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金兆钧 ：与北青报结下一生之缘】1986年底，音乐研究所组织了一次音乐美学读书会。我应邀参加。读书会先是在东直门外新源里的音乐研究所开了三天。参会的大多是当时活跃的学者们。老先生有提出“音乐学，请将目光投向人”的郭乃安先生，写《读书郎》的宋扬先生，还有来自福建的周畅先生。
中青年学者居多，有音乐研究所的王宁一、魏庭格、居其宏、韩锺恩等人，外地来的有一个是谢嘉幸，也是福建人，刚刚考上了李西安先生的研究生，还有来自辽宁的杨善朴，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修海林，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平等等。大家的发言讨论个性十足，风格各异，我多多少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
前三天主要是请外来学者讲课，只记得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赵汀阳，他主讲的似乎是维特根斯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课间我去向赵汀阳请教：“我没系统学过哲学，只是感觉到，无论以往的唯物或唯心的各种哲学好像都有一个‘终极’，各大宗教好像也是。或者说（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十字坐标），好像说起来都是我们从一无所知开始，不断探索终极的真理，这样，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就好比是双曲线，所谓‘人类不断趋近于终极真理，但永远不能到达’，是不是这样？”
赵汀阳点点头：“应该是这样。”
我接着说：“但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最终是要走向寂灭的。以此看来，是不是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只能是双抛物线？也就是从坐标系的零点向外不断发散，只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张力，而不可能趋近绝对真理？也就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能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
赵汀阳皱皱眉：“你问住我了。”
进入1987年，李西安先生就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一天，李西安先生来编辑部给我们开了个会，说明还继续担任《人民音乐》主编，但由于学院教务也相当繁重，可能来编辑部的机会会少些。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做编辑呢，我想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拿它当职业，就是踏踏实实地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对得起那份工资。还有一种态度是拿它当事业。这是我主张的。过去说编辑无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看不然。要当好编辑，最好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也成为相对的专家。这样对于你们个人来讲就不仅仅是谋生，而是有了学术上的奔头，最后也算成就了一番事业。”
李先生的话我听进去了，但，我这个非科班的能做什么呢？
想了想，至少先去补补课吧。
于是跟李先生和舒泽池先生都说了。他们大为赞成：“去吧，我们帮你联系，不耽误日常工作就行。”
于是我去中央音乐学院听了蔡仲德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何乾三老师的“西方音乐美学”和张小夫的和声课。
蔡仲德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姑爷，宗璞老师的丈夫，所以研究起古代音乐美学自然独具优势，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何乾三老师是“音乐美学”学科的先行者，那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对西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和概括。
上张小夫的课，学的还是斯波索宾，有意思的是一天他给了我一盒磁带：“听听我配的，比那些滥竽充数的强多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会儿已经是北京音像圈的“四大配器”之一，但不久他就远赴法国留学，再见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不过当年有点傻，后来很多人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教务处注个册？好歹也能拿个大专文凭呢。”
