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时，疏通水道的最主要工具当是凿、斧、锛、斤等。
大禹治水成功后，帝舜锡其玄圭，告厥成功，并禅位于他。所以，玄玉圭、凿、斧、锛、斤等是禹建功得天下的标志物（或图腾标志），它们既是禹创造丰功伟业的利器，也是其组织的标志和象征。这些纪念物是区别于“他王”的特殊物品，是古人标新立异的表达方式。
大禹治水成功后，帝舜锡其玄圭，告厥成功，并禅位于他。所以，玄玉圭、凿、斧、锛、斤等是禹建功得天下的标志物（或图腾标志），它们既是禹创造丰功伟业的利器，也是其组织的标志和象征。这些纪念物是区别于“他王”的特殊物品，是古人标新立异的表达方式。
“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象征，也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
在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拥有庞大的神话家族和广泛的民俗信仰。
在神话中，“龙”威武刚健、神通广大、变幻莫测，能够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无坚不摧。
因此，“龙”字寓意刚健、强大、威武、文明，构成了龙马精神、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等诸多美好词汇。
今天，随着考古学材料的不断丰富和古文字研究的深入，“龙”字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密码的事实日渐清晰。
现有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拥有约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
距今1万年前后，文化、天文历法学与农业相伴而生。
农业的兴起需要天文历法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出于对天人关系（天文与人文关系）的思考，文化也随之兴起，“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
距今55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先后进入农业社会，文明、国家也随之相伴而生，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个地区的社会上层普遍形成了龙崇拜。可见，农业社会、国家、文明与龙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古人对于这一内在联系有着深刻认识。“文明”一词来源于“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的“田”字既可指田地，也可指天田星，而“龙”字指东宫苍龙星宿。
“龙”字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密码，是因为“龙”字的本义是东宫苍龙星宿，商周古文字中的“龙”字是东宫苍龙星宿的象形，而东宫苍龙星宿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授时主星和主要历法标志物。
东宫苍龙星宿中的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也均为授时星象和历法标志物，被先民用来观测时间和节气以指导农时。
冯时先生认为，《周易》乾坤两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东宫苍龙星宿，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等卦爻辞实际上描述了“公元前二千年黄昏之后所见的天象”。
可见，《周易》是全面总结上古以来天人关系的学说，不愧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每一次历史性突破都还要向它回溯，寻求理论依据、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
东宫苍龙星宿作为先民的授时星象和历法标志物，有一条异常久远的考古学线索。
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龙形堆石和龙纹陶片；
距今8000年至7500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两条猪首龙，龙首为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弯曲的躯体；
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发现蚌塑龙，其造型形似鳄鱼。
早期龙的形象普遍比较简单，弯曲的龙身是比较突出的特点，这是为了模拟东宫苍龙星宿回天运行的形象，后来发展为太极图（河图、龙图）。
从红山文化开始，造型精美的玉龙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华文明玉文化与龙文化的完美融合。
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显示了自己与星象之间的密切联系，龙首为马首造型。
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陶寺早期都城遗址，发现了彩绘龙盘，龙首为鳄鱼头形象，龙身为赤链蛇蛇身造型。
二里头遗址发现具有王者风范的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成，长约64.5厘米。
由于陶寺古国为“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为最早的广域王朝的都城，它们思想精微、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龙形象是史前时期多元龙文化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深刻影响了后世历代王朝以“龙”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礼乐文明、制度文明。
