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庄家是怎样让散户底部"割肉"的？
股市中，庄家在建仓时，为了控制成本会尽量将股价向下打压，在低价买入，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资金购入更多股票。
为了在低位买入股票，庄家建仓时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来诱惑投资者抛出股票，也就是进行诱空操作。如果散户投资者落入庄家的诱空陷阱，在当前比较低的价位上就抛出了手中的股票，就会错失未来股价被庄家持续拉升的行情，相当于变相损失了收益。
有些时候，低价买入的目标与买入足够多股票的目标是矛盾的。例如当股票发出利好消息，庄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建仓时，投资者普遍看好后市，想要买入足够多的股票，庄家就不能计较买入成本，而是需要用大买单向上扫盘，在持续上涨的过程中买入股票。
庄家建仓时，其目的是要诱骗散户投资者抛出股票，因此在K线形态上会以看跌的K线形态为主。
在打压建仓的过程中，庄家会打压股价持续阴跌，形成看跌形态，诱骗投资者看空后市而卖出股票。
即使是向上拉升股价建仓，因为最终目的要诱骗投资者抛出股票，庄家也会在拉升过程中制造很多股价即将上涨见顶的信号。投资者看到庄家制造的K线形态后，认为上涨行情即将结束，就会抛出股票，庄家也就可以实现诱空的目的。
庄家制造的K线形态中有强行拉升的大阳线、大阴线、下影线很长的小阳线和上影线很长的阴线等。那么庄家制造这些K线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1.假大阳线
大阳线其本身具有强烈的向好信号，如果它出现在市场的底部，尤其是出现在市场开始盘稳之后，往往会以强烈的冲击力突破某个长期压制价位上涨的阻力线，后市是看涨的。通常情况下，大阳线吞没的日K线数量越多，说明股价反转的意义就越大。主力正好利用大阳线给人以涨势的感觉来制造陷阱，所以大阳线也成了许多追高套牢者的失败之处。下面列出了主力利用大阳线设置的陷阱。
（1）大阳线出现在连续上涨过程的末段时，容易出现拉高出货的陷阱。
（2）成交量剧烈放大的大阳线值得高度关注，一般是出货形态。
（3）突破前期高点的大阳线要注意是否属于假突破。如果突破高点时涨幅小于3%时，应考虑是否属于反跌形态；如果大阳线的上影线刺破高点，出现破高反跌的可能性比较大。
【实例剖析】如图，中国高科的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后，创出了新高，并且当日成交量也放出巨量，这样的情况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跟风盘，都觉得拉出了大阳线并且放出巨量，后市股价肯定还会加速上涨，不料随后股价节节走低，形成一个失败的大阳线。其实这是主力的自救行为，投资者发现巨量长阳之后股价重陷跌势时，就应趁高抛售。
2.假红三兵
红三兵是由三根阳线构成的，这三根小阳线的收盘价均高于前一根K线的收盘价，单根小阳线的开盘价都处在前一根K线的实体中点之上，三根小阳线可以有上下影线，也可以没有。
红三兵形态如果出现在上涨行情的某个低价位区，是一个看涨信号。但如果红三兵出现在下跌行情的反弹趋势中，往往是一种失败的形态。它可能是弱势反弹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大阴线之后的红三兵，散户要提防它演变成下降三角形或下降旗形，成为看跌信号。
【实例剖析】如图，东风科技的股价在见底后，出现一波较大力度的上涨攻势。股价上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短暂的回调，在回调的过程中拉出一根大阴线，这根大阴线似乎预示着后市会看淡。但是，第二天股价微幅低开后，一路狂奔而上，而后更出现涨停现象，其实这里出现的大阴线是主力为了将散户驱逐出场而进行的洗盘动作。
2.假三只乌鸦
三只乌鸦的形态刚好与红三兵相反，是由三根阴线构成的，这三根小阴线的收盘价均低于前一根 K 线的收盘价，单根小阴线的开盘价处在前一根 K 线实体中点之上，三根 K线呈阶梯状逐渐下降。
出现三只乌鸦形态预示着卖方力量超过买方力量，股价趋势将要发生反转，是一种看跌信号。但主力往往利用三只乌鸦形态来设置洗盘陷阱，当市场还沉浸在乐观气氛中时，突然出现三只乌鸦形态，中小散户看到该形态，就以为后市股价要下跌了，于是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筹码，这正好中了主力设置的三只乌鸦陷阱，其实这是主力在强势洗盘，随后股价还将展开新一轮的上涨行情。
【实例剖析】如图，山东药玻的股价从9.18元上方见顶后一路向下阴跌，期间多次出现红三兵形态。这里的红三兵形态构成了一轮弱势反弹行情的主体部分，随后的阴线粉碎了红三兵看涨的意义。所以投资者在确认了红三兵反弹失败后应果断离场，不要恋战。
