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道教符咒#
抗战时期遗失的“北京人”头骨
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约1公里处有一座属太行山边缘的小山，旧时因当地百姓一直在山上采集中药龙骨，所以又称龙骨山。这座原本无名的小山在本世纪初却震惊了世界。而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讲起。
安特生是一名地质学家，1914年受邀请来中国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开采煤矿并进行矿产调查。安特生有个特别的个人爱好，喜爱采集古动物化石和考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周口店结下不解之缘。1918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包动物化石，告诉是周口店鸡骨山上采集的，那里还有许多石灰岩洞中有化石。安特生一听说北京境内竟然有动物化石，立刻动身奔向周口店。但可惜的是，他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化石。
1921年，不甘心的他又一次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进行发掘。这年8月，幸运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鸡骨山不远的北面的龙骨山上有更大的龙骨，他们应该去那里。安特生二人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爬上龙骨山，他们刚一到就发现一条由碎石、砂土、大动物碎骨组成的大裂隙，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猪的下颌骨，后来又发现了犀牛、熊等动物遗骨以及白色的脉石英石碎片。可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两颗古人类的牙齿，他们意识到重大的发现在向他们招手。可惜的是1924年师丹斯基有要事处理回国了，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但这两颗牙齿引起了另一位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加拿大人步达生的注视。
步达生是一名十分卓越的考古学者、医学家。步达生原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可他从小就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上中学时就找到一份驾独木舟给偏远地区送补给品的艰险工作。有一次遇上森林大火，他机警地跳入一个小湖中，在水中站了一天两夜才躲过大火。1906年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1919年来到中国，1921年任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他来北京后不久，就与安特生结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伙伴。他在工作中平易近人，“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步达生根据安特生的发掘和科研成果，在1926年摘写出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一文，认为周口店可能是人类祖先活动生活的地方。他的文章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震动，也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怀疑、非议。为了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展下去，步达生1926年与当时负责此方面事务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地质学奠基人翁文灏商议，由协和医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同时，他又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申请赞助，1927年步达生的愿望全部实现，中方只是提出“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任何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1927年春周口店发掘工作开始，第一年发掘了500箱化石和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1928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经过步达生的努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石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诞生。这年冬天，周口店的考古者们，也终于收到了老祖宗给他们的第一份奖品。这年12月2日，裴文中带领工人在一个垂直的、井状的非常窄的山洞中进行发掘，他一手拿蜡烛，一手拿镐发掘。洞内静的吓人，锤镐的回声久久不散。忽然，斐文中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几年的修行终成正果，山中沉睡了50万至7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终于被轻轻地发掘出来。
