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的飞行表演来了！中国航展明日开幕，超50家上市公司参与】
11月8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天航空博览会（简称“中国航展”，即“珠海航展”）将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开幕。本届航展展商数量、展览规模均超过上届，空陆海天等各领域的大量新装备将首发亮相。记者统计超50家上市公司将直接参与本次展会，涵盖航天军工全产业链。
规模超上届
中国航展是由逢双年举办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天展览。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自1996年举办首届以来，中国航展已成功举办13届，参观专业观众累计达111.6万人次，普通观众达372万人次，展会期间成交额累计达1389亿美元。
从参展规模、展商数量来看，在立足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实现了对上一届的超越。
本届航展将有来自线上线下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室内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室外参展飞机将超100架，空军静态展示区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 比上届航展相比增加近10%。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中国航展，恰逢人民空军成立73周年。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大校表示，观众将在空中看到过去没见过的飞行展示，在地面看到过去没见过的武器装备，让强军梦“飞入寻常百姓家”。
没见过的飞行展示
飞行表演一向是中国航展最大的亮点，本届航展的飞行表演也将贯穿全部6日的展览日程，多款机型将是首次亮相于公众面前，“20家族”集体将亮相。
在中国空军方面，“双20”飞机将在空中地面进行全方位展示。第五代战机歼-20首次中降珠海进行展示，新一代空中加油装备运油-20首次在空中飞行展示。空军发言人此前表示，在砺兵台海中，歼－20和运油－20振翅高飞，提升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能力。无人装备攻击-2无人机也将首次进行飞行展示，作为中国研制的一型中高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是执行边境巡逻、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武器装备。
在应急救援体系，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将首次以两架“鲲龙”AG600M（灭火型）真机参加航展，进行12吨投水演示。而中国陆军也将首次派出现役直升机直-20参展，并将进行飞行展示。
空军两支飞行表演队也将共舞珠海航展。被誉为“中国蓝天仪仗队”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今年是第10次参加中国航展。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今年是第3次参加中国航展。
下图附上开幕日飞行表演节目单。
没见过的武器装备
如前所述，本届航展将有来自线上、线下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规模超越上届。其中，位于第一展区的航空工业集团，第二展区的中国航发，以及第七展区的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是航天航空博览会的瞩目焦点。
记者从航空工业集团方面获悉，集团携200余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亮相本届展会，参展产品较上一届增幅达34％，55项展品为首次参展。
除前文提到的“鲲龙” AG600M全状态新构型灭火机外，军用产品中，翼龙-1E、翼龙-3等“翼龙”家族多个新型号将集中亮相；民用产品中，新用途的新舟60飞机、新取证的吉祥鸟-352直升机、新型运动飞机领雁50以及新研发的系列无人机等将以真机亮相。此外，航空工业在航展期间还将举行系列主题发布会、产品发布、商务洽谈和签约等活动。
中国航发计划安排20余型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参展，参展展品中有60%左右是首次参展。大涵道比发动机验证平台、电混合分布式推进系统、氢燃料发动机、低成本发动机，以及发动机全流程参数测试系统、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舱均为首次亮相。值得注意的是，配装宽体客机的长江-2000民用航空发动机也将参展。
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则是航天方面的代表企业。航天科工将系统展示七大装备体系的整体能力和主力产品，首次参展展品比例近30%，包括HQ-9BE远程防空导弹等先进装备， 并首次推出反无人机体系。航天科技将集中展示捷龙-3号(SD-3) 运载火箭，A100G、A200、A300火箭武器系统等135项展品，将首次展出中国空间站组合体展示舱。
下图附上本次展览的展馆分布。
上市公司踊跃参展
除了表演、展示、学术交流等功能，中国航展的也承载贸易洽谈的功能。此前的13届中国航展展会期间成交额累计达1389亿美元，2016年举办的第11届航展成交额达到历史高峰的400亿美元，上届航展则促成成交额123亿美元。在各方面规模超越上届的情况下，本届航展交易促成成果如何值得期待。
纵览740多家参展企业，记者统计其中A股上市公司以自身经营主体直接参展的企业超50家。
总装环节参展上市公司包括中航西飞、航天彩虹、中无人机、纵横股份等。无人机类产品在本届航展得到高度关注，多个无人机新品亮相。航天彩虹表示，公司所研制的彩虹-3中程多用途无人机、彩虹-4系列中空长航时无人机系统等产品将集体亮相航展。中无人机也透露，本次航展公司会有新产品发布，预计将在11月8日发布。
中航证券指出，同时由于军用无人机具有消耗属性、成长属性和军民融合属性等典型特点，目前军用无人机在国内还属于成长期，十四五时期军用无人机增速将保持高速增长。安信证券预计未来几年平均增速超过 15%，增速高于全球。除了前述总装企业，无人机零部件环节的光启技术、星网宇达等参加了本次航展，光启技术透露，今年珠海航展将展出最新一代超材料功能结构件，及第四代超材料基础材料。
航空航天子系统环节中，中国卫通、派克新材、爱乐达、铂力特、北摩高科、钢研高纳等将要参展。派克新材透露，将全面展示在航空航天金属材料及锻件领域的先进技术和产品。铂力特透露将展出60余件航空航天零件，展示大尺寸零件工艺方案，现场演示打印。
元器件、原材料环节参会公司包括航天电器、中航光电、火炬电子、欧比特、抚顺特钢等。网络安全领域则有中国软件、奇安信、360等参展。
除了军工类企业之外，民用航空的三大航中国国航、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也将悉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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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天航空博览会（简称“中国航展”，即“珠海航展”）将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开幕。本届航展展商数量、展览规模均超过上届，空陆海天等各领域的大量新装备将首发亮相。记者统计超50家上市公司将直接参与本次展会，涵盖航天军工全产业链。
