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天 卡尔松古堡——欧洲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堡
4.21
一早吃过房东为我们准备的早餐,为了赶路就出发去卡尔卡松城堡。天下着我们这次来法国后的第一场雨。雨中的城堡显得格外昏暗。尽管如此,许多人跟我们一样早早的来到了城堡,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礼拜天。
卡尔卡松(Carcassonne),法国南部城市,奥德省(Aude)首府。卡尔卡松旧城是一个中世纪要塞城市,人口约4万。城市建在河谷平原上,被奥德河分成下维莱和锡蒂两部分。隔比利牛斯山与西班牙相望。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卡尔卡松城内的古城堡号称是欧洲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堡,固若金汤的中世纪古堡拥有内城与外城的双重城墙,内墙是罗马式城垒,外围为哥特式城墙,内外城各26座箭楼。越过吊桥,进入那波内斯桥门,穿过古街,便可达小镇中心。坐在街心的石头上,点燃一支烟,仔细观察这古堡和街道。古堡拥有内城与外城双重城墙,26座箭楼点缀其间,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网。躲藏在将近2米厚的哥特式城墙之后的,是宫殿、教堂、广场、市集和房屋街道等错落有致的庞大公共设施,长达3公里的主干道延伸出一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城市。登上最高的碉楼远眺,远方山脉清晰,近处小镇人迹可现,一目了然。内城四处可见日常生活的场景,铁匠铺、面包坊、裁缝店,依旧是千百年前的摆设与布置。尽管贵为“世界文化遗产”,卡尔卡松仍然是平易近人。虽然散发着沧桑气息的建筑物与游客现代而时尚的身影有些格格不入,可城堡内外的生活似乎显得平静安康,不再是腥风血雨的城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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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吃过房东为我们准备的早餐,为了赶路就出发去卡尔卡松城堡。天下着我们这次来法国后的第一场雨。雨中的城堡显得格外昏暗。尽管如此,许多人跟我们一样早早的来到了城堡,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礼拜天。
卡尔卡松(Carcassonne),法国南部城市,奥德省(Aude)首府。卡尔卡松旧城是一个中世纪要塞城市,人口约4万。城市建在河谷平原上,被奥德河分成下维莱和锡蒂两部分。隔比利牛斯山与西班牙相望。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卡尔卡松城内的古城堡号称是欧洲现存的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堡,固若金汤的中世纪古堡拥有内城与外城的双重城墙,内墙是罗马式城垒,外围为哥特式城墙,内外城各26座箭楼。越过吊桥,进入那波内斯桥门,穿过古街,便可达小镇中心。坐在街心的石头上,点燃一支烟,仔细观察这古堡和街道。古堡拥有内城与外城双重城墙,26座箭楼点缀其间,组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网。躲藏在将近2米厚的哥特式城墙之后的,是宫殿、教堂、广场、市集和房屋街道等错落有致的庞大公共设施,长达3公里的主干道延伸出一座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城市。登上最高的碉楼远眺,远方山脉清晰,近处小镇人迹可现,一目了然。内城四处可见日常生活的场景,铁匠铺、面包坊、裁缝店,依旧是千百年前的摆设与布置。尽管贵为“世界文化遗产”,卡尔卡松仍然是平易近人。虽然散发着沧桑气息的建筑物与游客现代而时尚的身影有些格格不入,可城堡内外的生活似乎显得平静安康,不再是腥风血雨的城堡了。
#新书推介# 2020/6
2)《亚洲各国的国内人口迁移》(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Asia: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By Martin Bell, Aude Bernard, Elin Charles-Edwards, Yu Zhu // Published by Springer (2020)
1980 年代,国际人口迁移研究囿于统计口径调整等问题逐渐放弃宏观视角,转入微观个体研究。随着空间的社会性觉醒,人口迁移逐渐被理解为一种空间过程,伴随一系列统计分析方法迭代升级,人口迁移研究旨趣从微观尺度回归宏观尺度。
