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乍起，就连广东也降了温，俗话说：“秋风起，吃腊味”。腊味就是属于秋冬的美味，谁不想首先尝一口入冬前的鲜呢。腊味煲仔饭，甜润的油脂渗入米粒，一口煲盖揭开，不得了，这是广东的腊味～湖南的腊肉，配上蒜苔，蒜苔脆，香，味道清新中带着霸道，腊肉的风味立现～腊味合蒸，双拼的快乐，不亚于吃烧腊来个双拼，保证你一次吃个够，合蒸合蒸，诸味融合，是不可割舍的家乡味道～ #美食分享#
#金秋丰收画卷#中国人对“丰收”的感情，是刻在基因里的。这个带着被阳光烘热的香气的词，不仅意味着物质的充裕，更意味着无可替代的安全感。
粮食既是最受中国人重视的作物，也是“丰收调色板”上最雍容灿烂的一抹暖色。当黑龙江人揭开一锅“嗷嗷香”的五常大米饭，广东人正坐在灶旁，等待“煲仔”中的丝苗米饭的成熟。当青稞糌粑和酥油茶抚慰了高原的风，高粱酿出的一口香醇热辣，也驱散了贵州山中的阴冷。
长江，孕育了一串珍珠般的大小粮仓。从“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到“熟则天下仓廪皆满”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腰肢柔软的水稻与水墨长江是绝配。而锋芒毕露的小麦，则与拥有“小麦色肌肤”的黄河为伴。
小麦，早已彻底俘获了黄河沿岸居民的胃和心。以河南省为例，小麦年产量占全国1/4，不仅能在喂饱本省人民的同时远销海内外，还是中国最大的饼干、方便面生产基地。
虽然广大山区的土层较薄，但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或许种不出五常大米，却正好对上了洋芋（土豆）的脾气。在“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之路上，土豆展现出了惊人的可塑性碾泥、摊饼、炸块儿、做粉丝，丝毫不输给小麦。
如果淀粉之香是画布的温暖底色，瓜果蔬菜，就是慷慨倾倒的颜料桶。“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蚌珠圆”，江南的鸡头米（芡实果实）既可以与河虾仁、荸荠、莲藕一同组成“荷塘小炒”，也能在桂花糖水中扮演新剥珍珠的角色。
色浓，味甜，质感敦厚，这是果园里的丰收图景。“梨行卸了梨，柿子红了皮”、“旱枣子，涝栗子，不旱不涝收柿子”，硕果累累，是最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广东的菠萝与新疆的吊干杏、石榴擦肩而过，四川的红心猕猴桃、晚熟芒果卖到了祖国的东北角，西藏的昌都醉梨和江西的马家柚进行了位置互换，各地风味在血管般的高速路上涌动，更是独属于秋收季节的狂欢。
#风物茶话会#你家那边现在什么正在丰收？
图/视觉中国，图虫·创意
粮食既是最受中国人重视的作物，也是“丰收调色板”上最雍容灿烂的一抹暖色。当黑龙江人揭开一锅“嗷嗷香”的五常大米饭，广东人正坐在灶旁，等待“煲仔”中的丝苗米饭的成熟。当青稞糌粑和酥油茶抚慰了高原的风，高粱酿出的一口香醇热辣，也驱散了贵州山中的阴冷。
长江，孕育了一串珍珠般的大小粮仓。从“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到“熟则天下仓廪皆满”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腰肢柔软的水稻与水墨长江是绝配。而锋芒毕露的小麦，则与拥有“小麦色肌肤”的黄河为伴。
小麦，早已彻底俘获了黄河沿岸居民的胃和心。以河南省为例，小麦年产量占全国1/4，不仅能在喂饱本省人民的同时远销海内外，还是中国最大的饼干、方便面生产基地。
虽然广大山区的土层较薄，但土地从不亏待勤劳的人，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或许种不出五常大米，却正好对上了洋芋（土豆）的脾气。在“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变之路上，土豆展现出了惊人的可塑性碾泥、摊饼、炸块儿、做粉丝，丝毫不输给小麦。
如果淀粉之香是画布的温暖底色，瓜果蔬菜，就是慷慨倾倒的颜料桶。“最是江南秋八月，鸡头米赛蚌珠圆”，江南的鸡头米（芡实果实）既可以与河虾仁、荸荠、莲藕一同组成“荷塘小炒”，也能在桂花糖水中扮演新剥珍珠的角色。
色浓，味甜，质感敦厚，这是果园里的丰收图景。“梨行卸了梨，柿子红了皮”、“旱枣子，涝栗子，不旱不涝收柿子”，硕果累累，是最美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广东的菠萝与新疆的吊干杏、石榴擦肩而过，四川的红心猕猴桃、晚熟芒果卖到了祖国的东北角，西藏的昌都醉梨和江西的马家柚进行了位置互换，各地风味在血管般的高速路上涌动，更是独属于秋收季节的狂欢。
#风物茶话会#你家那边现在什么正在丰收？
图/视觉中国，图虫·创意
【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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