规模超上届
中国航展是由逢双年举办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天展览。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自1996年举办首届以来，中国航展已成功举办13届，参观专业观众累计达111.6万人次，普通观众达372万人次，展会期间成交额累计达1389亿美元。
从参展规模、展商数量来看，在立足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基础上，第十四届中国航展实现了对上一届的超越。
本届航展将有来自线上线下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室内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室外参展飞机将超100架，空军静态展示区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 比上届航展相比增加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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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急救援体系，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将首次以两架“鲲龙”AG600M（灭火型）真机参加航展，进行12吨投水演示。而中国陆军也将首次派出现役直升机直-20参展，并将进行飞行展示。
空军两支飞行表演队也将共舞珠海航展。被誉为“中国蓝天仪仗队”的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今年是第10次参加中国航展。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今年是第3次参加中国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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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本届航展将有来自线上、线下43个国家和地区的740多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规模超越上届。其中，位于第一展区的航空工业集团，第二展区的中国航发，以及第七展区的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是航天航空博览会的瞩目焦点。
记者从航空工业集团方面获悉，集团携200余项自主研制的航空装备及技术项目亮相本届展会，参展产品较上一届增幅达34％，55项展品为首次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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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计划安排20余型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参展，参展展品中有60%左右是首次参展。大涵道比发动机验证平台、电混合分布式推进系统、氢燃料发动机、低成本发动机，以及发动机全流程参数测试系统、航空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舱均为首次亮相。值得注意的是，配装宽体客机的长江-2000民用航空发动机也将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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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踊跃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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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制造业大国怎么相处# 11月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此次访问是疫情发生以来欧洲国家领导人首次访华。动身之际，朔尔茨专门在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明确表示“我们不想与中国脱钩”。#华春莹讲述德企在华合作情况#
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杂音的正面回应。
其实，对于这些杂音也不必大惊小怪，中德两个东西方大国互动过程中，难免有些小插曲。
今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50年前，中德建交时，德国一定清楚，自己在跟一个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打交道。
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和综合国力都无法跟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在很多领域还是白纸一张，亟待发展，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后看到的机遇。德国，也不例外。
几十年过去，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
一些西方国家感受到了竞争和所谓的威胁，越来越频繁地把意识形态摆出来凌驾于其他议题之上，只是因为中国用自己的方式取得了迅速发展。
此时，一些国家选择拉帮结伙来打压和围堵中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找到了和中国良好互动的方式，德国，就是其中之一。
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本次与朔尔茨的会见中强调的，50载历程表明，只要秉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原则，两国关系的大方向就不会偏，步子也会走得很稳。
中德同为制造业大国的代表，能够超越所谓的“竞争叙事”，无疑为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相处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启示意义的互动之路。
这一次，与朔尔茨同行来华的，是一个由12家德国大型企业高管组成的经济代表团。
德国大众，也在名单之列。
德国大众和中国的渊源，是中德产业互动的一个缩影。
