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泾河新城:一次次的工程结算，一次次的克扣，农民工反成被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条例》是我国迄今为止工资支付方面的最高层次立法，为保护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是推进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然而，有的地方不作为，加上某些项目老板的无赖，农民工面临“忧薪”问题十分常见，但讨薪不成反被告，这种案例却很少见。
近日，接四川籍的李先生求助：我叫李显均，出生于1963年，现年59岁，家住四川，请帮助我在“有生之年”为了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让我们多干几天活（原因是很多工地出过年龄就不要了），我们这点血汗钱我们不想在来回折腾奔波了，我们要维持生计，要活下去，也恳请社会各界媒体给与关注我们的讨薪遭遇，大致情况如下：
2021年3月，我和10多名老乡来到西安市西咸新区崇文庄园三期（简称甲方）从事木工工作，老板出具了结算单却不承认，又克扣9名农民工11000元血汗钱，而且至今还拖欠106282元工资未付，经层层协商还要克扣5万多元才认可。总包单位是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铁十六局），劳务公司是江苏宏澄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宏澄公司），被转包给（重庆泽焕劳务公司、没看见合同，简称泽焕公司），实际老板胡某某，胡老板又把木工工作转包给岳某静（有合同）。
进场干活时，班组长岳某静口头约定，工资按月进度付款70%，年底付清，平时生活费由宏澄公司支付，工资由中铁十六局代付。可到了七八月,班组长岳某静就没有到工地管理此事了。于是，胡老板叫我们直接跟他干，我们跟着胡老板干到12月份竣工，他于12月11日出具了结算单，说年底给钱。
年底将近，工资毫无音讯。很多工友投诉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接待领导只说协调，但始终没有结果。最后，中铁十六局代付了一部分，剩下的一直没有回应。
年后，李师傅和工友又求助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接待领导只告诉李师傅中铁十六局负责人杨总的电话。经多次与杨总联系，杨总开始说：只要把账算好，我们（中铁十六局）就给钱。李师傅的账早就算好了，可再找他，他又说，钱没问题。但就是不给李师傅等人，再往后，打电话杨总不接了……
这期间，李师傅也多次联系宏澄公司陶总，陶总说，要让胡老板把工资单往上报，而且要加盖公章，可胡老板不接电话，联系不上。宏澄公司始终坚持要胡老板报工资表才解决这个问题……
无奈之下，李师傅等人只能不停地去自己干活的工地（中铁十六局）现场讨要说法。期间，中铁十六局出面联系了宏澄公司负责人，于2022年9月13日让胡老板出具了李师傅等工人的结算单，胡老板并承诺于2022年10月21日前付清。
2022年10月19日，李师傅又微信联系胡老板，胡老板先说公司不会给钱，后来又说，你们拿超了，公司已交给律师处理了。2022年10月29日，李师傅又联系宏澄公司陶总，陶总还是原话，叫胡老板报工资表并加盖公章。李师傅说，胡老板不给钱，反而说拿超了，陶总只默不作声……
2022年11月4日，李师傅又联系宏澄公司陶总，陶总说：还是要胡老板公司盖章才可以支付工资。然后又说，让李师傅和其他工人一起下周礼拜一到工地去，到时候胡老板也过来……
2022年11月8日我们8名工友上午又来到我们干活的工地，找到中体十六局杨总，杨总叫到会议室。随后泽焕公司法人谭某某说胡老板给我们的结算不认可，谭某某算出来也就不到5万元（没给依据）随后又拿出来一份诉状，说我们拿超了要起诉我们。
下午当地劳动监察来到工地现场听了我们双方的诉求，劳动监察大队领导说我们有争议，叫我们双方到劳动仲裁去。随后宏澄公司负责人陶总把我们三名农民开车送到劳动监仲裁。接待领导看了我们的协议工资单银行流水协议等，说劳动监察大队可以协调，又说如果要申请仲裁，每一个人都要准备资料，一人一案，又说我们还可以走法律程序。
现实情况中，由于维权成本高、法律意识不强等因素，不少农民工遇到欠薪之类的侵权行为，往往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益，为拿回血汗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讨薪。如果他们知道该如何救济以及向谁求助，也许这样的维权困境就会少一些。近年来，在公开报道中，已经很少看到农民工“另类讨薪”、“极端讨薪”的新闻。用以上方式讨要工资，想来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若有畅通的讨薪渠道，谁愿意这样做呢？
对此，希望西安泾河新城项目主管领导和西咸新区劳动监管部门，能够考虑农民工的不易，建立和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加大对拖欠工资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让农民工“劳有所得”的辛苦钱不再难拿。
近日，接四川籍的李先生求助：我叫李显均，出生于1963年，现年59岁，家住四川，请帮助我在“有生之年”为了不给儿女增加负担，让我们多干几天活（原因是很多工地出过年龄就不要了），我们这点血汗钱我们不想在来回折腾奔波了，我们要维持生计，要活下去，也恳请社会各界媒体给与关注我们的讨薪遭遇，大致情况如下：
2021年3月，我和10多名老乡来到西安市西咸新区崇文庄园三期（简称甲方）从事木工工作，老板出具了结算单却不承认，又克扣9名农民工11000元血汗钱，而且至今还拖欠106282元工资未付，经层层协商还要克扣5万多元才认可。总包单位是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铁十六局），劳务公司是江苏宏澄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宏澄公司），被转包给（重庆泽焕劳务公司、没看见合同，简称泽焕公司），实际老板胡某某，胡老板又把木工工作转包给岳某静（有合同）。
进场干活时，班组长岳某静口头约定，工资按月进度付款70%，年底付清，平时生活费由宏澄公司支付，工资由中铁十六局代付。可到了七八月,班组长岳某静就没有到工地管理此事了。于是，胡老板叫我们直接跟他干，我们跟着胡老板干到12月份竣工，他于12月11日出具了结算单，说年底给钱。
年底将近，工资毫无音讯。很多工友投诉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接待领导只说协调，但始终没有结果。最后，中铁十六局代付了一部分，剩下的一直没有回应。
