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调查# 【#刷脸摆平酒驾# “特权迷恋”仍流行基层】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基层酒风得到极大遏制。但近两年来，部分地方酒风又有所抬头，由此而来的党员干部酒驾问题屡禁不止。2020年1月至今，全国各地通报的干部酒驾醉驾案例超过100起。“变着花样喝酒”“特权心理没顾忌”“找熟人来摆平”……党员干部酒驾令基层群众深恶痛绝，这一基层治理新痛点亟须重拳整治。
→干部酒驾撞死4人，找人顶包
4月4日，潘某国酒驾途中，因避让一辆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汽车，逆行撞上赵氏兄弟所驾车辆，致赵氏兄弟中3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死亡。
受害人家属赵莹哭诉，事发后肇事司机潘某国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是路过群众报警的，我大伯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距离事发时间过了两个半小时，如果早一点，也许他还能活下来。”
经查，潘某国是西部某旗委政法委副书记、旗人大代表。办案民警告诉半月谈记者，警方现场询问时，潘某国隐匿自己驾车事实，同车人闫某华冒名顶替潘某国驾车发生事故，后事情败露，潘某国对转嫁他人的行为供认不讳。司法鉴定显示，潘某国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0.13mg/100ml，属于酒驾。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相继出台党员干部“禁酒令”。“这些年，党员干部酒风整体上得到遏制。”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田孟说，但从全国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基层酒风有所抬头，党员干部酒驾目前仍禁而不绝。
2018年，时任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白乙拉，酒驾致3人死亡；今年1月20日，福建省长汀县通报11名党员干部酒驾……酒驾的党员干部，既包括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国有企业员工、农村党员。
→一人酒驾被捉，
全家“打招呼”“大营救”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基层，干部酒驾的情况多于纪委监委通报的数量，“靠刷脸”“找关系”“打招呼”等因素让基层干部酒驾禁而不止。
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孙杰教授认为，干部酒驾禁而不绝，与八项规定在基层执行时层层递减有很大关系。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尽管工作日不准饮酒，但“偷着喝”“暗着喝”“变法喝”等问题仍“私下流行”。有的干部让饭店清场，锁起门来喝酒；有的干部把酒局设到民营企业的食堂；有的干部干脆在家中宴请，觥筹交错；还有的干部开车二三十公里，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喝酒。一名干部直言：“禁酒问题抓不牢，干部酒驾问题自然易发多发。”
西部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向半月谈记者反映，根据相关规定，现在党员干部都知道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但工作日晚上、节假日的公务活动能否饮酒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感觉这是一个模糊地带”。
半月谈记者查阅各地、各系统的“禁酒令”时发现，对此规定各有不同，有的党员干部存在“中午不敢顶风喝，就在晚餐、宵夜时补上”的心理。查处潘某国酒驾的民警透露，潘某国在前一天工作日晚上饮酒，第二日早晨酒驾致人死亡。
特权心理使党员干部穿上“假想的保护衣”。东北某县委组织部长说，有的干部敢在工作日饮酒、饮酒后敢开车上路、上路肇事后敢逃逸、逃逸后敢找人顶包，背后是相信“人能平事”“权大于法”的心理。半月谈记者曾遇到基层干部酒驾直言“抓到了打个招呼就行”。东北某县一银行副行长坦言，自己经常酒驾，“摇下车窗，一刷脸就摆平了”。一些执法人员表示，越往基层，大小干部越是“父母官”，穿着层层“保护衣”，检查人员很难对领导干部严格执法。
北京市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有银认为，“人情”“面子”“关系”正在严重削弱基层的监管力度和法律严肃性，助长干部酒驾。2019年6月，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原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殷广慧酒后驾车，被铁力市交警带至派出所。其妻时任铁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与女儿、女婿全家出动“打招呼”，展开“大营救”，事情败露后，包括铁力市公安局局长在内全部被处罚。“沾亲带故、领导出面、亲朋上门，执法中很难招架住说情风的压力。”王有银说。
→干部酒驾醉驾亟须“紧急刹车”
各地党员干部酒驾严重违背党纪国法，伤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必须零容忍。今年1月，甘肃省陇西县纪委监委通报，2017年县工商局一干部酒驾致人死亡，一审却被“免予刑事处罚”，引发舆论热议，后县法院出面表示将“再审”才化解舆情。
赵莹呼吁，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发现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公开曝光一起；若因瞒报、拖报或徇私、失职，致使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逃避纪律、法律处理的，一律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进一步明确细化禁酒规定，把禁酒的具体情况界定清晰，堵住监督执行的漏洞，对公职人员饮酒行为的约束要更为严格。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地方发生干部酒驾事件后，仍存在“捂丑”删帖、通报避重就轻的“潜规则”，警示教育作用被大大削弱。有些地方发生了党员干部酒驾醉驾事故，警方只按照一般交通事故通报，未提酒驾、肇事人党员干部身份等情况，待媒体报道后才公布这些事实。
“严管干部就是厚爱干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张敏建议，地方政府应敢于“亮丑”，不纵容、不护短，及时通报典型案例，并主动向社会曝光案情详情，在大范围内开展警示教育，让监督、震慑常在。
紧盯节假日等关键节点，集中开展整治行动。基层交通部门建议，以春节、清明等节假日为重点时段，以婚丧嫁娶宴请活动为重点场所，以工作接待、培训会议时的领导干部车辆驾驶人为重点对象，以城区、酒店、主要公路沿线为重点地区，通过异地交叉执法等手段，多部门联合开展党员干部酒驾专项治理行动，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约束干部，全面从严治党。
此外，利用技术性手段提升基层干部酒驾治理水平。田孟认为，要杜绝干部酒驾打招呼、说人情的现象，可以通过改进酒驾管理系统和酒精检测设备的技术水平解决，实时上传监测数据、快速固定证据，任何人无法更改和删除，让干部酒驾无处遁形。
→干部酒驾撞死4人，找人顶包
4月4日，潘某国酒驾途中，因避让一辆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汽车，逆行撞上赵氏兄弟所驾车辆，致赵氏兄弟中3人当场死亡，1人送医后死亡。