2022年德国大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系车企的崛起，大众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中德建交不久，大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国度——如果能拿下中国市场，大众就有了与日系品牌竞争的机会。
彼时，初步建立工业基础的中国，刚刚吹响开放的号角。中国亟需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与生产设备，推动经济的发展。
汽车是当时的重点行业之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江飞涛告诉谭主，汽车有数万个零件，它的生产链条非常长，几乎涵盖了包括冶金、电子、化工等所有的制造业部门，这也意味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但当中国向全球几大车企发出合作的信号时，却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应。
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车企还是日本车企，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他们难以从心底认同，以中国的模式，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路径的结果。
中国向外探求的时点，正值新自由主义和“去工业化”在全球兴起，美国是主要的推手，不断鼓吹“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对价格进行管制，而必须使其由市场自身形成并决定，这加速了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
美国金融资本无孔不入地控制其他国家的实体产业，收割了巨额利润。
当时的中国，则是希望通过中西合作带动国产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推动外国汽车国产化，进而为研发、培育自主品牌做准备。
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少耐心，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江飞涛告诉谭主，当时，发达国家只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类似于家电组装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都是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环节。
当时的德国，并没有跟随美国，一味选择脱实向虚的路径，而是继续发展壮大本国制造业。这和德国一直延续的经济政策有关：
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有一句在德国影响深远的名言——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德国，选择了一条实业立国的道路。
而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要想壮大发展，德国制造业企业必须在国际上打开突破口，务实的德国大众，愿意与中国合作。
尽管双方都有意愿，但合作的过程，比想象之中要痛苦得多。
由于没有生产线，最初，中国只能做组装的工作。就是这条简陋的组装线，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
中国汽车制造，逐渐从手工敲打的粗放生产，变成了流水线式的规范生产。
被改变的，不只是汽车工业。
根据合作协议，中德合资生产桑塔纳汽车。但当时，针对合资，中国并没有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也正是在中德合作的推动下，中国推出了《合资法》。
有了汽车行业做试点，1983年，我国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
引用外资，也让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随着桑塔纳汽车国产化的不断推进，中国汽车工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带动的，还有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助推大众登上了全球汽车销量第一的宝座。
大众合资建厂的故事，只是中德合作的一个缩影。为了进军中国市场，德国企业以务实的态度向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
江飞涛告诉谭主，中德合作形成了相互成就的合作模式。
一方面，中国庞大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培育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由此带来的集群效应能够降低零部件成本，这让德国企业受益。
另一方面，与德国的合作，提升了中国的技术能力、管理经验，这都会增强中国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合作模式一直处于正向循环，也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效仿。
然而，这种正向循环在2008年之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引发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认识——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以实体制造业为主导的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
发达国家，重新开始重视制造业。各国相继推出促使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
但产业回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来看，更是有现实矛盾——伴随着产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会不断向上游攀升，在一些领域势必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的追赶与竞争。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渲染“脱钩”论调，打压和围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这自然也对德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德国企业界一度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国“越来越有竞争的要素”。
一些杂音逐渐出现，中德产业合作来到十字路口。
2014年，一次访问带来了转机。
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德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德应尽快为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制定行动纲要。
