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臣史皇作图，春秋战国时部分人认为文字创制时代在夏初】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５）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６）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７）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５）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６）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７）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金钟铉[超话]##钟铉[超话]##SHINee[超话]#
SHINee钟铉闪光基金会，进行煤炭公益活动……善良的影响力ing
故SHINee钟铉闪光基金会，开展了煤炭公益活动。
财团法人闪光(事务局长金素丹)10月29日与文化艺术人及多数青年一起进行了煤炭志愿服务。
选定江南最后一个棚户区九龙村的7户人家,26名青年向每个家庭运送了200个蜂窝煤。 财团法人闪光表示,包括赞助金在内,计划共捐赠1.2万个蜂窝煤。
包括事务局长金素丹、演员金东熙、金延秀、金旭、金宥利、文智仁、裴允京、林惠珍、郑海娜、演员兼歌手善禹、宋枝恩和歌手Beige、朴弼奎、Trudi Henderson参加了此次志愿活动。
另外,世界直播购物的购物主持人李民雄和作为笑星兼演员正在出演首部大学路话剧《赫兹克兰》的金基利等多种艺人和青年们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
闪光基金会今年年末将推出以钟铉和他的家人为主题的香水。 香水销售所得将全部用于煤炭公益活动。 事务局长金素丹表示，“希望通过在各自的位置上能做的方法，共同参与创造‘温暖的冬天'，成为与邻居一起度过的冬天。”
——
也祝愿大家度过温暖的冬天❄️️
SHINee钟铉闪光基金会，进行煤炭公益活动……善良的影响力ing
故SHINee钟铉闪光基金会，开展了煤炭公益活动。
财团法人闪光(事务局长金素丹)10月29日与文化艺术人及多数青年一起进行了煤炭志愿服务。
选定江南最后一个棚户区九龙村的7户人家,26名青年向每个家庭运送了200个蜂窝煤。 财团法人闪光表示,包括赞助金在内,计划共捐赠1.2万个蜂窝煤。
包括事务局长金素丹、演员金东熙、金延秀、金旭、金宥利、文智仁、裴允京、林惠珍、郑海娜、演员兼歌手善禹、宋枝恩和歌手Beige、朴弼奎、Trudi Henderson参加了此次志愿活动。
另外,世界直播购物的购物主持人李民雄和作为笑星兼演员正在出演首部大学路话剧《赫兹克兰》的金基利等多种艺人和青年们一起参加了此次活动。
闪光基金会今年年末将推出以钟铉和他的家人为主题的香水。 香水销售所得将全部用于煤炭公益活动。 事务局长金素丹表示，“希望通过在各自的位置上能做的方法，共同参与创造‘温暖的冬天'，成为与邻居一起度过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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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祝愿大家度过温暖的冬天❄️️
【#历史冷知识# “刚柔相济”：谈谈我国古代复合材料技术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能存在一定差距的材料复合成的，它具有比单一材料更为优良的综合机械性能，它也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在我国古代，复合方式主要有嵌铸和热锻两种，先秦时期的铁刃铜钺、两色剑，汉后的刚关头斧，以及刃部嵌钢的刀剑，皆使用了复合材料工艺。金属复合技术约发明于商代中期，之后一直沿用了下来，并随着治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工艺形态，从而较大地改善了兵刃器的使用性能，对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
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凡一项重要技术成就的获得，都可能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大量的生产实践，二是先进科学原理和技术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复合材料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在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历代匠师、技术家们的大量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刚柔相济”的技术思想，则可以较快地使这些经验得到提高和升华。
一、关于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金属复合材料技术至迟发明于商代中期。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土1件铁刃铜钺，钺身铜质，刃部陨铁质。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出土铁刃铜钺1件，也是钺身铜质，刃部陨铁质。此两器制作工艺基本相同，皆是先锻制陨铁刃，之后再将之嵌入器身铸范中，一起制范，嵌铸成型。如是，此铁刃铜钺就获得了既锋利、又坚韧，既刚且柔的性能。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最早工艺形态。