受害人家属赵莹哭诉，事发后肇事司机潘某国并没有第一时间报警。“是路过群众报警的，我大伯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距离事发时间过了两个半小时，如果早一点，也许他还能活下来。”
经查，潘某国是西部某旗委政法委副书记、旗人大代表。办案民警告诉半月谈记者，警方现场询问时，潘某国隐匿自己驾车事实，同车人闫某华冒名顶替潘某国驾车发生事故，后事情败露，潘某国对转嫁他人的行为供认不讳。司法鉴定显示，潘某国血液中酒精含量为30.13mg/100ml，属于酒驾。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各地相继出台党员干部“禁酒令”。“这些年，党员干部酒风整体上得到遏制。”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田孟说，但从全国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来看，基层酒风有所抬头，党员干部酒驾目前仍禁而不绝。
2018年，时任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旗委常委、宣传部长韩白乙拉，酒驾致3人死亡；今年1月20日，福建省长汀县通报11名党员干部酒驾……酒驾的党员干部，既包括领导干部、机关工作人员，也有国有企业员工、农村党员。
→一人酒驾被捉，
全家“打招呼”“大营救”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基层，干部酒驾的情况多于纪委监委通报的数量，“靠刷脸”“找关系”“打招呼”等因素让基层干部酒驾禁而不止。
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孙杰教授认为，干部酒驾禁而不绝，与八项规定在基层执行时层层递减有很大关系。半月谈记者在基层调查发现，尽管工作日不准饮酒，但“偷着喝”“暗着喝”“变法喝”等问题仍“私下流行”。有的干部让饭店清场，锁起门来喝酒；有的干部把酒局设到民营企业的食堂；有的干部干脆在家中宴请，觥筹交错；还有的干部开车二三十公里，在远离市区的地方喝酒。一名干部直言：“禁酒问题抓不牢，干部酒驾问题自然易发多发。”
西部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向半月谈记者反映，根据相关规定，现在党员干部都知道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但工作日晚上、节假日的公务活动能否饮酒等问题没有明确说明，“感觉这是一个模糊地带”。
半月谈记者查阅各地、各系统的“禁酒令”时发现，对此规定各有不同，有的党员干部存在“中午不敢顶风喝，就在晚餐、宵夜时补上”的心理。查处潘某国酒驾的民警透露，潘某国在前一天工作日晚上饮酒，第二日早晨酒驾致人死亡。
特权心理使党员干部穿上“假想的保护衣”。东北某县委组织部长说，有的干部敢在工作日饮酒、饮酒后敢开车上路、上路肇事后敢逃逸、逃逸后敢找人顶包，背后是相信“人能平事”“权大于法”的心理。半月谈记者曾遇到基层干部酒驾直言“抓到了打个招呼就行”。东北某县一银行副行长坦言，自己经常酒驾，“摇下车窗，一刷脸就摆平了”。一些执法人员表示，越往基层，大小干部越是“父母官”，穿着层层“保护衣”，检查人员很难对领导干部严格执法。
北京市圣运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有银认为，“人情”“面子”“关系”正在严重削弱基层的监管力度和法律严肃性，助长干部酒驾。2019年6月，黑龙江伊春森工集团原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副主席殷广慧酒后驾车，被铁力市交警带至派出所。其妻时任铁力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与女儿、女婿全家出动“打招呼”，展开“大营救”，事情败露后，包括铁力市公安局局长在内全部被处罚。“沾亲带故、领导出面、亲朋上门，执法中很难招架住说情风的压力。”王有银说。
→干部酒驾醉驾亟须“紧急刹车”
各地党员干部酒驾严重违背党纪国法，伤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必须零容忍。今年1月，甘肃省陇西县纪委监委通报，2017年县工商局一干部酒驾致人死亡，一审却被“免予刑事处罚”，引发舆论热议，后县法院出面表示将“再审”才化解舆情。
赵莹呼吁，加大监督执纪问责力度，对发现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酒驾醉驾问题，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公开曝光一起；若因瞒报、拖报或徇私、失职，致使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逃避纪律、法律处理的，一律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进一步明确细化禁酒规定，把禁酒的具体情况界定清晰，堵住监督执行的漏洞，对公职人员饮酒行为的约束要更为严格。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有些地方发生干部酒驾事件后，仍存在“捂丑”删帖、通报避重就轻的“潜规则”，警示教育作用被大大削弱。有些地方发生了党员干部酒驾醉驾事故，警方只按照一般交通事故通报，未提酒驾、肇事人党员干部身份等情况，待媒体报道后才公布这些事实。
“严管干部就是厚爱干部。”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张敏建议，地方政府应敢于“亮丑”，不纵容、不护短，及时通报典型案例，并主动向社会曝光案情详情，在大范围内开展警示教育，让监督、震慑常在。
紧盯节假日等关键节点，集中开展整治行动。基层交通部门建议，以春节、清明等节假日为重点时段，以婚丧嫁娶宴请活动为重点场所，以工作接待、培训会议时的领导干部车辆驾驶人为重点对象，以城区、酒店、主要公路沿线为重点地区，通过异地交叉执法等手段，多部门联合开展党员干部酒驾专项治理行动，提高违法成本，进一步约束干部，全面从严治党。
此外，利用技术性手段提升基层干部酒驾治理水平。田孟认为，要杜绝干部酒驾打招呼、说人情的现象，可以通过改进酒驾管理系统和酒精检测设备的技术水平解决，实时上传监测数据、快速固定证据，任何人无法更改和删除，让干部酒驾无处遁形。
证券时报头版：经济运行仍处合理区间不急于大幅降息
2019-9-25来源:证券时报
1952年至2018年,我国GDP实际增长174倍;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59.2倍;现在一天的全国财政收入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8个年头的规模……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京举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的这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生动刻画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情况。除了回顾70年来我国经济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外,三位来自重要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就稳投资促消费、减税降费、降息、量化宽松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扩投资促消费
形成国内强大市场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我国国内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确保“六稳”,宁吉喆指出,下一步将主要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补齐城乡区域发展短板、推进产业升级等方面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