头骨的发现似惊雷震惊了世界，更令人兴奋地是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尤其是用火的遗址的发现，这在世界上是首次，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提前了100万年。
1931年，后来成为我国考古专家的贾兰坡先生作为技工也来到周口店。1933年11月9日，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最完整的头骨。那时，从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认出属于七八个不同的男女老少，考古家们还发现了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鱼骨，这些都是原始人的装饰品，这也证明北京人非常爱美。另外，他们也发现了硕猕猴、披毛犀、剑齿虎、马熊等37种动物的化石。不久更使全世界震惊的发现诞生了，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一个新的发掘点发现了3具完整原始人头骨。欧美国家的报道当时就达2000余篇，“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北京人”已闻名世界。当时这些头骨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画家的陈志农等中外技术人员修复、制作模型。
就在周口店发掘工作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件伟大的事业的头上。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攻入华北，周口店地区也成为战场，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就在大家想方设法躲避这场灾难的时候，1938年留守在发掘工地的三名爱国的中国技术人员被日军逮捕，日军指挥三人为“抗日便衣队”，对他们实施酷刑后用刺刀挑腹杀害。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落入日军的魔爪。北京城内中方的所有重要机构已搬到大后方，所有研究机构原址都被日伪占领。北京协和医院由于是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当时未参战，暂时还未被占领。可贾兰坡等中国人已被监视。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人们开始担心保存在那里的“北京人”头骨和其他化石。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商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本土保存。1941年11月中旬，贾兰坡和另一位技术员将周口店最珍贵的人骨化石用细棉纸、棉花、砂布、小纸盒包好装入两只木箱内，交给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11月底这两只价值连城的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12月5日，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开往秦皇岛，计划在那里转送到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上。可劫难就在这时发生了，专列未到秦皇岛就被日军截获。美军成为战俘。从此，两只装有头骨的箱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日军截获了箱，在用船运往日本时船翻了；又有人说截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化石的价值，连箱子一块扔了；也有人说美军的被俘军医在战俘营中丢失了……。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医院内的办公楼被改作了北京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保存在楼内的周口店发掘的文物、有关资料或是被掠走、或是被焚毁。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十几年发掘出的最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资料大部分被毁，造成世界人类学、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此后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曾费尽心机寻找“北京人”头骨踪迹，可总是像没有结尾的侦探故事一样令人绝望。1946年日本战败后，我国学者李济又代表政府到日本帝国大学找了五次都没找到，只找到日本抢来的周口店出土的一些石器、骨器。“北京人”头骨成为等待人们去破译的千古谜团。
附记：