其实，与此相类的工艺形态，及其技术思想，并非始见于商代中期，它与新石器时代某些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是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
1973年，甘肃永昌鸳鸯池马厂文化遗址曾出土过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两种工具，皆由骨柄骨身嵌入石刃而成。其石刃骨刀计有两种做法：一种由三部分，即骨柄、骨身、石刃组合制成；骨身一侧开一深槽，石刃嵌入其中。一种只由石刃和骨身两部分组合制成，骨柄与骨身是一块整料，骨身的一侧亦开一深槽，作为夹刃之用。匕首由4部分，即1片骨质器柄、1片骨质器身、2片石质器刃组合制成，骨质器身的两侧皆开有深槽，作为夹固石刃。这些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都使用了一种较为坚硬的石片为刃，而用较为柔初的材料为器身。两种材料，处于两个不同的部位，各自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从而取得了最佳技术效果。
然而，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亦非铁刃铜钺的技术源头，在更为原始的工具，即旧石器时代的“复合工具”中，亦可找到类似的工艺形态或身影。此所谓“复合工具＂，原是考古学家用来称呼木、石复合器的，它的常见形态是木身(柄)石刃。
1963年，峙峪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出土一件钺形小石刀，其质为半透明水晶，一侧呈新月形锋刃，宽约3厘米，另一侧凸起。此凸起部分的两侧见有修理痕迹，顶端也经过了加工，器形周正。全器加工精细、小巧美观。人们认为，这小石刀是嵌入木质柄内而使用的。这是我国所见年代较早的一件木、石复合工具。
此外，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过一种尖状器，很可能也是带柄工具的投射头。下川遗址出土过不少细小石刃器，当也是嵌于木(骨)柄上使用的。这些木、石复合工具与前述石刃骨刀不同处是，此石刃较小，且装于柄端，是装柄工具的早期工艺形态。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一般工具都是无柄的，人们直接以手把握石器，所以这种复合工具的使用，便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器柄的使用，它延长了人的手臂，增大了力矩；二是石刃的使用，增强了刀部的砍伐能力。它是人类在旧石器时代获得的一项较为重要的技术成就，从而也在思想上给人们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旧石器时代的木、石复合，新石器时代的骨、石复合，商代中期的青铜与陨铁复合，它们的工艺形态自然存在许多差别，但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即都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材料，使刃部得到了加强，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目的，改善了工具的使用性能。
一项先进的技术，总是在当代人的实践中，在前人经验和先进技术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一旦产生出来，它便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换自己的工艺形态，丰富自己的内容，提炼自己的思想，以满足日益变化着、增长着的社会的需要。
商代中期时，我国的青铜技术刚刚兴盛，人工冶铁尚未出现，为适应新时代、新材料的特点，人们发明了以陨铁为刃，青铜为身的金属复合工具。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合金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又发明了双青铜嵌铸的两色剑，以含锡量稍高的锡青铜或铅锡青铜为刃，以含锡量稍低、含铜含铅量稍高的青铜为脊，刚柔相济，优势互补，将复合材料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两色剑上，我们同时还看到了石刃骨匕首的身影。
两汉之后，青铜器衰落，钢铁技术兴起，人们又发明了刃部嵌钢技术，以含碳较高的铁碳合金为刃，以含碳量稍低的铁碳合金为器身，复合锻焊而为一器，把复合材料技术，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材质如何变化，复合工具的基本形态，复合材料的基本原理，刚柔相济的技术思想，却是始终如一的。
二、文献上关于刚柔相济的记载
先人们的大胆实践，不断地丰高着自己的经验，丰富着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由大量实物资料可知，复合材料技术和刚柔相济的思想都是产生较早的，而“刚柔相济”的思想，也早就成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昭公二十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裏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在此明确地谈到了多对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如清浊相济、大小相济、短长相济…以及刚柔相济等。这也是较早提到“刚柔相济”，并将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地方。接着，同卷又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这也是把刚、柔当成了哲学范畴中的一对矛盾。这两段论述，显然都是在长时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归纳、提炼出来的。