在宁吉喆看来,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推进“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他还提出将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一是要促进今年的预算内投资、其他政府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地方专项债券加快用于补短板调结构扩内需。二是要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物流、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确保早日见效。三是要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更好地支持有效投资。四是要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发挥民间投资占总投资60%以上的作用。五是要加快项目建设的步伐和进度、加强项目储备工作,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三个“轮子”一起转,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指出,此次明确提出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并重点用于交通、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意味着未来专项债投向基建的比例有望大幅提升,同时也表明国家更加重视项目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大干快上”式的强刺激。
促进消费对于“六稳”同样至关重要。宁吉喆指出,根据今年上半年对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分析,在投资、消费、外需这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中,消费是第一大动力。在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方面,将从以下几方面重点推进:一是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积极推动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二是要破除汽车消费的限制;三是要鼓励绿色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节能家电;四是要支持服务消费,出台实施养老、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等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的潜力。
此外还要增加居民收入。宁吉喆指出,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实际增长6.5%,GDP实际增长6.3%;同时,还要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形成消费热点,并改善居民消费的环境,采取鼓励和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
减税力度超预期
严禁铺张浪费
“中国今年的减税降费规模是空前的。政策惠及面非常广,几乎所有纳税人都能够在今年的减税降费中得到实惠。”刘昆说。
正如刘昆所言,今年减税降费的力度空前,这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那么,行至三季度末,减税降费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对此,刘昆指出,从减税量来看,比原来预计的多。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2万亿元,从今年1~7月份的情况来看,全国累计减税降费13492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1740亿元。
分行业看,制造业新增减税3648亿元,占31%,受益最大;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济新增减税7450亿元,占63%,受益最明显。
据悉,国家统计局对北京等9个省市、311家企业开展的专题调研显示,减税的红利中,七成以上是用于企业研发、技改和扩大再生产再投资,并明显带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除减税降费外,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禁各部门铺张浪费。刘昆表示,2019年中央部门带头严格支出管理,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的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地方也加大了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按照要求,压减幅度力争达到10%以上。
同时,强化预算严肃性,除应急救灾等应急支出以外,原则上不再有新出台的政策;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解决,防止加剧收支矛盾。严禁各部门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结余资金及时交回,集中统一用于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
珍惜正常的
货币政策空间
今年以来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降息,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对于我国降息的预期也随之高涨。但易纲昨日的表态再次给降息预期“降温”。
“美国、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在最近的货币政策取向上有两个方向:一是降息,另一个是重启量化宽松(QE)。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坚持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易纲说,中国经济运行目前还处在合理区间,物价方面也处于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报价利差尚具有较大的压降潜力,当前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不宜下调,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目的。单靠降低MLF利率无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当务之急是推动各金融机构抓紧运用LPR。
易纲强调,目前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比较大。以货币政策为例,目前利率处于适中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也为今后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出台大幅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易纲称,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的取向。“同时,客观分析看,不管是货币政策工具,还是其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我们的空间确实都比较大。”
