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关系#【卢拉回归，中巴关系怎么走？】当地时间10月30日晚间，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正式出炉，巴西左翼劳工党候选人、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获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的得票率战胜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在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卢拉强调，他将为全体巴西人民执政，在困难局面之下寻找让巴西恢复民主、和谐生活的出路，尝试弥合民众之间的分歧。他同时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
与倾向于“反全球化”的博索纳罗相比，卢拉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合作，他将如何把巴西带出“孤立”状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卢拉在前两个任期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并促进巴中贸易往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的回归将让一度经历坎坷的巴中关系大幅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表示，巩固对华合作符合巴西国家利益，中国与巴西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也有助于促进巴西民生发展。
“巴西最受欢迎的总统”再次当选
在10月2日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分别获得48.4%和43.2%的选票。由于巴西选举制度规定，只有首轮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直接当选，因此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之中进入了第二轮角逐。
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当地时间10月30日20时（北京时间31日7时），在当时完成统计的98.81%选票中，卢拉赢得了50.83%的选票，博索纳罗已经无法实现反超。因此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结果，对全部选票的统计显示，卢拉共赢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对49.1%的得票率击败博索纳罗。卢拉将从2023年1月1日开始担任下一届巴西总统。
现年77岁的卢拉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在巴西军政府时期领导过罢工运动。他从2003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在任内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升工人地位，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丁美洲最受尊敬的左翼政客之一”。
但卢拉在最近几年也遭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对国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调查中，尽管卢拉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仍在2017年被判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不过，服刑不到两年后，一名最高法官于2021年3月宣布对卢拉的定罪无效，这为他参加本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卢拉在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他表示，这是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巴西将“重返全球舞台”。卢拉强调，他不会只为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执政，而是会为全体巴西人执政，“不会有两个巴西，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卢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困难局面下治理好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条出路，让这个国家再次民主、和谐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重建和平、弥合分歧，让我们建立我们想要的巴西和世界。”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是新政府的“首要承诺”，他领导的巴西政府将致力于消除饥饿、优先帮助低收入家庭并推动能让3600万巴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包容性计划。
博索纳罗尚未就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该系统“可能被操纵”。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媒担心，博索纳罗可能会以“选举欺诈”等理由拒绝接受败选结果。
中巴关系怎么走？
在卢拉于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显著增长。如今，卢拉时隔十二年再度上台，他的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华政策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巴西《环球报》9月21日报道称，卢拉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诺，在执政的前半年时间里，他将致力于重建巴西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同时也表示，巴西会尽力改善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202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曾与卢拉对话。谈及中巴关系时，卢拉回忆说，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仅60亿美元；到了他卸任的时候，两国贸易往来已经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