年后，李师傅和工友又求助到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接待领导只告诉李师傅中铁十六局负责人杨总的电话。经多次与杨总联系，杨总开始说：只要把账算好，我们（中铁十六局）就给钱。李师傅的账早就算好了，可再找他，他又说，钱没问题。但就是不给李师傅等人，再往后，打电话杨总不接了……
这期间，李师傅也多次联系宏澄公司陶总，陶总说，要让胡老板把工资单往上报，而且要加盖公章，可胡老板不接电话，联系不上。宏澄公司始终坚持要胡老板报工资表才解决这个问题……
无奈之下，李师傅等人只能不停地去自己干活的工地（中铁十六局）现场讨要说法。期间，中铁十六局出面联系了宏澄公司负责人，于2022年9月13日让胡老板出具了李师傅等工人的结算单，胡老板并承诺于2022年10月21日前付清。
2022年10月19日，李师傅又微信联系胡老板，胡老板先说公司不会给钱，后来又说，你们拿超了，公司已交给律师处理了。2022年10月29日，李师傅又联系宏澄公司陶总，陶总还是原话，叫胡老板报工资表并加盖公章。李师傅说，胡老板不给钱，反而说拿超了，陶总只默不作声……
2022年11月4日，李师傅又联系宏澄公司陶总，陶总说：还是要胡老板公司盖章才可以支付工资。然后又说，让李师傅和其他工人一起下周礼拜一到工地去，到时候胡老板也过来……
2022年11月8日我们8名工友上午又来到我们干活的工地，找到中体十六局杨总，杨总叫到会议室。随后泽焕公司法人谭某某说胡老板给我们的结算不认可，谭某某算出来也就不到5万元（没给依据）随后又拿出来一份诉状，说我们拿超了要起诉我们。
下午当地劳动监察来到工地现场听了我们双方的诉求，劳动监察大队领导说我们有争议，叫我们双方到劳动仲裁去。随后宏澄公司负责人陶总把我们三名农民开车送到劳动监仲裁。接待领导看了我们的协议工资单银行流水协议等，说劳动监察大队可以协调，又说如果要申请仲裁，每一个人都要准备资料，一人一案，又说我们还可以走法律程序。
现实情况中，由于维权成本高、法律意识不强等因素，不少农民工遇到欠薪之类的侵权行为，往往不知道自己享有哪些权益，为拿回血汗钱，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讨薪。如果他们知道该如何救济以及向谁求助，也许这样的维权困境就会少一些。近年来，在公开报道中，已经很少看到农民工“另类讨薪”、“极端讨薪”的新闻。用以上方式讨要工资，想来也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若有畅通的讨薪渠道，谁愿意这样做呢？
对此，希望西安泾河新城项目主管领导和西咸新区劳动监管部门，能够考虑农民工的不易，建立和实施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制度，加大对拖欠工资违法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让农民工“劳有所得”的辛苦钱不再难拿。
【红山文化C型碧玉龙：中华第一龙 | 万物日历】
C型碧玉龙的故事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农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玉。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赛沁塔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那件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对红山的考古发现曾经给予特别关注。根据贾鸿恩回忆，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他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1971年在赛沁塔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C形黄玉龙的故事
赤峰，红山文化的发源地。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小北山出土了目前国内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C形碧玉龙，属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物，被史学界定为“中华第一龙”，赤峰“玉龙之乡”的美名由此传播开来。
无独有偶，1987年，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又征集到一件C形黄玉龙，经过多方取证、考察和专家组鉴定，这件C形黄玉龙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
那么，如果当初是黄玉龙先被发现，那现在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是不是就是黄玉龙了？不得而知。下面就来说说这件C形黄玉龙背后的故事。
1987年的某一天，家住翁牛特旗乌丹镇的农民李井荣，同在当地法院工作的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一幅物件描图去当地文管所，想让时任文管所所长的贾洪恩给鉴定一下，贾洪恩看到后很兴奋，按照物件原样描出的东西和以前发现的碧玉龙一个模样，又是一条C字龙！但从事多年文物工作的他并没有露出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光凭纸上的图案，看不出是啥，还是把东西拿来看看吧。几天后，贾洪恩拿到实物一看，果然是玉龙，一问是从哪儿来的，李井荣说是从老家黄谷屯的山上捡的。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他说需要到外地找专家鉴定，于是，黄玉龙就留在了翁牛特旗文管所。
1987年末，贾洪恩带着黄玉龙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曾给碧玉龙鉴定的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苏先生看后，非常激动，说它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苏秉琦先生委托刘观民队长写了鉴定书，认为这件黄玉龙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
然而， 马忠信将黄玉龙交给贾洪恩时，并没有提供黄玉龙来源的真实情况，致使当时把C形黄玉龙的出土地点错误地确定为翁牛特旗广德公镇黄谷屯村。但经过专家实地考察，黄谷屯村作为耕地已有300年的历史，不可能出土距今几千年的文物。