上面史实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笔者在贾兰坡老先生家中，听老人亲口讲述的。当时的一些情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他家更像一个书库。原本面积就不大的两个房间，几乎被那些用角铁焊成的简易书架占满，书架上、书桌上、折叠椅上、铺在房间狭小空地的报纸上，也全都是书。贾先生待人、聊天都像一孩子一样充满了童心。记得我刚一进屋看了他书桌上有一只直立在支架上的圆型金属盘，盘沿上刻写着英文、盘中心有一个徽章。他既骄傲又满不在乎地口吻笑着说,那是美国的世界探险家协会发给他的，他现在被迫被封为探险家了。当问起当年他发现“北京人”头骨的具体情节时，老人得意而又顽皮地讲到：“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的情景。那时干活的民工把泥挖出的小石片儿叫作‘韭菜’，那一天我与他们一同在洞底下小心地挖掘。听到一个民工喊了一声‘韭菜’，就将挖到的一块‘小石儿’扔到地上。我发现那‘石儿’好像不是很沉，就走过去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下对他说，这哪儿是韭菜，这不是骨头吗。我就让他让开位置我亲自去挖。没想到，竟然挖出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
伴随着口忆，老人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语气也逐渐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日本鬼子入侵，当时还能继续开展挖掘。日本人侵占那里后，挖掘工作停了，人员撤了，遗址也没人保护了……”
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西侧约1公里处有一座属太行山边缘的小山，旧时因当地百姓一直在山上采集中药龙骨，所以又称龙骨山。这座原本无名的小山在本世纪初却震惊了世界。而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名叫安特生的瑞典人讲起。
安特生是一名地质学家，1914年受邀请来中国任北洋政府矿政顾问，协助中国开采煤矿并进行矿产调查。安特生有个特别的个人爱好，喜爱采集古动物化石和考古。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同周口店结下不解之缘。1918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包动物化石，告诉是周口店鸡骨山上采集的，那里还有许多石灰岩洞中有化石。安特生一听说北京境内竟然有动物化石，立刻动身奔向周口店。但可惜的是，他只发现了一些小动物的化石。
1921年，不甘心的他又一次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来到周口店进行发掘。这年8月，幸运的大门向他们打开了。当地一位好心的老乡告诉他们，离鸡骨山不远的北面的龙骨山上有更大的龙骨，他们应该去那里。安特生二人听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爬上龙骨山，他们刚一到就发现一条由碎石、砂土、大动物碎骨组成的大裂隙，不一会儿就发现了猪的下颌骨，后来又发现了犀牛、熊等动物遗骨以及白色的脉石英石碎片。可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两颗古人类的牙齿，他们意识到重大的发现在向他们招手。可惜的是1924年师丹斯基有要事处理回国了，他们无法进行深入的发掘。但这两颗牙齿引起了另一位在中国从事考古研究的加拿大人步达生的注视。
步达生是一名十分卓越的考古学者、医学家。步达生原本出身于贵族世家，可他从小就自觉地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上中学时就找到一份驾独木舟给偏远地区送补给品的艰险工作。有一次遇上森林大火，他机警地跳入一个小湖中，在水中站了一天两夜才躲过大火。1906年他从多伦多大学毕业，1919年来到中国，1921年任美国开办的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他来北京后不久，就与安特生结成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伙伴。他在工作中平易近人，“跟他的中国同事交往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了他的国籍或种族，因为他相信科学超越了这些人为的事情。”步达生根据安特生的发掘和科研成果，在1926年摘写出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一文，认为周口店可能是人类祖先活动生活的地方。他的文章既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震动，也引来了众多学者的怀疑、非议。为了把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开展下去，步达生1926年与当时负责此方面事务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我国地质学奠基人翁文灏商议，由协和医院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发掘周口店遗址。同时，他又向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申请赞助，1927年步达生的愿望全部实现，中方只是提出“一切采集到的标本归中国地质所所有，但人类学材料在不运出中国的前提下，由北京协和医院保管以供研究之用。”“在考察过程中意外发现的历史时期的不管任何文物，将交给适当的中国博物馆。”