卢拉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对巴西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博索纳罗政府并未将中国当作伙伴来对待，“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与美国不和，我们应该和美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想和中国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也想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关系，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和马来西亚保持同样的关系。”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卢拉上台将让巴中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今年1月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
这位曾在卢拉政府任职的巴西资深外交官指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表示，卢拉前两个任期内的巴中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了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互惠的经贸往来对改善巴西民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推动对华合作显然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
周志伟指出，卢拉向来强调巴西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致力于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这样的国际观也有利于中国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会回到全方位合作的大好环境中去，氛围会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好很多。在博索纳罗任内，中巴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上升趋势，但卢拉的回归有助于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有大幅度改善，在政治互信、国际事务的协调和互动等方面值得期待。”
但在今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卢拉也曾谈到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将使巴西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这似乎意味着，卢拉对于中国参与巴西经济也感到“忧虑”。
对此，周志伟分析说，卢拉的目标显然是要提升巴西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竞争力，这是巴西长远规划的合理意见，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巴经贸合作空间就会随之变小。他指出，中方可以通过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式帮助巴西发展工业，“这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产业合作让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
排斥美国？
在前两个任期里，卢拉始终致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多边主义并摆脱西方国家对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干涉，这样的外交策略也将延续到他的新任期之中。
巴西环球电视台网站称，卢拉希望展现巴西的主权地位，以积极和高尚的外交政策赢得世界的尊重，通过合作、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视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卢拉在其政府计划中写道：“有必要推动建设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秩序，这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为对外贸易、商业一体化和伙伴关系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报道称，这份政府计划还主张重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南南合作，扩大巴西在多边组织中的参与作用，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受约束地建立符合巴西利益的伙伴关系。