易纲称,大家都担心如果真的出现经济下行,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却已经用完,比如已经接近零利率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在货币政策的操作过程中,应该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在这个空间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样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都有利。
“我有一个判断,再过几年,如果哪个主要经济体还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应当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也应该是市场所羡慕的。”易纲说。
此外,在谈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易纲透露,央行的数字货币将与电子支付工具结合,其结合的目的是替代一部分现金,而非替代狭义货币或者广义货币。在运行框架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并不改变现有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仍将采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目前数字货币的推出尚无时间表。
2019-9-25来源:证券时报
1952年至2018年,我国GDP实际增长174倍;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49年实际增长59.2倍;现在一天的全国财政收入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8个年头的规模……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在京举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会上公布的这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生动刻画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介绍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情况。除了回顾70年来我国经济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外,三位来自重要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还就稳投资促消费、减税降费、降息、量化宽松等热点问题作出回应。
扩投资促消费
形成国内强大市场
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外部不确定性因素也在增加,我国国内所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为确保“六稳”,宁吉喆指出,下一步将主要从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提质扩容、补齐城乡区域发展短板、推进产业升级等方面促进形成国内强大市场。
在宁吉喆看来,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推进“六稳”工作、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重要举措。他还提出将重点从以下五个方面推进:一是要促进今年的预算内投资、其他政府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地方专项债券加快用于补短板调结构扩内需。二是要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重点用于交通、能源、生态环保、民生服务、物流、市政、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确保早日见效。三是要适当降低基础设施等项目的最低资本金比例,更好地支持有效投资。四是要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发挥民间投资占总投资60%以上的作用。五是要加快项目建设的步伐和进度、加强项目储备工作,形成开工一批、建设一批、储备一批,三个“轮子”一起转,合理扩大有效投资。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分析指出,此次明确提出提前下达明年专项债券部分新增额度,并重点用于交通、民生服务、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项目,意味着未来专项债投向基建的比例有望大幅提升,同时也表明国家更加重视项目的实际需求,而不是“大干快上”式的强刺激。
促进消费对于“六稳”同样至关重要。宁吉喆指出,根据今年上半年对经济增长动力源的分析,在投资、消费、外需这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中,消费是第一大动力。在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方面,将从以下几方面重点推进:一是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积极推动汽车、家电、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二是要破除汽车消费的限制;三是要鼓励绿色消费,支持居民购买节能家电;四是要支持服务消费,出台实施养老、家政服务、婴幼儿照护服务等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的潜力。
此外还要增加居民收入。宁吉喆指出,今年上半年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基本同步,居民收入实际增长6.5%,GDP实际增长6.3%;同时,还要引导居民合理消费,形成消费热点,并改善居民消费的环境,采取鼓励和促进居民消费的政策措施。
减税力度超预期
严禁铺张浪费
“中国今年的减税降费规模是空前的。政策惠及面非常广,几乎所有纳税人都能够在今年的减税降费中得到实惠。”刘昆说。
正如刘昆所言,今年减税降费的力度空前,这也是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那么,行至三季度末,减税降费的效果又是如何呢?
对此,刘昆指出,从减税量来看,比原来预计的多。按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年将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2万亿元,从今年1~7月份的情况来看,全国累计减税降费13492亿元,其中新增减税11740亿元。
分行业看,制造业新增减税3648亿元,占31%,受益最大;分经济类型看,民营经济新增减税7450亿元,占63%,受益最明显。
据悉,国家统计局对北京等9个省市、311家企业开展的专题调研显示,减税的红利中,七成以上是用于企业研发、技改和扩大再生产再投资,并明显带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除减税降费外,今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另一大亮点就是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严禁各部门铺张浪费。刘昆表示,2019年中央部门带头严格支出管理,除刚性和重点项目外,其他项目的支出平均压减幅度达到10%。地方也加大了一般性支出压减力度,按照要求,压减幅度力争达到10%以上。