1927年春周口店发掘工作开始，第一年发掘了500箱化石和一颗完好的人牙化石。1928年，德国留学归国的杨仲健教授和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的裴文中来到周口店，接替、协助原来的四位中外专家进行发掘。1929年，经过步达生的努力，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中国第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石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诞生。这年冬天，周口店的考古者们，也终于收到了老祖宗给他们的第一份奖品。这年12月2日，裴文中带领工人在一个垂直的、井状的非常窄的山洞中进行发掘，他一手拿蜡烛，一手拿镐发掘。洞内静的吓人，锤镐的回声久久不散。忽然，斐文中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几年的修行终成正果，山中沉睡了50万至70万年的北京猿人头骨终于被轻轻地发掘出来。
头骨的发现似惊雷震惊了世界，更令人兴奋地是没过多久，古人类制造的石器、骨器、用火和控制火的证据相继发现，尤其是用火的遗址的发现，这在世界上是首次，这一发现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一下提前了100万年。
1931年，后来成为我国考古专家的贾兰坡先生作为技工也来到周口店。1933年11月9日，他们又发现了一具最完整的头骨。那时，从龙骨山山顶洞发现的人类化石，可认出属于七八个不同的男女老少，考古家们还发现了穿孔的兽牙、小石珠、鱼骨，这些都是原始人的装饰品，这也证明北京人非常爱美。另外，他们也发现了硕猕猴、披毛犀、剑齿虎、马熊等37种动物的化石。不久更使全世界震惊的发现诞生了，1936年11月，贾兰坡又在周口店一个新的发掘点发现了3具完整原始人头骨。欧美国家的报道当时就达2000余篇，“中国猿人北京种”即“北京人”已闻名世界。当时这些头骨都送到北京协和医院，由后来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画家的陈志农等中外技术人员修复、制作模型。
就在周口店发掘工作捷报频传、硕果累累之时，厄运却突然降临在这件伟大的事业的头上。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攻入华北，周口店地区也成为战场，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就在大家想方设法躲避这场灾难的时候，1938年留守在发掘工地的三名爱国的中国技术人员被日军逮捕，日军指挥三人为“抗日便衣队”，对他们实施酷刑后用刺刀挑腹杀害。周口店古人类遗址落入日军的魔爪。北京城内中方的所有重要机构已搬到大后方，所有研究机构原址都被日伪占领。北京协和医院由于是美国人开办的，美国当时未参战，暂时还未被占领。可贾兰坡等中国人已被监视。1941年日美关系开始紧张，人们开始担心保存在那里的“北京人”头骨和其他化石。经过长达几个月的反复商议，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行政委员会负责人胡恒德决定，将“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本土保存。1941年11月中旬，贾兰坡和另一位技术员将周口店最珍贵的人骨化石用细棉纸、棉花、砂布、小纸盒包好装入两只木箱内，交给了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11月底这两只价值连城的木箱运到美国大使馆，准备由美国海军陆战队携带到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保存。12月5日，载有“北京人”化石的专列开往秦皇岛，计划在那里转送到美国航轮――哈里逊总统号上。可劫难就在这时发生了，专列未到秦皇岛就被日军截获。美军成为战俘。从此，两只装有头骨的箱子下落不明。
后来有人说日军截获了箱，在用船运往日本时船翻了；又有人说截火车的日本人不懂得化石的价值，连箱子一块扔了；也有人说美军的被俘军医在战俘营中丢失了……。此后不久，协和医学院也被占领，医院内的办公楼被改作了北京日本宪兵队司令部，保存在楼内的周口店发掘的文物、有关资料或是被掠走、或是被焚毁。日本的侵华战争，使周口店十几年发掘出的最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全部遗失，资料大部分被毁，造成世界人类学、考古学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此后几十年来，中外学者都曾费尽心机寻找“北京人”头骨踪迹，可总是像没有结尾的侦探故事一样令人绝望。1946年日本战败后，我国学者李济又代表政府到日本帝国大学找了五次都没找到，只找到日本抢来的周口店出土的一些石器、骨器。“北京人”头骨成为等待人们去破译的千古谜团。
附记：
上面史实的主要内容是1998年笔者在贾兰坡老先生家中，听老人亲口讲述的。当时的一些情境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他家更像一个书库。原本面积就不大的两个房间，几乎被那些用角铁焊成的简易书架占满，书架上、书桌上、折叠椅上、铺在房间狭小空地的报纸上，也全都是书。贾先生待人、聊天都像一孩子一样充满了童心。记得我刚一进屋看了他书桌上有一只直立在支架上的圆型金属盘，盘沿上刻写着英文、盘中心有一个徽章。他既骄傲又满不在乎地口吻笑着说,那是美国的世界探险家协会发给他的，他现在被迫被封为探险家了。当问起当年他发现“北京人”头骨的具体情节时，老人得意而又顽皮地讲到：“谁也不会想到当年的情景。那时干活的民工把泥挖出的小石片儿叫作‘韭菜’，那一天我与他们一同在洞底下小心地挖掘。听到一个民工喊了一声‘韭菜’，就将挖到的一块‘小石儿’扔到地上。我发现那‘石儿’好像不是很沉，就走过去捡了起来。仔细看了一下对他说，这哪儿是韭菜，这不是骨头吗。我就让他让开位置我亲自去挖。没想到，竟然挖出了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 ”
