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劳东燕：普通人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清华教授谈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 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的监控视频在网上发酵，引发民众愤慨。这起事件是对法治底线的挑战，每个人都不免担心，类似事件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有的讨论落在女性权益上，但我认为这首先是人身安全问题。”6月1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就此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
“这个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当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劳东燕参加新闻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因见义勇为可能遭遇的不当刑法对待”，劳东燕表示，“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关注，在实务中到底如何全面予以贯彻？”
周围那么多人为何都没出手相助？
NBD：对于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从法律角度应如何看待？
劳东燕：这起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但没有出手相助。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饭馆（烧烤店），从监控视频上看女方没有过错而受到多人殴打，这种情形下周围的男性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助。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周围人当时没有介入？当时应该不乏看不过去想要出手相助的人，但他们也会考虑，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算是打得过对方，如果把对方打伤打死了，自己会不会有坐牢或行政处罚的风险？而且这几个施暴者背后有没有团伙？他们相助之后，会不会被这些人盯上，进而骚扰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普通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
NBD：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行为，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哪些相应规定？
劳东燕：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指导意见》是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举措。
于欢案（即“辱母案”）、昆山反杀案掀起了全社会对正当防卫的关注和讨论，使得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相比之前的实务做法有了很大进步。
NBD：既然有了法律保护，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仍有较多顾虑？
劳东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方面现在确实有了基本的保障，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但在实务中，地方公检法机关对上述《指导意见》如何理解与适用，贯彻得怎么样，这些方面可能都存在改进的空间。与此同时，只有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不够。一个人实施见义勇为之后，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些就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能管得了，治安管理也需要加强和跟上。这是制度上应该为见义勇为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NBD：社会还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消除公众对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
劳东燕：首先，在治安层面，公安机关应该对恶霸流氓的行为进行常态性打击。其次，应该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后续保护落到实处。
再次，正面激励也很重要，相关部门要正面奖励与宣传见义勇为的行为。比如对出手制止殴打他人的见义勇为者，政府出面进行财物奖励，并宣传这样的事例来让大家看到。一方面对实施不法侵害者严加打击，另一方面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与宣传，通过双向引导，来弘扬社会正气，让为非作歹的恶棍不敢肆意侵害别人，让善良的人们敢于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事先预防做得越多，就越能让作恶者有所忌惮、不敢出手。
“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现在有人说，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深夜出来吃烧烤。您如何看待类似观点？
劳东燕：动不动就谈“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论调。难道不应该是如何制裁施暴者，怎样免于让女性产生受侵害的恐惧吗？
去年我去录一个法治节目，是关于两名中学女生在饭馆喝酒吃饭后被人诱骗至宾馆受到性侵的案件。主持人上来就问我，这个女孩和家人是不是有过错，让我就被害女性如何加强自身保护谈一些看法。我当时就反问，为什么一上来就谈被害人要加强自我保护？首先，饭馆不是违法犯罪场所，也不是未成年人不能去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在如何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放在怎样让女性更有安全感的问题上？