同时,强化预算严肃性,除应急救灾等应急支出以外,原则上不再有新出台的政策;必须出台的政策,通过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解决,防止加剧收支矛盾。严禁各部门铺张浪费和大手大脚花钱,结余资金及时交回,集中统一用于急需资金支持的领域。
珍惜正常的
货币政策空间
今年以来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实施降息,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市场对于我国降息的预期也随之高涨。但易纲昨日的表态再次给降息预期“降温”。
“美国、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央行在最近的货币政策取向上有两个方向:一是降息,另一个是重启量化宽松(QE)。中国是一个大型经济体,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国内经济,坚持以我为主,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易纲说,中国经济运行目前还处在合理区间,物价方面也处于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遇到的结构性问题,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报价利差尚具有较大的压降潜力,当前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不宜下调,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运用市场化改革办法推动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目的。单靠降低MLF利率无法疏通货币政策传导,当务之急是推动各金融机构抓紧运用LPR。
易纲强调,目前中国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应对下行压力的空间比较大。以货币政策为例,目前利率处于适中水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水平也为今后宏观政策调整留有充足的空间。
“我们并不急于像其他国家央行所做的那样,出台大幅降息和量化宽松政策。”易纲称,中国的货币政策还是要保持稳健的取向。“同时,客观分析看,不管是货币政策工具,还是其他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我们的空间确实都比较大。”
易纲称,大家都担心如果真的出现经济下行,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却已经用完,比如已经接近零利率甚至实行负利率政策。在货币政策的操作过程中,应该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在这个空间尽量长地延续正常的货币政策,这样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老百姓的福祉都有利。
“我有一个判断,再过几年,如果哪个主要经济体还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应当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也应该是市场所羡慕的。”易纲说。
此外,在谈及央行发行数字货币,易纲透露,央行的数字货币将与电子支付工具结合,其结合的目的是替代一部分现金,而非替代狭义货币或者广义货币。在运行框架方面,央行数字货币的投放并不改变现有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仍将采用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目前数字货币的推出尚无时间表。
1、真正实现“非禁即入”——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非禁即入”；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实现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25日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这标志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表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为什么说这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因为这在国际上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体现了党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担当。”徐善长表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要求实行“全国一张清单”，有助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更大力度、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改革开放。
“将负面清单的概念从外资准入管理引入到国内经济治理中，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李建伟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万劲松表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遵循“非禁即入”理念，其核心在于通过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行业、领域、业务等，实现了清单之外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有利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准入环节发挥决定性作用。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后，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无论是内资、外资还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都一视同仁地享有同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待遇，实现了“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有了这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知晓什么不能做、什么需要审批许可、什么可以自主决定，减少了投资上的盲目性，增强了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山东浩海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全面实施，将有利于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相关审批体制、投资体制、监管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版清单更“瘦身”