为了弄清楚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澄清学术界有人认为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龙不属于红山文化，而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观点，2008年夏，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翁牛特旗借用“探源”之意，成立了“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对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和两条C形玉龙出土地的周边环境进行了艰辛的访谈求证和实地踏查。
两年的时间里，调查组辗转走访了将黄玉龙送去当地文管所鉴定的李井荣、将玉龙卖给李井荣的马跃，三赴辽宁盘锦走访了马忠信一家，实地踏查了翁牛特旗黄谷屯、东拐沟村等地，终于揭开了黄玉龙的身世之谜。
1949年春季，翁牛特旗农民马忠信（1924—1995）在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的半山腰驾犁开垦荒地时，发现自己的犁铧尖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走近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个圈子，马忠信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根本没在意，收工时顺手带回了家。孩子们觉得好玩，有时还拴上绳子拖拉着玩，时间长了，经过不断的摩擦，里面的玉质逐渐显露，马家人于是将其妥善地保存了起来。
1955年，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出生，马金海长大当家后，这个玉器发生了命运的转折。马金海最初有过将其铣成烟袋嘴子的想法，因120元的工钱太贵没铣成。
1978年，马金海为给老母亲治病，差点以25元的价钱将其卖给了南方收大洋等杂物的老客，正要成交时，被同村的村民马跃看中，说卖25元太亏了，于是，马金海将玉器交给了马跃，让他帮着给卖个好价钱。
后来，马跃以120元的价钱卖给了自己的叔伯连襟李井荣。做羊皮袄生意的李井荣盘算着用这件玉器铣三个烟袋嘴子，然后，用铣好的三个上好的烟袋嘴子换上三匹马，这笔买卖倒是很划算。但因本约好的做烟袋嘴子的玉匠师傅没上门来，于是这事就被搁置了。
在这期间的1971年，翁牛特旗博物馆征集到一件C形碧玉龙。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队长刘观民看到了这件玉器，认为它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85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对这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并指出这是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碧玉龙。
当时，《中国文物》《人民画报》等杂志都发表了介绍红山碧玉龙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文章，碧玉龙逐渐被世人所知。
此后1987年的某一天，李井荣一家看到对碧玉龙的宣传后，想到自己家的那件玉器与碧玉龙形状相似，于是，同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这件玉器的描图去当地文管所鉴定。于是就发生了贾洪恩所长巧妙将黄玉龙留在文管所的事情。
至此，C形黄玉龙的准确出土时间和地点的调查终于尘埃落定。调查组确认C形黄玉龙的出土时间为1949年春季，地点为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并在两条玉龙的出土地分别采集到若干红山文化遗物，在C形碧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9处红山文化遗址，在C形黄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5处红山文化遗址。由此可以断定，现藏于翁旗博物馆的C形黄玉龙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C形碧玉龙均属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
（万物简史）
C型碧玉龙的故事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农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玉。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赛沁塔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那件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对红山的考古发现曾经给予特别关注。根据贾鸿恩回忆，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他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1971年在赛沁塔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C形黄玉龙的故事
赤峰，红山文化的发源地。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小北山出土了目前国内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C形碧玉龙，属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物，被史学界定为“中华第一龙”，赤峰“玉龙之乡”的美名由此传播开来。
无独有偶，1987年，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又征集到一件C形黄玉龙，经过多方取证、考察和专家组鉴定，这件C形黄玉龙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
那么，如果当初是黄玉龙先被发现，那现在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是不是就是黄玉龙了？不得而知。下面就来说说这件C形黄玉龙背后的故事。