【实例剖析】如图，通化东宝的股价从11.68元下方见底后一路向上攀升，期间多次出现三只乌鸦形态，如果没有仔细研究的散户看到该形态就会急于抛售手中的股票，其实这是主力为了将部分持股信心不坚定的投资者震荡出局，而故意打压股价所设置的陷阱，投资者应坚定持股信心，后市股价还会继续上涨。
最后，除了上述常见的几种特征外，下面我们对某些特征也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1．万花丛中一点绿
庄家坐庄尚处于建仓吸筹阶段时期，他们为了在每一个交易日之中获得尽量多的低价筹码，通常会利用自身已经控制的流通筹码去影响盘面的走势。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控制股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
开盘低开或开盘后即迅速促使该股低走，往往都能够对持有该股票的散户投资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庄家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买入更多的股票，尽管庄家在盘中经常性会抛售一定份额的筹码去打压股价。但是，两者相比之下，在实战过程之中，一般常规上主动性买盘远远要多于主动性卖盘，这样也就使得股票K线图上必然会出现“牛长熊短”的情形，上涨的波段长于下跌的波段。这些主动性买盘在盘面上必然会逐步地推高震荡的股价，如此一来，股票的日K线图上也就基本上会呈现出“万花丛中一点绿”，以阳线为主，夹杂少量的阴线也会带有较长的上下影线的K线形态。
2．股价短期窄幅横盘
庄家坐庄尚处于建仓吸筹阶段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要严格控制目标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区间，并以此来影响场外的散户投资者尽可能地抛售持有的股票。高抛低吸的操作手法是庄家控制股价的最明显的手段之一。
股价处于相对形态上的底部区域时所表现出来的窄幅横盘，完全可以认为是庄家建仓吸筹时留下的明确形态。特别是到了建仓即将完成的末期阶段时，股价已被庄家有效地控制在计划内的建仓价格波动区间之内，这个波动区间一般会控制在一个上下幅度15%之内的范围，既可以使庄家的操作有利可图，又能够使场外的散户投资者对此波动不屑一顾，也跟不上节奏。股价则会在缓步上升和快速下跌之间周而复始，相互轮回，股价的跌势此时也只有庄家自身才能真正加以扼制。
3．个股短期巨量换手
庄家坐庄尚处于建仓吸筹阶段之时，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收集低价的流通筹码。某只上市公司股票1个月的换手率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都会保持在100%以内。若在最近三五个月内出现总换手率累计达到300%以上，并依然呈现出一种大幅增加的态势时，这就完全足以说明庄家坐庄资金已经开始在暗中展开建仓吸筹工作。
当然，也会有某些成交量特别低迷的冷门类股票，由于极为特殊的原因使然，庄家一直无法促使场外散户投资者重新燃起关注手中所持股票交易的热情，庄家也只有在初步完成建仓吸筹后，把进一步收集筹码的工作留待日后去进行。
只有股价上涨到前期低位建仓位置以上50%左右的高位时，此时市场上持有该股票的散户投资者才会基本认可已有的利润空间，慢慢地重视并参与股票的交易。而已经过了十分漫长的反复震荡、整理之后的股票成交量，才会逐渐进入较为活跃的状态。
股市中，庄家在建仓时，为了控制成本会尽量将股价向下打压，在低价买入，这样就可以用有限的资金购入更多股票。
为了在低位买入股票，庄家建仓时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法来诱惑投资者抛出股票，也就是进行诱空操作。如果散户投资者落入庄家的诱空陷阱，在当前比较低的价位上就抛出了手中的股票，就会错失未来股价被庄家持续拉升的行情，相当于变相损失了收益。
有些时候，低价买入的目标与买入足够多股票的目标是矛盾的。例如当股票发出利好消息，庄家需要在短时间内建仓时，投资者普遍看好后市，想要买入足够多的股票，庄家就不能计较买入成本，而是需要用大买单向上扫盘，在持续上涨的过程中买入股票。
庄家建仓时，其目的是要诱骗散户投资者抛出股票，因此在K线形态上会以看跌的K线形态为主。
在打压建仓的过程中，庄家会打压股价持续阴跌，形成看跌形态，诱骗投资者看空后市而卖出股票。
即使是向上拉升股价建仓，因为最终目的要诱骗投资者抛出股票，庄家也会在拉升过程中制造很多股价即将上涨见顶的信号。投资者看到庄家制造的K线形态后，认为上涨行情即将结束，就会抛出股票，庄家也就可以实现诱空的目的。
庄家制造的K线形态中有强行拉升的大阳线、大阴线、下影线很长的小阳线和上影线很长的阴线等。那么庄家制造这些K线的过程是怎样的呢?
