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本来是童年时的好朋友，两个人都喜欢阅读，并且如果哪一方看到有什么好书，一定会跟另一个人说的。自从日高作家出道以来，他就一直留意对方的消息，觉得他厉害的同时又有点忌妒他，因为他一直以写作为自己的终生抱负。

后来随着日高的写作越来越好，以至于超越了他，多少引起了野野口的忌妒，但毕竟他们是关系最好的旧相识，他也想借助对方让自己走上写作之路。野野口也很喜欢写作，于是他写完第一本小说的书稿后就寄给了日高，希望他能给自己一点意见。

可自从书稿寄出后，却迟迟没有收到对方的回复，他一连空等了几次后，终于收到日高的邀请电话，他们进了书房后开始讨论了作品，虽然还够不上发表，但却给了野野口一些信心，回到家后他开始着手自己的第二部作品的写作。

他刚进日高家的时候，第一眼就看到了日高初美，他们两个看着彼此的时候其实都有同一种感觉。从那以后，他就对初美念念不忘，并且还以初美为原型写了第二本小说，可是却被日高批评成“女主角不够真实”，这让野野口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有原型的，为什么不够真实呢？

可是对于这一点，日高却只字未提，还劝他说既然有自己的正职，还是以正职为主，至于写作，还是当业余兴趣吧。

对于日高的这些话，野野口并没有听进去，反而因为他对自己的打击使得他大病了一场，而且在他生病期间，都是日高初美来照顾他的。在他的感冒慢慢好转的时候，从初美那里知道了一个秘密：原来日高根本就不打算让他走写作这条路，他每次寄过去的书稿，日高从来不会当回事。

后来，野野口为了要长期和初美在一起，曾和初美计划合谋杀死日高，但因为杀人未遂被日高抓住把柄，逼迫他成为日高邦彦的枪手。就是说，以后野野口的小说将以“日高邦彦”这个名字的名义来发表，他可以给里野口四分之一的稿费。
因为长期这样被日高控制着，好像一个坐牢的犯人一样，又加上初美在交通意外中死去，更加让他不堪重负，最后在一个夜晚，他偷偷从窗户潜进日高家杀死了日高。

这本书的书名叫《恶意》，正是潜藏着两方面的恶意，一方面是野野口自从和日高初美来往后，他为了想长期和初美在一起，合谋和初美谋杀亲夫，但最终他们的计划还是失败了。这也正说明了“人算不如天算”，就算人的计划看上去再周密，再完美，但终究还是算不过天意。

另一方面的恶意就是来自于日高邦彦，虽然说自己的老婆出轨自己的好朋友，给自己扣了一顶绿帽子。在正常下，日高应该尽早放手，或者用法律途径来解决，可是他却选择了“将计就计”，在野野口谋杀失手后，反而以此要挟他做自己的枪手，让野野口把自己的小说给他以“日高邦彦”的名字来发表。可以说，是野野口修和日高邦彦各自向对方伸出了恶意之手。

当年看《白鹿原》我就对雷佳音的演技很认可，最近听闻他终于拿最佳男主角了，我就把《人世间》找来看了几集，确实拍得很好，演得也好，但是我却没有很大的兴致连着看下去。

这种感受可以说跟我年初读莫言的《生死疲劳》如出一辙。那本小说我读了一半多，写得很好，特别是能在字里行间读出作者创作时文思泉涌一路撒欢的奔腾劲儿，但也不是非得继续往下读，后来一直搁书架上。

一个共同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梁晓声也好莫言也罢，这些老男人来来回回写的就是自己年轻时经历的那个时代，诚然，那个荒唐的时代值得被反复书写和铭记，但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反复书写并没有扩展其在思想上的深刻性（以及文学性上的创新），那么这种重复带给我更多的是审美疲劳，我完全知道你们要讲什么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啊。

我们更需要的，是通过历史学和社会科学来对那个时代进行深度研究（现在还不够深）。事实上，我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更有深度的学术作品，相比之下，同题材的电视剧和小说实在是毛毛雨。特别是比小说更大众更通俗的电视剧，它一方面让年轻观众直观感受了那个时代，另一方面又让年轻观众片面认识了那个时代，正负相抵，孰轻孰重？

更切肤的感受则是，我在看电视剧和读小说的过程中不禁在想，能不能不要扎堆都写那个时代，谁能书写一下我们亲历的这个时代啊！难道我们的时代不值得被书写吗？就算那些阴暗的敏感的消极的大事不能写，我们的时代仍然有很多值得大书特书，同样构成“平民生活史诗”的素材，它不应该是失语的。

作为一个85后，回过头来看，我能明显感受到时代大氛围推着自己推着大家一起往前走的时间点有两个。一个是90年代中期，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落地，短短几年里出现了中国文艺创作的井喷和至今未能逾越的高峰，涌现出了一大批电影、电视剧、文学、流行音乐和美术的精品佳作。当然了，那时我还小，这些事实和意义是后来确认和找补的，但作为身在其中的一个小朋友，那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气息，那种被高水平艺术作品耳濡目染的环境，我是有直观感受的，甚至现在都还受益于当年的“童子功”。另一个是十多年前，伴随着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的举办，整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达到了至今未能逾越的高峰，这个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不必我展开陈述。