1987年的某一天，家住翁牛特旗乌丹镇的农民李井荣，同在当地法院工作的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一幅物件描图去当地文管所，想让时任文管所所长的贾洪恩给鉴定一下，贾洪恩看到后很兴奋，按照物件原样描出的东西和以前发现的碧玉龙一个模样，又是一条C字龙！但从事多年文物工作的他并没有露出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光凭纸上的图案，看不出是啥，还是把东西拿来看看吧。几天后，贾洪恩拿到实物一看，果然是玉龙，一问是从哪儿来的，李井荣说是从老家黄谷屯的山上捡的。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他说需要到外地找专家鉴定，于是，黄玉龙就留在了翁牛特旗文管所。
1987年末，贾洪恩带着黄玉龙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曾给碧玉龙鉴定的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苏先生看后，非常激动，说它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苏秉琦先生委托刘观民队长写了鉴定书，认为这件黄玉龙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
然而， 马忠信将黄玉龙交给贾洪恩时，并没有提供黄玉龙来源的真实情况，致使当时把C形黄玉龙的出土地点错误地确定为翁牛特旗广德公镇黄谷屯村。但经过专家实地考察，黄谷屯村作为耕地已有300年的历史，不可能出土距今几千年的文物。
为了弄清楚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澄清学术界有人认为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龙不属于红山文化，而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观点，2008年夏，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翁牛特旗借用“探源”之意，成立了“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对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和两条C形玉龙出土地的周边环境进行了艰辛的访谈求证和实地踏查。
两年的时间里，调查组辗转走访了将黄玉龙送去当地文管所鉴定的李井荣、将玉龙卖给李井荣的马跃，三赴辽宁盘锦走访了马忠信一家，实地踏查了翁牛特旗黄谷屯、东拐沟村等地，终于揭开了黄玉龙的身世之谜。
1949年春季，翁牛特旗农民马忠信（1924—1995）在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的半山腰驾犁开垦荒地时，发现自己的犁铧尖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走近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个圈子，马忠信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根本没在意，收工时顺手带回了家。孩子们觉得好玩，有时还拴上绳子拖拉着玩，时间长了，经过不断的摩擦，里面的玉质逐渐显露，马家人于是将其妥善地保存了起来。
1955年，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出生，马金海长大当家后，这个玉器发生了命运的转折。马金海最初有过将其铣成烟袋嘴子的想法，因120元的工钱太贵没铣成。
1978年，马金海为给老母亲治病，差点以25元的价钱将其卖给了南方收大洋等杂物的老客，正要成交时，被同村的村民马跃看中，说卖25元太亏了，于是，马金海将玉器交给了马跃，让他帮着给卖个好价钱。
后来，马跃以120元的价钱卖给了自己的叔伯连襟李井荣。做羊皮袄生意的李井荣盘算着用这件玉器铣三个烟袋嘴子，然后，用铣好的三个上好的烟袋嘴子换上三匹马，这笔买卖倒是很划算。但因本约好的做烟袋嘴子的玉匠师傅没上门来，于是这事就被搁置了。
在这期间的1971年，翁牛特旗博物馆征集到一件C形碧玉龙。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队长刘观民看到了这件玉器，认为它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85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对这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并指出这是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碧玉龙。
当时，《中国文物》《人民画报》等杂志都发表了介绍红山碧玉龙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文章，碧玉龙逐渐被世人所知。
此后1987年的某一天，李井荣一家看到对碧玉龙的宣传后，想到自己家的那件玉器与碧玉龙形状相似，于是，同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这件玉器的描图去当地文管所鉴定。于是就发生了贾洪恩所长巧妙将黄玉龙留在文管所的事情。
至此，C形黄玉龙的准确出土时间和地点的调查终于尘埃落定。调查组确认C形黄玉龙的出土时间为1949年春季，地点为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并在两条玉龙的出土地分别采集到若干红山文化遗物，在C形碧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9处红山文化遗址，在C形黄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5处红山文化遗址。由此可以断定，现藏于翁旗博物馆的C形黄玉龙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C形碧玉龙均属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
（万物简史）
阅读摘录：
商务印书馆：
新书早知道：
《我的大学》
19世纪80年代俄国革命者的道路指南。
