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建设涉及到一系列重大体制改革。目前上海与苏州、嘉兴，深圳与东莞、惠州、汕尾等地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改革成效，核心方向是打破行政管辖边界进而有效配置资源，涉及到规划、土地、人口、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机制创新，如果能将城乡发展方面的一些制度改革在都市圈进行试点，能够加快都市圈发展进程，进一步提高周边城镇与核心城市的协同发展契合度。#乘风破浪的都市圈#
【医护人员评职称难 易成“代写代发论文”受骗群体】今年41岁的王女士是江苏省泰州市某医院的一名护士，因为评职称，她需要在相关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多年不执笔的王女士听朋友介绍，网络上有“枪手”专做“代写代发表论文”的生意，便有些动心。
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女士遇到了骗子。据侦破此案的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以下简称“姜堰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累计作案1000余起，诈骗600余万元。其中，涉及的受害人多为医生、护士，每人被骗数额在5000元到1万元左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医护人员评职称难是普遍现象。很多医护人员不断呼吁，国家要对传统的职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要把医护人员从职称论文中解脱出来，让大家拥有更好的从业状态。
“代发代写”论文的商家盯上医护人员
去年5月，王女士通过网络搜索，搜到不少“代写代发表论文”的“商家”。随后，她选择其中一家“机构”做了简单咨询，并添加对方提供的微信号建立联系。
对方声称不仅可以代发论文，甚至可以根据职业需求提供代写服务，并保证代写的论文能够见刊。对方还给王女士发来一些以往的“成功范例”，表示“公司要深度合作几家期刊”，并提醒不要担心。
双方商定好价格后，王女士通过微信先给对方转了3000元“定金”，并约定论文写好，确认后再谈刊发的事。3个月后，王女士如期收到了论文，内容与自己的课题相关，但质量不高，按正常情况应该很难刊发。对方却告诉她，只要再交稿费，就能刊发在国家级期刊上。王女士虽有些疑心，还是转过去商定的5500元。转账之后，等了数月，也没见论文发表。
王女士不断联系对方，却始终无人回复。意识到被骗后，今年4月底，又羞愧又气恼的王女士在家人劝说下，向姜堰警方报警。
接警后，姜堰警方详细询问其被骗过程，对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进行收集核查。此后，反诈中心民警重点围绕作案微信号深入研判，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广东湛江人黄某。进一步侦查后，警方确定这个以黄某为首的团伙至少有10余名成员，并明确了该犯罪团伙主要窝点位于云南昆明和广东湛江。
5月12日，姜堰警方组织20余名警力奔赴两地实施抓捕，经过多次踩点侦查，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一举抓获了包括黄某在内的12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扣押手机、电脑等用于诈骗的工具百余件。
据姜堰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孙乔介绍，该犯罪团伙中大多数人是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只有两人，他们根本不具备代写、代发专业论文的能力。
除了让王女士受骗的网络平台广告，孙乔说，团伙里还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线下“跑业务”。他们把目光重点投向各地的医院，拍下医护人员的通讯录，汇总到公司系统里。之后，办公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再虚构一个某某期刊的编辑身份，一个个给医生、护士发短信打电话，问是否有相关需求，寻求具体“合作”。
“代发代写论文”的生意很红火
“代写、代发表论文本身就是不光彩的事，很多人收到的代写论文质量很差，不能发表，发现被骗后，还是选择了‘沉默’，犯罪团伙很聪明，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实施诈骗。”孙乔说。
