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院士：敲天下石头 解大地构造】黄汲清，原名黄德淦，1904年3月30日出生于四川省仁寿县青岗乡的一个书香之家。幼时受过私塾教育，后在父亲主办的青岗场同化小学读书，1917年入四川省立第一中学。
1921年6月，黄汲清中学毕业后回家与父亲商议升学事宜，其时这位少年已有科学救国之抱负。是年秋天，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24年黄汲清复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大学时期的黄汲清勤奋好学，才华初现，1927年完成学术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并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六卷。该文为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地质学学术论文。
1928年，黄汲清大学毕业后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开始地质科学生涯。入职不久，他即随王竹泉前往辽东、辽西进行地质考察。
1929年3月，黄汲清又同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赴西北、西南考察。黄汲清从西安出发，越秦岭、四川，入云南、贵州，徒步万里，调查秦岭四川之地质及勘察川广铁路，历时15个月，直至1930年6月方完成调查任务。他后来自编一首《青年地质学家的山歌》以鞭策自己，“手把锤子出大门，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岭，前行前行复前行”，对野外考察工作的热情跃然纸上。
1930—1932年，黄汲清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一手材料，潜心研究、专心著书，短短两年内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评价。黄汲清由此获得“黄二叠”之美誉。
1932年，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赴瑞士留学，师从著名大地构造学家Emile Argand。1935年，黄汲清以法文完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著名学者Rudolf Staub认为此文对阿尔卑斯彭宁带的研究有重要贡献。1977年国际地科联主席Rudolf Trümpy访问中国时指出黄汲清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价值”。
在欧洲，黄汲清不仅全面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质，而且对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也进行了实地考察。1935年秋他在考察英格兰和苏格兰地质后，又前往美国3个月，重点考察了美国油气田地质。1936年春，黄汲清自美国返回中国。报道全文：https://t.cn/A66MbnYp
1921年6月，黄汲清中学毕业后回家与父亲商议升学事宜，其时这位少年已有科学救国之抱负。是年秋天，他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24年黄汲清复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
大学时期的黄汲清勤奋好学，才华初现，1927年完成学术论文《北京西山之寒武纪及奥陶纪地层》并发表于《中国地质学会志》第六卷。该文为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地质学学术论文。
1928年，黄汲清大学毕业后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改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调查所）工作，从此开始地质科学生涯。入职不久，他即随王竹泉前往辽东、辽西进行地质考察。
1929年3月，黄汲清又同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赴西北、西南考察。黄汲清从西安出发，越秦岭、四川，入云南、贵州，徒步万里，调查秦岭四川之地质及勘察川广铁路，历时15个月，直至1930年6月方完成调查任务。他后来自编一首《青年地质学家的山歌》以鞭策自己，“手把锤子出大门，上高坡，下深谷，越大山，爬峻岭，前行前行复前行”，对野外考察工作的热情跃然纸上。
1930—1932年，黄汲清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大量一手材料，潜心研究、专心著书，短短两年内发表了《秦岭山及四川地质之研究》《中国南部二叠纪珊瑚化石》《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等6部专著。其中，《中国南部二叠纪地层》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地层总结，奠定了中国二叠纪地层划分的基础，受到国内外地学界的高度评价。黄汲清由此获得“黄二叠”之美誉。
1932年，黄汲清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选派赴瑞士留学，师从著名大地构造学家Emile Argand。1935年，黄汲清以法文完成博士论文《瑞士华莱线素女峰——破金瓜峰地区之地质研究》，著名学者Rudolf Staub认为此文对阿尔卑斯彭宁带的研究有重要贡献。1977年国际地科联主席Rudolf Trümpy访问中国时指出黄汲清的博士论文“至今仍有价值”。
在欧洲，黄汲清不仅全面研究了阿尔卑斯山地质，而且对意大利、德国、比利时、法国等国也进行了实地考察。1935年秋他在考察英格兰和苏格兰地质后，又前往美国3个月，重点考察了美国油气田地质。1936年春，黄汲清自美国返回中国。报道全文：https://t.cn/A66MbnYp
【“向新文学的建设”的文学研究会】
1920年11月29日的北京，天寒地冻，万物萧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却温暖如春，热闹异常。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俄文专修馆的耿济之、汇文大学的瞿世英等几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聚在这里，召开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筹备会，决心开辟出一片新文学建设的新天地。
（一）
其实，他们的初衷是想办一本文学刊物。
当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新思潮的影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北洋军阀政府之愚昧无能，和旧社会之必须改造，于是有的倾向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之号召，有的投到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之下。前者缓进一些，后者急进一些，总之企图改造旧局面，则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但要如此做，总得有一个宣传机构，才能启迪民智，起些号召和促进的作用”。创办刊物成为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抨击旧思想、宣传新思想的共同选择。