还要提一句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内部编译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了很多现代派音乐及摇滚乐的纸面知识。
1987年的春节晚会自然还是万众瞩目。苏红演唱了《小小的我》，对越作战英雄徐良和王虹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更为火爆的则是费翔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乡愁”这个词开始流行，迪斯科音乐从此大行其道。
到了四月份，随张非先生等领导去了广州羊城花会。这次可没有飞机待遇，坐着绿皮火车要两天三夜，很是辛苦。此后几年逼得我学会了在火车上没话找话地与人搭讪。
到了广州，一天晚上专门去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进现场，震耳欲聋，正赶上一个女歌手在演唱。听上去唱得很不错，大半是邓丽君的歌。时乐濛先生大声对我说：“这个就是咱们孔雀杯的获奖者，叫刘欣茹。”
刘欣茹唱了几首下来，跑到我们座位来和老先生亲热地聊了半天。
随后几天里，我找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发小”刘星的女友杨苗燕帮忙，去广州永汉电影院看了看多种经营，跑了三个多钟头去佛山看了看热闹的歌舞厅，去七星岩则是真正的游山逛水。
要回北京了，张非先生说：“深圳今年搞了个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当地音协请我们去，我们去不了，你去一趟吧，我让当地的同志给你办好通行证。”
从小对深圳的印象来自电影《羊城暗哨》，知道那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
到了深圳，找到组委会却被告知无人通知我要去。那时深圳的市区并不大，来自全国的记者一大帮，全都住在一个大体育馆里，满场地的行军床。幸好见到了《人民日报》的记者梁刚，直接帮我说话：“知道不知道《人民音乐》？国家第一号音乐刊物！”
结果惊动了深圳音协的邓超荣主席，一个劲向我道歉：“我们小渔村，第一次搞国际比赛。招待不周，实在抱歉。说起来邀请还是我发给中国音协的呢。工作人员没搞清楚。”
我跟他聊起来，他说：“最重要的是开放，领导特别开明，至少放手让你做事，我调过来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痛快的几年，真的能干点事。”
我想去沙头角的中英街，大学同学韩澎说让她在《国际商报》工作的丈夫给我办证：“他们这些记者时不时地和市领导喝早茶，没问题。”
去了沙头角，确实人流熙熙攘攘，其实也就电子表、折叠伞、化妆盒、力士肥皂，再有就是化纤布料值得买——北京要不是没有，要不然就是倒爷倒过来的太贵。
回到北京，心情还在新鲜状态中，写下了一篇《南国社会生活一瞥》。张非先生看了挺赞赏：“瞥得不错，有纪实有想法。”
过了两天有个记者电话找我：“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于大公，前几天深圳小提琴比赛我太忙，没去成，听梁刚说你去了？”
我说：“是啊。”
他说：“那麻烦你给我写一篇简单的报道吧。不用太长，千字以内就好。”
我心想：这活儿还说来就来。于是写了一篇标准的千字文《奏然后而知不足——听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寄给他，没过两天就发了。
过几天于大公又打电话给我：“哥们儿，写得不错。我们报现在就缺这样能带上一点自己看法的报道。这么着吧，以后有关音乐的你觉得可写的就给我们写，我一定发。我们人手不够，整个文化圈都得跑，你就算帮我忙了。”
于大公曾在1986年的12月写下了对《一无所有》的评价——“在大陆，真正的通俗歌曲不再是一无所有”应为媒体首篇肯定崔健的文章。此前他也给百名歌星演唱会写下了长篇报道。
从此，我与《北京青年报》结下了一生之缘。
中青年学者居多，有音乐研究所的王宁一、魏庭格、居其宏、韩锺恩等人，外地来的有一个是谢嘉幸，也是福建人，刚刚考上了李西安先生的研究生，还有来自辽宁的杨善朴，来自中国音乐学院的修海林，来自星海音乐学院的罗小平等等。大家的发言讨论个性十足，风格各异，我多多少少明白了自己是多么孤陋寡闻。
前三天主要是请外来学者讲课，只记得有当时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赵汀阳，他主讲的似乎是维特根斯坦，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课间我去向赵汀阳请教：“我没系统学过哲学，只是感觉到，无论以往的唯物或唯心的各种哲学好像都有一个‘终极’，各大宗教好像也是。或者说（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十字坐标），好像说起来都是我们从一无所知开始，不断探索终极的真理，这样，人类对真理的探索和追求就好比是双曲线，所谓‘人类不断趋近于终极真理，但永远不能到达’，是不是这样？”
