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只伸向黑暗的手，它要握住慈愛的东西，从而变成一只馈赠的手”
2022/11/04 阴 小降温 体感舒服
早上想到：
出生/入死，是注定的。人打一出生就奔死亡而去
贪生/怕死，是意识的死循环，也正因着这“贪”与“怕”于是顺“理”成章易被收割。
希望与等待是好词，但对少部分人而言近乎本能不会在此界面对此有妄念。设想一下，这不过就是个大考场，分一些不同的卷子。阶段做完按其时境尽性玩耍，接着继续充沛体验。。。很快，这一段旅程也就如梦似幻般的到了终点。
也许是随“出生”而来的一幅画卷。
既已知晓自古至今文明与文明人，智慧生命都是小概率事件。于是此生随缘随引领遇见的美妙事与人，都格外珍重欣喜不已。好似活着就为此而来。
所谓，正常环境，有精神品相好看的人，各种由此艺术延伸，人類犹如天启般的璀璨贡献。。。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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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想到：
出生/入死，是注定的。人打一出生就奔死亡而去
贪生/怕死，是意识的死循环，也正因着这“贪”与“怕”于是顺“理”成章易被收割。
希望与等待是好词，但对少部分人而言近乎本能不会在此界面对此有妄念。设想一下，这不过就是个大考场，分一些不同的卷子。阶段做完按其时境尽性玩耍，接着继续充沛体验。。。很快，这一段旅程也就如梦似幻般的到了终点。
也许是随“出生”而来的一幅画卷。
既已知晓自古至今文明与文明人，智慧生命都是小概率事件。于是此生随缘随引领遇见的美妙事与人，都格外珍重欣喜不已。好似活着就为此而来。
所谓，正常环境，有精神品相好看的人，各种由此艺术延伸，人類犹如天启般的璀璨贡献。。。如此
理学范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完成于天人部分。
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它由理气（天）、心性（人）、知行（中介）、天人四个部分所组成，“天人合一”则是它的最后结论。其中，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网络，但更为重要的是，各个部分之间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范畴体系。整个体系从“天”开始，过渡到“人”，经过知行范畴的连接，最后达到它的终点——“天人合一”。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起点，而是天与人、主体与客体充分展开之后，重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统一。在这个系统中，天是最高存在，但人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一些大的理学家，都建立了各自的范畴体系，但无论是理学派、心学派还是气学派，无不以“天人合一”为其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理学家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共同的范畴系统，这是理学之所以成为古代东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形态的重要原因。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思想家把“究天人之际”看作是最高的学问和智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理学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理学家张载正式提出的。二程甚至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陆、王等人的“心即理也”，更是如此。理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王夫之，虽有“天人相分”思想，因而超出了一般理学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天人合一”论。事实上，全部理学范畴都是围绕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理学家所完成的宇宙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无不在这一基本结构之中展开和进行。
所谓天人关系，实际上是讲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的关系。理学家虽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课题，但人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即自然界（和社会）。因此，人的问题必须在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中去解决。理学家的“人学”，归根到底是人和自然界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天人关系开始，到天人合一结束，终点也就是起点。
由于理学家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讨论天人问题，因而这种合一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但它又不同于佛教那样的绝对否定的超越，即不是达到绝对虚空的本体境界，而是在现实存在中实现自我超越。它要把现实和理想、感性和理性、相对和绝对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超现实的“彼岸”。就是说，它要通过自我肯定、自我认同的方法，达到和宇宙规律、宇宙法则的完全合一。
因此，理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毫无分别的浑沌一团，说成无自我意识的浑沌状态，也不是把人和自然界根本对立起来，实现所谓纯粹认识意义上的同构。它主要是讲价值关系而不是讲认识关系。这是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和大自然保持互相适应和动态平衡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表现。
理学家把自然界和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最后应回到自然界。人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发育流行中产生，人性来源于天道，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他们把人的社会本质说成是自然界所赋予，这种学说，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本体化、对象化，它既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具体认识，更缺乏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它的主体思想是有严重缺陷的。但是，它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则，应该求得和自然界的稳定和平衡，这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理学虽把“天”本体化，说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纯粹形而上的逻辑范畴，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它也有目的论思想，却不是宗教神学那样的目的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天被说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这种过程具有生物学的潜在目的性，其在人的实现即所谓“善”，这是人和自然界的最高原则。无论是气本论者、理本论者还是心本论者，都主张以人心体现天地生生之心，人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现实存在。理学家所谓“万物一体”境界，既不是把人混同于一物，也不是只讲本体论的超越。它既论证了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性，又论证了自然界的普遍永恒性。所谓“体道”、“知命”、“尽性”，不仅是主体通过直观认识和自我体验，实现同宇宙本体的合一，而且是实现人和物质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即所谓“生态平衡”。理学家所谓“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气流通”，就是对这种整体的美学式体验，也是对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赞美。