这次访问结束6个多月后，中德签署共同纲要，其中明确表示，德国欢迎拓展中国与欧洲之间陆路贸易通道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欧亚大陆，给中德的产业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德国与中亚、东亚等地的联系，这些地方成为德国工业新的原料地与生产地，进一步降低了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同时，连接将产地与市场变得更加紧密。
由此带来的显性表现就是，德国多座城市迸发出更多的活力。汉堡市，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时任汉堡市市长朔尔茨访问上海时就曾提到，汉堡港吞吐量有三分之一或来自中国或发往中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中欧班列的不断增加，汉堡港不仅成为德国领先的铁路货运枢纽，还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铁联运港。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告诉谭主，“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中心”作用。从中欧班列的角度讲，几乎80%的货物都会集中到德国的几个城市中，再由德国分拨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这大大增强了德国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德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
种种改变，都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某些西方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意图通过打压的方式来获得本国制造业的优势时，中德双方并没有陷入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而是重新耦合彼此的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串联起更多的发展空间，来创造新的机遇。
这对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但很快，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动荡变革的世界局势，又给中德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先是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在国内通胀高企时，又开启激进加息进程。
一放一收之间，美元又开始“收割”世界。而在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欧洲成了最先被“收割”的对象。
德国，同样难逃一劫。能源成本的上升与资金的持续外流，已经开始伤害德国经济的根基——制造业。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衡量制造业状况的重要指标，10月，德国该指数大幅下跌，远低于市场预期。
制造业衰退，带来的不单单是失业率的问题，后续还会带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外流等一系列伤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中国企业入股汉堡港。针对这笔交易，德国国内曾出现一些反对声音。
但中企入股，对于提升汉堡港竞争力，以及确保德国供应链、产业链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这也正是德国政府力排众议，批准该交易的原因。
而这，也正是中德合作的底色——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反观在俄乌冲突爆发和美联储加息后，纷纷抽身逃离的西方国家资本，不过是收割套利的工具。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在渲染“泛安全化”的叙事，唯恐欧洲不乱。
部分国家开始打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旗号，脱钩断链。德国国内，也出现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声音。但中德企业的合作，与这些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不久，一家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启动新建一座工厂的项目。这家工厂为欧洲汽车制造商生产电芯及其他模组产品。
在这座工厂不远处，是德国企业宝马在匈牙利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工厂。中德两家工厂就近完成装配，然后卖到欧洲市场。
今年6月，欧盟达成共识，要从2035年开始在欧盟境内停止销售新的燃油车。
这给德国汽车工业带来不小的挑战——此前，作为传统的汽车工业强国，德国的转型并不及时。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本身，还是汽车行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软件化，德国企业都有不小的短板。
而中国企业，恰恰能弥补这样的短板。
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告诉谭主，过去，德国公司更多地带来技术与知识，现在，德国公司更需要弄清楚哪些方面可以向中国公司学习，中国公司在哪些技术和领域是领先的。
如果说桑塔纳汽车代表“过去”，那新能源汽车，就代表“现在”。
当谭主问晏思，如何看待这种转变以及带来的竞争时，晏思告诉谭主，世界到处都有竞争，而竞争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共同发展、向前进，真正在进步中共同塑造未来。
中国的5G、软件、电池等，加上德国的汽车制造优势，中德双方在新能源转型中，共同发展。
汽车的例子，也在中德其他合作领域上演。
中德双方的合作，并没有陷入零和博弈，而是在充分考虑彼此发展阶段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追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是中德关系，能够成为大国典范的原因之一。
在会见朔尔茨时，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个观点：
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政治魄力与政治智慧，开启了中德互利共赢的历史。
50年后，中德关系又到新节点，需要双方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继续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德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德，更有利于世界。
这是对一段时间以来西方杂音的正面回应。