文明以止，龙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充分体现了文明具有相对稳定、不变的特质。
如前所述，龙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东宫苍龙星宿是农业社会的授时主星和主要历法标志物。
中国农业社会主要由南方稻作和北方粟作两大农耕体系构成，稻和粟均为秋熟作物，有着大体相同的生长周期。
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雨水，东宫苍龙星宿于黄昏逐渐显现预示着雨季的来临，这一授时知识是整个农业社会运转的核心，是农业文明的核心密码，也是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中国中东部地区普遍接受龙崇拜的原因。
可见，大禹治水、商汤祈雨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而大规模灌溉网的规划和建设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和重要职能，良渚古国庞大的水利工程即是明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其王朝最高统治者都毫无例外的继承了这一政治文明，垄断着东宫苍龙星宿的授时知识，自称为“真龙天子”，向天下宣示，只有他能为民众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以龙为主要标志物和意识形态，构建了等级制度、分封制度、舆服制度、旌旗制度、棺椁制度等礼乐文明、制度文明，以神化政权、巩固统治。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龙”字的本义日渐淹没在历史深处，龙文化也褪去了其神秘主义的外衣，成为文学中的神话，但是，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不能忘记祖先筚路蓝缕、朝乾夕惕的历史功绩。
他们把历尽艰辛所总结出来的知识和经验，用最尊贵的方式和标识传承下来，一遍遍地告知我们，可谓用心良苦。
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元亨利贞、进德修业、含弘光大等人生观，依然在为我们的人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明密码，激励着我们努力创造新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走出一条新路。
在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拥有庞大的神话家族和广泛的民俗信仰。
在神话中，“龙”威武刚健、神通广大、变幻莫测，能够呼风唤雨、翻江倒海、无坚不摧。
因此，“龙”字寓意刚健、强大、威武、文明，构成了龙马精神、龙凤呈祥、望子成龙等诸多美好词汇。
今天，随着考古学材料的不断丰富和古文字研究的深入，“龙”字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密码的事实日渐清晰。
现有考古学证据显示，中国拥有约一万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
距今1万年前后，文化、天文历法学与农业相伴而生。
农业的兴起需要天文历法知识，而在此过程中，出于对天人关系（天文与人文关系）的思考，文化也随之兴起，“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贲·彖》）。
距今5500年前后，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地区先后进入农业社会，文明、国家也随之相伴而生，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这三个地区的社会上层普遍形成了龙崇拜。可见，农业社会、国家、文明与龙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
古人对于这一内在联系有着深刻认识。“文明”一词来源于“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见龙在田的“田”字既可指田地，也可指天田星，而“龙”字指东宫苍龙星宿。
“龙”字之所以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密码，是因为“龙”字的本义是东宫苍龙星宿，商周古文字中的“龙”字是东宫苍龙星宿的象形，而东宫苍龙星宿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授时主星和主要历法标志物。
东宫苍龙星宿中的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也均为授时星象和历法标志物，被先民用来观测时间和节气以指导农时。
冯时先生认为，《周易》乾坤两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东宫苍龙星宿，潜龙勿用、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等卦爻辞实际上描述了“公元前二千年黄昏之后所见的天象”。
可见，《周易》是全面总结上古以来天人关系的学说，不愧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每一次历史性突破都还要向它回溯，寻求理论依据、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
东宫苍龙星宿作为先民的授时星象和历法标志物，有一条异常久远的考古学线索。
距今8000年左右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龙形堆石和龙纹陶片；
距今8000年至7500年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发现两条猪首龙，龙首为猪头骨，并用陶片、残石器和自然石块摆放出弯曲的躯体；