本书是全球国内人口迁移项目的亚洲地区(IMAGE-Asia)研究成果,旨在构建可用于国际比较的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范式。首先,本书归纳了影响国内人口迁移的三个主要因素:迁移强度、年龄构成和空间影响,进而对其进行理论演绎和数理建模,形成人口迁移研究的三维分析框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一般思路。其次,作者依据分析框架对中国、韩国、日本等15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在统一的人口迁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第二部分针对各国不同的人口迁移模式进行历史性阐述,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和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韩国从战后工业化引起人口向中心城市(首尔—釜山)集聚转变为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农村衰败有意引导人口流向城郊和乡村地区(京畿道、世宗市);日本的人口流动则表现出较强的市场导向和年龄分异。三大都市区的就业市场吸引青年流入,而退休人口正向都市周边地区和乡村迁移。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复刻自然科学研究可控的外部环境和自变量,未能形成统一的“坐标系”来审视研究结论的意义。本书为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和模型方法,并且对亚洲各国人口迁移的演化、动因和影响都进行了系统性的诠释。更重要的是,本书在相同的研究框架下,结合亚洲各国人口迁移展开论述,弥补了我国该领域研究缺乏国际坐标导致结论意义缺失和因果关系泛化的问题。(施德浩)
2)《亚洲各国的国内人口迁移》(Internal Migration in the Countries of Asia: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By Martin Bell, Aude Bernard, Elin Charles-Edwards, Yu Zhu // Published by Springer (2020)
1980 年代,国际人口迁移研究囿于统计口径调整等问题逐渐放弃宏观视角,转入微观个体研究。随着空间的社会性觉醒,人口迁移逐渐被理解为一种空间过程,伴随一系列统计分析方法迭代升级,人口迁移研究旨趣从微观尺度回归宏观尺度。
本书是全球国内人口迁移项目的亚洲地区(IMAGE-Asia)研究成果,旨在构建可用于国际比较的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范式。首先,本书归纳了影响国内人口迁移的三个主要因素:迁移强度、年龄构成和空间影响,进而对其进行理论演绎和数理建模,形成人口迁移研究的三维分析框架和国际比较研究的一般思路。其次,作者依据分析框架对中国、韩国、日本等15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在统一的人口迁移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第二部分针对各国不同的人口迁移模式进行历史性阐述,如中国的户籍制度和非均衡发展战略对人口迁移的影响;韩国从战后工业化引起人口向中心城市(首尔—釜山)集聚转变为政府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农村衰败有意引导人口流向城郊和乡村地区(京畿道、世宗市);日本的人口流动则表现出较强的市场导向和年龄分异。三大都市区的就业市场吸引青年流入,而退休人口正向都市周边地区和乡村迁移。
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难以复刻自然科学研究可控的外部环境和自变量,未能形成统一的“坐标系”来审视研究结论的意义。本书为人口迁移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思路和模型方法,并且对亚洲各国人口迁移的演化、动因和影响都进行了系统性的诠释。更重要的是,本书在相同的研究框架下,结合亚洲各国人口迁移展开论述,弥补了我国该领域研究缺乏国际坐标导致结论意义缺失和因果关系泛化的问题。(施德浩)
启蒙与教化
在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并不存在“启蒙”(Enlightenment) 这种观念,括弧里的这个英文词语的原意是“点亮*“掸去灰尘"。康德在回答何为启蒙运动时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在康德的概念里,启蒙意味着自我克服“不成熟状态”的一项伟业,而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能够克服,因为自我的原体是具有理性光源的,现时的自我只是理性之光已被遮蔽、蒙上了灰尘而已。启蒙就是掸去灰尘,用理性之光点亮自己,或者说启蒙就是自我除却偏见与愚昧。它不是通过“别人引导”而开启理性之光的,而是自己照亮自己。换言之,非要经过别人的引导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不是启蒙,恰是被康德看作人的“不成熟状态”的表现。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所使用的“启蒙”概念是被作者重新规制了的,它指向的是中国20世纪由《新青年》导引的文化事件。具体说,启蒙是从两个方面被界定的:一是指中国职业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的接纳(但不包括西方革命层面的文化);二是对中国以儒家为主线的文化传统的批判。而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知识活动则被剔除于这一概念之外了。