编辑推荐：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广泛概括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描写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和遭遇，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整整一代俄国革命者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内容简介：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十六岁的阿廖沙带着上大学的美好期许来到喀山，却未能踏进大学的门。为了生存，他四处奔波卖苦力打工。书中描绘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情景，展现了在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触及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高尔基自传三部曲广泛概括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描写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和遭遇，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整整一代俄国革命者从底层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作者简介：
高尔基（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政治活动家，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列宁誉为 “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本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四岁丧父，后寄居在外祖父家中。后来外祖父破产，高尔基十一岁便在社会上流浪，打各种杂工谋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依靠自学开始文学创作，24岁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马卡尔•楚德拉》，并开始使用“高尔基”这一笔名。代表作散文诗《海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书”，长篇小说《母亲》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高尔基一生创作了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斗争，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为无产阶级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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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早知道：
《我的大学》
19世纪80年代俄国革命者的道路指南。
编辑推荐：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广泛概括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描写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和遭遇，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整整一代俄国革命者从最底层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内容简介：
《我的大学》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的1922年完成的，次年发表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十六岁的阿廖沙带着上大学的美好期许来到喀山，却未能踏进大学的门。为了生存，他四处奔波卖苦力打工。书中描绘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农民和工人的生活情景，展现了在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的变化中，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他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的态度，触及了19世纪80年代俄国激烈动荡的社会政治生活。高尔基自传三部曲广泛概括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描写了劳动人民悲惨的生活和遭遇，真实生动地表现了整整一代俄国革命者从底层一步一步踏上革命道路的艰辛历程，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作者简介：
高尔基（1868-1936），苏联无产阶级作家、政治活动家，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被列宁誉为 “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高尔基本名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出生在一个木匠家庭，四岁丧父，后寄居在外祖父家中。后来外祖父破产，高尔基十一岁便在社会上流浪，打各种杂工谋生。在艰苦的生活中他依靠自学开始文学创作，24岁发表了第一篇作品《马卡尔•楚德拉》，并开始使用“高尔基”这一笔名。代表作散文诗《海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宣言书”，长篇小说《母亲》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高尔基一生创作了小说、戏剧等多种体裁的大量作品，描绘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无产阶级的觉醒、斗争，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为无产阶级文学宝库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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