其实，对于这些杂音也不必大惊小怪，中德两个东西方大国互动过程中，难免有些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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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和综合国力都无法跟西方国家相提并论，在很多领域还是白纸一张，亟待发展，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和中国建交后看到的机遇。德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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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大众，也在名单之列。
德国大众和中国的渊源，是中德产业互动的一个缩影。
2022年德国大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日系车企的崛起，大众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中德建交不久，大众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东方国度——如果能拿下中国市场，大众就有了与日系品牌竞争的机会。
彼时，初步建立工业基础的中国，刚刚吹响开放的号角。中国亟需引进国外的技术、资金与生产设备，推动经济的发展。
汽车是当时的重点行业之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融合研究室主任江飞涛告诉谭主，汽车有数万个零件，它的生产链条非常长，几乎涵盖了包括冶金、电子、化工等所有的制造业部门，这也意味着，汽车工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但当中国向全球几大车企发出合作的信号时，却没有收到积极的回应。
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车企还是日本车企，都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市场。他们难以从心底认同，以中国的模式，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潜力。
这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偏见，也是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路径的结果。
中国向外探求的时点，正值新自由主义和“去工业化”在全球兴起，美国是主要的推手，不断鼓吹“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能对价格进行管制，而必须使其由市场自身形成并决定，这加速了金融垄断资本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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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中国，则是希望通过中西合作带动国产汽车及零配件产业链的发展，从而推动外国汽车国产化，进而为研发、培育自主品牌做准备。
西方国家并没有多少耐心，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江飞涛告诉谭主，当时，发达国家只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类似于家电组装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都是产业链上低附加值的环节。
当时的德国，并没有跟随美国，一味选择脱实向虚的路径，而是继续发展壮大本国制造业。这和德国一直延续的经济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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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生产线，最初，中国只能做组装的工作。就是这条简陋的组装线，改变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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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变的，不只是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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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汽车行业做试点，1983年，我国正式下发了《关于加强利用外资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
提供一部分国内市场，通过合资经营企业的形式引进我国缺口技术。
引用外资，也让中国工业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随着桑塔纳汽车国产化的不断推进，中国汽车工业配套体系不断完善，同时带动的，还有中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助推大众登上了全球汽车销量第一的宝座。
大众合资建厂的故事，只是中德合作的一个缩影。为了进军中国市场，德国企业以务实的态度向中国提供资金与技术。
江飞涛告诉谭主，中德合作形成了相互成就的合作模式。
一方面，中国庞大市场的潜力不断释放，培育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由此带来的集群效应能够降低零部件成本，这让德国企业受益。
另一方面，与德国的合作，提升了中国的技术能力、管理经验，这都会增强中国自身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种合作模式一直处于正向循环，也引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关注和效仿。
然而，这种正向循环在2008年之后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续的欧债危机中，德国的表现，引发了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去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地位和价值的重新认识——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以实体制造业为主导的德国经济，率先走出衰退。
发达国家，重新开始重视制造业。各国相继推出促使制造业回流的产业政策。
但产业回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尤其是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来看，更是有现实矛盾——伴随着产业升级，新兴经济体在产业链中会不断向上游攀升，在一些领域势必会出现与发达国家的追赶与竞争。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开始渲染“脱钩”论调，打压和围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