周志伟分析称，多边主义一直是卢拉乃至整个巴西的“外交传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其优先目标之一。随着卢拉的回归，金砖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卢拉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内核，是强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这些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合作能够促进巴西社会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也是改革国际体系意愿最强烈的群体，巴西可以通过与其合作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周志伟说，“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卢拉去年也曾表示，应当用金砖国家和南南关系来平衡世界地缘政治，以与金砖国家相匹配的力度重拾对金砖国家的讨论，“巴西将会强势回归并帮助金砖银行变成南方国家发展的参考银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希冀二十一世纪将会比二十世纪好得多的东西。”
此外，身为巴西左翼领导人的卢拉上台，或将助推拉美左翼浪潮。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拉美研究专家约翰·柯克23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撰文指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现在均由左翼执政，左翼的回归表明该地区愈发抗拒美国的干涉。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分析称，卢拉承诺会恢复巴西在多边机构中的“传统角色”，其外交政策也与博索纳罗政府“反全球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他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有可能得到缓和。
对于卢拉任内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周志伟表示，卢拉一向强调国家自主，不会因为美国的霸权选择“屈服”，但这也不代表他就会对美国采取排斥性的立场。他更可能寻求与美国达成一种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卢拉接下来的任务是……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下游位置，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巴西国内贫富差距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提振经济将成为新一届巴西政府的首要难题。
世界银行10月7日更新的巴西经济概况指出，结构性问题导致该国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乏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左右。繁杂的税收体系、不利于创业的商业环境、压缩公共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也导致该国生产率增长迟缓。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报告称，尽管2021年巴西经济在服务业的支持下实现了反弹，巴西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缓解了贫困问题，但这同样提高了民众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程度，并让政府的总债务显著增加。
世界银行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巴西经济依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改革势头放缓的担忧仍普遍存在。因此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是巴西最紧迫的经济挑战。
卢拉在竞选期间发布的政府计划并未具体阐述经济改革方案，但《圣保罗页报》称，计划已经提出几个明确的方向，例如反对巴西国有电力公司等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承诺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化税收制度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等。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卢拉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巴西”，包括恢复因多年投资不足而遭受重创的公共服务、缓解贫困和饥饿以及对抗通货膨胀等任务。但巴西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预算紧张、全球能源危机等问题，将让卢拉面临比前两个任期更为沉重的压力。
周志伟也表示，民生项目是卢拉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但扩大社会开支必须要有财政保障。由于巴西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巴西很难摆脱财政方面的压力。
他预测，新一届巴西政府或许会进一步挖掘国外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寻求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卢拉的左翼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放宽国家干预力度，通过更加亲近市场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本次巴西总统大选中还呈现严重的“左右对立”现象，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周志伟指出，败选的博索纳罗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这意味着巴西保守派力量依然强大，在巴西陷入政治极化局面的当下，左右两派的观点分歧已经很难调和。
但周志伟同时也表示，卢拉一直奉行政治融合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也团结了部分中右翼甚至个别右翼政党，这样一种构建广泛政治联盟的方式正是当前巴西最为需要的，“弥合左右分歧的难度非常大，但卢拉也是挑战政治融合的最佳人选……我相信他会延续融合的策略，尽可能地弥合政党之间分裂的局面。”
