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遗迹# 桂南会战检讨会旧址～1939年冬日本侵略者为了封锁中国大陆，入侵广西。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负责调集兵力反攻，以15万兵力与日军10万兵力在桂南展开激战。桂南会战虽然把日军赶出了南宁，但是日军伤亡仅8100多人，而中方伤亡人数达2.3万人。会战中中方以多打少，却损失惨重，蒋介石大为震怒，决定在柳州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1940 年春节刚过，会议就在柳州市郊羊角山召开，蒋介石亲自参加会议，出席人员有白崇禧、陈诚、李济深、杜聿明、郑洞国、陈明仁等上百名高级将领，宋美龄、蒋经国等也列席会议。会上，蒋介石窝着一肚子怒火，对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的将领进行痛骂，全场肃然，鸦雀无声，战败的将军们更是胆战心惊。负战役监军之责的陈诚自行请罪，降为二级上将。白崇禧也以指挥失当(实为保全桂系实力)归罪于己自请处分，降为二级上将。陈明仁因组织敢死队千里驰援，部队伤亡较少，成为会上唯一受到蒋介石表扬的人。桂南会战检讨会是抗战史上著名会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会议期间，蒋宋夫妇就住在这里二楼。会议期间遇到日军空袭，后面还有个“护蒋洞”作为防空洞，可惜没开门。
#重庆交大一学生被公告退学#
首先，重庆交大已经多次想办法联系该生，辅导员班主任和院领导等，未果。
然后，联系了这学生的唯一亲人（哥哥），以及户籍地派出所帮忙寻找，也没找到。
最后，才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公告退学。一是
按流程办事，二来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使该名同学知悉此事。
那些说学校着急撇清关系的，其实学生休学之后，出了任何事，本来就和学校没有关系，学校不需要负责啊，公告退学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的。
希望这孩子目前好好的，只是单纯联系不上而已。
首先，重庆交大已经多次想办法联系该生，辅导员班主任和院领导等，未果。
然后，联系了这学生的唯一亲人（哥哥），以及户籍地派出所帮忙寻找，也没找到。
最后，才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公告退学。一是
按流程办事，二来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使该名同学知悉此事。
那些说学校着急撇清关系的，其实学生休学之后，出了任何事，本来就和学校没有关系，学校不需要负责啊，公告退学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的。
希望这孩子目前好好的，只是单纯联系不上而已。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我想讲讲我的全部经历。
从10月9日开始，在宿舍“圈养”隔离至10月23日凌晨，后被拉到方舱，“圈养”至10月31日，后被拉到学校文体馆的一个房间里，房间设施除了六个铁床，俩个铁窗，一个铁门，一无所有，到11月6日，七天隔离结束，7日凌晨做核酸，同时，学院发布了8日返乡名单，我们六个人的名字都在其中，然而不知是哪一方将我们的检测管漏掉，我们等了四十多个小时核酸结果还是迟迟不出，也因此错过了8日的返乡，经过我们的多方电话咨询，得知样本被漏掉，于8日下午，经过俩个小时的检测，我们7日的结果终于出来了，阴性。紧随其后，8日的结果也是阴性。好在区内的返乡车次日日都有，9号我们终于坐上了返乡的列车。
天真如我以为从此可以不再被封控被隔离，不用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不用再感受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一团无形的空气挤压着，它一直在试探你的极限，让我难以呼吸，不能动弹。而我找不到凶手，我甚至摸不到它，看不到它，我做了一万种努力和尝试，可我却不能使其退让半分，我还是在被它束缚着，扭曲着，压迫着。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眼里的光逐渐黯淡，万念俱灰，变得愚钝，麻木，任人摆布。
下车后被运送到了酒店集中隔离。
我终于，一个月以来第一次洗了澡。
三天酒店隔离，七天居家隔离。
次日，酒店告知，我和同住人乘坐的四号车厢有人核酸阳性。我们三天酒店隔离改为七天。
