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周作人！

1959年，鲁迅先生的胞弟周作人因为儿子周丰一被打为右派停发工资，只能靠自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翻译的收入，养活一家数口，并有胞弟周建人前妻羽太芳子（也是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生活窘迫，苦不堪言。

那时的鲍耀明，从东京回到香港，在三井洋行任副总经理。虽然从商，他所热爱者，仍是文学。1950年开始，鲍耀明为杂志《热风》撰稿，结识了曹聚仁。鲍耀明偶尔向曹打听周作人的近况，曹反问：“你是否想认识他？”“我正是有这个意思。”“既然如此，我替你写信给他，不过，最好你自己也给他去封信。”

一个文学爱好者和一个失意的文人开始了长达七年的鱼雁往来。不可思议的是，书信中，他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文学，不是历史，却是食物。

一开始，鲍耀明给周作人寄的，还是颇为风雅的清酒和樱干，渐渐的，换成更为实用的猪油和白糖，甚至还有十斤糯米（周作人想在端午节包粽子）。因为国内对于进口包裹有数量控制（每人每月只能收一个），鲍耀明以周作人本人、妻子、儿媳、侄子等多人的名义，给周作人快递包裹。有时担心海关的检查，鲍耀明还曾经把砂糖倒进月饼盒子作为填充物，又把味精去掉包装后和白糖装在一起寄出（因为当时传言不能进口味精），可谓用心良苦。

为什么周作人对于食物如此渴求？时值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周作人的日记里，多见别人送了几个苹果，一听只有芋头没有鸡的鸡罐头，连家养的鸡下了一只蛋，也会不惜笔墨，郑重记下。鲍耀明自己判断，周作人为什么向自己这个“无名小卒”写信求助，乃是“如果我是出名的人，或者‘五四’时代同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寄点东西给我啦！就是因为我是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

因为食物的极端匮乏，周作人甚至会为了一盒煎饼的下落，在信中数次提起。当时香港向北京寄物，似乎时常有丢失，1960年10月30日，因为鲍耀明给周作人寄了广式月饼，一直没有收到，周作人在回信中说：

“唯别无甚欲得之物，因点心类既不能进口，其余副食品亦不知孰为禁品？倘有罐头‘蒲烧’，尚乞酌量购寄，余则不敢望也！”

鲍耀明给周作人的这些海外代购，都是免费的。周作人也给鲍耀明寄了许多书画和信件，除了自己的手稿，还有周作人和胡适、徐志摩、钱玄同、刘半农的通信，甚至连大书法家沈尹默给自己写的“苦雨斋”横幅，也寄了过来。鲍耀明不知道周作人为什么要寄这么多东西过来。其实，周作人是为了回报，更重要的原因，是这位失意老人在落魄之中，维护自尊的唯一方法。#历史上的浪花##亿点曝光计划#

旅游协会面试我说会做表，害怕以后都让我做[允悲]碰见俩老乡，贼老乡的老乡，这玩意没门槛，想进就进，结果我面试的最认真[允悲]校学生会办公室初试进了，复试要拿纸和笔，害怕，也不知道要干啥，加油干呗，不怂
明天要去续假，我的假只请了一周，现在脚还没好，好像左脚更严重了，快扎穿了，光治一只脚算了算花了六百五[苦涩]，真的好贵[苦涩]还不如当初在修脚那，一只二百六，虽然不报销，但是报销这个六百五也报不了多少感觉，也就一两百，余额还剩一百，挺住，月饼被我吃完了也，就还剩点面包，愁死了
今天买了俩苹果，九块八，我真的会谢，个头挺大，明天尝尝，舍友带的，有个小划痕，不吃快烂了感觉，六块一斤，还是有点小贵
今天趁着换药出去看了个海，可惜脚不方便没下沙滩，就浅看了一眼，真美，大二大三请假好容易，随便进出，有点羡慕
今天打车，太贵了，都下不来十二，这还是找的最便宜的，十五六太不值了，可能是堵车的与昂加上周末，我怀疑有点杀熟，但我才用了几次而已啊，我要是认道直接共享单车，但是好像没有停车点，随便吧#热爱生活#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
伤兵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巷子里唱歌
处处唱歌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