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茶罐/存茶罐】
璞友们久等啦!
今天主要和大家介绍醒茶罐与存茶罐,都是茶叶罐,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醒茶罐,顾名思义,作为醒茶用途,器身小巧罐口较窄,适用于存放短期内需要品饮的茶品,一般存放的茶品量较少;如果是器型较大的醒茶罐,也可作为小型散茶存储用器哦!
存茶罐,包含醒茶罐,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可用于存放饼茶、较大量的散茶的中大型茶叶罐,平时并不经常打开,能够使茶叶长期处于较良好的转化环境。常见的有七子缸、九饼缸、十一饼缸等等,建水紫陶泥料单气孔微透气,防潮隔热效果均比较优越,很适合长期存放普洱、六堡、白茶、红茶等可后期转化的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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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主要和大家介绍醒茶罐与存茶罐,都是茶叶罐,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很大的!
醒茶罐,顾名思义,作为醒茶用途,器身小巧罐口较窄,适用于存放短期内需要品饮的茶品,一般存放的茶品量较少;如果是器型较大的醒茶罐,也可作为小型散茶存储用器哦!
存茶罐,包含醒茶罐,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可用于存放饼茶、较大量的散茶的中大型茶叶罐,平时并不经常打开,能够使茶叶长期处于较良好的转化环境。常见的有七子缸、九饼缸、十一饼缸等等,建水紫陶泥料单气孔微透气,防潮隔热效果均比较优越,很适合长期存放普洱、六堡、白茶、红茶等可后期转化的茶品。
老茶老器之韵
老茶陈韵悠香,
老器历史沧桑,
同载岁月知味,
共酝经典茶汤。
我非常喜爱陈韵悠香,也十分喜欢古董,老茶早就成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图1-5为清末民初茶叶罐,我拿来储存老茶非常合适,很能保持老茶的纯正韵味。图6为一清代小康醒茶罐,用来醒老茶再合适不过了。图7-11是我爱不释手的各色老壶,太有陈韵和历史沧桑感了。图12是我平时用的清代茶杯,最能体现老茶韵香与甜水了。
老茶陈韵悠香,
老器历史沧桑,
同载岁月知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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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喜爱陈韵悠香,也十分喜欢古董,老茶早就成为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图1-5为清末民初茶叶罐,我拿来储存老茶非常合适,很能保持老茶的纯正韵味。图6为一清代小康醒茶罐,用来醒老茶再合适不过了。图7-11是我爱不释手的各色老壶,太有陈韵和历史沧桑感了。图12是我平时用的清代茶杯,最能体现老茶韵香与甜水了。
(转)本文即将介绍的炉钧釉,唐英(1682-1756)在《陶成纪事碑记》(雍正十三年,1735)中述:“色在广东窑与宜兴挂釉之间,而花纹流淌过之”,即所谓景德镇官窑烧造的炉钧釉,虽与广东窑、宜兴窑(宜兴挂釉)的施釉陶相类似,但相较两者,釉的流动感更加显著。那么,当时唐英亲眼所见的广东窑与宜兴窑的作品究竟样貌如何呢?
碑文记载的“广东窑”毋庸置疑是说明位于广东省的窑口,指明清时期石湾窑的产品。自古以来,广东省窑业兴盛,宋代就已烧造各式器物并远销海外(注 1)。同时,位于河南省的钧窑,于北宋至金代期间烧造成功了天蓝釉,风靡一时。包括华北地区各窑,以及南方浙江省的金华铁店窑、四川省的西坝窑等诸窑,都曾积极模仿天蓝釉的烧造技术。由于这种蓝白混合釉色由钧窑首创,人们一般称其为“钧釉”。时间推移,据传广东省的石湾窑也在明代中期开始大量生产钧釉器物,即所谓的“广钧”。
广钧的年代确实能够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以前,但唐英所亲见的器物具体是何面貌实际上仍不为人知。窑址调查的滞后是一个原因之外,传世器物如故宫博物院等的相关藏品虽标记为明代,但都是以器物的样式风格作为年代判断的依据。另外,“可松”、“祖唐居”等铭文,据传早至明代晚期,然而并无确凿的根据。(注 2)