与2016年负面清单试点版相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的突出特点就是更加“瘦身”、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徐善长表示，此次修订从是否符合清单定位要求、是否合法有效、表述是否准确等方面对清单事项和管理措施逐条评估，并作进一步优化整合，做到该减的坚决减，该留的科学留，该增的合理增。据统计，2018年版负面清单共列禁止和许可类事项151项，总体上比《清单（试点版）》原有的328项减少了177项，压减幅度达54%。
据悉，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151个事项、581条具体管理措施。
其中，禁止准入类事项4项，分别是法律法规明确设立的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禁止投资和禁止新建的项目，以及“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动”“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活动”。对于禁止类事项，市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
许可准入类事项共147项，涉及国民经济行业20个分类中的18个行业128个事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事项10项，《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事项6项，信用惩戒等其他事项3项。对于许可准入类事项，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或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今年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对外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如何看待这两份负面清单？
“当前，我国对外资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述两个清单各有定位、功能不同。”商务部条法司副巡视员叶军表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仅针对境外投资者，属于外商投资管理范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属于国民待遇的一部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三个机制”确保落地
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工程，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准入机制、事中事后监管、社会信用激励惩戒、商事登记等各种制度和机制。对此，徐善长表示，将着力健全完善“三个机制”，确保负面清单制度落地实施。
一是建立清单信息公开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商务部初步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通过相关门户网站、媒体等平台，向社会公开2018年版负面清单的有关内容信息，便于市场主体实时查询，不断提升市场准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
二是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按照有关工作安排，研究制定清单动态调整工作方案，明确和细化清单调整频次、方式、流程，探索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调整第三方评估机制。
三是完善与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机制。健全完善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审批体制，确保在清单之内的事项管得住、管得好，便利高效，确保清单之外无审批事项，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万劲松表示，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之前，一些地区和部门大胆闯、大胆试，出台了一些以负面清单为名的管理措施，开展了积极探索，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为确保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负面清单将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
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大，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根据本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主体功能定位、产业比较优势、生态环境影响等因素，提出调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为此，2018年版负面清单中专门增设了“地方性许可措施”栏目，以进一步提升清单的完备性。
“下一步，要在新版清单的基础上，以放宽服务业准入为突破口，通过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抓紧清理修改不符合新发展理念、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准入规定，推动各领域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不断缩减清单事项，加快构建市场开放公平、规范有序，企业自主决策、平等竞争，政府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管理新体制。”徐善长说。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实现“非禁即入”；有利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实现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25日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这标志我国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党中央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司长徐善长表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项重大制度创新
“为什么说这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因为这在国际上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体现了党中央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担当。”徐善长表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要求实行“全国一张清单”，有助于深化“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更大力度、更高层次、更广范围的改革开放。