道理很简单。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得好，苹果养得鲜艳诱人，有人来摘来偷，自然应该指责偷摘者，是他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反过来责怪我“谁叫你把苹果养得这么好”。
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怎样让这些人作恶者受到惩罚，让他们以及潜在的其他作恶者不敢再作恶，让女性能大胆出行，而不是动不动就要求女性保护好自己。
NBD：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
劳东燕：那些说“姑娘谁让你穿吊带，谁让你深夜外出，你是在引人犯罪”的言论，分明是“被害人有错论”，是非常糟糕的底层逻辑，说到底，这不就是欺善怕恶吗？
当前社会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慕强心理”，老是忍不住要在被害人身上找问题。很多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平时也算是良善公民。但是，在女性或者弱者遭遇他人不法侵害时，往往就下意识地站在强者一边，对被害人特别挑剔，在被害人身上找各种过错，然后认为自己身上没有那样的问题，自己与被害人有所不同，借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心理很阴暗，也很可悲。其中不乏女性也是这样想的，她们下意识地和被害人进行对比，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被害人那样的问题，所以就不会被害，自己就是安全的”。
回到这起打人事件，被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种情况下，还劝诫让女性保护好自己，说深夜外出不好，或者认为不应该反抗，就是典型的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应该怎样长远地看待妇女权益的提升和改善上？
劳东燕：就这个案件本身，我觉得不应该视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更是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遭到侵害。两性之间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男性的共情与支持，应当努力寻找最大程度的共识，而不是挑动两性之间的对立。（每日经济新闻）#唐山要求还伤者公道#
“有的讨论落在女性权益上，但我认为这首先是人身安全问题。”6月11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就此事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
“这个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当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劳东燕参加新闻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因见义勇为可能遭遇的不当刑法对待”，劳东燕表示，“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关注，在实务中到底如何全面予以贯彻？”
周围那么多人为何都没出手相助？
NBD：对于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从法律角度应如何看待？
劳东燕：这起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但没有出手相助。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饭馆（烧烤店），从监控视频上看女方没有过错而受到多人殴打，这种情形下周围的男性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助。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周围人当时没有介入？当时应该不乏看不过去想要出手相助的人，但他们也会考虑，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算是打得过对方，如果把对方打伤打死了，自己会不会有坐牢或行政处罚的风险？而且这几个施暴者背后有没有团伙？他们相助之后，会不会被这些人盯上，进而骚扰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普通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
NBD：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行为，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哪些相应规定？
劳东燕：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指导意见》是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举措。
于欢案（即“辱母案”）、昆山反杀案掀起了全社会对正当防卫的关注和讨论，使得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相比之前的实务做法有了很大进步。
NBD：既然有了法律保护，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仍有较多顾虑？