被抓后，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如实交代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两年前，这个团伙的“领头人”黄某听朋友介绍，在网上帮人代写论文来钱快，还可以在网上接单，再把文章题目发给专门的“枪手”代写，从中赚取差价。
黄某此前没有正式职业，便计划在云南昆明开设第一家“公司”。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生意很“红火”，索性直接干起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实施诈骗的“生意”。为了“发展业务”，他还招了两个妹妹、同村人士和几名广西朋友加入团队，并在广东湛江开设第二家“分公司”，试图牟取更多的利益。
泰州市公安局披露的信息显示，为增加迷惑性，犯罪嫌疑人掌握了一些代写代发论文的“套路”和专业术语。
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按照所需发稿的期刊级别和字数收取5000元至9000元不等的“代写稿费和刊发费用”，并承诺，收到款后3个月内在指定刊物上发表。事实上，收款后，他们从来没有向指定刊物投稿，如果对方催得急，便随便将文章发到一些没有期刊号的业余杂志上应付，或直接不予理睬。
对此，泰州市公安局提醒，寻找“枪手”代写、代发论文，不仅有违学术精神和职业道德，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寻找“商家”，还极易落入诈骗陷阱，得不偿失。
医护人员评职称难在哪
2017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曾一次性撤销了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中107篇涉嫌造假的中国医学论文，国内多家顶级医院的医生涉嫌其中，甚至不乏重点科室的知名医生。
这一现象让人不禁好奇，医护人员评职称究竟有多难？为何医护人员更容易陷入论文造假泥潭？
今年48岁的陈英（化名）是南京一家二甲医院感染科护士。两年前，从业近30年的陈英终于通过层层审核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她说，医护行业评职称有着严格的工作年限要求。陈英在中专毕业后自考本科学历，取得护士资格5年后又报考了初级职称护师。此后，每隔5年可以再依次申报中级职称主管护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护师、正高级职称主任护师，每晋升一级都要参加相应的考试。
在中高级职称评定中，申报者的论文和学术成果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现在国家对发表论文的要求越来越高，想评上高级职称必须在统计源核心期刊或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才行”。
从副高晋升到正高，光核心期刊，陈英就发了6篇。她毕业于1990年，当时班里大约40个人，目前只有她一人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事实上，即便日常工作表现和学术论文都达标，也不一定能够顺利晋升，还要看所在单位有没有职称晋升名额。2009年陈英拿到副高级职称后，又过了9年才等到一个正高级主任护师申报名额，最终“挤破了头”，顺利晋升。
“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代写论文的广告电话，现在医院的科室越分越细，要发现一个学术上的创新点很难，也难有科研成果出来。这些客观原因都催生了论文买卖和论文造假。”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李侗曾说。作为一线临床医生，他每周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40小时，几乎没有完整的周末休息时间。要想研究课题写论文，他只能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再挤一挤。
医护人员职称评审制度期待改革