1919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依靠基督教青年会，以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创办了进步刊物《新社会》旬刊，“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1920年5月1日，因刊发的“劳动号”介绍“五一”由来，号召工人找到自己的办法来争取“人”的待遇，《新社会》被北洋军阀政府封杀。他们没有灰心，又创办《人道》月刊。基督教青年会怕再惹麻烦，只资助一期便不再支持。吸取前两次办刊教训，他们决定创办一个纯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
五四时期的北京，各种报刊层出不穷，首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和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虽然倡导文学革命，发表新文学作品，但都是综合性刊物，还没有一本纯文学杂志。热爱新文学的青年“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
一筹莫展之际，郑振铎从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那里得到消息，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来京招贤纳士。接到消息，郑振铎喜出望外，立即前往张元济下榻的饭店拜访。他讲了自己对新文学的看法，提出想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由他们主编的文学杂志。张元济欣赏郑振铎的才华和能力，但表示不想再出版新杂志，提出可以由他们改组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小说月报》。郑振铎志在创办新刊，婉拒了张元济的建议。
（二）
依托商务印书馆创办新文学杂志的愿望虽然落空了，却更加激起了他们要办文学杂志的决心。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商议下一步计划：“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的赞成。”
他们认为“当时胡适所标榜的‘文学革命’，只成为一种白话文运动，只做到了以白话代文言，还没有做到以新文学代旧文学”，成立文学会，可以推进一步，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运动。11月23日，他们相聚在耿济之寓所商谈，还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社会名流蒋百里、新潮社社员郭绍虞和孙伏园等人。经过商量，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名字就叫“文学研究会”。
就在这时，王统照接到上海沈雁冰的来信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小说月报》指定由他接编，“只是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沈雁冰的来信正当其时，使他们心中的蓝图即将变成现实，他们决定迅速地推动这项工作。于是，就有了11月29日的第一次筹备会。会上，他们决定积极筹备文学研究会，并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暂时不出版杂志；他们答应以个人名义为《小说月报》撰稿，并以它为文学研究会的代刊。会后，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冰，报告了会议决议，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学研究会。
5天后，他们又聚集在耿济之寓所，召开第二次筹备会，决定以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孙伏园、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12人的名义发起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负责起草宣言书。
《文学研究会宣言》起草后，周作人向其兄长鲁迅（周树人）征求意见。鲁迅对文学研究会给予热情支持，之后经常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撰稿。但鲁迅“为什么不做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甚至也不算是会员呢？”据沈雁冰回忆，当时北洋政府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团体，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所以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
12月13日，北京《晨报》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鲜明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应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随后，上海《新青年》《民国日报》等相继转载。《文学研究会宣言》提出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加入。12月30日，第三次筹备会在耿济之家中召开，会上通过了新加入会员名单，并决定于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社召开成立大会。
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12名发起人中，周作人生病、郭绍虞离京、沈雁冰远在上海、叶圣陶执教苏州，故未能参加。其他发起人和后入会的庐隐、郭梦良等都前来参会，共21人。会议通过了《文学研究会简章》，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会上还成立了读书会，分为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及小说组、诗歌组、戏剧组、批评文学组、杂文组等。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正式成立。
1月10日，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第10卷第1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成为倡导现实主义新文学的主要阵地。
（三）