然而，不幸的是，可惜的是，遗憾的是，好像没有任何文艺作品对以上两个时代气息和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过有效的捕捉和呈现，至少孤陋寡闻的我从未在文艺作品中感到过共鸣。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的集体失职。

（附图：逛豆瓣的时候看到小说《人世间》有个高赞短评与我所见略同，吾见不孤。）

11.7号那天，看了眼摆在柜子上的日历发现是立冬，（大概是我对这些节气才会有这种时间的概念）不是很冷，可能因为是有个冬字，突然想起了雪，那种不是很厚重的雪。
于是中午睡觉的时候想起我在八月份看到的话：“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能力很强，他们称赞与描述雪的词语有上百种，可他们没法描述温暖，得到什么就会失去什么”
“如果我的一生见过雪浪，我就会变成一只松果，变成半只贝壳，变成挣扎的心脏，于是我就不盼望春天的到来，蹦蹦跳跳，下一秒就死去，永远沉溺于失去前的最后一秒”

我在这天想起因纽特人描述雪的能力，想起了这段短短的小诗，想起了雨山老师在六月份对苏轼那首诗的留言“感觉打动我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想起了这句“如果时间是无限的，那没有什么是特别的。”
这些都不是关联性多大的月份，但我就是在11.7号这天一起想起了它们。

而如今苏轼纪念亡妻的那首名作里最打动我的也不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了，而且“小轩窗，正梳妆”两句，是这种生活的具体，你知道它必将消逝的具体……那么小，那么凉，那么温馨，那么凄凉，那么多的情感，一扇小小的窗。说“十年生死”也不过为了透过这扇小窗看一看梦里的人。这是最感人的。中文诗歌里，早年的柏桦对这种东西的捕捉非常敏锐，“小竹筷，白衬衫，你是不是正当年？难得下一次决心，夏天还很远”。像不像？疏朗的语感里有一种心痛的东西。只是柏桦更淡更随机，于是作品的完整性肯定比不上苏轼那首。

突然想起我也没法描述我未曾见过的东西，我没有见到的东西和风景，我是没有办法怀念的，时间如果无限拉伸的话，那再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的，苏轼的给亡妻这首千古悼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时间太恒长留给人们感受的东西就太庞大的了，也许我们都更需要一点具体的东西，那是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人，具体发生的事，知道我们体验到的生活每一刻都是必然会消逝的，那么小却那么温馨，人才会拥有珍惜的感情，也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拥有我当下赋予的“永恒”的意义。
如果我见过雪的颜色，那我也可以描述，如果我见过你，那我也可以描述，于是我们需要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没有羞愧的称赞自己，是那些具体在生活中明快而真诚的人。

补充一点：爱斯基摩人描述雪的词语有上百种其实这算一个流言
乔弗雷•蒲朗在《爱斯基摩词汇大骗局》的结尾写道：“这一章并不是在讨论爱斯基摩词汇学。。实际上是在讨论心智上的懒惰。数以百计的人为这个关于爱斯基摩人词汇的谣言推波助澜，却没有一个人试着去证实那个列表中词语的实际数目，或者究竟哪些词可以列入表中。令人悲哀的并不是这个极端错误的“事实”被广为相信这一点，而是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内心充斥着懒惰而蔑视知识的世界上，已经极少有人用心思考那追求真相的意义了。”蒲朗的说法也许有些悲观，但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坚持对真相的渴望，无疑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
他们的基本主张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对事物的分类方式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在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中，雪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比如说，冰盖上积雪的细微差别，不同的雪所反映的天气变化的征兆等等，都将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甚至生存。于是，他们在看到雪的时候感觉会和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有所不同，因而他们能够精准地用不同的概念来区分他们所观察到的区别。

然而，这个说法的错误就在于，就算爱斯基摩人能够精准地区别不同的雪，这些不同的雪对于爱斯基摩人来说仍然是同一个概念。在普通人眼里的“一幅画”，在艺术家看来会被分成“油画”、“版画”、“水彩画”等等不同的类型，但这并不妨碍这个艺术家对“一幅画”这个概念的理解。同样的，在汉语中，表示和“马”相关的概念的汉字很多，诸如骥“老马”、驹“小马”、骍“赤色的马”、騧“黑嘴的黄色马”乃至于骝“黑鬃黑尾的红色马”等等这些极为专门化的意义，但对于任何一个汉语的使用者来说，它们仍然是马，而不是相互间不同的概念。

它们只是相互间不同的概念，可那些词语也真的很美很美。如果没有见过。爱基斯摩人就没法准确区分不同的雪，赋予和衍生出不同的意义的雪，雪仍然是雪，每一个人可以描述雪的词语又有不同意义。对呀，具体的呀，具体的东西，它们真的很美很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