在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之后，卢拉在巴西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卢拉强调，他将为全体巴西人民执政，在困难局面之下寻找让巴西恢复民主、和谐生活的出路，尝试弥合民众之间的分歧。他同时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与贫困和饥饿作斗争。
与倾向于“反全球化”的博索纳罗相比，卢拉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合作，他将如何把巴西带出“孤立”状态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由于卢拉在前两个任期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并促进巴中贸易往来，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他的回归将让一度经历坎坷的巴中关系大幅改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表示，巩固对华合作符合巴西国家利益，中国与巴西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也有助于促进巴西民生发展。
“巴西最受欢迎的总统”再次当选
在10月2日举行的巴西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中，卢拉和右翼自由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分别获得48.4%和43.2%的选票。由于巴西选举制度规定，只有首轮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才能直接当选，因此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氛围之中进入了第二轮角逐。
经过近一个月的争吵之后，巴西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果终于出炉。当地时间10月30日20时（北京时间31日7时），在当时完成统计的98.81%选票中，卢拉赢得了50.83%的选票，博索纳罗已经无法实现反超。因此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宣布，卢拉当选下一任巴西总统。
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网站发布的结果，对全部选票的统计显示，卢拉共赢得60345999张选票，以50.9%对49.1%的得票率击败博索纳罗。卢拉将从2023年1月1日开始担任下一届巴西总统。
现年77岁的卢拉是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是一名金属加工工人，在巴西军政府时期领导过罢工运动。他从2003年连任两届巴西总统，在任内致力于消除贫困，提升工人地位，被誉为“巴西历史上最受欢迎的领导人”、“拉丁美洲最受尊敬的左翼政客之一”。
但卢拉在最近几年也遭受腐败丑闻的困扰。在对国有巴西石油公司的调查中，尽管卢拉一直强调自己是无辜的，他仍在2017年被判腐败和洗钱罪名成立。不过，服刑不到两年后，一名最高法官于2021年3月宣布对卢拉的定罪无效，这为他参加本次总统大选铺平了道路。
在赢得总统大选后，卢拉在圣保罗发表了胜选演讲。他表示，这是巴西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之一”，巴西将“重返全球舞台”。卢拉强调，他不会只为投票给自己的支持者执政，而是会为全体巴西人执政，“不会有两个巴西，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卢拉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在困难局面下治理好这个国家。但我相信，在人民的帮助下，我们将找到一条出路，让这个国家再次民主、和谐地生活。我们可以在彼此之间重建和平、弥合分歧，让我们建立我们想要的巴西和世界。”
卢拉在讲话中还表示，与饥饿和贫困的斗争是新政府的“首要承诺”，他领导的巴西政府将致力于消除饥饿、优先帮助低收入家庭并推动能让3600万巴西人摆脱极端贫困的包容性计划。
博索纳罗尚未就大选结果发表评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巴西的电子投票系统提出质疑，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声称该系统“可能被操纵”。因此美国《纽约时报》等外媒担心，博索纳罗可能会以“选举欺诈”等理由拒绝接受败选结果。
中巴关系怎么走？
在卢拉于2003年至2010年担任巴西总统期间，巴西政府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中巴两国贸易往来显著增长。如今，卢拉时隔十二年再度上台，他的政府将奉行何种对华政策也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巴西《环球报》9月21日报道称，卢拉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承诺，在执政的前半年时间里，他将致力于重建巴西与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良好关系。他同时也表示，巴西会尽力改善与欧洲的贸易关系。
2021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曾与卢拉对话。谈及中巴关系时，卢拉回忆说，在他当上总统的第一年里，中巴两国之间贸易往来仅60亿美元；到了他卸任的时候，两国贸易往来已经达到760亿美元，增长超过12倍。
卢拉当时还表示，中国是一个对巴西来说至关重要的国家。他认为，博索纳罗政府并未将中国当作伙伴来对待，“我并不是说我们要与美国不和，我们应该和美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我想和中国保持同样的关系。我也想和俄罗斯保持同样的关系，和尼日利亚、和安哥拉、和南非以及和马来西亚保持同样的关系。”
分析人士大多认为，卢拉上台将让巴中关系得到显著改善。前巴西外交部长塞尔索·阿莫里姆今年1月接受英国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卢拉倾向于“务实的外交政策”，他或将展现“平衡”的外交姿态，在改善对华关系的同时，维持与美国、欧盟和拉美邻国的良好关系。