距今6500年左右的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发现蚌塑龙，其造型形似鳄鱼。
早期龙的形象普遍比较简单，弯曲的龙身是比较突出的特点，这是为了模拟东宫苍龙星宿回天运行的形象，后来发展为太极图（河图、龙图）。
从红山文化开始，造型精美的玉龙大量出现，体现了中华文明玉文化与龙文化的完美融合。
内蒙古三星他拉玉龙显示了自己与星象之间的密切联系，龙首为马首造型。
距今4300年至4100年的陶寺早期都城遗址，发现了彩绘龙盘，龙首为鳄鱼头形象，龙身为赤链蛇蛇身造型。
二里头遗址发现具有王者风范的绿松石龙形器，龙形器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成，长约64.5厘米。
由于陶寺古国为“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为最早的广域王朝的都城，它们思想精微、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龙形象是史前时期多元龙文化的集大成者，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征，深刻影响了后世历代王朝以“龙”为核心的政治文明、礼乐文明、制度文明。
文明以止，龙文化作为绵延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充分体现了文明具有相对稳定、不变的特质。
如前所述，龙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东宫苍龙星宿是农业社会的授时主星和主要历法标志物。
中国农业社会主要由南方稻作和北方粟作两大农耕体系构成，稻和粟均为秋熟作物，有着大体相同的生长周期。
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雨水，东宫苍龙星宿于黄昏逐渐显现预示着雨季的来临，这一授时知识是整个农业社会运转的核心，是农业文明的核心密码，也是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等中国中东部地区普遍接受龙崇拜的原因。
可见，大禹治水、商汤祈雨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而大规模灌溉网的规划和建设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原因和重要职能，良渚古国庞大的水利工程即是明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其王朝最高统治者都毫无例外的继承了这一政治文明，垄断着东宫苍龙星宿的授时知识，自称为“真龙天子”，向天下宣示，只有他能为民众带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以龙为主要标志物和意识形态，构建了等级制度、分封制度、舆服制度、旌旗制度、棺椁制度等礼乐文明、制度文明，以神化政权、巩固统治。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龙”字的本义日渐淹没在历史深处，龙文化也褪去了其神秘主义的外衣，成为文学中的神话，但是，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不能忘记祖先筚路蓝缕、朝乾夕惕的历史功绩。
他们把历尽艰辛所总结出来的知识和经验，用最尊贵的方式和标识传承下来，一遍遍地告知我们，可谓用心良苦。
他们所创造出来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元亨利贞、进德修业、含弘光大等人生观，依然在为我们的人生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明密码，激励着我们努力创造新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走出一条新路。
天津博物馆的这一原徐世璋先生旧藏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玉器，非常重要，对于其的解读联系到诸多的玉器两面的图像性质。我们首先看天津博物馆的这件玉器，其中心的人为鸮形眼睛（不是一些发表线图中的单旋符形），所以其是玄鸟氏神祖喾无疑。其下端的造型，有单旋符的眼睛，着是玄鸟鸮眼睛的一种常见表现形式，其自然是玄鸟鸮无疑。这种鸮只有鸮首，类似者在诸多玉器存在过。由于其上端鸮形眼睛人面鸟身者绝对是玄鸟氏神祖喾，所以其造型既然与玄鸟鸮有关（有单旋符形的鸮形眼睛，是鸮形眼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那只有是玄鸟鸮了，即是以玄鸟氏的图腾了。于是，整个玉器上端的神鸟，即不可能是玄鸟鸮了，其只能是鹰了，无论眼睛的怎样表现。故宫博物院有一件玉器，其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风格，其上端显然是少昊氏神祖造型，下端是玄鸟鸮无疑，于是中间的一个人面只能是玄鸟氏神组喾了。还有谭家岭的一件特殊玉器，其上端的两只神鸟是鸮还是鹰似乎不容易判断，因为其似乎是圆形的鸮形眼睛，其下端也是鸮形眼睛，这即出现难题，是鸮与喾组合，还是鹰与鸮组合，还是鹰与喾组合？不过由于下端的造型与天津博物馆这一玉器的下端造型宏观一致，与故宫博物院的该玉器下端造型也基本一致，这无疑表明谭家岭该玉器上端的神鸟应该理解为是鹰，属于少昊氏之象征，与下端的鸮构成鹰鸮组合。少昊氏和玄鸟氏的联盟至少传到战国，山东地区战国时期，承龙山时代以来鹰和鸮组合于一件玉圭、共存于一件器物或者一个场景的氏族联盟文化，依然有鸮首壶和鹰首壶组合的现象。这同时提示我们，石家河文化晚期、龙山时代晚期诸多玉器中鹰的眼睛造型是典型的臣字形的，但是也有的眼睛似乎是圆形的，但是这可能是眼珠子，周边线条形成的空间则是概括表现了眼眶，这样的话整体则有鹰的眼睛特征。尤其是有披肩发式项羽却没有绶带鸟的长尾巴、鸮的羽角等龙山时代鹰的重要造型标识这一特征，更利于证明这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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