赵汀阳点点头：“应该是这样。”
我接着说：“但依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如果没有外来能量的输入，我们所居住的宇宙最终是要走向寂灭的。以此看来，是不是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认识只能是双抛物线？也就是从坐标系的零点向外不断发散，只能产生越来越大的张力，而不可能趋近绝对真理？也就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所说‘凡是可说的都可以说清楚，不能说的则必须保持沉默’？”
赵汀阳皱皱眉：“你问住我了。”
进入1987年，李西安先生就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一天，李西安先生来编辑部给我们开了个会，说明还继续担任《人民音乐》主编，但由于学院教务也相当繁重，可能来编辑部的机会会少些。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做编辑呢，我想也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拿它当职业，就是踏踏实实地完成你的本职工作，对得起那份工资。还有一种态度是拿它当事业。这是我主张的。过去说编辑无非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看不然。要当好编辑，最好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也成为相对的专家。这样对于你们个人来讲就不仅仅是谋生，而是有了学术上的奔头，最后也算成就了一番事业。”
李先生的话我听进去了，但，我这个非科班的能做什么呢？
想了想，至少先去补补课吧。
于是跟李先生和舒泽池先生都说了。他们大为赞成：“去吧，我们帮你联系，不耽误日常工作就行。”
于是我去中央音乐学院听了蔡仲德先生的“中国音乐美学”，何乾三老师的“西方音乐美学”和张小夫的和声课。
蔡仲德先生是冯友兰先生的姑爷，宗璞老师的丈夫，所以研究起古代音乐美学自然独具优势，我听得也是津津有味。
何乾三老师是“音乐美学”学科的先行者，那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对西方音乐美学的研究和概括。
上张小夫的课，学的还是斯波索宾，有意思的是一天他给了我一盒磁带：“听听我配的，比那些滥竽充数的强多了。”
我后来才知道他那会儿已经是北京音像圈的“四大配器”之一，但不久他就远赴法国留学，再见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不过当年有点傻，后来很多人告诉我：“你为什么没去教务处注个册？好歹也能拿个大专文凭呢。”
还要提一句的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内部编译的《外国音乐参考资料》，我从中了解了很多现代派音乐及摇滚乐的纸面知识。
1987年的春节晚会自然还是万众瞩目。苏红演唱了《小小的我》，对越作战英雄徐良和王虹演唱了《血染的风采》，更为火爆的则是费翔的《故乡的云》和《冬天里的一把火》。“乡愁”这个词开始流行，迪斯科音乐从此大行其道。
到了四月份，随张非先生等领导去了广州羊城花会。这次可没有飞机待遇，坐着绿皮火车要两天三夜，很是辛苦。此后几年逼得我学会了在火车上没话找话地与人搭讪。
到了广州，一天晚上专门去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一进现场，震耳欲聋，正赶上一个女歌手在演唱。听上去唱得很不错，大半是邓丽君的歌。时乐濛先生大声对我说：“这个就是咱们孔雀杯的获奖者，叫刘欣茹。”
刘欣茹唱了几首下来，跑到我们座位来和老先生亲热地聊了半天。
随后几天里，我找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发小”刘星的女友杨苗燕帮忙，去广州永汉电影院看了看多种经营，跑了三个多钟头去佛山看了看热闹的歌舞厅，去七星岩则是真正的游山逛水。
要回北京了，张非先生说：“深圳今年搞了个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当地音协请我们去，我们去不了，你去一趟吧，我让当地的同志给你办好通行证。”
从小对深圳的印象来自电影《羊城暗哨》，知道那是毗邻香港的一个小渔村。
到了深圳，找到组委会却被告知无人通知我要去。那时深圳的市区并不大，来自全国的记者一大帮，全都住在一个大体育馆里，满场地的行军床。幸好见到了《人民日报》的记者梁刚，直接帮我说话：“知道不知道《人民音乐》？国家第一号音乐刊物！”
结果惊动了深圳音协的邓超荣主席，一个劲向我道歉：“我们小渔村，第一次搞国际比赛。招待不周，实在抱歉。说起来邀请还是我发给中国音协的呢。工作人员没搞清楚。”
我跟他聊起来，他说：“最重要的是开放，领导特别开明，至少放手让你做事，我调过来这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痛快的几年，真的能干点事。”