劳东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方面现在确实有了基本的保障，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但在实务中，地方公检法机关对上述《指导意见》如何理解与适用，贯彻得怎么样，这些方面可能都存在改进的空间。与此同时，只有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不够。一个人实施见义勇为之后，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些就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能管得了，治安管理也需要加强和跟上。这是制度上应该为见义勇为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NBD：社会还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消除公众对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
劳东燕：首先，在治安层面，公安机关应该对恶霸流氓的行为进行常态性打击。其次，应该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后续保护落到实处。
再次，正面激励也很重要，相关部门要正面奖励与宣传见义勇为的行为。比如对出手制止殴打他人的见义勇为者，政府出面进行财物奖励，并宣传这样的事例来让大家看到。一方面对实施不法侵害者严加打击，另一方面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与宣传，通过双向引导，来弘扬社会正气，让为非作歹的恶棍不敢肆意侵害别人，让善良的人们敢于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事先预防做得越多，就越能让作恶者有所忌惮、不敢出手。
“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现在有人说，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深夜出来吃烧烤。您如何看待类似观点？
劳东燕：动不动就谈“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论调。难道不应该是如何制裁施暴者，怎样免于让女性产生受侵害的恐惧吗？
去年我去录一个法治节目，是关于两名中学女生在饭馆喝酒吃饭后被人诱骗至宾馆受到性侵的案件。主持人上来就问我，这个女孩和家人是不是有过错，让我就被害女性如何加强自身保护谈一些看法。我当时就反问，为什么一上来就谈被害人要加强自我保护？首先，饭馆不是违法犯罪场所，也不是未成年人不能去的地方。为什么不把重心放在如何加强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放在怎样让女性更有安全感的问题上？
道理很简单。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得好，苹果养得鲜艳诱人，有人来摘来偷，自然应该指责偷摘者，是他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反过来责怪我“谁叫你把苹果养得这么好”。
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怎样让这些人作恶者受到惩罚，让他们以及潜在的其他作恶者不敢再作恶，让女性能大胆出行，而不是动不动就要求女性保护好自己。
NBD：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
劳东燕：那些说“姑娘谁让你穿吊带，谁让你深夜外出，你是在引人犯罪”的言论，分明是“被害人有错论”，是非常糟糕的底层逻辑，说到底，这不就是欺善怕恶吗？
当前社会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慕强心理”，老是忍不住要在被害人身上找问题。很多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平时也算是良善公民。但是，在女性或者弱者遭遇他人不法侵害时，往往就下意识地站在强者一边，对被害人特别挑剔，在被害人身上找各种过错，然后认为自己身上没有那样的问题，自己与被害人有所不同，借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心理很阴暗，也很可悲。其中不乏女性也是这样想的，她们下意识地和被害人进行对比，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被害人那样的问题，所以就不会被害，自己就是安全的”。
回到这起打人事件，被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种情况下，还劝诫让女性保护好自己，说深夜外出不好，或者认为不应该反抗，就是典型的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应该怎样长远地看待妇女权益的提升和改善上？
劳东燕：就这个案件本身，我觉得不应该视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更是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遭到侵害。两性之间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男性的共情与支持，应当努力寻找最大程度的共识，而不是挑动两性之间的对立。（每日经济新闻）#唐山要求还伤者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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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竟没有出手相助的。舆论群情激愤，谴责周围男性自私软弱，但我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反思，为什么现有制度没给人们见义勇为提供足够的激励和保护？”
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2020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当时挂职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劳东燕参加新闻发布会并介绍相关情况。《指导意见》的发布实施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正确处理正当防卫案件，依法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指导意见的出台，很大程度上矫正了之前因见义勇为可能遭遇的不当刑法对待”，劳东燕表示，“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关注，在实务中到底如何全面予以贯彻？”
周围那么多人为何都没出手相助？
NBD：对于发生在唐山烧烤店的打人事件，从法律角度应如何看待？