1.假大阳线
大阳线其本身具有强烈的向好信号，如果它出现在市场的底部，尤其是出现在市场开始盘稳之后，往往会以强烈的冲击力突破某个长期压制价位上涨的阻力线，后市是看涨的。通常情况下，大阳线吞没的日K线数量越多，说明股价反转的意义就越大。主力正好利用大阳线给人以涨势的感觉来制造陷阱，所以大阳线也成了许多追高套牢者的失败之处。下面列出了主力利用大阳线设置的陷阱。
（1）大阳线出现在连续上涨过程的末段时，容易出现拉高出货的陷阱。
（2）成交量剧烈放大的大阳线值得高度关注，一般是出货形态。
（3）突破前期高点的大阳线要注意是否属于假突破。如果突破高点时涨幅小于3%时，应考虑是否属于反跌形态；如果大阳线的上影线刺破高点，出现破高反跌的可能性比较大。
【实例剖析】如图，中国高科的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后，创出了新高，并且当日成交量也放出巨量，这样的情况引来一批又一批的跟风盘，都觉得拉出了大阳线并且放出巨量，后市股价肯定还会加速上涨，不料随后股价节节走低，形成一个失败的大阳线。其实这是主力的自救行为，投资者发现巨量长阳之后股价重陷跌势时，就应趁高抛售。
2.假红三兵
红三兵是由三根阳线构成的，这三根小阳线的收盘价均高于前一根K线的收盘价，单根小阳线的开盘价都处在前一根K线的实体中点之上，三根小阳线可以有上下影线，也可以没有。
红三兵形态如果出现在上涨行情的某个低价位区，是一个看涨信号。但如果红三兵出现在下跌行情的反弹趋势中，往往是一种失败的形态。它可能是弱势反弹的一种表现形式，特别是大阴线之后的红三兵，散户要提防它演变成下降三角形或下降旗形，成为看跌信号。
【实例剖析】如图，东风科技的股价在见底后，出现一波较大力度的上涨攻势。股价上涨了一段时间后出现了短暂的回调，在回调的过程中拉出一根大阴线，这根大阴线似乎预示着后市会看淡。但是，第二天股价微幅低开后，一路狂奔而上，而后更出现涨停现象，其实这里出现的大阴线是主力为了将散户驱逐出场而进行的洗盘动作。
2.假三只乌鸦
三只乌鸦的形态刚好与红三兵相反，是由三根阴线构成的，这三根小阴线的收盘价均低于前一根 K 线的收盘价，单根小阴线的开盘价处在前一根 K 线实体中点之上，三根 K线呈阶梯状逐渐下降。
出现三只乌鸦形态预示着卖方力量超过买方力量，股价趋势将要发生反转，是一种看跌信号。但主力往往利用三只乌鸦形态来设置洗盘陷阱，当市场还沉浸在乐观气氛中时，突然出现三只乌鸦形态，中小散户看到该形态，就以为后市股价要下跌了，于是纷纷抛售自己手中的筹码，这正好中了主力设置的三只乌鸦陷阱，其实这是主力在强势洗盘，随后股价还将展开新一轮的上涨行情。
【实例剖析】如图，山东药玻的股价从9.18元上方见顶后一路向下阴跌，期间多次出现红三兵形态。这里的红三兵形态构成了一轮弱势反弹行情的主体部分，随后的阴线粉碎了红三兵看涨的意义。所以投资者在确认了红三兵反弹失败后应果断离场，不要恋战。
【实例剖析】如图，通化东宝的股价从11.68元下方见底后一路向上攀升，期间多次出现三只乌鸦形态，如果没有仔细研究的散户看到该形态就会急于抛售手中的股票，其实这是主力为了将部分持股信心不坚定的投资者震荡出局，而故意打压股价所设置的陷阱，投资者应坚定持股信心，后市股价还会继续上涨。
最后，除了上述常见的几种特征外，下面我们对某些特征也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1．万花丛中一点绿
庄家坐庄尚处于建仓吸筹阶段时期，他们为了在每一个交易日之中获得尽量多的低价筹码，通常会利用自身已经控制的流通筹码去影响盘面的走势。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控制股价的开盘价和收盘价。
开盘低开或开盘后即迅速促使该股低走，往往都能够对持有该股票的散户投资者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由于庄家最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买入更多的股票，尽管庄家在盘中经常性会抛售一定份额的筹码去打压股价。但是，两者相比之下，在实战过程之中，一般常规上主动性买盘远远要多于主动性卖盘，这样也就使得股票K线图上必然会出现“牛长熊短”的情形，上涨的波段长于下跌的波段。这些主动性买盘在盘面上必然会逐步地推高震荡的股价，如此一来，股票的日K线图上也就基本上会呈现出“万花丛中一点绿”，以阳线为主，夹杂少量的阴线也会带有较长的上下影线的K线形态。
2．股价短期窄幅横盘