此外，其他许多先秦著作也曾多次从哲学的角度谈到过刚、柔的对立和统一。如《周易・系辞上》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载：“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汉代之后，在哲学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有关刚、柔的命题和术语被更广泛地使用开来。《准南子・精神训》:“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盐铁论・禁耕》篇载：“秦楚燕齐，力士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同书“讼贤”篇载：“大夫曰：刚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杀。”这都是用刚、柔这对矛盾所包含的哲学道理来论述治国方略。同书“水旱”篇载大夫曰：“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这是以“刚柔和”来描述农具的使用性能。《周易参同契》:“乾刚坤柔，配合相包；阳禀阴受，雌雄相须；须以造化，精气乃舒。”此“刚柔”亦属哲学范。
假若说复合工具在蒙昧时期依然是一种生产经验的话，那么，商周之后，“刚柔相济”便提升成了一种哲学思想。在此之后的各种复合工具、复合材料，则既是生产经验，又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实践。宋《梦溪笔谈》卷十九所说：“古人成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尔则多断折。”以及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锤锻”谈到的多种复合材料技术，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看来，刚柔相济这一技术思想，原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后又被先哲们提升成了一种哲学思想；之后，这种思想又反转过来，指导或者影响人们在复合材料技术方面的生产实践。
“复合材料”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性能存在一定差距的材料复合成的，它具有比单一材料更为优良的综合机械性能，它也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技术成就。在我国古代，复合方式主要有嵌铸和热锻两种，先秦时期的铁刃铜钺、两色剑，汉后的刚关头斧，以及刃部嵌钢的刀剑，皆使用了复合材料工艺。金属复合技术约发明于商代中期，之后一直沿用了下来，并随着治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工艺形态，从而较大地改善了兵刃器的使用性能，对我国古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许多积极的影响。
从人类历史上看，大凡一项重要技术成就的获得，都可能与两方面因素有关，一是大量的生产实践，二是先进科学原理和技术思想的影响。我国古代的复合材料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在这两方面因素影响下获得的。历代匠师、技术家们的大量实践，积累了许多有益的经验，而“刚柔相济”的技术思想，则可以较快地使这些经验得到提高和升华。
一、关于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我国古代金属复合材料技术至迟发明于商代中期。1972年，河北藁城台西商代中期遗址出土1件铁刃铜钺，钺身铜质，刃部陨铁质。1977年，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中期墓出土铁刃铜钺1件，也是钺身铜质，刃部陨铁质。此两器制作工艺基本相同，皆是先锻制陨铁刃，之后再将之嵌入器身铸范中，一起制范，嵌铸成型。如是，此铁刃铜钺就获得了既锋利、又坚韧，既刚且柔的性能。这是我国古代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最早工艺形态。
其实，与此相类的工艺形态，及其技术思想，并非始见于商代中期，它与新石器时代某些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是密切相关、一脉相承的。
1973年，甘肃永昌鸳鸯池马厂文化遗址曾出土过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两种工具，皆由骨柄骨身嵌入石刃而成。其石刃骨刀计有两种做法：一种由三部分，即骨柄、骨身、石刃组合制成；骨身一侧开一深槽，石刃嵌入其中。一种只由石刃和骨身两部分组合制成，骨柄与骨身是一块整料，骨身的一侧亦开一深槽，作为夹刃之用。匕首由4部分，即1片骨质器柄、1片骨质器身、2片石质器刃组合制成，骨质器身的两侧皆开有深槽，作为夹固石刃。这些石刃骨刀、石刃骨匕首，都使用了一种较为坚硬的石片为刃，而用较为柔初的材料为器身。两种材料，处于两个不同的部位，各自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从而取得了最佳技术效果。
然而，石刃骨刀和石刃骨匕首，亦非铁刃铜钺的技术源头，在更为原始的工具，即旧石器时代的“复合工具”中，亦可找到类似的工艺形态或身影。此所谓“复合工具＂，原是考古学家用来称呼木、石复合器的，它的常见形态是木身(柄)石刃。
1963年，峙峪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出土一件钺形小石刀，其质为半透明水晶，一侧呈新月形锋刃，宽约3厘米，另一侧凸起。此凸起部分的两侧见有修理痕迹，顶端也经过了加工，器形周正。全器加工精细、小巧美观。人们认为，这小石刀是嵌入木质柄内而使用的。这是我国所见年代较早的一件木、石复合工具。