“将负面清单的概念从外资准入管理引入到国内经济治理中，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特聘研究员李建伟说。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万劲松表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遵循“非禁即入”理念，其核心在于通过列出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行业、领域、业务等，实现了清单之外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有利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市场准入环节发挥决定性作用。
对于市场主体而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实施后，无论是国企、民企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无论是内资、外资还是大企业或中小企业，都一视同仁地享有同等的市场准入条件待遇，实现了“规则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
“有了这份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知晓什么不能做、什么需要审批许可、什么可以自主决定，减少了投资上的盲目性，增强了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山东浩海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对于政府管理者而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全面实施，将有利于政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推动相关审批体制、投资体制、监管机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版清单更“瘦身”
与2016年负面清单试点版相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的突出特点就是更加“瘦身”、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徐善长表示，此次修订从是否符合清单定位要求、是否合法有效、表述是否准确等方面对清单事项和管理措施逐条评估，并作进一步优化整合，做到该减的坚决减，该留的科学留，该增的合理增。据统计，2018年版负面清单共列禁止和许可类事项151项，总体上比《清单（试点版）》原有的328项减少了177项，压减幅度达54%。
据悉，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151个事项、581条具体管理措施。
其中，禁止准入类事项4项，分别是法律法规明确设立的与市场准入相关的禁止性规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禁止投资和禁止新建的项目，以及“禁止违规开展金融相关经营活动”“禁止违规开展互联网相关经营活动”。对于禁止类事项，市场主体不得进入，行政机关不予审批。
许可准入类事项共147项，涉及国民经济行业20个分类中的18个行业128个事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事项10项，《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事项6项，信用惩戒等其他事项3项。对于许可准入类事项，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或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今年6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对外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如何看待这两份负面清单？
“当前，我国对外资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述两个清单各有定位、功能不同。”商务部条法司副巡视员叶军表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仅针对境外投资者，属于外商投资管理范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属于国民待遇的一部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三个机制”确保落地
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一项系统性改革工程，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准入机制、事中事后监管、社会信用激励惩戒、商事登记等各种制度和机制。对此，徐善长表示，将着力健全完善“三个机制”，确保负面清单制度落地实施。
一是建立清单信息公开机制。国家发展改革委已会同商务部初步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信息公开机制，通过相关门户网站、媒体等平台，向社会公开2018年版负面清单的有关内容信息，便于市场主体实时查询，不断提升市场准入政策透明度和负面清单使用便捷性。
二是建立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按照有关工作安排，研究制定清单动态调整工作方案，明确和细化清单调整频次、方式、流程，探索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调整第三方评估机制。
三是完善与行政审批事项的衔接机制。健全完善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相适应的审批体制，确保在清单之内的事项管得住、管得好，便利高效，确保清单之外无审批事项，实现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万劲松表示，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立之前，一些地区和部门大胆闯、大胆试，出台了一些以负面清单为名的管理措施，开展了积极探索，为制定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也积累了很好的经验。为确保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负面清单将逐步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
此外，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大，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根据本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主体功能定位、产业比较优势、生态环境影响等因素，提出调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为此，2018年版负面清单中专门增设了“地方性许可措施”栏目，以进一步提升清单的完备性。
“下一步，要在新版清单的基础上，以放宽服务业准入为突破口，通过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抓紧清理修改不符合新发展理念、不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准入规定，推动各领域市场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宽，不断缩减清单事项，加快构建市场开放公平、规范有序，企业自主决策、平等竞争，政府权责清晰、监管有力的市场准入管理新体制。”徐善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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