曾有业内人士公开撰文称，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病，高质量完成医疗手术。当下“畸形”的医疗圈职称晋升体系，让本就繁忙的医生们疲惫不堪。“再去搞‘小白鼠’试验，申请科研基金，医生们哪还有精力好好去钻研医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分析，把论文和科研成果作为医师晋升的必备条件，医生的名气大小、工资高低、医院和科室排名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和课题成果挂钩，最终导致了临床医生，包括基层的医生都要去申请课题做研究。这对实际中的治病救人没有太大帮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不再看重传统的公立医院职称评价体系，不再甘于用20年青春换回一个副高、正高职称，而是选择离开公立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流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去年4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分层分类制定评审标准，提高基层卫生人才评审的专业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同时优化评审条件，基层卫生专业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关于论文、科研要求，不作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
李侗曾表示，其实，医疗机构对医生的职称晋升考核体系一直是“医疗和科研并重”，但是相对科研论文来说，临床的考核难以量化，在实际的执行中逐渐演变成了“重科研、重论文”，看病反倒不是最主要的了。
一位在医疗圈浸淫多年的医生建议：对于擅长临床的医生，职称考核时可以主要看患者评价、手术数量和床位周转率这些临床上的评定指标；对于擅长科研的医生应该重点考察其科研情况，让他们可以在医学研究领域有更大作为。
“临床医生重临床科研不应对立的，好的临床医生必须懂基础、善思考，应该引导医护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思考，用科研成果指导日常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了晋升而发表论文。”李侗曾说。链接: https://t.cn/A6U5K3p3
让人没想到的是，王女士遇到了骗子。据侦破此案的江苏省泰州市公安局姜堰分局（以下简称“姜堰警方”）介绍，该犯罪团伙累计作案1000余起，诈骗600余万元。其中，涉及的受害人多为医生、护士，每人被骗数额在5000元到1万元左右。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医护人员评职称难是普遍现象。很多医护人员不断呼吁，国家要对传统的职称评审制度进行改革，要把医护人员从职称论文中解脱出来，让大家拥有更好的从业状态。
“代发代写”论文的商家盯上医护人员
去年5月，王女士通过网络搜索，搜到不少“代写代发表论文”的“商家”。随后，她选择其中一家“机构”做了简单咨询，并添加对方提供的微信号建立联系。
对方声称不仅可以代发论文，甚至可以根据职业需求提供代写服务，并保证代写的论文能够见刊。对方还给王女士发来一些以往的“成功范例”，表示“公司要深度合作几家期刊”，并提醒不要担心。
双方商定好价格后，王女士通过微信先给对方转了3000元“定金”，并约定论文写好，确认后再谈刊发的事。3个月后，王女士如期收到了论文，内容与自己的课题相关，但质量不高，按正常情况应该很难刊发。对方却告诉她，只要再交稿费，就能刊发在国家级期刊上。王女士虽有些疑心，还是转过去商定的5500元。转账之后，等了数月，也没见论文发表。
王女士不断联系对方，却始终无人回复。意识到被骗后，今年4月底，又羞愧又气恼的王女士在家人劝说下，向姜堰警方报警。
接警后，姜堰警方详细询问其被骗过程，对相关转账记录等证据进行收集核查。此后，反诈中心民警重点围绕作案微信号深入研判，锁定犯罪嫌疑人为广东湛江人黄某。进一步侦查后，警方确定这个以黄某为首的团伙至少有10余名成员，并明确了该犯罪团伙主要窝点位于云南昆明和广东湛江。
5月12日，姜堰警方组织20余名警力奔赴两地实施抓捕，经过多次踩点侦查，在当地警方的支持下，一举抓获了包括黄某在内的12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扣押手机、电脑等用于诈骗的工具百余件。
据姜堰公安分局办案民警孙乔介绍，该犯罪团伙中大多数人是初中文化，高中文化只有两人，他们根本不具备代写、代发专业论文的能力。
除了让王女士受骗的网络平台广告，孙乔说，团伙里还有几名工作人员负责线下“跑业务”。他们把目光重点投向各地的医院，拍下医护人员的通讯录，汇总到公司系统里。之后，办公室里的其他工作人员再虚构一个某某期刊的编辑身份，一个个给医生、护士发短信打电话，问是否有相关需求，寻求具体“合作”。
“代发代写论文”的生意很红火
“代写、代发表论文本身就是不光彩的事，很多人收到的代写论文质量很差，不能发表，发现被骗后，还是选择了‘沉默’，犯罪团伙很聪明，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心理实施诈骗。”孙乔说。