劳东燕：这起事件让我最震惊的是，周围那么多人但没有出手相助。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饭馆（烧烤店），从监控视频上看女方没有过错而受到多人殴打，这种情形下周围的男性没有一个人敢上前相助。
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周围人当时没有介入？当时应该不乏看不过去想要出手相助的人，但他们也会考虑，这样做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就算是打得过对方，如果把对方打伤打死了，自己会不会有坐牢或行政处罚的风险？而且这几个施暴者背后有没有团伙？他们相助之后，会不会被这些人盯上，进而骚扰他们的家人？
所以，我们不要简单谴责人性。在制度没有提供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人都只会想着自保。普通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勇气是需要制度来加持的。
NBD：对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的行为，我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哪些相应规定？
劳东燕：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典型案例。《指导意见》是为依法准确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维护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利，鼓励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的重要举措。
于欢案（即“辱母案”）、昆山反杀案掀起了全社会对正当防卫的关注和讨论，使得对这两个案件的处理，相比之前的实务做法有了很大进步。
NBD：既然有了法律保护，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仍有较多顾虑？
劳东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方面现在确实有了基本的保障，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但在实务中，地方公检法机关对上述《指导意见》如何理解与适用，贯彻得怎么样，这些方面可能都存在改进的空间。与此同时，只有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不够。一个人实施见义勇为之后，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些就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能管得了，治安管理也需要加强和跟上。这是制度上应该为见义勇为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NBD：社会还应用什么样的方式消除公众对见义勇为的后顾之忧？
劳东燕：首先，在治安层面，公安机关应该对恶霸流氓的行为进行常态性打击。其次，应该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后续保护落到实处。
再次，正面激励也很重要，相关部门要正面奖励与宣传见义勇为的行为。比如对出手制止殴打他人的见义勇为者，政府出面进行财物奖励，并宣传这样的事例来让大家看到。一方面对实施不法侵害者严加打击，另一方面对见义勇为者进行奖励与宣传，通过双向引导，来弘扬社会正气，让为非作歹的恶棍不敢肆意侵害别人，让善良的人们敢于挺身而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事先预防做得越多，就越能让作恶者有所忌惮、不敢出手。
“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现在有人说，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深夜出来吃烧烤。您如何看待类似观点？
劳东燕：动不动就谈“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论调。难道不应该是如何制裁施暴者，怎样免于让女性产生受侵害的恐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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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简单。我家院子里的苹果树长得好，苹果养得鲜艳诱人，有人来摘来偷，自然应该指责偷摘者，是他应该受到惩罚，而不是反过来责怪我“谁叫你把苹果养得这么好”。
所以，讨论的重点应该是怎样让这些人作恶者受到惩罚，让他们以及潜在的其他作恶者不敢再作恶，让女性能大胆出行，而不是动不动就要求女性保护好自己。
NBD：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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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东燕看来，社会应给见义勇为者足够的支持，免除出手相助者的后顾之忧。普通人的勇气需要制度加以支持，如果没有制度保护作为后盾，绝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都会是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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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既然有了法律保护，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见义勇为行为仍有较多顾虑？
劳东燕：司法解释的规定是保护见义勇为者的第一道防线，制度方面现在确实有了基本的保障，这是应该肯定的进步。