这位曾在卢拉政府任职的巴西资深外交官指出，如今的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之一，“你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且有望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表示，卢拉前两个任期内的巴中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从2009年起成为了巴西第一大贸易伙伴，互惠的经贸往来对改善巴西民生起到促进作用，因此进一步推动对华合作显然符合巴西的国家利益。
周志伟指出，卢拉向来强调巴西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致力于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秩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争取权益，这样的国际观也有利于中国和巴西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
“我认为，中国和巴西会回到全方位合作的大好环境中去，氛围会比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好很多。在博索纳罗任内，中巴经贸合作依然保持上升趋势，但卢拉的回归有助于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此外，中巴两国的政治关系可能也会有大幅度改善，在政治互信、国际事务的协调和互动等方面值得期待。”
但在今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卢拉也曾谈到中国大量出口制成品将使巴西面临“去工业化”的风险。这似乎意味着，卢拉对于中国参与巴西经济也感到“忧虑”。
对此，周志伟分析说，卢拉的目标显然是要提升巴西的工业化水平和工业竞争力，这是巴西长远规划的合理意见，但并不一定代表中巴经贸合作空间就会随之变小。他指出，中方可以通过投资和产能合作的方式帮助巴西发展工业，“这反而意味着更多的机会，甚至可以通过产业合作让两国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深化。”
排斥美国？
在前两个任期里，卢拉始终致力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多边主义并摆脱西方国家对于巴西外交政策的干涉，这样的外交策略也将延续到他的新任期之中。
巴西环球电视台网站称，卢拉希望展现巴西的主权地位，以积极和高尚的外交政策赢得世界的尊重，通过合作、投资和技术转移促进贫困国家的发展。同时，他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体化视作“维护地区安全、促进地区发展”的重要方式。
卢拉在其政府计划中写道：“有必要推动建设一个致力于多边主义、尊重国家主权、和平、包容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新秩序，这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为对外贸易、商业一体化和伙伴关系制定新的指导方针。”
报道称，这份政府计划还主张重建与非洲和拉美国家的南南合作，扩大巴西在多边组织中的参与作用，加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L）、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CELAC）以及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不受约束地建立符合巴西利益的伙伴关系。
周志伟分析称，多边主义一直是卢拉乃至整个巴西的“外交传统”，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是其优先目标之一。随着卢拉的回归，金砖合作的前景值得期待。
“卢拉在国际战略层面的内核，是强化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与这些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国家合作能够促进巴西社会民生发展。另一方面，新兴大国也是改革国际体系意愿最强烈的群体，巴西可以通过与其合作提高在国际事务中的参与度。”周志伟说，“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非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兴大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巴西参与金砖合作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卢拉去年也曾表示，应当用金砖国家和南南关系来平衡世界地缘政治，以与金砖国家相匹配的力度重拾对金砖国家的讨论，“巴西将会强势回归并帮助金砖银行变成南方国家发展的参考银行，变成发展中国家的开发银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可以希冀二十一世纪将会比二十世纪好得多的东西。”
此外，身为巴西左翼领导人的卢拉上台，或将助推拉美左翼浪潮。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拉美研究专家约翰·柯克23日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网站撰文指出，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现在均由左翼执政，左翼的回归表明该地区愈发抗拒美国的干涉。
但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分析称，卢拉承诺会恢复巴西在多边机构中的“传统角色”，其外交政策也与博索纳罗政府“反全球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此他领导下的巴西政府与美国、欧盟的关系有可能得到缓和。
对于卢拉任内巴西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发展，周志伟表示，卢拉一向强调国家自主，不会因为美国的霸权选择“屈服”，但这也不代表他就会对美国采取排斥性的立场。他更可能寻求与美国达成一种平等、互惠的双边关系，在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
卢拉接下来的任务是……
近年来，巴西经济增速一直处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中下游位置，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巴西国内贫富差距加速分化的背景下，如何提振经济将成为新一届巴西政府的首要难题。