关于石湾窑,近年在遗址调查中取得了重要发现。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明代永宁王府遗址出土了两件动物形花器(图 1),据粗制胎体等特征被定为石湾窑产品(注 3)。永宁王隶属于明代的藩王系统,可追溯至明初的永乐年间(1402-1424)。根据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该遗址出土了包括原王府内所悬挂的“昭代贤宗”匾额、石湾窑花器以及大量的金属器等丰富的遗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遗迹的年代下限非常明确。开封城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被李自成的军队掘开黄河水攻开封,使繁华古都毁于一旦。
在此发现的两件动物形花器,分别是兔子和大象的形象,置于承盘之上,整体施釉,背上留有孔洞。器物表面通体施天蓝色钧釉,具有明显的广钧釉色特征。
调查博物馆藏品,我们发现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收藏有类似的石湾窑动物形花器。(图 2)台北故宫曾举办以花之器为主的特别展——“花事·闲情”(2018-2019年展期)中,介绍有同类的犬形花器。作品解说中提到,根据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刊行,1591)中的记述“(花盆)有烧成兔子、蟾蜍、刘海、荔枝……中开一孔种蒲”,据此可知这是栽培菖蒲的花盆,并且还有诸多器形(注 4)。
接下来,笔者想就唐英所见“宜兴挂釉”,即宜兴窑烧造的“宜钧”进行探究。
宜兴窑因其器物独特的市场定位而崭露头角,始于明代中后期。宜兴窑依托当地丰富的紫泥矿资源,以量产素烧茶具为主打商品而开拓销路。时至明末清初,产品不仅面对中国国内,还大量远销欧洲。而其中施钧釉烧成的那部分产品就是本文讨论的“宜钧”,同时也是清代档案中记录的“宜兴挂釉”。
那么,明末清初的“宜兴挂釉”的样貌究竟如何?笔者想先从文献入手:
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万历十八年)
为宜兴挂釉的三足大乳炉制作紫檀的木座。(《活计档》,雍正元年十二月)
按照宜兴挂釉的罐制作木样,将该木样送交年希尧,命令烧成官窑瓷器。(《活计档》,雍正四年八月)
养心殿中的各种古董,共计643件,分类漆匣使之收纳。清单中包含了几种器物,如宜兴挂釉的鹅形瓶。(《活计档》,雍正六年九月)
为宜兴挂釉的葫芦瓶、鼎形的香炉等制作台座。(《活计档》,乾隆六年十一月)
近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公布的宜钧窑藏品中,一件呈现天蓝色钧釉的鹅颈瓶(图 3),与上述《活计档》中记载的“宜兴挂釉鹅形瓶”当为同物。另外,口沿部刻有“祥符”铭的一件葫芦瓶(图 4)也为传世清宫旧藏,根据档案可知其长期置于紫禁城的乐寿堂用以装饰(图 5)。
此外,从明末版画当中也能得到有关宜钧器的线索。北京故宫传世有一件宜钧七孔瓶(图 6),对比可知其是以明代著名制墨家方于鲁图集《方氏墨谱》(万历十五年刊行 ,1587)中的“宝露台”为原型烧造的(注 6)。
更进一步,能否从纹样、技法层面对宜钧确定年代呢?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运用了贴花技法的作品。图7所示葫芦瓶的圈足无釉,能够清晰地看见胎土使用的紫泥。纹样也是精心制作,表面贴花螭龙样的动物贴塑,极具立体感。(图 7)宜兴窑运用贴花技法的器物,流行于十八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多用于销往欧洲的作品,因其特有的装饰性在海外受到欢迎。德国德雷斯顿宫殿所收藏的螭龙纹贴花紫砂茶叶罐(图 8),在1721年(康熙六十年)所编撰的藏品目录中被加以记载。因此,采用这种工艺的宜兴窑可以大致推断时代为十八世纪前半(注 7),笔者认为宜钧的年份也可以此为依据加以排比。
https://t.cn/A6XS17Cw
碑文记载的“广东窑”毋庸置疑是说明位于广东省的窑口,指明清时期石湾窑的产品。自古以来,广东省窑业兴盛,宋代就已烧造各式器物并远销海外(注 1)。同时,位于河南省的钧窑,于北宋至金代期间烧造成功了天蓝釉,风靡一时。包括华北地区各窑,以及南方浙江省的金华铁店窑、四川省的西坝窑等诸窑,都曾积极模仿天蓝釉的烧造技术。由于这种蓝白混合釉色由钧窑首创,人们一般称其为“钧釉”。时间推移,据传广东省的石湾窑也在明代中期开始大量生产钧釉器物,即所谓的“广钧”。
