质的‘兴安盟大米’，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和认可。”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站长王世刚介绍，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商品粮基地，“兴安盟大米”已成为兴安盟一张响亮的名片。
近年来兴安盟立足粮食资源优势，以“兴安盟大米”为突破口，全力推进粮食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先后被授予“内蒙古优质稻米之乡”“中国草原生态稻米之都”“2018十大好吃米饭”等称号，实现了“好米”变“名米”，“名米”卖“好价”，“兴安盟大米”品牌估值超过180亿元，出现了二龙屯、绰勒银珠、魏佳米业、草原五谷香等品牌，“兴安盟大米”呈现品牌化和集群化发展态势，为兴安盟水稻产业发展注入持续不断的强劲动能。
“两袋米”，一袋指的是大米，另一袋就是玉米。作为玉米主产区，兴安盟玉米年产量稳定在100亿斤以上，秸秆收集总量可达588.6万吨。今年，兴安盟玉米播种面积达1223.28万亩，较上年增加4.28万亩。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兴安盟实施优质高效增量示范行动，积极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在保证粮食不减产的情况下增加一茬大豆，不仅有效提高农民收入，还有效保障了粮油供应。
玉米资源丰富的优势，还成功吸引了内蒙古溪流佳禾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120万吨/玉米深加工项目落户盟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达产后，年生产淀粉42万吨、葡萄糖浆24万吨、结晶葡萄糖20万吨、玉米油2万吨、纤维饲料14万吨，年可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实现税收1亿元，安置就业240人。”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彦介绍说。
做好“粮仓”要做实举措。围绕玉米、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的提质增效，兴安盟创建了12个优质高效增粮千亩示范区，集成推广玉米密植优良品种、大豆大垄密植浅埋滴灌、水稻浅湿干交替灌溉节水等高质高效技术模式，助推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今年，我盟向上争取了农业生产发展资金2.49亿元，在全盟打造了12个千亩优质高效增粮示范区、8个看禾选种平台，建立5个万亩示范区、100个千亩展示区、150个百亩核心区，实施耕地轮作138万亩。”盟农牧局局长李振林介绍说。
8月的科右中旗，草青牛肥。这片以绿色为底色的土地，是世界公认的“最佳养牛带”，如今，作为兴安盟“肉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牛经济”成为了新名词。
近日，兴安盟科右中旗华阳肉牛肉羊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项目土建工程建设接近尾声，预计9月初可投产，作为兴安盟肉牛全产业链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
“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可屠宰分割10万头肉牛、加工2.5万吨牛肉，年收入预计达到9亿元，可带动当地180余人就业。”内蒙古华阳牛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龙说道。
今年，我盟启动了肉牛产业再造行动，研究制定了“兴安盟肉牛产业链重点项目区域分布图”，依托龙头企业、全产业链相互支撑，肉牛产业发展呈现出稳步向好的态势。据行业统计，截至6月末，全盟肉牛存栏131.86万头，较上年同期增长31.81%。全盟肉牛标准规模场发展到469家，其中，万头以上2家、千头以上29家、500头以上60家、200头以上119家。
“肉库”建设不拘于数量，更追求技术发展，繁育能力的不断提升让“肉库”功能更加完善。
“我这牛喂好了个个都能长到一千七八百斤，都是经过科技公司优质冻精改良过的！”科右中旗巴彦呼舒镇西日道卜嘎查村民吴巴根口中的“科技公司”正是由中宣部搭建的国家级种公牛站——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
据了解，内蒙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种牛203头，年采精能力达到350万剂，近几年通过资源整合，以整乡（村）推进的方式，集中在科右中旗、突泉县、科右前旗建设肉牛奶牛冷配站点148个，普及肉牛冷配技术，全盟肉牛改良率达到90%。
2021年，突泉县、科右中旗成功纳入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内蒙古科尔沁肉牛产业集群，项目将实施三年，主要实施肉牛育肥、繁育基地建设及屠宰加工生产线冷链物流体系建设等项目，加快我盟肉牛产业集群化发展。
在兴安盟，当肉牛产业成为“肉库”建设主力军的同时，其他牲畜养殖同样如火如荼。 “目前我们公司拥有年饲养120万套种鸡的养殖场、年孵化5000万羽的孵化场、年屠宰3000万只肉鸡的屠宰厂、年养殖3000万只的肉鸡养殖基地。” 内蒙古安达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孙卫说。
以安达牧业为代表，我盟禽产业链集聚了种禽饲养、养殖基地、屠宰加工等关联企业。据兴安盟农牧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兴安盟禽类饲养量3000万羽，禽蛋产量达到3.2万吨，禽肉产量达到1.7万吨，禽销售额约2亿元。
肉牛、羔羊、生猪、禽类……兴安盟持续引进先进企业，鼓励、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多样养殖业，充实“肉库”种类，打造兴安品牌。
走进兴安盟科右前旗中利牧业2.5万头优质奶牛养殖牧场，一排排标准化牛舍安装了高标准通风、控温、清洁系统，现代化挤奶大厅内上百头奶牛通过全自动转盘式挤奶机集体挤奶，很是壮观。
“我们的牧场由科右前旗、伊利集团、中博农公司三方共同建设，规划养殖规模为2.5万头，目前奶牛存栏头数已超1.2万头，日产鲜奶120吨。”中博农牧业副总经理王阿木古冷介绍。
作为兴安盟万头奶牛养殖牧场智能示范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利牧业2.5万头奶牛养殖示范牧场是目前自治区单体最大的标准化奶牛养殖项目。
近年来，兴安盟深入贯彻国家、自治区奶业振兴战略部署，把奶业产业链确定为20个重点产业链之一，利用黄金奶源的资源优势，通过改造提升中小规模养殖场、培育壮大乳品加工企业，以推进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为目标，积极扶持培育奶源基地，加快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将兴安盟打造成为高端奶源基地。截至2022年牧业年度，兴安盟奶牛存栏达到14.3万头，同比2021年增长28.1%。
在内蒙古兴安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面向液态奶行业“5G+工业互联网平台”应用智能制造新技术示范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利用大型机械正在进行场地地面铺设以及车间墙体填充等工作。 据介绍，“5G+工业互联网平台”液态奶智能工厂示范项目总投资17亿元，主要用于生产安慕希常温酸奶、金典奶系列产品。项目投产后，可实现日产液态奶1500吨，年产值15亿元，年纳税2000万元，解决当地500人就业。
打造高端奶源基地，离不开高端优质奶牛的育种、繁育。2021年12月28日，前海科技中博农胚胎生产实验室在兴安盟科右前旗落成揭牌，填补了当地奶牛产业科技试验基地的空白，为兴安盟高产奶牛育种、繁育、改良转型升级和打造高端奶源基地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这几天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正在牧场内采集卵子。我们通过创立胚胎实验室，加快优质奶牛繁育效率，提升牧场整体效益，告别过去以数量换产量的模式，牧场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多优质牛群。”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的实验室项目负责人关彦虎说，实验室项目投产后，每年可生产性控胚胎5万枚，3至5年时间内，泌乳牛日均产奶可提高到45公斤以上，年均产奶可以超过13.5吨，可以大幅降低公斤奶成本。
目前，兴安盟传统乳制品加工作坊有75家，年产奶皮子、奶豆腐、黄油等传统奶制品3000余吨，整合中小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项目资金1.13亿元，累计开展中小规模奶畜养殖场提升改造290家，奶制品标准化试点21家，中小奶畜养殖户发展到388家。
【#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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