很显然,这些大学校园和书房里的职业知识分子所做的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而是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装备好自己,成就一个已被西方文化俘获了的完满主体。然后,这些主体便带着强劲的“西方理性”歌颂人权、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国传统,并以这种方式为大学围墙里的学生和墙外的民众“启蒙”。即是说,他们与他们的知识对象之间在智识上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施”与“受”的关系。这里的启蒙更像是“教化”。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教化的主体占有绝对的知识优势地位,而被教化的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人”,而是中国意义上的“民”。民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光源之体,而是一个不靠别人“引导"(准确地说是教化)就永远处于混沌状态的不觉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民”有许多同源字,都有“迷蒙和混乱”的意思,如“泯”等,甚至作为玉的“珉”也往往被称为假玉,它们缺少真玉的光泽,因而君子对此不屑一顾。(参见《荀子·法行》)几种古代经典还定义民为“冥"或者“冥”的同源字“”,即黑暗和混沌的意思。
西周文字中的“民”是指瞎了的眼睛,因为它没有瞳孔。“民”是缺少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瞳子——的人。段玉裁认为,《说文》把“民”定义为“众萌”,特别用了“萌”字以表示精神上的黑暗和无知。“萌”字的第二个意思是“发芽”,这和董仲舒把“民”说成可以唤醒的沉睡着的人是一致的。
——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在中国文化传统意义上并不存在“启蒙”(Enlightenment) 这种观念,括弧里的这个英文词语的原意是“点亮*“掸去灰尘"。康德在回答何为启蒙运动时说: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在康德的概念里,启蒙意味着自我克服“不成熟状态”的一项伟业,而这种“不成熟状态”之所以能够克服,因为自我的原体是具有理性光源的,现时的自我只是理性之光已被遮蔽、蒙上了灰尘而已。启蒙就是掸去灰尘,用理性之光点亮自己,或者说启蒙就是自我除却偏见与愚昧。它不是通过“别人引导”而开启理性之光的,而是自己照亮自己。换言之,非要经过别人的引导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不是启蒙,恰是被康德看作人的“不成熟状态”的表现。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所使用的“启蒙”概念是被作者重新规制了的,它指向的是中国20世纪由《新青年》导引的文化事件。具体说,启蒙是从两个方面被界定的:一是指中国职业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的接纳(但不包括西方革命层面的文化);二是对中国以儒家为主线的文化传统的批判。而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知识活动则被剔除于这一概念之外了。很显然,这些大学校园和书房里的职业知识分子所做的并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启蒙”,而是用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装备好自己,成就一个已被西方文化俘获了的完满主体。然后,这些主体便带着强劲的“西方理性”歌颂人权、民主和自由,批判中国传统,并以这种方式为大学围墙里的学生和墙外的民众“启蒙”。即是说,他们与他们的知识对象之间在智识上并不是平等的,而是一种“施”与“受”的关系。这里的启蒙更像是“教化”。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教化的主体占有绝对的知识优势地位,而被教化的则是处于弱势地位的那些人,他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人”,而是中国意义上的“民”。民并不是一个具有理性光源之体,而是一个不靠别人“引导"(准确地说是教化)就永远处于混沌状态的不觉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民”有许多同源字,都有“迷蒙和混乱”的意思,如“泯”等,甚至作为玉的“珉”也往往被称为假玉,它们缺少真玉的光泽,因而君子对此不屑一顾。(参见《荀子·法行》)几种古代经典还定义民为“冥"或者“冥”的同源字“”,即黑暗和混沌的意思。
西周文字中的“民”是指瞎了的眼睛,因为它没有瞳孔。“民”是缺少眼睛中最重要的部分——瞳子——的人。段玉裁认为,《说文》把“民”定义为“众萌”,特别用了“萌”字以表示精神上的黑暗和无知。“萌”字的第二个意思是“发芽”,这和董仲舒把“民”说成可以唤醒的沉睡着的人是一致的。
——王人博《1840年以来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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