广钧的年代确实能够追溯到明末清初的十七世纪以前,但唐英所亲见的器物具体是何面貌实际上仍不为人知。窑址调查的滞后是一个原因之外,传世器物如故宫博物院等的相关藏品虽标记为明代,但都是以器物的样式风格作为年代判断的依据。另外,“可松”、“祖唐居”等铭文,据传早至明代晚期,然而并无确凿的根据。(注 2)
关于石湾窑,近年在遗址调查中取得了重要发现。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明代永宁王府遗址出土了两件动物形花器(图 1),据粗制胎体等特征被定为石湾窑产品(注 3)。永宁王隶属于明代的藩王系统,可追溯至明初的永乐年间(1402-1424)。根据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调查,该遗址出土了包括原王府内所悬挂的“昭代贤宗”匾额、石湾窑花器以及大量的金属器等丰富的遗物。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此遗迹的年代下限非常明确。开封城是在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被李自成的军队掘开黄河水攻开封,使繁华古都毁于一旦。
在此发现的两件动物形花器,分别是兔子和大象的形象,置于承盘之上,整体施釉,背上留有孔洞。器物表面通体施天蓝色钧釉,具有明显的广钧釉色特征。
调查博物馆藏品,我们发现两岸故宫博物院都收藏有类似的石湾窑动物形花器。(图 2)台北故宫曾举办以花之器为主的特别展——“花事·闲情”(2018-2019年展期)中,介绍有同类的犬形花器。作品解说中提到,根据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刊行,1591)中的记述“(花盆)有烧成兔子、蟾蜍、刘海、荔枝……中开一孔种蒲”,据此可知这是栽培菖蒲的花盆,并且还有诸多器形(注 4)。
接下来,笔者想就唐英所见“宜兴挂釉”,即宜兴窑烧造的“宜钧”进行探究。
宜兴窑因其器物独特的市场定位而崭露头角,始于明代中后期。宜兴窑依托当地丰富的紫泥矿资源,以量产素烧茶具为主打商品而开拓销路。时至明末清初,产品不仅面对中国国内,还大量远销欧洲。而其中施钧釉烧成的那部分产品就是本文讨论的“宜钧”,同时也是清代档案中记录的“宜兴挂釉”。
那么,明末清初的“宜兴挂釉”的样貌究竟如何?笔者想先从文献入手:
近年新烧此窑,皆以宜兴沙土为骨,泑水微似,制有佳者,但不耐用,俱无足取。(《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 万历十八年)
为宜兴挂釉的三足大乳炉制作紫檀的木座。(《活计档》,雍正元年十二月)
按照宜兴挂釉的罐制作木样,将该木样送交年希尧,命令烧成官窑瓷器。(《活计档》,雍正四年八月)
养心殿中的各种古董,共计643件,分类漆匣使之收纳。清单中包含了几种器物,如宜兴挂釉的鹅形瓶。(《活计档》,雍正六年九月)
为宜兴挂釉的葫芦瓶、鼎形的香炉等制作台座。(《活计档》,乾隆六年十一月)
近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公布的宜钧窑藏品中,一件呈现天蓝色钧釉的鹅颈瓶(图 3),与上述《活计档》中记载的“宜兴挂釉鹅形瓶”当为同物。另外,口沿部刻有“祥符”铭的一件葫芦瓶(图 4)也为传世清宫旧藏,根据档案可知其长期置于紫禁城的乐寿堂用以装饰(图 5)。
此外,从明末版画当中也能得到有关宜钧器的线索。北京故宫传世有一件宜钧七孔瓶(图 6),对比可知其是以明代著名制墨家方于鲁图集《方氏墨谱》(万历十五年刊行 ,1587)中的“宝露台”为原型烧造的(注 6)。
更进一步,能否从纹样、技法层面对宜钧确定年代呢?其中令人瞩目的是运用了贴花技法的作品。图7所示葫芦瓶的圈足无釉,能够清晰地看见胎土使用的紫泥。纹样也是精心制作,表面贴花螭龙样的动物贴塑,极具立体感。(图 7)宜兴窑运用贴花技法的器物,流行于十八世纪前半叶,特别是多用于销往欧洲的作品,因其特有的装饰性在海外受到欢迎。德国德雷斯顿宫殿所收藏的螭龙纹贴花紫砂茶叶罐(图 8),在1721年(康熙六十年)所编撰的藏品目录中被加以记载。因此,采用这种工艺的宜兴窑可以大致推断时代为十八世纪前半(注 7),笔者认为宜钧的年份也可以此为依据加以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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