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臣史皇作图,春秋战国时部分人认为文字创制时代在夏初】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5)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6)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7)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5)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6)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7)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鬼谷子》(又名《捭阖策》)战国著名道家,纵横家鼻祖“鬼谷子”王诩的著作。该书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此本共三卷,集汉代文学家刘向注,其中卷上、中有十四篇,第十三、十四篇(转丸、胠乱)失,卷下为本经阴符七篇,明代刊本。
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关令尹喜内传》。《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而《本经阴符七术》、《关令尹喜内传》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用以修心修身。《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或利),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的鼻祖,传说鬼谷子常与墨子入山采药修道。因隐居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一说是河南淇县云梦山“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是先秦诸子之一。鬼谷子是当时的纵横家,也是活跃于外交舞台上的名士张仪、苏秦的老师。
刘向(约前77~前6年) 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祖籍沛(今江苏沛县),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汉官吏,目录学家,文学家。
李言恭,字惟寅,号青莲居士。盱眙人。明代开国功臣岐阳武靖李文忠之后裔,万历三年,袭爵临淮侯,守备南京,累加少保。万历二十七年卒。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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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鬼谷子.3卷.汉刘向注.明李言恭校.明刻本 https://t.cn/RTv4Kyo
鬼谷子的主要著作有《鬼谷子》及《本经阴符七术》、《关令尹喜内传》。《鬼谷子》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而《本经阴符七术》、《关令尹喜内传》则集中于养神蓄锐之道,用以修心修身。《本经阴符七术》之前三篇说明如何充实意志,涵养精神。后四篇讨论如何将内在的精神运用于外,如何以内在的心神去处理外在的事物。
鬼谷子姓王名诩(或利),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纵横家的鼻祖,传说鬼谷子常与墨子入山采药修道。因隐居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一说是河南淇县云梦山“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是先秦诸子之一。鬼谷子是当时的纵横家,也是活跃于外交舞台上的名士张仪、苏秦的老师。
刘向(约前77~前6年) 本名更生,字子政。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祖籍沛(今江苏沛县),世居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西汉官吏,目录学家,文学家。
李言恭,字惟寅,号青莲居士。盱眙人。明代开国功臣岐阳武靖李文忠之后裔,万历三年,袭爵临淮侯,守备南京,累加少保。万历二十七年卒。
注:此PDF文件包含分卷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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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鬼谷子.3卷.汉刘向注.明李言恭校.明刻本 https://t.cn/RTv4Kyo
#古诗词[超话]#|#古诗词#
【赠元稹】
—— [唐] 白居易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处誓不谖。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注释』
[1]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族籍洛阳(在今河南)。中唐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白居易的密友。
[2] 七年:贞元十六年(800)参加进士考试及第,至本诗写作之时——元和元年(806)。
[3] “岂无”二句,用左思《咏史》其二诗意。左思原诗为:“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4] 之子:此人,指元稹。
[5] 不谖(宣):不会欺诈。
[6] “三及”句:元白自贞元十九年订交,主永贞元年,共三年。岁阑,年终。
[7] 衡门:横门为门,指住所简陋。
[8] “不为”四句:不是因为同年登科,在同处作官,才友好如此,而是两人心地相合的缘故。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元、白中书判拔萃科,后同授校书郎。方寸,内心。
#诗词#
【赠元稹】
—— [唐] 白居易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处誓不谖。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注释』
[1] 元稹(779—831):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族籍洛阳(在今河南)。中唐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并称为“元白”。白居易的密友。
[2] 七年:贞元十六年(800)参加进士考试及第,至本诗写作之时——元和元年(806)。
[3] “岂无”二句,用左思《咏史》其二诗意。左思原诗为:“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4] 之子:此人,指元稹。
[5] 不谖(宣):不会欺诈。
[6] “三及”句:元白自贞元十九年订交,主永贞元年,共三年。岁阑,年终。
[7] 衡门:横门为门,指住所简陋。
[8] “不为”四句:不是因为同年登科,在同处作官,才友好如此,而是两人心地相合的缘故。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元、白中书判拔萃科,后同授校书郎。方寸,内心。
#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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