但在实务中，地方公检法机关对上述《指导意见》如何理解与适用，贯彻得怎么样，这些方面可能都存在改进的空间。与此同时，只有关于正当防卫制度的相关规定还不够。一个人实施见义勇为之后，如果他或者他的家人受到这些流氓团伙的进一步骚扰和侵害怎么办？当地司法机关能不能为他与家人的正当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这些就不是刑法上的正当防卫能管得了，治安管理也需要加强和跟上。这是制度上应该为见义勇为者构筑的第二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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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东燕：首先，在治安层面，公安机关应该对恶霸流氓的行为进行常态性打击。其次，应该把对见义勇为者的后续保护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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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现在有人说，女性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深夜出来吃烧烤。您如何看待类似观点？
劳东燕：动不动就谈“女性应该如何保护自己”，这是我非常反感的论调。难道不应该是如何制裁施暴者，怎样免于让女性产生受侵害的恐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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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为什么总有声音在受害女性身上找原因？
劳东燕：那些说“姑娘谁让你穿吊带，谁让你深夜外出，你是在引人犯罪”的言论，分明是“被害人有错论”，是非常糟糕的底层逻辑，说到底，这不就是欺善怕恶吗？
当前社会有些人有一种阴暗的“慕强心理”，老是忍不住要在被害人身上找问题。很多说出这种论调的人，平时也算是良善公民。但是，在女性或者弱者遭遇他人不法侵害时，往往就下意识地站在强者一边，对被害人特别挑剔，在被害人身上找各种过错，然后认为自己身上没有那样的问题，自己与被害人有所不同，借此来寻求心理上的安全感。这种心理很阴暗，也很可悲。其中不乏女性也是这样想的，她们下意识地和被害人进行对比，觉得“自己身上没有被害人那样的问题，所以就不会被害，自己就是安全的”。
回到这起打人事件，被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这种情况下，还劝诫让女性保护好自己，说深夜外出不好，或者认为不应该反抗，就是典型的被害人有错论，是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
NBD：应该怎样长远地看待妇女权益的提升和改善上？
劳东燕：就这个案件本身，我觉得不应该视为男女两性之间的冲突。不只是女性权益受到侵犯，更是作为人的生命健康权利遭到侵害。两性之间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个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很大程度上也要依靠男性的共情与支持，应当努力寻找最大程度的共识，而不是挑动两性之间的对立。（每日经济新闻）#微博禁言265个挑唆性别对立等账号# #唐山3天3份实名举报#
#郑州通报120延误救治事件问责情况#
虽然也是按职务升高，处罚逐级递减原则，虽然感觉调度员在完成规定步骤，为了避免无效出车的设置，而有如此追问的对话。态度是一方面，工作目标是另一方面。
发现电话中断，而回拨11次不能接通，联系微信？郑州120有如此特别的后续操作的SOP（标准流程？）
郑州120有相关规定吗？
比如回拨最多几次？多长时间？
回拨几次失败后要尝试转换其他方式？
有在回拨失败后请示上级的规定吗，
有规定什么情况下与110联动？
究竟有没有内部SOP等相关举措的规定吗？
电话回拨没反应加微信的这种操作是接线员个人行为还是规定动作？
显然加微信不是紧急救援所需要的方式！
如果当事人独处且报警出现生命危险，
这时候加微信是很荒谬的操作！
接线员不知道，郑州120的管理者也不知道吗？
反正给人的感觉调查做得比较全面，
不足的问题也被发现了，
处理也有理有据，有理有节。
但实际上，并未如此，并非如此。
而且这样的处理，也不足以挽回逝去的鲜活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
我也认为#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调度员被开除#是应该的。
与大家一样，觉得这样的处理，并不够，虽然即使及时出车，也未必能真的挽回。
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态度，以及日后再有120求助，如何能保证我们普通民众的生命不会因为类似的情况被耽搁，耽误！
所以绝大多数人觉得这样的处理并不足够，这也许是大家口诛笔伐调度员的主要内生动力。这也是我认同这样的处理不够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够在哪里，是要追究接线员刑责还是其他的，我觉得有待思考。
关于追究她刑责，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请法律相关人士提出解释。
我认为她的问题是：
1. 漠视生命，不理解120就是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设置。
2. 态度恶劣，不具备同情心和同理心，也许被现实的意外耍了很多次，也许被上级要求鉴别真伪，但是始终牢记，120求助是最后的生命线。即使被耍一千次，第一千零一次还是要保留作为生命求助最后关头的那份责任心。
3. 讲真，分析下来她真把自己当工具人，完成领导交待要求她们做的鉴别任务。否则，她完全没有必要这种反复确认地址。只安排出车就够了，“出车出错了，也只不过是当事人没交待清楚而已”，只要是能找到唯一坐标地址就行。而她的反复追问地址，让我们的感觉非常不好，简直就是在反耍报警求助人。这特么是什么操作？
但是这对于接线员来讲，这种行为不是必须的，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有内部考核要求，出错车要处理的这种压力下的所为才更加合理。
而更加严厉地惩罚接线员其实也只是能够平民愤，让其他接线员更加敬畏生命。但那也只是一过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恶性事件留在大家的记忆会很快平淡。甚至几个月就不记得了。
那些接线员还是工具人，还是可以被随时拿出来开除当挡箭牌，而没有去深挖个根本原因，不能从制度上杜绝，那这样的追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唯有从制度上，从管理上杜绝此类事件，才是给普罗大众的根本保障。