问题在于，理学家虽然认识到人和自然界保持统一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人和自然界的区别和对立，忽视了人类高于自然界以及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必要性。他们提出了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问题，却没有走上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道路，而走上了“参赞”化育、为天地“立心”的顺应自然之路。他们很强调人的主体性，但仅仅是为了实现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却忽视了这种关系必须以发展人的认识理性为基础。
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它由理气（天）、心性（人）、知行（中介）、天人四个部分所组成，“天人合一”则是它的最后结论。其中，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网络，但更为重要的是，各个部分之间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范畴体系。整个体系从“天”开始，过渡到“人”，经过知行范畴的连接，最后达到它的终点——“天人合一”。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起点，而是天与人、主体与客体充分展开之后，重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统一。在这个系统中，天是最高存在，但人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一些大的理学家，都建立了各自的范畴体系，但无论是理学派、心学派还是气学派，无不以“天人合一”为其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理学家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共同的范畴系统，这是理学之所以成为古代东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形态的重要原因。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思想家把“究天人之际”看作是最高的学问和智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理学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理学家张载正式提出的。二程甚至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陆、王等人的“心即理也”，更是如此。理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王夫之，虽有“天人相分”思想，因而超出了一般理学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天人合一”论。事实上，全部理学范畴都是围绕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理学家所完成的宇宙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无不在这一基本结构之中展开和进行。
所谓天人关系，实际上是讲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的关系。理学家虽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课题，但人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即自然界（和社会）。因此，人的问题必须在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中去解决。理学家的“人学”，归根到底是人和自然界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天人关系开始，到天人合一结束，终点也就是起点。
由于理学家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讨论天人问题，因而这种合一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但它又不同于佛教那样的绝对否定的超越，即不是达到绝对虚空的本体境界，而是在现实存在中实现自我超越。它要把现实和理想、感性和理性、相对和绝对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超现实的“彼岸”。就是说，它要通过自我肯定、自我认同的方法，达到和宇宙规律、宇宙法则的完全合一。
因此，理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毫无分别的浑沌一团，说成无自我意识的浑沌状态，也不是把人和自然界根本对立起来，实现所谓纯粹认识意义上的同构。它主要是讲价值关系而不是讲认识关系。这是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和大自然保持互相适应和动态平衡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表现。
理学家把自然界和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最后应回到自然界。人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发育流行中产生，人性来源于天道，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他们把人的社会本质说成是自然界所赋予，这种学说，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本体化、对象化，它既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具体认识，更缺乏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它的主体思想是有严重缺陷的。但是，它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则，应该求得和自然界的稳定和平衡，这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理学虽把“天”本体化，说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纯粹形而上的逻辑范畴，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它也有目的论思想，却不是宗教神学那样的目的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天被说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这种过程具有生物学的潜在目的性，其在人的实现即所谓“善”，这是人和自然界的最高原则。无论是气本论者、理本论者还是心本论者，都主张以人心体现天地生生之心，人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现实存在。理学家所谓“万物一体”境界，既不是把人混同于一物，也不是只讲本体论的超越。它既论证了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性，又论证了自然界的普遍永恒性。所谓“体道”、“知命”、“尽性”，不仅是主体通过直观认识和自我体验，实现同宇宙本体的合一，而且是实现人和物质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即所谓“生态平衡”。理学家所谓“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气流通”，就是对这种整体的美学式体验，也是对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赞美。
问题在于，理学家虽然认识到人和自然界保持统一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人和自然界的区别和对立，忽视了人类高于自然界以及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必要性。他们提出了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问题，却没有走上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道路，而走上了“参赞”化育、为天地“立心”的顺应自然之路。他们很强调人的主体性，但仅仅是为了实现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却忽视了这种关系必须以发展人的认识理性为基础。