被抓后，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如实交代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为幌子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
两年前，这个团伙的“领头人”黄某听朋友介绍，在网上帮人代写论文来钱快，还可以在网上接单，再把文章题目发给专门的“枪手”代写，从中赚取差价。
黄某此前没有正式职业，便计划在云南昆明开设第一家“公司”。一段时间后，他发现生意很“红火”，索性直接干起了以“代写代发表论文”实施诈骗的“生意”。为了“发展业务”，他还招了两个妹妹、同村人士和几名广西朋友加入团队，并在广东湛江开设第二家“分公司”，试图牟取更多的利益。
泰州市公安局披露的信息显示，为增加迷惑性，犯罪嫌疑人掌握了一些代写代发论文的“套路”和专业术语。
一般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按照所需发稿的期刊级别和字数收取5000元至9000元不等的“代写稿费和刊发费用”，并承诺，收到款后3个月内在指定刊物上发表。事实上，收款后，他们从来没有向指定刊物投稿，如果对方催得急，便随便将文章发到一些没有期刊号的业余杂志上应付，或直接不予理睬。
对此，泰州市公安局提醒，寻找“枪手”代写、代发论文，不仅有违学术精神和职业道德，在鱼龙混杂的网络空间寻找“商家”，还极易落入诈骗陷阱，得不偿失。
医护人员评职称难在哪
2017年，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曾一次性撤销了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中107篇涉嫌造假的中国医学论文，国内多家顶级医院的医生涉嫌其中，甚至不乏重点科室的知名医生。
这一现象让人不禁好奇，医护人员评职称究竟有多难？为何医护人员更容易陷入论文造假泥潭？
今年48岁的陈英（化名）是南京一家二甲医院感染科护士。两年前，从业近30年的陈英终于通过层层审核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她说，医护行业评职称有着严格的工作年限要求。陈英在中专毕业后自考本科学历，取得护士资格5年后又报考了初级职称护师。此后，每隔5年可以再依次申报中级职称主管护师、副高级职称副主任护师、正高级职称主任护师，每晋升一级都要参加相应的考试。
在中高级职称评定中，申报者的论文和学术成果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现在国家对发表论文的要求越来越高，想评上高级职称必须在统计源核心期刊或者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才行”。
从副高晋升到正高，光核心期刊，陈英就发了6篇。她毕业于1990年，当时班里大约40个人，目前只有她一人评上了正高级职称。
事实上，即便日常工作表现和学术论文都达标，也不一定能够顺利晋升，还要看所在单位有没有职称晋升名额。2009年陈英拿到副高级职称后，又过了9年才等到一个正高级主任护师申报名额，最终“挤破了头”，顺利晋升。
“我几乎每天都能收到代写论文的广告电话，现在医院的科室越分越细，要发现一个学术上的创新点很难，也难有科研成果出来。这些客观原因都催生了论文买卖和论文造假。”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副主任医师李侗曾说。作为一线临床医生，他每周工作时间远远超出了国家规定的40小时，几乎没有完整的周末休息时间。要想研究课题写论文，他只能在不多的休息时间里再挤一挤。
医护人员职称评审制度期待改革
曾有业内人士公开撰文称，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看病，高质量完成医疗手术。当下“畸形”的医疗圈职称晋升体系，让本就繁忙的医生们疲惫不堪。“再去搞‘小白鼠’试验，申请科研基金，医生们哪还有精力好好去钻研医术？”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分析，把论文和科研成果作为医师晋升的必备条件，医生的名气大小、工资高低、医院和科室排名情况，都直接或间接和课题成果挂钩，最终导致了临床医生，包括基层的医生都要去申请课题做研究。这对实际中的治病救人没有太大帮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医生不再看重传统的公立医院职称评价体系，不再甘于用20年青春换回一个副高、正高职称，而是选择离开公立医院。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才流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注意到，去年4月，国家卫健委印发《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坚持分层分类制定评审标准，提高基层卫生人才评审的专业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同时优化评审条件，基层卫生专业职称外语成绩可不作为申报条件。关于论文、科研要求，不作硬性规定，可作为评审的参考条件。
