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信[超话]# ……
世界已灰飛湮滅
而愛矗立高樓間
你是真的或是我的幻覺
時光遺忘的背面
獨坐殘破的臺階
哪個亂世没有離别
天空和我的中間
只剩傾盆的思念
如果相識 不能相戀
是不是還不如擦肩
在失去你的風景裹面
你卻佔據了每一條街
一步步曾經一步想念
在脚下蔓延
在充滿你的回憶裹面
我獨自流浪海角天邊
一步步走過當時心願
也許在來生的
某個明天
我們能再寫新的情節
一步步完成當時心願
一步步完成最美殘缺
世界已灰飛湮滅
而愛矗立高樓間
你是真的或是我的幻覺
時光遺忘的背面
獨坐殘破的臺階
哪個亂世没有離别
天空和我的中間
只剩傾盆的思念
如果相識 不能相戀
是不是還不如擦肩
在失去你的風景裹面
你卻佔據了每一條街
一步步曾經一步想念
在脚下蔓延
在充滿你的回憶裹面
我獨自流浪海角天邊
一步步走過當時心願
也許在來生的
某個明天
我們能再寫新的情節
一步步完成當時心願
一步步完成最美殘缺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武汉新来八位“小可爱”，原来都是不同的“鸟样”】#爱鸟周# #武汉市观鸟协会#
4月1日到7日，是湖北省爱鸟周。今天（1日），武汉市观鸟协会向社会发布了《2019年武汉重点区域鸟类监测年报》（以下简称《年报》）。
《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市观测记录野生鸟类342种，比2018年增加20种，为历年最多，其中武汉市鸟类新记录8种，分别为红胸黑雁、铜蓝鹟、灰冠鹟莺、小滨鹬、翻石鹬、灰尾漂鹬、白尾蓝地鸲、灰树鹊。
这些小可爱都长啥样，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月21日，会员谢红钢、植飞开展府河湿地鸟类监测时在东西湖区府河柏泉段记录到1只红胸黑雁，红胸黑雁夏天在北极圈繁殖，越冬于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中国是罕见迷鸟，每年冬天国内只有3-5个记录，成为2019年武汉市首个新记录。
3月3日，武汉大学生命探索者协会邴厚骅和魏周睿在江夏区青龙山地铁小镇附近山林拍摄到1只蓝绿色鹟，经确认为铜蓝鹟，为2019年武汉市第二个新记录。铜蓝鹟主要栖息于海拔900~3700米的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等山地森林和林缘地带，春、秋和冬季也下到山脚和平原地带。
4月19日，鸟类爱好者雷进宇在地处闹市的江岸区解放公园记录到1只灰冠鹟莺，是2019年武汉市第三个新记录。灰冠鹟莺的繁殖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地，北至秦岭的海拔1400-2500米的常绿阔叶林或竹林中，在武汉属于偶见的迁徙过境鸟。
4月20日，鸟类摄影爱好者彭光华在武汉经济开发区硃山湖拍摄到一只小型滨鹬，经辨识确认为小滨鹬。小滨鹬的繁殖于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至俄罗斯北部，在非洲至南亚越冬，迁徙经过我国北方及东南沿海，此前武汉市乃至湖北省都没有观测记录，这是首次在湖北省记录到该鸟类，同时也为武汉市鸟类名录再添1个新成员。
9月8日、21日，会员姚波、彭憬等分别在江夏区牛山湖、府河柏泉段观察到1只翻石鹬和1只灰尾漂鹬，成为武汉市2019年第五个和第六个新记录。
11月10日，会员邓雪峰在江岸区解放公园观察到1只白尾蓝地鸲，特征明显有尾部白斑，为武汉市2019年第七个新记录。白尾蓝地鸲在我国仅分布于西南地区，种群数量不甚丰富。
11月16日，鸟友肖利在马鞍山森林公园拍摄到1只灰树鹊，成为2019年第八个新记录，武汉鸟类名录的415个鸟种记录。
随着8名新“小可爱”的加入，2019年，武汉市观测记录到野生鸟类18目63科342种，为2016年武汉进行重点区域鸟类监测以来，观测种类最多的一年，占到中国鸟类名录（1445种）的23.66%。至此，武汉市鸟类总名录达415种。
此外，2019年11月对沉湖国际重要湿地的水鸟监测中发现，有8个物种的分布数量超过了湿地国际2018年公布的全球种群数量1%。