这自然也对德国产生了一定影响，德国企业界一度出了一个报告，称中国“越来越有竞争的要素”。
一些杂音逐渐出现，中德产业合作来到十字路口。
2014年，一次访问带来了转机。
这次访问，是习近平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访问德国，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德应尽快为未来几年双方继续合作制定行动纲要。
这次访问结束6个多月后，中德签署共同纲要，其中明确表示，德国欢迎拓展中国与欧洲之间陆路贸易通道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跨越欧亚大陆，给中德的产业合作打开了新的空间。
“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德国与中亚、东亚等地的联系，这些地方成为德国工业新的原料地与生产地，进一步降低了德国企业的生产成本。
同时，连接将产地与市场变得更加紧密。
由此带来的显性表现就是，德国多座城市迸发出更多的活力。汉堡市，就是其中之一。
2015年，时任汉堡市市长朔尔茨访问上海时就曾提到，汉堡港吞吐量有三分之一或来自中国或发往中国。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以及中欧班列的不断增加，汉堡港不仅成为德国领先的铁路货运枢纽，还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海铁联运港。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告诉谭主，“一带一路”倡议强化了德国在欧洲的“中心”作用。从中欧班列的角度讲，几乎80%的货物都会集中到德国的几个城市中，再由德国分拨到欧洲各个国家的城市，这大大增强了德国对周边国家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带动下，2016年，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而中德双边贸易额，占中国对欧盟贸易额的近三分之一。
种种改变，都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制造业的竞争力。
在某些西方国家奉行本国优先政策，意图通过打压的方式来获得本国制造业的优势时，中德双方并没有陷入这种零和博弈的“竞争叙事”，而是重新耦合彼此的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串联起更多的发展空间，来创造新的机遇。
这对国与国之间的相处，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但很快，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动荡变革的世界局势，又给中德关系带来新的冲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先是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在国内通胀高企时，又开启激进加息进程。
一放一收之间，美元又开始“收割”世界。而在俄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欧洲成了最先被“收割”的对象。
德国，同样难逃一劫。能源成本的上升与资金的持续外流，已经开始伤害德国经济的根基——制造业。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是衡量制造业状况的重要指标，10月，德国该指数大幅下跌，远低于市场预期。
制造业衰退，带来的不单单是失业率的问题，后续还会带来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外流等一系列伤及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影响。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中国企业入股汉堡港。针对这笔交易，德国国内曾出现一些反对声音。
但中企入股，对于提升汉堡港竞争力，以及确保德国供应链、产业链稳定，都有积极的意义。
这也正是德国政府力排众议，批准该交易的原因。
而这，也正是中德合作的底色——照顾彼此核心利益。
反观在俄乌冲突爆发和美联储加息后，纷纷抽身逃离的西方国家资本，不过是收割套利的工具。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在渲染“泛安全化”的叙事，唯恐欧洲不乱。
部分国家开始打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旗号，脱钩断链。德国国内，也出现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声音。但中德企业的合作，与这些言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在朔尔茨访华前不久，一家中国企业在匈牙利启动新建一座工厂的项目。这家工厂为欧洲汽车制造商生产电芯及其他模组产品。
在这座工厂不远处，是德国企业宝马在匈牙利生产新能源汽车的工厂。中德两家工厂就近完成装配，然后卖到欧洲市场。
今年6月，欧盟达成共识，要从2035年开始在欧盟境内停止销售新的燃油车。
这给德国汽车工业带来不小的挑战——此前，作为传统的汽车工业强国，德国的转型并不及时。
无论是新能源汽车本身，还是汽车行业升级转型带来的数字化、智能化、软件化，德国企业都有不小的短板。
而中国企业，恰恰能弥补这样的短板。
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晏思告诉谭主，过去，德国公司更多地带来技术与知识，现在，德国公司更需要弄清楚哪些方面可以向中国公司学习，中国公司在哪些技术和领域是领先的。
如果说桑塔纳汽车代表“过去”，那新能源汽车，就代表“现在”。
当谭主问晏思，如何看待这种转变以及带来的竞争时，晏思告诉谭主，世界到处都有竞争，而竞争的另一面，也意味着共同发展、向前进，真正在进步中共同塑造未来。
中国的5G、软件、电池等，加上德国的汽车制造优势，中德双方在新能源转型中，共同发展。
汽车的例子，也在中德其他合作领域上演。
中德双方的合作，并没有陷入零和博弈，而是在充分考虑彼此发展阶段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追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
这也是中德关系，能够成为大国典范的原因之一。
在会见朔尔茨时，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一个观点：
政治家应当以宁静接受那些不能改变的，以勇气改变那些能改变的，用智慧分清其中的区别。
50年前，中德领导人以政治魄力与政治智慧，开启了中德互利共赢的历史。
50年后，中德关系又到新节点，需要双方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继续探索大国相处之道。
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德关系，不仅有利于中德，更有利于世界。