李侗曾表示，其实，医疗机构对医生的职称晋升考核体系一直是“医疗和科研并重”，但是相对科研论文来说，临床的考核难以量化，在实际的执行中逐渐演变成了“重科研、重论文”，看病反倒不是最主要的了。
一位在医疗圈浸淫多年的医生建议：对于擅长临床的医生，职称考核时可以主要看患者评价、手术数量和床位周转率这些临床上的评定指标；对于擅长科研的医生应该重点考察其科研情况，让他们可以在医学研究领域有更大作为。
“临床医生重临床科研不应对立的，好的临床医生必须懂基础、善思考，应该引导医护工作者在临床工作中思考，用科研成果指导日常工作，而不是单纯为了晋升而发表论文。”李侗曾说。链接: https://t.cn/A6U5K3p3
【宁波女子请朋友给孩子指导几个游泳动作，被游泳馆里的工作人员劝阻】“只是请朋友的女儿给孩子指导几个游泳动作，就被场馆里的工作人员劝阻。”7月30日，宁波市民张女士来电吐槽了一件让她感到郁闷又尴尬的事。
她所说的场馆是位于宁波江北中体sports城的游泳俱乐部。她朋友的女儿是浙江省游泳队的队员，放假在家，她便请对方指导规范一下自己孩子的泳姿。谁想，每次去泳池，都会被制止教学，理由是，场馆内有专业教练，不允许外来教练。“其实就是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退一步说，就算外请教练，有何不可？这个规定我无法理解。”张女士说。
市民吐槽：
朋友女儿指导自家孩子游泳时屡遭制止
张女士一家住在江北，去年5月，她给13岁的儿子在中体游泳俱乐部办了一张年卡，花费800元。受疫情影响，年卡有效期被延长至今年9月。
“我朋友的女儿是浙江省游泳队的，听说她回宁波了，我就想请她教教儿子，顺道带上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张女士告诉记者，儿子早在幼儿园中班时就学会了游泳，但考虑到以后中考有这个项目，就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一下。
朋友之间，这不过是一句话的小事，对方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张女士花1380元办了一张50次的次卡。这个月，张女士和朋友多次结伴到中体游泳俱乐部，孩子们刷卡进泳池，大人们则在外面等候。
不过泳池教学并不顺利。上周五，朋友的女儿手把手地教张女士儿子做动作，可没一会儿就被工作人员制止。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扑腾玩水，或是各顾各地来回游几圈。
张女士回忆，这个月大家一共也就去了五六次，几乎每次都会被劝阻。她事后向游泳馆提出质疑，得到的答复是：出于安全考虑和维护正常运营秩序，禁止外部培训机构或个人在泳池内教学，即便是朋友、家人之间的教学也不被允许。
张女士认为，“我们的做法并没有扰乱馆内的运营秩序，因为不存在拉生意的行为。游泳馆是对外开放的，我们每个人都付费进场。如果我不会游泳，但身边有可提供教学的资源，又或者请不起你们的教练，是不是只能到外面野泳？按场馆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强买强卖吧！”
采访中张女士出示了她在馆外拍到的照片，是一块醒目的告知牌。告示牌上就限制泳池内教学作出严正声明。其中有一条写明：外部培训机构或个人在馆内进行游泳培训或教学行为，均与本俱乐部无关，本俱乐部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记者随后拨通中体游泳馆的服务电话，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称，馆内确实不允许有教学行为，哪怕是家人或朋友。游泳馆有自己的团队，可提供1对1教学，教练等级分4级，一节课收费180元到300元不等。
记者调查：
7家游泳馆中有3家限制外来人员教学
不可自带教练或朋友在泳池教学，是宁波各大游泳馆的行规吗？采访当日，记者联系了城区7家游泳馆，其中3家不同程度地限制外来人员在馆内的教学行为。
奥体中心游泳馆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禁止自带教练入内教学，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如果教学中出现意外，场馆也要承担责任。当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可带上户口簿，提前说明即可。比如爸妈教孩子是可以的，如果爸妈是专业教练，需出示教练证。换言之，这个“家里人”也有限制，阿姨、舅舅之类无法在户口簿上体现出亲属关系的，则不行。