文学研究会继承《新青年》倡导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正如郑振铎后来指出的：“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尽管在如何理解“为人生”问题上，成员之间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就其倾向性来说，该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要求文学应该强调“哀怜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真地反映社会黑暗和劳苦大众生活的痛苦。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不但要反映人生，而且要影响人生、指导人生，要担负起“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分会。上海分会主要以沈雁冰、叶圣陶等人为主导。1921年5月，郑振铎南下上海，上海分会逐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阵地。文学研究会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等刊物，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名著丛书》《通俗戏剧丛书》等6类近300种，留下了《海滨故人》《命命鸟》《背影》《雨巷》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文学研究会精英荟萃，他们在小说、新诗、散文、戏剧创作及翻译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向新文学的建设”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随着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会员队伍日渐壮大，影响日益深远，正式登记的会员达172名，其中有瞿秋白、沈雁冰、冯雪峰、陈望道、沈泽民、李达、李汉俊、陈毅、张闻天等一批共产党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厂都被日寇炸毁，《小说月报》被迫停刊。失去了刊物这一阵地，存续了11年之久的文学研究会随之解散。
文学研究会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从“向旧文学的进攻”转为“向新文学的建设”中诞生的，它倡导写实的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封建复古主义，成为当时新文学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
1920年11月29日的北京，天寒地冻，万物萧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却温暖如春，热闹异常。铁路管理学校的郑振铎、俄文专修馆的耿济之、汇文大学的瞿世英等几个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聚在这里，召开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筹备会，决心开辟出一片新文学建设的新天地。
（一）
其实，他们的初衷是想办一本文学刊物。
当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新思潮的影响，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看到北洋军阀政府之愚昧无能，和旧社会之必须改造，于是有的倾向于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之号召，有的投到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之下。前者缓进一些，后者急进一些，总之企图改造旧局面，则是比较一致的”。他们认为“但要如此做，总得有一个宣传机构，才能启迪民智，起些号召和促进的作用”。创办刊物成为众多青年知识分子抨击旧思想、宣传新思想的共同选择。
1919年11月，在新文化运动的激励下，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瞿世英等人，依靠基督教青年会，以北京社会实进会名义创办了进步刊物《新社会》旬刊，“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1920年5月1日，因刊发的“劳动号”介绍“五一”由来，号召工人找到自己的办法来争取“人”的待遇，《新社会》被北洋军阀政府封杀。他们没有灰心，又创办《人道》月刊。基督教青年会怕再惹麻烦，只资助一期便不再支持。吸取前两次办刊教训，他们决定创办一个纯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
五四时期的北京，各种报刊层出不穷，首倡“文学革命”的《新青年》和继起的《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虽然倡导文学革命，发表新文学作品，但都是综合性刊物，还没有一本纯文学杂志。热爱新文学的青年“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
一筹莫展之际，郑振铎从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那里得到消息，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来京招贤纳士。接到消息，郑振铎喜出望外，立即前往张元济下榻的饭店拜访。他讲了自己对新文学的看法，提出想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本由他们主编的文学杂志。张元济欣赏郑振铎的才华和能力，但表示不想再出版新杂志，提出可以由他们改组商务印书馆现有的《小说月报》。郑振铎志在创办新刊，婉拒了张元济的建议。
（二）
依托商务印书馆创办新文学杂志的愿望虽然落空了，却更加激起了他们要办文学杂志的决心。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商议下一步计划：“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的赞成。”
他们认为“当时胡适所标榜的‘文学革命’，只成为一种白话文运动，只做到了以白话代文言，还没有做到以新文学代旧文学”，成立文学会，可以推进一步，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文学运动。11月23日，他们相聚在耿济之寓所商谈，还邀请了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社会名流蒋百里、新潮社社员郭绍虞和孙伏园等人。经过商量，大家决定成立一个文学团体，名字就叫“文学研究会”。
就在这时，王统照接到上海沈雁冰的来信说：商务印书馆已着手实施改革，《小说月报》指定由他接编，“只是内容虽可彻底的改革，名称却不能改为‘文学杂志’”。沈雁冰的来信正当其时，使他们心中的蓝图即将变成现实，他们决定迅速地推动这项工作。于是，就有了11月29日的第一次筹备会。会上，他们决定积极筹备文学研究会，并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暂时不出版杂志；他们答应以个人名义为《小说月报》撰稿，并以它为文学研究会的代刊。会后，郑振铎立刻致函沈雁冰，报告了会议决议，邀请沈雁冰参加即将成立的文学研究会。