我想去沙头角的中英街，大学同学韩澎说让她在《国际商报》工作的丈夫给我办证：“他们这些记者时不时地和市领导喝早茶，没问题。”
去了沙头角，确实人流熙熙攘攘，其实也就电子表、折叠伞、化妆盒、力士肥皂，再有就是化纤布料值得买——北京要不是没有，要不然就是倒爷倒过来的太贵。
回到北京，心情还在新鲜状态中，写下了一篇《南国社会生活一瞥》。张非先生看了挺赞赏：“瞥得不错，有纪实有想法。”
过了两天有个记者电话找我：“我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于大公，前几天深圳小提琴比赛我太忙，没去成，听梁刚说你去了？”
我说：“是啊。”
他说：“那麻烦你给我写一篇简单的报道吧。不用太长，千字以内就好。”
我心想：这活儿还说来就来。于是写了一篇标准的千字文《奏然后而知不足——听全国小提琴中国作品演奏比赛》寄给他，没过两天就发了。
过几天于大公又打电话给我：“哥们儿，写得不错。我们报现在就缺这样能带上一点自己看法的报道。这么着吧，以后有关音乐的你觉得可写的就给我们写，我一定发。我们人手不够，整个文化圈都得跑，你就算帮我忙了。”
于大公曾在1986年的12月写下了对《一无所有》的评价——“在大陆，真正的通俗歌曲不再是一无所有”应为媒体首篇肯定崔健的文章。此前他也给百名歌星演唱会写下了长篇报道。
从此，我与《北京青年报》结下了一生之缘。
#李泰容[超话]#拥抱彼此的星辰
一点后记，今天画p1的时候其实发现上面的座位没有坐满几乎是空的（才搞韩娱不久不知道是不是防疫政策但多少有点emo），后来转念一想那么多座位是我不愿意去吗是我不能去啊[苦涩]我甚至连有线上都不知道（怎会如此..）。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让绒绒看到真正的满天星辰
一点后记，今天画p1的时候其实发现上面的座位没有坐满几乎是空的（才搞韩娱不久不知道是不是防疫政策但多少有点emo），后来转念一想那么多座位是我不愿意去吗是我不能去啊[苦涩]我甚至连有线上都不知道（怎会如此..）。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让绒绒看到真正的满天星辰
刚刚在织围巾 断断续续织了得有三个月了吧 开始织的时候和前男友还没分手 本来打算送给他的 那现在分手了 只能我戴了织了两年围巾 都是送给别人的 今年终于给自己安排上了 在分手之前我还说要给前男友寄我们承德的七家月饼 好巧不巧 刚要去寄 我们这封控了 解封了我俩也分了没给他寄 本来那会还想给他个惊喜 都跟何静新联系好了 在她嫂子那买烟给他个惊喜 是我们承德的避暑山庄烟 一条320 不过他嫂子给我便宜到了280好像是 找到聊天记录了 只能说他没福气 无福消受了 我刚刚脑子里冒出了一个很可怕的想法 天呐！他找我借钱不会是想把那200要回去吧 天呐！我感觉他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啊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想方设法的
说到给男朋友花钱这个事 刚刚织围巾的时候我也在想 正经的恋爱只能说我谈过两次 一次是原第二次是韩 给原花钱我可真是没少花 那会刚谈恋爱没多久 我好像给他花的就有3k+吧 给韩花钱虽然说没有这么多 但是花的时候我不犹豫 挺舍得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谈起恋爱就想给对方花钱 而且吧 花钱我还挺开心的 完了完了 我这样不会是恋爱脑上头了吧 可是我看见他们收到礼物开心我也会跟着开心呀
我妈关于我谈恋爱的态度就是趁年轻要多谈 一开始我还搞不懂 一生一世一双人就够了 干嘛谈那么多 谈多了不久滥情了嘛 现在我刚谈了两个了 经验肯定比不谈的时候强一点点啦 懂事一点了也 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嘛 不知道下一个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给我长什么样的见识 还是有点期待呢
说到给男朋友花钱这个事 刚刚织围巾的时候我也在想 正经的恋爱只能说我谈过两次 一次是原第二次是韩 给原花钱我可真是没少花 那会刚谈恋爱没多久 我好像给他花的就有3k+吧 给韩花钱虽然说没有这么多 但是花的时候我不犹豫 挺舍得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一谈起恋爱就想给对方花钱 而且吧 花钱我还挺开心的 完了完了 我这样不会是恋爱脑上头了吧 可是我看见他们收到礼物开心我也会跟着开心呀
我妈关于我谈恋爱的态度就是趁年轻要多谈 一开始我还搞不懂 一生一世一双人就够了 干嘛谈那么多 谈多了不久滥情了嘛 现在我刚谈了两个了 经验肯定比不谈的时候强一点点啦 懂事一点了也 在失败中汲取经验嘛 不知道下一个会带给我什么样的惊喜 给我长什么样的见识 还是有点期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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