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臣史皇作图，春秋战国时部分人认为文字创制时代在夏初】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５）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６）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７）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５）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６）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７）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墨子篇取名
1. 陆镜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2. 林言果：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3. 裘千白：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4. 陶晚成：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5. 吴陈勇：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6. 孙孝慈：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7. 苍可染：染千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8. 戴行：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9. 孟知隐：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10. 张良：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人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
【人生过客犹须臾，没有好名怎久居。取上品好名、剖~腹产选日子、合婚+李老师卫♥：lihuaiwu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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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镜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2. 林言果：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
3. 裘千白：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
4. 陶晚成：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
5. 吴陈勇：君子战虽有陈，而勇为本焉；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6. 孙孝慈：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7. 苍可染：染千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8. 戴行：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
9. 孟知隐：谋而不得，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
10. 张良：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人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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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士全书
西归直指
第九疑
【原文】问，极乐国土，去此娑婆世界，尚有十万亿佛土。如此辽远，凡夫岂能即到。又闻女人，根缺，及二乘人，皆不得往生，信乎。?答，道远难去者，形也。一念可往者，心也。念佛者生彼国土，只在此心，非挟此形骸以往也。如人梦游他国，虽在千万里外，一呼便醒，岂因道近易觉，道远难觉耶。女人及根缺不生者，谓极乐国土，无有女人，及根缺之人也，非谓女人及根缺者不得往生也。若女人不得往生，则韦提希（阿闺世王之母）与五百侍女，世尊何以授记其悉得往生乎。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佛有一愿云，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舍命之后，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觉。女人如此，根缺可知。且鸲鹆，鹦鹉，尚因念佛而往生（一见净土文，一见法苑珠林），岂根缺者，反不如异类耶。至于二乘，乃果位中人，凡夫尚得往生，岂有反摈二乘之理。阿弥陀经云，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将谓独非二乘耶。故谓生彼国者，无二乘之执心，则可。谓二乘不生，生彼国者，即无二乘，则不可。
【译白】问：“极乐国土，离此娑婆世界，相隔十万亿佛土。如此遥远，凡夫岂能即到？又听说女人和诸根有缺之人及声闻、缘觉二乘人，皆不得往生。此说可信么？”?答：“路途遥远难去者，是形体。一念即可到者，是心。念佛人往生西方，只在此心，并非带着此身体去。如人梦中游历他国，虽在千万里之外，一呼便醒，哪会因路途近即容易醒，路途远就难醒呢？女人及诸根有缺之人不生者，是指极乐国土，无有女人及诸根有缺之人，并非说女人及诸根有缺之人不得往生。若女人不得往生，则阿阇世王之母韦提希夫人与五百侍女，世尊怎会授记她们皆得往生呢？《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佛有一愿说：‘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舍命之后，如再受女身者，我不成佛。，女人如此，根缺之人亦可知。且鸲鹆、鹦鹉，尚因念佛而往生，难道根缺之人，反不如畜生了？至于二乘，已是果位中人，凡夫尚且得往生，岂有反排斥摈弃二乘之理？《阿弥陀经》说：‘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怎么能说二乘不得往生呢？说生西方者，无二乘之执着心，则可。说二乘不得往生，生西方者无有二乘之人，则不可。”
摘自《安士全书》西归直指：第九疑
西归直指
第九疑
【原文】问，极乐国土，去此娑婆世界，尚有十万亿佛土。如此辽远，凡夫岂能即到。又闻女人，根缺，及二乘人，皆不得往生，信乎。?答，道远难去者，形也。一念可往者，心也。念佛者生彼国土，只在此心，非挟此形骸以往也。如人梦游他国，虽在千万里外，一呼便醒，岂因道近易觉，道远难觉耶。女人及根缺不生者，谓极乐国土，无有女人，及根缺之人也，非谓女人及根缺者不得往生也。若女人不得往生，则韦提希（阿闺世王之母）与五百侍女，世尊何以授记其悉得往生乎。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佛有一愿云，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舍命之后，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觉。女人如此，根缺可知。且鸲鹆，鹦鹉，尚因念佛而往生（一见净土文，一见法苑珠林），岂根缺者，反不如异类耶。至于二乘，乃果位中人，凡夫尚得往生，岂有反摈二乘之理。阿弥陀经云，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将谓独非二乘耶。故谓生彼国者，无二乘之执心，则可。谓二乘不生，生彼国者，即无二乘，则不可。
【译白】问：“极乐国土，离此娑婆世界，相隔十万亿佛土。如此遥远，凡夫岂能即到？又听说女人和诸根有缺之人及声闻、缘觉二乘人，皆不得往生。此说可信么？”?答：“路途遥远难去者，是形体。一念即可到者，是心。念佛人往生西方，只在此心，并非带着此身体去。如人梦中游历他国，虽在千万里之外，一呼便醒，哪会因路途近即容易醒，路途远就难醒呢？女人及诸根有缺之人不生者，是指极乐国土，无有女人及诸根有缺之人，并非说女人及诸根有缺之人不得往生。若女人不得往生，则阿阇世王之母韦提希夫人与五百侍女，世尊怎会授记她们皆得往生呢？《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中，佛有一愿说：‘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身，舍命之后，如再受女身者，我不成佛。，女人如此，根缺之人亦可知。且鸲鹆、鹦鹉，尚因念佛而往生，难道根缺之人，反不如畜生了？至于二乘，已是果位中人，凡夫尚且得往生，岂有反排斥摈弃二乘之理？《阿弥陀经》说：‘彼佛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怎么能说二乘不得往生呢？说生西方者，无二乘之执着心，则可。说二乘不得往生，生西方者无有二乘之人，则不可。”
摘自《安士全书》西归直指：第九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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