五一广场游泳馆同样持“否定”态度。不过工作人员坦言，朋友或家人之间的指点是可以的，如果是很专业的教学行为，肯定会被阻止。那么，同是买票入场的消费者，如何判断身份？“是不是专业教练，其实一眼能看出来的。”工作人员表示。
另有一家开设在西门口的健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他们的游泳馆是承包的，如果都自带教练的话，那承包的意义就没了，毕竟经营游泳馆，教学培训本身是一个大的盈利点。不过工作人员也说，并不阻止家人之间的教学。
采访中，态度“开放”的有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鄞州游泳中心等。这几家都表示，消费者只需买门票，至于泳池里跟谁学游泳，他们不会干涉。
律师对私教入场看法不一
但都认为禁止家人朋友间指导不合理那么，从法律层面看，游泳馆是否有权禁止外来人员教学？记者采访了两位律师，看法各有不同。
“游泳馆是公共、开放的场所，外来人员是否可以教学这个问题应当分开来看。朋友之间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指导不应当被阻止；如果是私教活动，在不影响其他人和场馆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态度。”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鲍欣媛说，禁止私教等外来人员教学，无非是影响到了游泳馆自身开设的课程，同时挤占了一定场地，当然安全隐患也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她认为，游泳馆出于安全监管考虑，可以让私教出示教练证，或进行登记、核查。“对于付钱入场的消费者，不管是何种身份，游泳馆本身就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显然是避不开的。若因无法禁止私教入场就出一个告示，无非是拿安全监管来搪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浙江众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翔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游泳馆经营者有权制定相关规定，消费者办卡或去游泳时，管理人员应当告知到位或公示到位。
“首先，游泳馆经营者投入管理成本，势必要盈利。其次是安全问题，游泳教练需要资质，但自带的确实不好判断。另外，从管理成本上来讲，如果出了安全问题，责任也不好明确。按理说，游泳馆一定要承担责任，但教练同时也要负责学员安全，这就涉及到各方需要举证。”他解释，如果“外来人员”指的是家人、朋友，游泳馆的禁止规定显然不合理。
采访中，记者也联系了宁波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当然，游泳馆经营者是可以规定最大承载力以及控制人数的。如果消费者觉得影响了自己的消费体验，可以要求退款，双方意见分歧过大的话，则可以通过消保委进行协调。（宁波晚报）
她所说的场馆是位于宁波江北中体sports城的游泳俱乐部。她朋友的女儿是浙江省游泳队的队员，放假在家，她便请对方指导规范一下自己孩子的泳姿。谁想，每次去泳池，都会被制止教学，理由是，场馆内有专业教练，不允许外来教练。“其实就是朋友之间帮个忙而已，退一步说，就算外请教练，有何不可？这个规定我无法理解。”张女士说。
市民吐槽：
朋友女儿指导自家孩子游泳时屡遭制止
张女士一家住在江北，去年5月，她给13岁的儿子在中体游泳俱乐部办了一张年卡，花费800元。受疫情影响，年卡有效期被延长至今年9月。
“我朋友的女儿是浙江省游泳队的，听说她回宁波了，我就想请她教教儿子，顺道带上一个亲戚家的孩子。”张女士告诉记者，儿子早在幼儿园中班时就学会了游泳，但考虑到以后中考有这个项目，就希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一下。
朋友之间，这不过是一句话的小事，对方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张女士花1380元办了一张50次的次卡。这个月，张女士和朋友多次结伴到中体游泳俱乐部，孩子们刷卡进泳池，大人们则在外面等候。
不过泳池教学并不顺利。上周五，朋友的女儿手把手地教张女士儿子做动作，可没一会儿就被工作人员制止。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扑腾玩水，或是各顾各地来回游几圈。