庄家坐庄尚处于建仓吸筹阶段时期，最重要的工作和任务就是要严格控制目标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区间，并以此来影响场外的散户投资者尽可能地抛售持有的股票。高抛低吸的操作手法是庄家控制股价的最明显的手段之一。
股价处于相对形态上的底部区域时所表现出来的窄幅横盘，完全可以认为是庄家建仓吸筹时留下的明确形态。特别是到了建仓即将完成的末期阶段时，股价已被庄家有效地控制在计划内的建仓价格波动区间之内，这个波动区间一般会控制在一个上下幅度15%之内的范围，既可以使庄家的操作有利可图，又能够使场外的散户投资者对此波动不屑一顾，也跟不上节奏。股价则会在缓步上升和快速下跌之间周而复始，相互轮回，股价的跌势此时也只有庄家自身才能真正加以扼制。
3．个股短期巨量换手
庄家坐庄尚处于建仓吸筹阶段之时，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多地收集低价的流通筹码。某只上市公司股票1个月的换手率在正常情况下基本上都会保持在100%以内。若在最近三五个月内出现总换手率累计达到300%以上，并依然呈现出一种大幅增加的态势时，这就完全足以说明庄家坐庄资金已经开始在暗中展开建仓吸筹工作。
当然，也会有某些成交量特别低迷的冷门类股票，由于极为特殊的原因使然，庄家一直无法促使场外散户投资者重新燃起关注手中所持股票交易的热情，庄家也只有在初步完成建仓吸筹后，把进一步收集筹码的工作留待日后去进行。
只有股价上涨到前期低位建仓位置以上50%左右的高位时，此时市场上持有该股票的散户投资者才会基本认可已有的利润空间，慢慢地重视并参与股票的交易。而已经过了十分漫长的反复震荡、整理之后的股票成交量，才会逐渐进入较为活跃的状态。
今天是封控的第六天，我真的是从惊慌失措，烦躁不安，慢慢地被磨平了。
一开始是因为外面的“羊”进了小区，开始封第一天，好不容易缓解了，又发现小区居民有“羊”。所以，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住的小区上了疫情新闻榜，第一次接到了流调的电话，第一次经历一个人的封控生活。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学会了如何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开导自己，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毕竟，享受孤独，或许是将来，我们必将经历的。
所以现在我也彻底躺平，彻底摆烂，彻底无所谓了。有些事情，你去问，也不会有结果。还不如，省点力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写写随笔，听听音乐，看看许久未打开的电视。人在最失意之时，唯有自己寻找隐匿在暗处的光，才能将内心填满。毕竟，谁又不是正处在逆境之中呢？
可怜的是，坤哥在外奔波，又要跑单，又要防疫，回不了家，自然无法睡个踏实觉。何止是坤哥，每一个人都很难，要生存下去，就只能咬紧牙关，把最艰难的日子熬过去。涅槃重生，唯有是烈焰焚身之时。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一开始是因为外面的“羊”进了小区，开始封第一天，好不容易缓解了，又发现小区居民有“羊”。所以，我经历了有生以来，第一次住的小区上了疫情新闻榜，第一次接到了流调的电话，第一次经历一个人的封控生活。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学会了如何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开导自己，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毕竟，享受孤独，或许是将来，我们必将经历的。
所以现在我也彻底躺平，彻底摆烂，彻底无所谓了。有些事情，你去问，也不会有结果。还不如，省点力气，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写写随笔，听听音乐，看看许久未打开的电视。人在最失意之时，唯有自己寻找隐匿在暗处的光，才能将内心填满。毕竟，谁又不是正处在逆境之中呢？
可怜的是，坤哥在外奔波，又要跑单，又要防疫，回不了家，自然无法睡个踏实觉。何止是坤哥，每一个人都很难，要生存下去，就只能咬紧牙关，把最艰难的日子熬过去。涅槃重生，唯有是烈焰焚身之时。相信总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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