所以，我们要分析原理上的漏洞。
所以无论追责到哪一步，需要分析的是：
接线员的工作是职务工作，那么她是否完成了职务的规定步骤？
如果职责要求她这么做，那么她在流程上没有错，唯一的错是态度。
现在终于知道当工具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开除，或许她还指望开除后的内部协调，也许这种对于处级以上干部来说真的是常态！但是对于她的这种蝼蚁级别，那除非是真的有很深厚的背景。
回到责任分析，郑州120如果有很完善的标准流程，那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的比较确定的规定。
1. 最多询问地址几次？
2. 求助者无法准确表达定位怎么做？
3. 电话中断，回拨几次或几分钟是极限？
4. 电话中断，3分钟内回拨无法接通，后续处理流程？
5. 接线员有无权限直接与110联动？
6. 接线员处理不了的时候，上报机制？
7. 接线员的职责范围？
8. 接线员的上级处理问题的流程？
9. 接线员与出车组的联动？
暂时想到这些问题！
如果接线员有完善的流程规定，而没做到。
接线员应该是渎职（失职），涉嫌渎职致人身伤害（罪）
如果接线员完成了标准流程，其上级没有完成流程，那么是其上级的“渎职（罪）”
如果流程不完善，而接线员完成了标准动作，那么要追究流程制定者的责任，涉嫌职务犯罪，懒政，甚至存在要求非正常反复确认地址的属于乱作为行为，也要追究相关法律或行政责任。
所以，就郑州的这个调查结果和处理通告，我并不觉得很公正，很客观，很到位，也并不觉得解决了根本问题：
1. 对受害人的人道主义赔偿？
2. 改进流程的处理规范，以保障以后求助者的安全。
@健康中国
虽然也是按职务升高，处罚逐级递减原则，虽然感觉调度员在完成规定步骤，为了避免无效出车的设置，而有如此追问的对话。态度是一方面，工作目标是另一方面。
发现电话中断，而回拨11次不能接通，联系微信？郑州120有如此特别的后续操作的SOP（标准流程？）
郑州120有相关规定吗？
比如回拨最多几次？多长时间？
回拨几次失败后要尝试转换其他方式？
有在回拨失败后请示上级的规定吗，
有规定什么情况下与110联动？
究竟有没有内部SOP等相关举措的规定吗？
电话回拨没反应加微信的这种操作是接线员个人行为还是规定动作？
显然加微信不是紧急救援所需要的方式！
如果当事人独处且报警出现生命危险，
这时候加微信是很荒谬的操作！
接线员不知道，郑州120的管理者也不知道吗？
反正给人的感觉调查做得比较全面，
不足的问题也被发现了，
处理也有理有据，有理有节。
但实际上，并未如此，并非如此。
而且这样的处理，也不足以挽回逝去的鲜活生命，特别是年轻的生命。
我也认为#郑州120延误救治事件调度员被开除#是应该的。
与大家一样，觉得这样的处理，并不够，虽然即使及时出车，也未必能真的挽回。
但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态度，以及日后再有120求助，如何能保证我们普通民众的生命不会因为类似的情况被耽搁，耽误！
所以绝大多数人觉得这样的处理并不足够，这也许是大家口诛笔伐调度员的主要内生动力。这也是我认同这样的处理不够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够在哪里，是要追究接线员刑责还是其他的，我觉得有待思考。
关于追究她刑责，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可以请法律相关人士提出解释。
我认为她的问题是：
1. 漠视生命，不理解120就是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的设置。
2. 态度恶劣，不具备同情心和同理心，也许被现实的意外耍了很多次，也许被上级要求鉴别真伪，但是始终牢记，120求助是最后的生命线。即使被耍一千次，第一千零一次还是要保留作为生命求助最后关头的那份责任心。
3. 讲真，分析下来她真把自己当工具人，完成领导交待要求她们做的鉴别任务。否则，她完全没有必要这种反复确认地址。只安排出车就够了，“出车出错了，也只不过是当事人没交待清楚而已”，只要是能找到唯一坐标地址就行。而她的反复追问地址，让我们的感觉非常不好，简直就是在反耍报警求助人。这特么是什么操作？
但是这对于接线员来讲，这种行为不是必须的，那么只有一种情况，有内部考核要求，出错车要处理的这种压力下的所为才更加合理。
而更加严厉地惩罚接线员其实也只是能够平民愤，让其他接线员更加敬畏生命。但那也只是一过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恶性事件留在大家的记忆会很快平淡。甚至几个月就不记得了。
那些接线员还是工具人，还是可以被随时拿出来开除当挡箭牌，而没有去深挖个根本原因，不能从制度上杜绝，那这样的追责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唯有从制度上，从管理上杜绝此类事件，才是给普罗大众的根本保障。
所以，我们要分析原理上的漏洞。
所以无论追责到哪一步，需要分析的是：
接线员的工作是职务工作，那么她是否完成了职务的规定步骤？
如果职责要求她这么做，那么她在流程上没有错，唯一的错是态度。
现在终于知道当工具人也是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是开除，或许她还指望开除后的内部协调，也许这种对于处级以上干部来说真的是常态！但是对于她的这种蝼蚁级别，那除非是真的有很深厚的背景。
回到责任分析，郑州120如果有很完善的标准流程，那么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的比较确定的规定。
1. 最多询问地址几次？
2. 求助者无法准确表达定位怎么做？
3. 电话中断，回拨几次或几分钟是极限？
4. 电话中断，3分钟内回拨无法接通，后续处理流程？
5. 接线员有无权限直接与110联动？
6. 接线员处理不了的时候，上报机制？
7. 接线员的职责范围？
8. 接线员的上级处理问题的流程？
9. 接线员与出车组的联动？
暂时想到这些问题！
如果接线员有完善的流程规定，而没做到。
接线员应该是渎职（失职），涉嫌渎职致人身伤害（罪）
如果接线员完成了标准流程，其上级没有完成流程，那么是其上级的“渎职（罪）”
如果流程不完善，而接线员完成了标准动作，那么要追究流程制定者的责任，涉嫌职务犯罪，懒政，甚至存在要求非正常反复确认地址的属于乱作为行为，也要追究相关法律或行政责任。
所以，就郑州的这个调查结果和处理通告，我并不觉得很公正，很客观，很到位，也并不觉得解决了根本问题：
1. 对受害人的人道主义赔偿？
2. 改进流程的处理规范，以保障以后求助者的安全。
@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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