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分析，鸟类增加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些年武汉重视绿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增加，水质好转，在涨渡湖、沉湖等保护区实行退田退渔还湖等举措，为鸟类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去年参与鸟类监测及提交观测记录的志愿者增加，常年坚持记录的就有81人，收到鸟类监测报告2178份，比2018年增加896份。
哪里最能发现“新鸟”
解放公园和府河柏泉段最产“新鸟”。
记者总结发现，解放公园和府河柏泉段是2019年武汉发现新鸟类最多的地方，各有2种。其中，鸟类爱好者雷进宇、观鸟协会会员邓雪峰在解放公园分别发现了灰冠鹟莺、白尾蓝地鸲，观鸟协会会员谢红钢、彭憬在府河柏泉段分别发现了红胸黑雁、灰尾漂鹬。
颜军介绍，这两处地方确实有其特殊之处，可以称为“城市绿岛”，绿化面积大，周边人类活动比较多。解放公园的绿地率高达85%，环境比较安静。府河还划出了2平方公里的越冬鸟类的保护区，有专门的巡护队巡护，鸟类栖息比较安全。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9年底全市湿地面积1624.61平方公里，湿地率18.9%，湿地保护成效持续向好。全市有3个风景名胜区、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10个湿地公园、6个森林公园和1个国家地质公园。来自世界湿地基金会、长江保护基金会、阿拉善基金会、武汉观鸟协会、野保协会等30余个NGO组织的志愿者，常年参与武汉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去年，武汉市还获批于2021年承办第十四届国际《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该类会议。
2019年，市观鸟协会通过“任鸟飞府河湿地鸟类监测和民间保护行动”“长江天兴洲湿地鸟类监测与保护志愿者行动”和野生鸟类救助行动，对重要鸟类栖息地、重点鸟类实施威胁监测、巡护保护和救护救助，收集上报威胁鸟类生存的违法线索和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证据，共举报捕鸟网41次、各类栖息地破坏16次，提交湿地管理部门和森林公安全部及时进行处理。
今年的疫情对鸟类监测会产生影响吗？
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外出，3月初市观鸟协会发布的2月鸟类监测报告数据，来自于会员及爱好者们在家中监测到的小区及周边鸟类。那么，2020年的鸟类监测年报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称，每年的1月到3月，鸟类的种类比较稳定，可以监测到的冬候鸟在1月疫情爆发前基本已记录到，因此不会对整年的数据产生太大影响。
4月1日到7日，是湖北省爱鸟周。今天（1日），武汉市观鸟协会向社会发布了《2019年武汉重点区域鸟类监测年报》（以下简称《年报》）。
《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武汉市观测记录野生鸟类342种，比2018年增加20种，为历年最多，其中武汉市鸟类新记录8种，分别为红胸黑雁、铜蓝鹟、灰冠鹟莺、小滨鹬、翻石鹬、灰尾漂鹬、白尾蓝地鸲、灰树鹊。
这些小可爱都长啥样，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1月21日，会员谢红钢、植飞开展府河湿地鸟类监测时在东西湖区府河柏泉段记录到1只红胸黑雁，红胸黑雁夏天在北极圈繁殖，越冬于东欧、南欧和中东地区，在中国是罕见迷鸟，每年冬天国内只有3-5个记录，成为2019年武汉市首个新记录。
3月3日，武汉大学生命探索者协会邴厚骅和魏周睿在江夏区青龙山地铁小镇附近山林拍摄到1只蓝绿色鹟，经确认为铜蓝鹟，为2019年武汉市第二个新记录。铜蓝鹟主要栖息于海拔900~3700米的常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针叶林等山地森林和林缘地带，春、秋和冬季也下到山脚和平原地带。
4月19日，鸟类爱好者雷进宇在地处闹市的江岸区解放公园记录到1只灰冠鹟莺，是2019年武汉市第三个新记录。灰冠鹟莺的繁殖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地，北至秦岭的海拔1400-2500米的常绿阔叶林或竹林中，在武汉属于偶见的迁徙过境鸟。