世界银行10月7日更新的巴西经济概况指出，结构性问题导致该国过去十年的GDP增长乏力，平均年增长率仅为0.3%左右。繁杂的税收体系、不利于创业的商业环境、压缩公共投资等一系列问题也导致该国生产率增长迟缓。
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巴西经济“雪上加霜”。报告称，尽管2021年巴西经济在服务业的支持下实现了反弹，巴西政府也通过社会保障措施缓解了贫困问题，但这同样提高了民众对社会救济的依赖程度，并让政府的总债务显著增加。
世界银行认为，在当前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之中，巴西经济依然面临重大下行风险和通胀压力，对于经济增长乏力和改革势头放缓的担忧仍普遍存在。因此恢复财政可持续性是巴西最紧迫的经济挑战。
卢拉在竞选期间发布的政府计划并未具体阐述经济改革方案，但《圣保罗页报》称，计划已经提出几个明确的方向，例如反对巴西国有电力公司等国企的私有化进程、承诺根据通货膨胀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简化税收制度让“穷人少交税、富人多交税”等。
美国《时代》杂志指出，卢拉的主要目标是“重建巴西”，包括恢复因多年投资不足而遭受重创的公共服务、缓解贫困和饥饿以及对抗通货膨胀等任务。但巴西持续多年的经济停滞、预算紧张、全球能源危机等问题，将让卢拉面临比前两个任期更为沉重的压力。
周志伟也表示，民生项目是卢拉竞选的重要承诺之一，但扩大社会开支必须要有财政保障。由于巴西近几年的宏观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全球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巴西很难摆脱财政方面的压力。
他预测，新一届巴西政府或许会进一步挖掘国外市场的潜力，尤其是寻求亚太等地区的经贸合作。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卢拉的左翼政府可能会采取更为温和的措施，放宽国家干预力度，通过更加亲近市场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
此外，本次巴西总统大选中还呈现严重的“左右对立”现象，卢拉与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周志伟指出，败选的博索纳罗在第二轮投票中赢得了49%的选票，这意味着巴西保守派力量依然强大，在巴西陷入政治极化局面的当下，左右两派的观点分歧已经很难调和。
但周志伟同时也表示，卢拉一直奉行政治融合的策略，在竞选期间也团结了部分中右翼甚至个别右翼政党，这样一种构建广泛政治联盟的方式正是当前巴西最为需要的，“弥合左右分歧的难度非常大，但卢拉也是挑战政治融合的最佳人选……我相信他会延续融合的策略，尽可能地弥合政党之间分裂的局面。”
【张一鸣：一把手要警惕“理性自负”】
一、企业的管理模式有两种：一种把CEO当成超级计算机，由CEO做战略设计，提出战略计划，逐层分解之后执行；一种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让更多的想法自下往上涌现出来，而不是根据指令来执行。
二、好的管理，要拒绝自上而下的宏大战略
①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时会有一种幻觉，对于聪明理性的人更是如此，常抱有理性的自负。然而行业是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知识再丰富，在行业变化中依旧是有限的。
②不要过早BU化，这会导致部门间不配合、部门内冗余、专业度变差等多种问题，切忌逃避配合与沟通问题。
三、激发创造力，而不是把CEO当成超级计算机
①高质量决策的企业能充分利用集体的智慧，不需要层层汇总，通过不同员工不同角度的了解行业外部情况，发挥员工创造力，从而形成规模效应。
②四种需要Control（控制、管制）管理的特殊情况：紧急情况和重点项目、创新业务和新部门的早期、不匹配的职位安排。
③好的组织包括：第一，优秀的人。第二，“充分Context，少量Control（控制、管制）”的管理模式。每个人有他需要扮演的角色，掌握所有的上下文信息，做出业务决策。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少量的干预。
四、打造高质量决策的企业，避免CEO理性自负
①减少规则和审批。
②组织结构灵活，拒绝领地意识，能灵活调整汇报关系。
③弱化层级跟title（头衔）
④鼓励内部信息透明。
⑤做到充分建立context，需要好的内部系统做支持。
一、企业的管理模式有两种：一种把CEO当成超级计算机，由CEO做战略设计，提出战略计划，逐层分解之后执行；一种让更多的人参与决策，让更多的想法自下往上涌现出来，而不是根据指令来执行。
二、好的管理，要拒绝自上而下的宏大战略
①人类在判断自己的理性控制能力时会有一种幻觉，对于聪明理性的人更是如此，常抱有理性的自负。然而行业是不断发展的，理性的知识再丰富，在行业变化中依旧是有限的。
②不要过早BU化，这会导致部门间不配合、部门内冗余、专业度变差等多种问题，切忌逃避配合与沟通问题。
三、激发创造力，而不是把CEO当成超级计算机
①高质量决策的企业能充分利用集体的智慧，不需要层层汇总，通过不同员工不同角度的了解行业外部情况，发挥员工创造力，从而形成规模效应。
②四种需要Control（控制、管制）管理的特殊情况：紧急情况和重点项目、创新业务和新部门的早期、不匹配的职位安排。
③好的组织包括：第一，优秀的人。第二，“充分Context，少量Control（控制、管制）”的管理模式。每个人有他需要扮演的角色，掌握所有的上下文信息，做出业务决策。在必要的时候，做出少量的干预。
四、打造高质量决策的企业，避免CEO理性自负
①减少规则和审批。
②组织结构灵活，拒绝领地意识，能灵活调整汇报关系。
③弱化层级跟title（头衔）
④鼓励内部信息透明。
⑤做到充分建立context，需要好的内部系统做支持。
#中国学者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中国学者王文对话俄哲学家杜金：俄罗斯为何越过“防线”对抗西方】编者的话：在爱女杜金娜8月不幸在莫斯科郊外遇袭身亡后，承受巨大痛苦的俄罗斯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近况如何？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代表人物的杜金，怎么看当下的俄乌冲突与俄罗斯现状？在被一些欧美媒体疯传为“普京大脑”“俄罗斯智囊”“国师”后，杜金如何讲述他与普京的“特殊关系”？对于中国自身发展和应对外部挑战的表现，他又有哪些评价？10月21日，在俄罗斯调研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与杜金进行了一次长谈。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我与普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王文：首先对您痛失爱女表示慰问，对杜金娜不幸遇难表示哀悼。受俄乌冲突影响，近几个月来，俄罗斯国内发生多起针对平民目标的袭击事件。俄罗斯当前的状况如何？