关于如何获得知识，理学家普遍提出了“格物致知”和“穷理”的方法。这是理学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较大分歧。其中，程朱派主张在事事物物上“穷理”以尽心中之知；王阳明则主张推致心中之知于事事物物；王夫之既主张格物穷理以明心中之知，同时又提出认识事物以获得客观知识的重要思想。这些主张反映了不同的思想倾向，但都承认有先验的道德知识，并以此为最后归宿。
知行关系同理气、心性关系一样，是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它随着理气、心性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同时又推动了其他范畴的发展。大体说来，在北宋理学建立时期，一般都重视知，在知之中更强调德性之知，在方法上更重视穷理以尽性和省察功夫，以二程的“知先行后”说为代表。在南宋理学体系完成时期，知行并重并开始强调行，主张格物与致知、德性与见闻不可偏废，涵养与省察互相交养，以朱熹的“知行相须互发”说为代表。到明中期，更加强调实践而把知行统一起来，方法上则提倡“致知”以“正物”，更重视“涵养本源”而把本体和功夫统一起来，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为代表。明清之际，随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出现、普遍重视“实践”并出现了颜元的“践履”之学，认识论进一步向实用方面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格物致知”说也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开始注意自然科学方法并引进西方“质测”之学，以王夫之的“知行并进”说为代表。与此相联系，心性修养论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批判。这是一个转变时期。方法论的变化，反映了理学范畴体系整体结构的某些变化，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范畴体系。
在认识方法上，理学家普遍运用了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逻辑推理和非逻辑的直觉、顿悟，尤其运用了辩证的认识方法。但是，从总体上说，理学认识论是经验综合型的直观认识，而不是逻辑演绎型的理智认识，它主张自我反思型的直觉体验，缺乏向外扩散型的理智分析。
既然理学认识方法以直觉顿悟、直观体验为其根本特点，那么，它的任务就不是认识客观的自然界，而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是通过直观体验实现自我超越，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无论是周敦颐的“思通”，张载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还是程颢的“先识仁体”、“反身而诚”，都是为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合一之学。程颐、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虽重视“即物而穷其理”，但最终却是靠“豁然贯通”，以发明心中之“全体大用”，实现“心理合一”。至于陆九渊的“反思”、“立大本”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正心诚意”，更是以直接体认和实践道德自律，实现“天人合一”为目的。直到罗钦顺、王夫之等人的“格物致知”说，唯物地解决了主体同客体的关系问题，强调对“物理”的认识，向客观认识论前进了一大步，但其最终结果仍然是明心中之理以实现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事实说明，以“天人合一”为目的和总体架构的理学认识论，必然是重直觉重体验，也必然是返回到内心的自我反思。这种认识论，对于道德理性的自我觉悟以及实现人和自然界的价值关系，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但是对于发展人的认知理性，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却没有提出有力的论证和说明。
这里还要提出“涵养与省察”、“敬与静”等范畴，它们不仅是从主体意识的层次上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而且反映了理学方法论的重要特点。“涵养”即直接体验和培养心性本原，“省察”则是随时随事察识物理以发明“本心”。“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修养方法，即在静坐中排除一切杂念，体验心性本原；“敬”则是贯彻动静始终、自我专一、自我控制的重要方法。理学家对此虽有不同侧重和运用，但都承认这是实现自我完成的根本方法，其特点是表现了自主性和自觉性。理学认识论必须和这些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使命。
知行关系同理气、心性关系一样，是理学家讨论的重要问题，它随着理气、心性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同时又推动了其他范畴的发展。大体说来，在北宋理学建立时期，一般都重视知，在知之中更强调德性之知，在方法上更重视穷理以尽性和省察功夫，以二程的“知先行后”说为代表。在南宋理学体系完成时期，知行并重并开始强调行，主张格物与致知、德性与见闻不可偏废，涵养与省察互相交养，以朱熹的“知行相须互发”说为代表。到明中期，更加强调实践而把知行统一起来，方法上则提倡“致知”以“正物”，更重视“涵养本源”而把本体和功夫统一起来，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为代表。明清之际，随着“经世致用”思想的出现、普遍重视“实践”并出现了颜元的“践履”之学，认识论进一步向实用方面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格物致知”说也有新的突破和进展，开始注意自然科学方法并引进西方“质测”之学，以王夫之的“知行并进”说为代表。与此相联系，心性修养论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批判。这是一个转变时期。方法论的变化，反映了理学范畴体系整体结构的某些变化，但是却没有也不可能出现新的范畴体系。
在认识方法上，理学家普遍运用了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逻辑推理和非逻辑的直觉、顿悟，尤其运用了辩证的认识方法。但是，从总体上说，理学认识论是经验综合型的直观认识，而不是逻辑演绎型的理智认识，它主张自我反思型的直觉体验，缺乏向外扩散型的理智分析。
既然理学认识方法以直觉顿悟、直观体验为其根本特点，那么，它的任务就不是认识客观的自然界，而是解决人和自然的关系，也就是通过直观体验实现自我超越，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无论是周敦颐的“思通”，张载的“穷神知化”、“穷理尽性”，还是程颢的“先识仁体”、“反身而诚”，都是为了“尽性以至于命”的性命合一之学。程颐、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虽重视“即物而穷其理”，但最终却是靠“豁然贯通”，以发明心中之“全体大用”，实现“心理合一”。至于陆九渊的“反思”、“立大本”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正心诚意”，更是以直接体认和实践道德自律，实现“天人合一”为目的。直到罗钦顺、王夫之等人的“格物致知”说，唯物地解决了主体同客体的关系问题，强调对“物理”的认识，向客观认识论前进了一大步，但其最终结果仍然是明心中之理以实现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事实说明，以“天人合一”为目的和总体架构的理学认识论，必然是重直觉重体验，也必然是返回到内心的自我反思。这种认识论，对于道德理性的自我觉悟以及实现人和自然界的价值关系，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思想，但是对于发展人的认知理性，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却没有提出有力的论证和说明。
这里还要提出“涵养与省察”、“敬与静”等范畴，它们不仅是从主体意识的层次上进行自我修养的重要方法，而且反映了理学方法论的重要特点。“涵养”即直接体验和培养心性本原，“省察”则是随时随事察识物理以发明“本心”。“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修养方法，即在静坐中排除一切杂念，体验心性本原；“敬”则是贯彻动静始终、自我专一、自我控制的重要方法。理学家对此虽有不同侧重和运用，但都承认这是实现自我完成的根本方法，其特点是表现了自主性和自觉性。理学认识论必须和这些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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