伴随着口忆，老人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语气也逐渐沉重起来“如果不是日本鬼子入侵，当时还能继续开展挖掘。日本人侵占那里后，挖掘工作停了，人员撤了，遗址也没人保护了……”
作者：柔福公主
近日，田洪兄发来几张图，看到后极为震惊，这应该是本年度最震撼的图片了，虽然今年尚未过去一半，但几乎可以肯定，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距离上次的新发现已经过去快两年，想不到还能出现新的赵佶作品，而且是画作，而且是大开门的——赵佶《写生翎毛图》卷：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卷，大英博物馆藏
其实已经不算新发现，早在十年前，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这件东西，仅一张局部小图，题签什么的完全没图，当时并不看好它，从画面看，章法不高明，杂乱得很，鸟儿身体很大，过于靠近边缘，应该被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当时认为是明画，且不知道如何被定为徽宗作品的，大英的介绍上写的“明代作品，题签大概是20世纪所伪造”，在全图出来之前，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知道是个3米的长卷，边缘是被裱边所遮盖，并没有被裁切，露出来的本幅大概25.6cm（被遮盖的部分应该还在），原高度应在26～27cm——又是一个全幅绢折半的例子。
田兄发来的是幻灯片的扫描图，是其恩师傅申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期间，在大英博物馆所摄，135的小底片，熠熠光华几欲冲出画面。
基本面
绢本，纵约27cm，横约297cm，很长，跟金英秋禽差不多，布局、形式都很像，卷末题字也是几乎一样，应该是同时期作品。
卷首隔水瘦金题“御画写生翎毛图”，御字上边被后世裱边遮盖，应该不缺。钤盖双龙方印。用笔精到，气息非常熟悉，大开门，不能再开得更大了，熟悉宋画的应该马上意识到，真迹出现了。
题签直接题于隔水而不加签条，尚是早期装裱格式，大概在大观末政和初。
而且“御画某某图”这样的格式从未见过，是新的发现，很有意思。金英秋禽应该也是这样的签题，可惜原隔水已经不见了，被换上了金章宗的签。《写生翎毛图》保留着宣和原装，一定未入高宗内府。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子保存状态一般，破损很多，绢的变形较大，藏家加了很宽的上下裱边来保护，不像是中式装裱。从下图看，画被裱在了木板上。这样的保存方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不用经常舒卷，避免纤维的拉伸与磨损，颜料也不至于剥落；坏处是，若木板的湿度有所变化，绢面会跟着变化尺寸，可能造成伤害。
可贵的宣和装
本幅四角保留着原装的双龙、宣龢、政和、宣和印，卷首被裱边遮盖，不知葫芦印是否仍在，卷末也是被覆盖，政龢、内府图书印也不知是否存在。但前后隔水由于骑缝章的加持，可以确定为宣和原装，存世原装品已经很少了，印象中只有十几二十件。
画面信息
画面有七只鸟、一只蝴蝶，还有荔枝树、四十多颗荔枝、栀子树。最大的鸟是领雀嘴鹎，与写生珍禽图第一段如出一辙，就晕染手法不同：领雀嘴鹎体长约169-215毫米，从比例上看，画得确实是接近实际的，并不是十年前我所想象的偏大，脑补要不得。
互相印证的史实
由于赵佶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画中的荔枝、荔枝树又是如此真实，赵佶应是在开封亲眼见到了结实的荔枝树，荔枝又难以在闽北以北存活，据记载的几条进贡记录：
《画继》：“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
又《墨庄漫录》：“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
又《老学庵笔记》：“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又《淳熙三山志》：“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
可以推论出，画上的季节是夏天，画的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即将结果的陈紫荔枝树，种在宣和殿前，没多久就结果了，赵佶还用荔枝赏赐大臣；宣和年间，起码又移植过一次在保和殿前，大概荔枝不耐寒，政和间的那批已经枯萎了吧。不过荔枝树种植在殿外，徽宗时又是历史上第三个小冰河期，冬季的开封如何让荔枝树存活？次年又如何能结果？除非到了冬季又移到殿内，火盆不间断地保温。
图中还有栀子花（薝葡），花期3~7月，据当地气候而有先后，最晚可到8月。
所以根据瘦金的演变风格，结合气候特征，和宣和作画的严谨态度，此画应作于政和初年的夏月，而且描绘的是福建移植过来的荔枝树，这件真迹坐实了这段史实，鲜活的荔枝宴仿佛就在昨天。
流传经过
都穆《寓意编》：宋徽宗翎毛写意图横卷，长几一丈。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吴其贞《书画记》卷三：
都穆(1458—1525)说，几乎有一丈长，上面估测的2.97米是符合的；
詹景凤(1532~1602)说，原先是他的收藏，后来给了哲卿，哲卿应指郭惟贤(1542-1601)；
吴其贞(1607~1678)于甲午(1654年)七月十三日观于嘉兴李肇亨(1592～1664后)家（此版本误抄为李嘉会），李肇亨是著名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的长子，味水轩日记还没去查，不知道李日华是怎么说的。