5天后，他们又聚集在耿济之寓所，召开第二次筹备会，决定以郑振铎、王统照、周作人、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孙伏园、沈雁冰、叶圣陶、许地山12人的名义发起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负责起草宣言书。
《文学研究会宣言》起草后，周作人向其兄长鲁迅（周树人）征求意见。鲁迅对文学研究会给予热情支持，之后经常为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撰稿。但鲁迅“为什么不做文学研究会发起人甚至也不算是会员呢？”据沈雁冰回忆，当时北洋政府禁止各部官员参加社会上的各种团体，鲁迅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所以不便参加文学研究会。
12月13日，北京《晨报》刊登了《文学研究会宣言》，鲜明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应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随后，上海《新青年》《民国日报》等相继转载。《文学研究会宣言》提出的主张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大批文学青年加入。12月30日，第三次筹备会在耿济之家中召开，会上通过了新加入会员名单，并决定于1921年1月4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茶社召开成立大会。
1月4日，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12名发起人中，周作人生病、郭绍虞离京、沈雁冰远在上海、叶圣陶执教苏州，故未能参加。其他发起人和后入会的庐隐、郭梦良等都前来参会，共21人。会议通过了《文学研究会简章》，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会上还成立了读书会，分为中国文学组、英国文学组、俄国文学组、日本文学组及小说组、诗歌组、戏剧组、批评文学组、杂文组等。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正式成立。
1月10日，经过革新的《小说月报》第10卷第1号，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成为倡导现实主义新文学的主要阵地。
（三）
文学研究会继承《新青年》倡导的文学“为社会”“为人生”的现实主义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他们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正如郑振铎后来指出的：“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尽管在如何理解“为人生”问题上，成员之间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但就其倾向性来说，该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要求文学应该强调“哀怜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必须和时代的呼号相应答，真地反映社会黑暗和劳苦大众生活的痛苦。他们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不但要反映人生，而且要影响人生、指导人生，要担负起“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上海、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分会。上海分会主要以沈雁冰、叶圣陶等人为主导。1921年5月，郑振铎南下上海，上海分会逐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主阵地。文学研究会又相继创办了《文学旬刊》（后改为《文学周刊》《文学周报》）、《诗》等刊物，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名著丛书》《通俗戏剧丛书》等6类近300种，留下了《海滨故人》《命命鸟》《背影》《雨巷》等一批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
文学研究会精英荟萃，他们在小说、新诗、散文、戏剧创作及翻译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在“向新文学的建设”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随着新文学运动深入发展，会员队伍日渐壮大，影响日益深远，正式登记的会员达172名，其中有瞿秋白、沈雁冰、冯雪峰、陈望道、沈泽民、李达、李汉俊、陈毅、张闻天等一批共产党员。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印刷厂都被日寇炸毁，《小说月报》被迫停刊。失去了刊物这一阵地，存续了11年之久的文学研究会随之解散。
文学研究会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从“向旧文学的进攻”转为“向新文学的建设”中诞生的，它倡导写实的为人生的艺术，反对封建复古主义，成为当时新文学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为中国现代文学培养了一批人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来源于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红楼旧址群故事》，北京出版集团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5月版）
余英时曾指出一个“塞翁失马”的现象，他认为严复从30至40岁为准备考试而阅读经史典籍，此一功夫不失为对于运用古典文字的一种有效训练。
因此严复在此10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之中，使他补足了自15岁开始便中断的传统教育，“经过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严复后来将八股文的写作与西方逻辑学的训练结合在一起，而开创出一种独特的“逻辑的古文”（钱基博语）。
严复在水师学堂的生活显然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在闲暇之时也开始阅读西书，后来又进而以翻译西方经典为职志，而成就一生事业。#大学问图书#
黄克武 |《笔醒山河·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因此严复在此10年间，有系统地沉浸于举业之中，使他补足了自15岁开始便中断的传统教育，“经过这一阶段，他虽然是‘半路出家’的留学生，他在中国古典文化的一般修养已与同时代的士大夫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严复后来将八股文的写作与西方逻辑学的训练结合在一起，而开创出一种独特的“逻辑的古文”（钱基博语）。
严复在水师学堂的生活显然不尽如人意，因此他在闲暇之时也开始阅读西书，后来又进而以翻译西方经典为职志，而成就一生事业。#大学问图书#
黄克武 |《笔醒山河·北洋当差·味同嚼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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