【第二届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招商对接会在上海成功举办】2022年11月5日，由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投资促进局、省商务厅、昆明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老铁路沿线开发推介会暨第二届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招商对接会”在上海成功举办。第二届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招商对接会是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云南省交易团主题活动之一。
省商务厅厅长李晨阳主持会议时表示，举办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招商对接会是云南省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紧紧抓住中老铁路开通新机遇，不断拓展中老合作，深化双边经贸往来，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的具体行动。
借助进博会万商云集、连接世界平台的优势，云南省商务厅组织了位于中老铁路沿线的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老挝磨丁经济特区、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开展联合招商对接，三家园区分别从区位、资源、政策优势、营商环境、要素保障、与东盟国家合作紧密等6个方面介绍园区发展机遇。通过宣传展示、推介洽谈及会前会后咨询的方式，共吸引约80家国内、外企业近100名商业人士参与活动，与10余家企业达成投资合作意向，范围涉及轻工业加工制造、境外仓建设、进出口贸易、酒店开发建设、文旅产业开发建设等多个领域。
本次招商对接会的成功举办有助于进一步优化中老铁路沿线开放园区产业空间布局，强化产业支撑，促进园区招商引资合作，推动大通道沿线融入全球价值链迈开大步伐。
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
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是我国与毗邻国家共同建立的第2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地处中老铁路、昆曼国际大通道以及老挝南北公路的关键节点，是中国云南省和老挝南塔省交界区域、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合作区内的磨憨国家级口岸是中国和老挝之间最大的国家级一类陆路口岸，也是中老泰三国陆路货物运输及出入境旅游中转站和集散地。今年5月30日，昆明市正式托管西双版纳磨憨镇共建国际口岸城市，可以有效发挥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区、昆明综合保税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四区”政策叠加优势，以大通道带动大物流、大物流带动大贸易、大贸易带动大产业。11月3日，商务部等8部门决定设立29个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以进口东盟农产品、水果为特色，是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园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正发展成为众多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叠加聚集地。
老挝磨丁经济特区
老挝磨丁经济特区位于老挝北部琅南塔省，紧邻中国国家级口岸磨憨，隶属老挝中央政府领导，是老挝国家级经济特区。老挝磨丁经济特区集旅游度假、物流加工、金融商务、免税商业、国际贸易、文化传媒和教育医疗于一体，具备海关检疫联检、国际公路港、客运、仓储物流、冷冻冷藏、商务办公等功能规划，执行老挝“境内关外”的保税政策，可享受东盟自贸区的免税、保税和老挝特区优惠政策。
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
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位于中老铁路老挝段最南端万象市，由云南建投集团与老挝万象市政府共同投资建设，是中国在老挝唯一一个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也是老挝第一个国家级综合开发区。近年来，开发区全力开展招商工作，成绩喜人，入驻企业达108家，来自中国、老挝、泰国、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涵盖仓储物流、能源化工、电子产品制造、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纺织品加工、总部经济、商贸服务、大健康等九大产业，为中老两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事业树立了典范 。
省商务厅厅长李晨阳主持会议时表示，举办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招商对接会是云南省积极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紧紧抓住中老铁路开通新机遇，不断拓展中老合作，深化双边经贸往来，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的具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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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
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是我国与毗邻国家共同建立的第2个跨境经济合作区，地处中老铁路、昆曼国际大通道以及老挝南北公路的关键节点，是中国云南省和老挝南塔省交界区域、中国与中南半岛的交通枢纽中心之一。合作区内的磨憨国家级口岸是中国和老挝之间最大的国家级一类陆路口岸，也是中老泰三国陆路货物运输及出入境旅游中转站和集散地。今年5月30日，昆明市正式托管西双版纳磨憨镇共建国际口岸城市，可以有效发挥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昆明经开区、昆明综合保税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四区”政策叠加优势，以大通道带动大物流、大物流带动大贸易、大贸易带动大产业。11月3日，商务部等8部门决定设立29个国家级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以进口东盟农产品、水果为特色，是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园区，中老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正发展成为众多国家发展战略的政策叠加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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