4月20日，鸟类摄影爱好者彭光华在武汉经济开发区硃山湖拍摄到一只小型滨鹬，经辨识确认为小滨鹬。小滨鹬的繁殖于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至俄罗斯北部，在非洲至南亚越冬，迁徙经过我国北方及东南沿海，此前武汉市乃至湖北省都没有观测记录，这是首次在湖北省记录到该鸟类，同时也为武汉市鸟类名录再添1个新成员。
9月8日、21日，会员姚波、彭憬等分别在江夏区牛山湖、府河柏泉段观察到1只翻石鹬和1只灰尾漂鹬，成为武汉市2019年第五个和第六个新记录。
11月10日，会员邓雪峰在江岸区解放公园观察到1只白尾蓝地鸲，特征明显有尾部白斑，为武汉市2019年第七个新记录。白尾蓝地鸲在我国仅分布于西南地区，种群数量不甚丰富。
11月16日，鸟友肖利在马鞍山森林公园拍摄到1只灰树鹊，成为2019年第八个新记录，武汉鸟类名录的415个鸟种记录。
随着8名新“小可爱”的加入，2019年，武汉市观测记录到野生鸟类18目63科342种，为2016年武汉进行重点区域鸟类监测以来，观测种类最多的一年，占到中国鸟类名录（1445种）的23.66%。至此，武汉市鸟类总名录达415种。
此外，2019年11月对沉湖国际重要湿地的水鸟监测中发现，有8个物种的分布数量超过了湿地国际2018年公布的全球种群数量1%。
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分析，鸟类增加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些年武汉重视绿化建设和环境保护，城市绿地增加，水质好转，在涨渡湖、沉湖等保护区实行退田退渔还湖等举措，为鸟类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二是去年参与鸟类监测及提交观测记录的志愿者增加，常年坚持记录的就有81人，收到鸟类监测报告2178份，比2018年增加896份。
哪里最能发现“新鸟”
解放公园和府河柏泉段最产“新鸟”。
记者总结发现，解放公园和府河柏泉段是2019年武汉发现新鸟类最多的地方，各有2种。其中，鸟类爱好者雷进宇、观鸟协会会员邓雪峰在解放公园分别发现了灰冠鹟莺、白尾蓝地鸲，观鸟协会会员谢红钢、彭憬在府河柏泉段分别发现了红胸黑雁、灰尾漂鹬。
颜军介绍，这两处地方确实有其特殊之处，可以称为“城市绿岛”，绿化面积大，周边人类活动比较多。解放公园的绿地率高达85%，环境比较安静。府河还划出了2平方公里的越冬鸟类的保护区，有专门的巡护队巡护，鸟类栖息比较安全。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9年底全市湿地面积1624.61平方公里，湿地率18.9%，湿地保护成效持续向好。全市有3个风景名胜区、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10个湿地公园、6个森林公园和1个国家地质公园。来自世界湿地基金会、长江保护基金会、阿拉善基金会、武汉观鸟协会、野保协会等30余个NGO组织的志愿者，常年参与武汉自然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去年，武汉市还获批于2021年承办第十四届国际《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该类会议。
2019年，市观鸟协会通过“任鸟飞府河湿地鸟类监测和民间保护行动”“长江天兴洲湿地鸟类监测与保护志愿者行动”和野生鸟类救助行动，对重要鸟类栖息地、重点鸟类实施威胁监测、巡护保护和救护救助，收集上报威胁鸟类生存的违法线索和破坏鸟类栖息地的证据，共举报捕鸟网41次、各类栖息地破坏16次，提交湿地管理部门和森林公安全部及时进行处理。
今年的疫情对鸟类监测会产生影响吗？
因为疫情的关系不能外出，3月初市观鸟协会发布的2月鸟类监测报告数据，来自于会员及爱好者们在家中监测到的小区及周边鸟类。那么，2020年的鸟类监测年报会不会受到疫情的影响？
市观鸟协会会长颜军称，每年的1月到3月，鸟类的种类比较稳定，可以监测到的冬候鸟在1月疫情爆发前基本已记录到，因此不会对整年的数据产生太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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