第三天，我接到莫名的电话，询问我的信息。还有酒店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我穿防护服，收拾东西下楼。紧接着接到了流调组的电话。我问流调组，我是不是复阳了，答案是肯定的。可是防疫中心的电话打不通，12345需要好几个工作日之后才有回复，我的爸爸和妈妈被封控在家里，连小区门都出不来。和我同住的姑娘怕极了我。可我是复阳啊，我没有传染性，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可是谁能救救我啊，我崩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酒店不要我，家也回不去，甚至我没有一个可以说理的地方。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跟着酒店工作人员，我走到了救护车旁，那个时候，我知道，上了车，我就没有退路了。我就只能被送到那个被叫做方舱医院的监狱里。外面下着雪，空气是冷的，地面滑而湿。我说我不上车，我不去，我没病，为什么要把我送进去。司机说，我只负责转运，你必须上车。酒店工作人员说，你赶紧上车，人家让你就上，不要为难我们。
雪阻挡了我的一部分视野，另一半是还没来得及扯掉面罩上的俩层膜，而被模糊的视线。我背着书包，提着行李箱，防护服没有兜，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我只能看见救护车模糊的轮廓。我好无助啊，我像是个弃儿，被牵着鼻子走的小象，任人摆布的玩偶。在那个空旷的车里，我给防疫中心打了好多个电话，可是打不通。我求助流调组，他们说，我们是负责排查你的信息，你给防疫中心打电话吧。这时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询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我给老师打电话，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啊……可是老师又能怎么办呢，老师只能安慰我，让我的心情好一点，可是老师也改变不了规则，老师也是规则的受害者。班主任随后让书记给我打电话，试图抚慰我近乎崩溃的情绪。可是书记也改变不了啊。不过最幸运的是，他们的电话让我将心中的委屈，无助，倾诉了出来。书记说，虽然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老师可以陪你聊天，可以调解你的不开心。我真的太感谢我的老师，我的书记，我的学院，我的学校了。他们是我在这段日子里唯一的光和暖。
可我还是在那辆救护车上，去往医院的车，一刻也没停，
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我拒绝入院，我跟方舱的医护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可是他们好像不管这个事情。这里也没有抗原，我要求做核酸，也被拒绝。我问方舱的负责人在哪里，也没有人告诉我。我站在方舱医院的门口，给疾控中心打电话，可是根本打不通……
我崩溃了
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了，手机也快关机了。
我只能坐在那个台阶上默默流泪。
他们有人跟我说，主任让你留下来观察，阴性就可以走。
“那什么时候给我做呢？”
“不知道。”
随即转身走掉了。
后来我扫了贴在一楼的二维码，加到了负责人的微信。我的核酸从五天之后做被改成了两天之后做。在楼梯口呆呆坐了很久，我妥协了。
成长是不是就是一次次的向命运妥协。
所谓的清醒着痛苦是不是就是明明已经看穿了社会的本质，生活的困境，却依然无能为力，无力改变。
疫情占据了我的大半青春，我好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啊，我好想要自由啊。
我好想正常的上学啊,可我失去的时间要找谁来归还？我们失去的时间成了资本和官僚的乌纱帽，我们被受限的人生成了他们的点金石……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疫情[超话]##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防疫##国家卫健委调整防疫措施##时代#
我想讲讲我的全部经历。
从10月9日开始，在宿舍“圈养”隔离至10月23日凌晨，后被拉到方舱，“圈养”至10月31日，后被拉到学校文体馆的一个房间里，房间设施除了六个铁床，俩个铁窗，一个铁门，一无所有，到11月6日，七天隔离结束，7日凌晨做核酸，同时，学院发布了8日返乡名单，我们六个人的名字都在其中，然而不知是哪一方将我们的检测管漏掉，我们等了四十多个小时核酸结果还是迟迟不出，也因此错过了8日的返乡，经过我们的多方电话咨询，得知样本被漏掉，于8日下午，经过俩个小时的检测，我们7日的结果终于出来了，阴性。紧随其后，8日的结果也是阴性。好在区内的返乡车次日日都有，9号我们终于坐上了返乡的列车。