1926年William Bateson的遗孀Beatrice Bateson夫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另外，台北故宫有一卷双胞胎：石渠宝笈续编卷十七著录：这一卷有很多的印记，看到高士奇的名字时心中一乐，立即去翻江村书画目，果不其然，在“进字一号”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目录里就有《宋徽宗御笔写生翎毛》条，看来高士奇得到了真迹，找人作伪后进献，自己留真本；或者只是买到了这卷苏州片，觉得不好，便送给了皇帝。
画得很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写生翎毛是苏州片，确实没错，但杨看到的是清宫本，不是大英本，大英本非佚目中物，没有进过宫。
赵佶的《写生翎毛》或“荔枝图”之类著录还有不少，多数都指向这一卷，但基本都记载过简，不一一列出。
这是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著录变成实物，以前只是简单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法太关注，毕竟没有图说个蔡国Q，著录再细致都是镜花水月。
遍查不得“袨豀”是何人之印，根据清宫本，原印可能是“袨豀山房”，但印的左侧圆边已经开始收敛，又恰好被裱边遮住，不太像“袨豀山房”，暂时没有更多信息，且粗略写下流传经过：
詹景凤 → 郭惟贤 → 李日华 → 李肇亨 → ？→ William Bateson → 大英博物馆
另外两件摹本
有两个团扇摹本，很明显出自本画：
后记
有了这件东西，徽宗作品的存放地扩大到了中美日英的范围，法国枫丹白露宫里说不定还有，毕竟圆明园大部分被劫的都在那，希望能再次出现真迹。很高兴，我的书画目录和思维导图又可以更新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有朋友说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出现了未被发现的博物馆藏宋画，难以想象。其实很简单，没有人整理上网，不给图片，谁也不知道你家的藏品是什么猫龙，故宫的那件赵伯驹残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件翎毛，不给全图，谁知道居然有赵佶的亲笔题签，十几年来也没人关心，完美错过。
网络信息是发达，但对于古代书画，并不发达，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宋画算是关注度较高了，但没有清晰图像的作品名单还是比较长，更别说战乱中下落不明的书画了。明清书画的数量数十百倍于宋画，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对于宋画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欧洲和日本藏家库房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才有可能望向研究的高峰。
近日，田洪兄发来几张图，看到后极为震惊，这应该是本年度最震撼的图片了，虽然今年尚未过去一半，但几乎可以肯定，再没有比这更让人兴奋的事了。距离上次的新发现已经过去快两年，想不到还能出现新的赵佶作品，而且是画作，而且是大开门的——赵佶《写生翎毛图》卷：
宋徽宗《写生翎毛图》卷，大英博物馆藏
其实已经不算新发现，早在十年前，就知道大英博物馆有这件东西，仅一张局部小图，题签什么的完全没图，当时并不看好它，从画面看，章法不高明，杂乱得很，鸟儿身体很大，过于靠近边缘，应该被裁掉了很大一部分。当时认为是明画，且不知道如何被定为徽宗作品的，大英的介绍上写的“明代作品，题签大概是20世纪所伪造”，在全图出来之前，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才知道是个3米的长卷，边缘是被裱边所遮盖，并没有被裁切，露出来的本幅大概25.6cm（被遮盖的部分应该还在），原高度应在26～27cm——又是一个全幅绢折半的例子。
田兄发来的是幻灯片的扫描图，是其恩师傅申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任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中国部主任期间，在大英博物馆所摄，135的小底片，熠熠光华几欲冲出画面。
基本面
绢本，纵约27cm，横约297cm，很长，跟金英秋禽差不多，布局、形式都很像，卷末题字也是几乎一样，应该是同时期作品。
卷首隔水瘦金题“御画写生翎毛图”，御字上边被后世裱边遮盖，应该不缺。钤盖双龙方印。用笔精到，气息非常熟悉，大开门，不能再开得更大了，熟悉宋画的应该马上意识到，真迹出现了。
题签直接题于隔水而不加签条，尚是早期装裱格式，大概在大观末政和初。
而且“御画某某图”这样的格式从未见过，是新的发现，很有意思。金英秋禽应该也是这样的签题，可惜原隔水已经不见了，被换上了金章宗的签。《写生翎毛图》保留着宣和原装，一定未入高宗内府。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末题“御笔”，有御书印及花押。花押很长，是所见最大纵横比的花押了。形态上跟十八学士图很像，最后一笔拉到一大半还要特意扭一下再继续拉，也说明了创作时间大概在大观政和间。
卷子保存状态一般，破损很多，绢的变形较大，藏家加了很宽的上下裱边来保护，不像是中式装裱。从下图看，画被裱在了木板上。这样的保存方法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不用经常舒卷，避免纤维的拉伸与磨损，颜料也不至于剥落；坏处是，若木板的湿度有所变化，绢面会跟着变化尺寸，可能造成伤害。
可贵的宣和装