此外，河北阳原虎头梁出土过一种尖状器，很可能也是带柄工具的投射头。下川遗址出土过不少细小石刃器，当也是嵌于木(骨)柄上使用的。这些木、石复合工具与前述石刃骨刀不同处是，此石刃较小，且装于柄端，是装柄工具的早期工艺形态。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一般工具都是无柄的，人们直接以手把握石器，所以这种复合工具的使用，便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器柄的使用，它延长了人的手臂，增大了力矩；二是石刃的使用，增强了刀部的砍伐能力。它是人类在旧石器时代获得的一项较为重要的技术成就，从而也在思想上给人们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旧石器时代的木、石复合，新石器时代的骨、石复合，商代中期的青铜与陨铁复合，它们的工艺形态自然存在许多差别，但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点，即都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材料，使刃部得到了加强，达到了刚柔相济的目的，改善了工具的使用性能。
一项先进的技术，总是在当代人的实践中，在前人经验和先进技术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而一旦产生出来，它便会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换自己的工艺形态，丰富自己的内容，提炼自己的思想，以满足日益变化着、增长着的社会的需要。
商代中期时，我国的青铜技术刚刚兴盛，人工冶铁尚未出现，为适应新时代、新材料的特点，人们发明了以陨铁为刃，青铜为身的金属复合工具。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合金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人们又发明了双青铜嵌铸的两色剑，以含锡量稍高的锡青铜或铅锡青铜为刃，以含锡量稍低、含铜含铅量稍高的青铜为脊，刚柔相济，优势互补，将复合材料技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两色剑上，我们同时还看到了石刃骨匕首的身影。
两汉之后，青铜器衰落，钢铁技术兴起，人们又发明了刃部嵌钢技术，以含碳较高的铁碳合金为刃，以含碳量稍低的铁碳合金为器身，复合锻焊而为一器，把复合材料技术，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不管时代如何发展，材质如何变化，复合工具的基本形态，复合材料的基本原理，刚柔相济的技术思想，却是始终如一的。
二、文献上关于刚柔相济的记载
先人们的大胆实践，不断地丰高着自己的经验，丰富着民族的文化和思想。由大量实物资料可知，复合材料技术和刚柔相济的思想都是产生较早的，而“刚柔相济”的思想，也早就成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昭公二十年：“清浊、大小、短长、疾徐、裏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在此明确地谈到了多对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如清浊相济、大小相济、短长相济…以及刚柔相济等。这也是较早提到“刚柔相济”，并将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地方。接着，同卷又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这也是把刚、柔当成了哲学范畴中的一对矛盾。这两段论述，显然都是在长时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归纳、提炼出来的。
此外，其他许多先秦著作也曾多次从哲学的角度谈到过刚、柔的对立和统一。如《周易・系辞上》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系辞下”载：“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
汉代之后，在哲学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有关刚、柔的命题和术语被更广泛地使用开来。《准南子・精神训》:“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盐铁论・禁耕》篇载：“秦楚燕齐，力士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同书“讼贤”篇载：“大夫曰：刚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杀。”这都是用刚、柔这对矛盾所包含的哲学道理来论述治国方略。同书“水旱”篇载大夫曰：“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这是以“刚柔和”来描述农具的使用性能。《周易参同契》:“乾刚坤柔，配合相包；阳禀阴受，雌雄相须；须以造化，精气乃舒。”此“刚柔”亦属哲学范。
假若说复合工具在蒙昧时期依然是一种生产经验的话，那么，商周之后，“刚柔相济”便提升成了一种哲学思想。在此之后的各种复合工具、复合材料，则既是生产经验，又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实践。宋《梦溪笔谈》卷十九所说：“古人成以剂钢为刃，柔铁为茎干，不尔则多断折。”以及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十“锤锻”谈到的多种复合材料技术，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看来，刚柔相济这一技术思想，原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后又被先哲们提升成了一种哲学思想；之后，这种思想又反转过来，指导或者影响人们在复合材料技术方面的生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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