天真如我以为从此可以不再被封控被隔离，不用被关在一个密闭空间，不用再感受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那种感觉就好像被一团无形的空气挤压着，它一直在试探你的极限，让我难以呼吸，不能动弹。而我找不到凶手，我甚至摸不到它，看不到它，我做了一万种努力和尝试，可我却不能使其退让半分，我还是在被它束缚着，扭曲着，压迫着。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眼里的光逐渐黯淡，万念俱灰，变得愚钝，麻木，任人摆布。
下车后被运送到了酒店集中隔离。
我终于，一个月以来第一次洗了澡。
三天酒店隔离，七天居家隔离。
次日，酒店告知，我和同住人乘坐的四号车厢有人核酸阳性。我们三天酒店隔离改为七天。
第三天，我接到莫名的电话，询问我的信息。还有酒店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我穿防护服，收拾东西下楼。紧接着接到了流调组的电话。我问流调组，我是不是复阳了，答案是肯定的。可是防疫中心的电话打不通，12345需要好几个工作日之后才有回复，我的爸爸和妈妈被封控在家里，连小区门都出不来。和我同住的姑娘怕极了我。可我是复阳啊，我没有传染性，我的身体没有任何不适，不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
可是谁能救救我啊，我崩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酒店不要我，家也回不去，甚至我没有一个可以说理的地方。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跟着酒店工作人员，我走到了救护车旁，那个时候，我知道，上了车，我就没有退路了。我就只能被送到那个被叫做方舱医院的监狱里。外面下着雪，空气是冷的，地面滑而湿。我说我不上车，我不去，我没病，为什么要把我送进去。司机说，我只负责转运，你必须上车。酒店工作人员说，你赶紧上车，人家让你就上，不要为难我们。
雪阻挡了我的一部分视野，另一半是还没来得及扯掉面罩上的俩层膜，而被模糊的视线。我背着书包，提着行李箱，防护服没有兜，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我只能看见救护车模糊的轮廓。我好无助啊，我像是个弃儿，被牵着鼻子走的小象，任人摆布的玩偶。在那个空旷的车里，我给防疫中心打了好多个电话，可是打不通。我求助流调组，他们说，我们是负责排查你的信息，你给防疫中心打电话吧。这时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询问我最近怎么样。我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我给老师打电话，我说老师我该怎么办啊……可是老师又能怎么办呢，老师只能安慰我，让我的心情好一点，可是老师也改变不了规则，老师也是规则的受害者。班主任随后让书记给我打电话，试图抚慰我近乎崩溃的情绪。可是书记也改变不了啊。不过最幸运的是，他们的电话让我将心中的委屈，无助，倾诉了出来。书记说，虽然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老师可以陪你聊天，可以调解你的不开心。我真的太感谢我的老师，我的书记，我的学院，我的学校了。他们是我在这段日子里唯一的光和暖。
可我还是在那辆救护车上，去往医院的车，一刻也没停，
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我拒绝入院，我跟方舱的医护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可是他们好像不管这个事情。这里也没有抗原，我要求做核酸，也被拒绝。我问方舱的负责人在哪里，也没有人告诉我。我站在方舱医院的门口，给疾控中心打电话，可是根本打不通……
我崩溃了
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办法了，手机也快关机了。
我只能坐在那个台阶上默默流泪。
他们有人跟我说，主任让你留下来观察，阴性就可以走。
“那什么时候给我做呢？”
“不知道。”
随即转身走掉了。
后来我扫了贴在一楼的二维码，加到了负责人的微信。我的核酸从五天之后做被改成了两天之后做。在楼梯口呆呆坐了很久，我妥协了。
成长是不是就是一次次的向命运妥协。
所谓的清醒着痛苦是不是就是明明已经看穿了社会的本质，生活的困境，却依然无能为力，无力改变。
疫情占据了我的大半青春，我好想去看看这个世界啊，我好想要自由啊。
我好想正常的上学啊,可我失去的时间要找谁来归还？我们失去的时间成了资本和官僚的乌纱帽，我们被受限的人生成了他们的点金石……
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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