张女士回忆，这个月大家一共也就去了五六次，几乎每次都会被劝阻。她事后向游泳馆提出质疑，得到的答复是：出于安全考虑和维护正常运营秩序，禁止外部培训机构或个人在泳池内教学，即便是朋友、家人之间的教学也不被允许。
张女士认为，“我们的做法并没有扰乱馆内的运营秩序，因为不存在拉生意的行为。游泳馆是对外开放的，我们每个人都付费进场。如果我不会游泳，但身边有可提供教学的资源，又或者请不起你们的教练，是不是只能到外面野泳？按场馆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强买强卖吧！”
采访中张女士出示了她在馆外拍到的照片，是一块醒目的告知牌。告示牌上就限制泳池内教学作出严正声明。其中有一条写明：外部培训机构或个人在馆内进行游泳培训或教学行为，均与本俱乐部无关，本俱乐部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记者随后拨通中体游泳馆的服务电话，电话那头的工作人员称，馆内确实不允许有教学行为，哪怕是家人或朋友。游泳馆有自己的团队，可提供1对1教学，教练等级分4级，一节课收费180元到300元不等。
记者调查：
7家游泳馆中有3家限制外来人员教学
不可自带教练或朋友在泳池教学，是宁波各大游泳馆的行规吗？采访当日，记者联系了城区7家游泳馆，其中3家不同程度地限制外来人员在馆内的教学行为。
奥体中心游泳馆的工作人员明确表示，禁止自带教练入内教学，主要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如果教学中出现意外，场馆也要承担责任。当然，如果是家里人的话，可带上户口簿，提前说明即可。比如爸妈教孩子是可以的，如果爸妈是专业教练，需出示教练证。换言之，这个“家里人”也有限制，阿姨、舅舅之类无法在户口簿上体现出亲属关系的，则不行。
五一广场游泳馆同样持“否定”态度。不过工作人员坦言，朋友或家人之间的指点是可以的，如果是很专业的教学行为，肯定会被阻止。那么，同是买票入场的消费者，如何判断身份？“是不是专业教练，其实一眼能看出来的。”工作人员表示。
另有一家开设在西门口的健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他们的游泳馆是承包的，如果都自带教练的话，那承包的意义就没了，毕竟经营游泳馆，教学培训本身是一个大的盈利点。不过工作人员也说，并不阻止家人之间的教学。
采访中，态度“开放”的有宁波市游泳健身中心、鄞州游泳中心等。这几家都表示，消费者只需买门票，至于泳池里跟谁学游泳，他们不会干涉。
律师对私教入场看法不一
但都认为禁止家人朋友间指导不合理那么，从法律层面看，游泳馆是否有权禁止外来人员教学？记者采访了两位律师，看法各有不同。
“游泳馆是公共、开放的场所，外来人员是否可以教学这个问题应当分开来看。朋友之间或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指导不应当被阻止；如果是私教活动，在不影响其他人和场馆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也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态度。”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鲍欣媛说，禁止私教等外来人员教学，无非是影响到了游泳馆自身开设的课程，同时挤占了一定场地，当然安全隐患也是其中一个考虑因素。
她认为，游泳馆出于安全监管考虑，可以让私教出示教练证，或进行登记、核查。“对于付钱入场的消费者，不管是何种身份，游泳馆本身就有安全保障义务，这显然是避不开的。若因无法禁止私教入场就出一个告示，无非是拿安全监管来搪塞，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浙江众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翔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游泳馆经营者有权制定相关规定，消费者办卡或去游泳时，管理人员应当告知到位或公示到位。
“首先，游泳馆经营者投入管理成本，势必要盈利。其次是安全问题，游泳教练需要资质，但自带的确实不好判断。另外，从管理成本上来讲，如果出了安全问题，责任也不好明确。按理说，游泳馆一定要承担责任，但教练同时也要负责学员安全，这就涉及到各方需要举证。”他解释，如果“外来人员”指的是家人、朋友，游泳馆的禁止规定显然不合理。
采访中，记者也联系了宁波市消保委相关负责人。对方表示，当然，游泳馆经营者是可以规定最大承载力以及控制人数的。如果消费者觉得影响了自己的消费体验，可以要求退款，双方意见分歧过大的话，则可以通过消保委进行协调。（宁波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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