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写给被过度教育者的人
•上帝钟爱的灵魂，必将永远年轻。
•在灵魂与肉体之间寻找差异的人，既无灵魂也无肉身。
•雄心壮志是失败挫折的最后避难所。
•老年人信仰一切；中年人怀疑一切；年轻人自以为懂得一切。
•教育是个好东西，但请时刻谨记，最有价值的知识恰恰是无法通过教育获得的。
•友谊中，悲剧成分多于友爱，所以友谊才地久天长。王尔德《镜子谎言与瞬间》#plog##今日贴纸打卡#

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静待花开是教育的真谛。
问种花人：“你在种花吗？”
种花人答：“花在自己长。”
教育者要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可模仿的对象，不是因为你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以及你是什么样的人，孩子自然会长大。
而工业追求的是流水线生产以及标准的成功：5岁该认识多少字？7岁该做多少算术题？9岁英语该有多少词汇量？12岁能考上重点中学吗？18 岁能考上 985 211吗？26岁能结婚吗？28岁能生娃吗？30 岁之前能把两个娃生完吗？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人生真的有标准答案吗？养育孩子真的有标准答案吗？
现在学校的教育更像工业化生产的思路，孩子像是一个个待生产的原材料，等待被制造成守纪律、不调皮、不挑食、成绩好的标准产品，不够长的拉一拉，太长的锯掉一段。有些家庭教育里，家长也会列了很多 check list&schedule，计划在合适的时问里让孩子拥有合适的技能，以便街接上之后的“工业化生产”。
这些可以做，但不要作为重点，重点是你给你家这个独一无二的孩子提供适宜他的环境和可被模仿的对象了吗？
守护好孩子的天性，特别在 12岁之前，后面他们大概率也不会听我们的了。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希望孩子这一生能找到真正热爱的事情并坚持下去。

#喜欢的书# 当然,如果历史地来看,我们也并不难理解西方现代主义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不同的哲学解读。“五四”时代的中国处于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叙述的开端,因此,类似于早期的西方现代主义者,中国对技术与科学满怀赞美之情,这种态度完全不同于所谓高度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态度。

在西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现代主义文化,包括了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艺术领域中科幻小说的激增和未来派的建立。在《时空文化,1880—1918》一书中,斯蒂芬·科恩(Stephen Kern)仔细提供了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例证来证明上述的观点。西方早期现代主义者对速度和进步的赞成与“五四”的模仿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时间上的滞后”。这种滞后性表明,中国对“普遍”现代性的参与已然“晚”了;由此,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同步的渴望只能是一个幻想。线性时间观意识无法成就“五四”知识分子与西方同时代的梦想。

与存在主义和柏格森的哲学相比,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更受欢迎。它不仅出现在文学圈里,而且在学术圈也备受欢迎。有关此学说,中国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而这也正体现了“五四”集体进步之意识形态的不严密之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意味着科学的又一个新前沿,这一理论表达了对个体性的一般性认同(即“五四”反传统的基础)。然而,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好像并未在集体方面表现出多大的作用。它既未允诺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很难对即时的社会变革产生显见的促进作用。相反,由于对记忆的过重依赖,精神分析学说倒是极有理由被认作为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哲学。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各种精神错乱都来源于患者过去的错乱,比如婴儿时期的性欲、童年的创伤经验或是刚刚过去的苦难。为了对患者不正常的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精神分析的主要手段是探究出患者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和知识。因此,精神分析学说事实上是一种通过解释过去以理解和处理当下的方式。

精神分析学说并非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和向内看。同时,这一学说并不探询外部的具体进步,而是钻研潜意识的深处。在此过程中,线性时间观被打乱;为便于仔细观察,时间不得不来回地跳跃,被放慢、被倒转,或被空间化。

尽管弗洛伊德学说与“五四”明显不能兼容,但精神分析学说仍然能够被用来支持“五四”时期的目的论。朱光潜(1897—1986)的《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1921年)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作为一位极端博学的学者,朱光潜以学贯中西而著称,他后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在这篇早期的论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融通中西的做法,朱光潜自如地从中国经典中撷取材料来对精神分析学说进行解释。朱光潜结合了梦的心理学、神话、精神疗法、艺术、宗教、精神分析、教育等等的因素,对弗洛伊德的隐意识概念作了简要的概括。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疗法都是科学的方法。就“隐意识在教育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论题来说,朱光潜对此的理论化处理与传统的解释大相径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弗洛伊德的实用主义解释是如何与“五四”目的论相适应的。

朱光潜将隐意识形容为一股需要正确“轨道”和“流路”的水流,唯其如此,隐意识才不至于导致疯癫、癔病或其他心理问题。他解释道,将个体生命置于强大的外在压力之下,迫使个人遵守社会规范,“把所有的个性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由此,将个体的隐意识都压抑作一团。相反的,在一个尊崇自由、个体不受到无意义束缚的社会,个体就较少受到压抑。

中国社会显然属于前一种社会,于是我们必须对孩童教育进行变革。朱光潜指出,中国的孩子不被允许去发现自己的欲望,因此他们道德和智力的自然发展就都受到了阻碍。他认为,学校和家庭应该鼓励孩子的自由思想,允许他们培养起自己的独立和自尊,进而对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也可以使得孩子远离那些需要被压抑的“坏的欲望”,而他们的潜力则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泄”。假若欲望不被允许释放,隐意识则会“泛滥横流”,最终引发病理学问题。正因为此,朱光潜劝告父母、兄长、老师和其他教育者都尽快受到上面事实的启发,允许孩子“走上天性自然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里,精神分析被提升为一种鼓励“自然”和对自我欲望的认知“更少压抑”的崭新教育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五四”的语境下,这种允许孩子“自然发展”的呼声与鲁迅《狂人日记》结尾狂人“救救孩子!救救孩子!”的著名吁请形成了某种回应。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如果社会弥漫着不近人情的腐败,甚至达到了近乎同类相食的状态,那么,孩子便是未被社会堕落所污染的唯一清白的人群,是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尽管朱光潜让孩子自然成长的呼吁并未十分清晰地表达出一个目的论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概念,但他对孩童教育应在社会建构层面发挥实际效用的呼吁,却包含了一个指向未来的、实用主义的远景展望。简言之,精神分析学说通过将个体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服务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