本幅四角保留着原装的双龙、宣龢、政和、宣和印，卷首被裱边遮盖，不知葫芦印是否仍在，卷末也是被覆盖，政龢、内府图书印也不知是否存在。但前后隔水由于骑缝章的加持，可以确定为宣和原装，存世原装品已经很少了，印象中只有十几二十件。
画面信息
画面有七只鸟、一只蝴蝶，还有荔枝树、四十多颗荔枝、栀子树。最大的鸟是领雀嘴鹎，与写生珍禽图第一段如出一辙，就晕染手法不同：领雀嘴鹎体长约169-215毫米，从比例上看，画得确实是接近实际的，并不是十年前我所想象的偏大，脑补要不得。
互相印证的史实
由于赵佶几乎没有离开过开封，画中的荔枝、荔枝树又是如此真实，赵佶应是在开封亲眼见到了结实的荔枝树，荔枝又难以在闽北以北存活，据记载的几条进贡记录：
《画继》：“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
又《墨庄漫录》：“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
又《老学庵笔记》：“宣和中，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庙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且赐以诗曰：保和殿下荔枝丹，文武衣冠被百蛮。思与廷臣同此味，红尘飞鞚过燕山；
又《淳熙三山志》：“宣和间，以小株结实者置瓦器中，航海至阙下，移植宣和殿。锡二府宴，赐御诗云：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子丹。玉液乍凝仙掌露。绛苞初结水晶丸。酒酣国艳非朱粉。风泛天香转蕙兰。何必红尘飞一骑。芬芳数本座中看”，
可以推论出，画上的季节是夏天，画的是从福建移植过来的即将结果的陈紫荔枝树，种在宣和殿前，没多久就结果了，赵佶还用荔枝赏赐大臣；宣和年间，起码又移植过一次在保和殿前，大概荔枝不耐寒，政和间的那批已经枯萎了吧。不过荔枝树种植在殿外，徽宗时又是历史上第三个小冰河期，冬季的开封如何让荔枝树存活？次年又如何能结果？除非到了冬季又移到殿内，火盆不间断地保温。
图中还有栀子花（薝葡），花期3~7月，据当地气候而有先后，最晚可到8月。
所以根据瘦金的演变风格，结合气候特征，和宣和作画的严谨态度，此画应作于政和初年的夏月，而且描绘的是福建移植过来的荔枝树，这件真迹坐实了这段史实，鲜活的荔枝宴仿佛就在昨天。
流传经过
都穆《寓意编》：宋徽宗翎毛写意图横卷，长几一丈。詹景凤《东图玄览编》卷四、吴其贞《书画记》卷三：
都穆(1458—1525)说，几乎有一丈长，上面估测的2.97米是符合的；
詹景凤(1532~1602)说，原先是他的收藏，后来给了哲卿，哲卿应指郭惟贤(1542-1601)；
吴其贞(1607~1678)于甲午(1654年)七月十三日观于嘉兴李肇亨(1592～1664后)家（此版本误抄为李嘉会），李肇亨是著名收藏家李日华(1565~1635)的长子，味水轩日记还没去查，不知道李日华是怎么说的。
1926年William Bateson的遗孀Beatrice Bateson夫人捐赠给大英博物馆。
另外，台北故宫有一卷双胞胎：石渠宝笈续编卷十七著录：这一卷有很多的印记，看到高士奇的名字时心中一乐，立即去翻江村书画目，果不其然，在“进字一号”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目录里就有《宋徽宗御笔写生翎毛》条，看来高士奇得到了真迹，找人作伪后进献，自己留真本；或者只是买到了这卷苏州片，觉得不好，便送给了皇帝。
画得很差，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说写生翎毛是苏州片，确实没错，但杨看到的是清宫本，不是大英本，大英本非佚目中物，没有进过宫。
赵佶的《写生翎毛》或“荔枝图”之类著录还有不少，多数都指向这一卷，但基本都记载过简，不一一列出。
这是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著录变成实物，以前只是简单收集一些资料，因为出现的可能性不大，也没法太关注，毕竟没有图说个蔡国Q，著录再细致都是镜花水月。
遍查不得“袨豀”是何人之印，根据清宫本，原印可能是“袨豀山房”，但印的左侧圆边已经开始收敛，又恰好被裱边遮住，不太像“袨豀山房”，暂时没有更多信息，且粗略写下流传经过：
詹景凤 → 郭惟贤 → 李日华 → 李肇亨 → ？→ William Bateson → 大英博物馆
另外两件摹本
有两个团扇摹本，很明显出自本画：
后记
有了这件东西，徽宗作品的存放地扩大到了中美日英的范围，法国枫丹白露宫里说不定还有，毕竟圆明园大部分被劫的都在那，希望能再次出现真迹。很高兴，我的书画目录和思维导图又可以更新了，一个很大的进展。
有朋友说在网络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居然还出现了未被发现的博物馆藏宋画，难以想象。其实很简单，没有人整理上网，不给图片，谁也不知道你家的藏品是什么猫龙，故宫的那件赵伯驹残卷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件翎毛，不给全图，谁知道居然有赵佶的亲笔题签，十几年来也没人关心，完美错过。
网络信息是发达，但对于古代书画，并不发达，目前能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资料，宋画算是关注度较高了，但没有清晰图像的作品名单还是比较长，更别说战乱中下落不明的书画了。明清书画的数量数十百倍于宋画，更不可能有比较全面的数据库。对于宋画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什么时候欧洲和日本藏家库房里见不得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才有可能望向研究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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