杜金：我很感谢这种道义上的支持。杜金娜被害是针对俄罗斯恐怖战争的开始，俄境内正处于危急状态。这是西方恐怖分子第一次在俄罗斯境内对俄公民进行袭击。我们已知道，行动来自基辅……尽管美国和英国的情报部门拒绝解释并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针对我，也针对我的女儿，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我想再次强调，我在俄罗斯没有任何官方职务，也没有参加发生在乌克兰东部的特别军事行动。令人不安的恐怖行为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因为我们所言所想而被谋杀，这是前所未有的。杜金娜和我没有做任何可以被认为是参与军事、政治或行政方面的事情。而这就是战争。
欧盟对我实施制裁，因为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神学基础进行了解释。因为你的理念而被谋杀，这悲剧性地展示了思想是多么重要，这是用生命在做赌注。但如果你是战士，你应该准备好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你作出政治决策，你就应该准备好为你的决策“埋单”。
俄罗斯正在发生深刻的思想革命，俄乌冲突升级是彻底改变的开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接受西方霸权、西方制度、西方价值观、西方政治民主，以西方为榜样，认为西方可以做自己的“救命稻草”。
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区别。俄罗斯当时背叛了国家的独立性。普京2000年出任总统，执政后开始为俄罗斯的独立自主而战。但过去22年，俄罗斯却一直在西方制定的规则下无法挣脱。从一开始，这就是西方所希望的——以此来削弱俄罗斯，对俄进行打击。
普京总统试图调和俄罗斯崛起与融入全球化之间的矛盾，但这是不可能的。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达到极点。普京不得不对此作出激烈反应，但是俄罗斯社会并没有为此做好长期准备。我们试图调整社会理念和自我评估，以适应所处的情况，这是非常激烈和戏剧性的过程。
王文：关于俄与西方冲突的不可避免性，记得您2008年就写过一篇文章。但通常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会提出避免大国冲突升级的建议。如，哈佛大学艾利森教授提出中美的“修昔底德陷阱”时，中国学者会反驳这种“预言”。
我想与您探讨的是，为什么俄罗斯的精英们没有能尽力避免冲突升级呢？或让决策者采取比特别军事行动更好的办法？
杜金：这同个人与群体的意识平衡有关。俄罗斯社会很特殊，领导者必须向全社会作出安全保证。如何调和这种关系，一直是普京所考虑的。接受西方与保证俄罗斯独立自主是一组矛盾。普京希望调和矛盾，保持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很脆弱的。
普京一直试图保持与西方的和平发展，不使用军事手段，避免冲突升级。但西方欺骗了俄罗斯，战争越来越不可避免。很可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看，我们应该筹备得更好才是。
王文：您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有西方媒体认为，俄近些年的对外战略中能看到“新欧亚主义”理论的影子。这也是近年来一些西方传闻说您是“普京总统的幕僚”，甚至是“普京大脑”的原因。也有人说，您是当年普京和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沟通的“中间人”。您对这些说法有什么回应？
杜金：我非常支持普京，我们的精神是相似的。但我与他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自信比任何人都明白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够谦虚，但我深爱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历史。
提到“新欧亚主义”，我认为真实的欧亚大陆一体化理论，应当同时介绍给中国的精英们，而不是此前被曲解的版本。在俄罗斯，有人把“新欧亚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而在中国，也有人将其视为“俄罗斯版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寻找各种方式去理解彼此，我所说的欧亚大陆一体化并不是仅仅包括俄罗斯、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还包括印度、东南亚、西亚的深度合作。
“俄罗斯想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
王文：保持与西方的合作是一种理性与务实的选择。我曾多次去过伊朗，这是个资源与潜力都很好的国家，但经济发展受到西方长期制裁的严重影响。对俄罗斯来说，如果与西方完全“脱钩”，是否也会像伊朗一样？
杜金：西方不只是经济和科技发达的代名词，西方代表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包括霸权、种族主义、本体论，可延伸为殖民主义、单极化。这是西方的本质。俄已对西方宣战，被迫切断与西方的合作，试图通过战胜西方霸权，把“西方”变成世界的一个省，而不是世界的中心。为达到目标，我们要提升自己，把自己“非西方化”，将西方边缘化。
俄罗斯靠自己无法完成这个目标，希望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共同抵抗西方霸权，我们一起也许能够战胜它们。这是多极化对单极化的战争。
王文：在您的逻辑中，世界渐渐地被分成两极，新的冷战会开始。您前不久撰文说，“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西方执着地将我们推向战场”。
现在看来，世界已变得越来越危险。对中国而言，我们不想进入一场新的冷战。中国更适合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发展，也更专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中国正在应对与美国的竞争，但仍全力在激烈的矛盾中寻找新的平衡点。我相信，印度、巴西等其他金砖国家，也都不希望卷入新的冷战或世界大战。
杜金：现在，形势已不是俄罗斯单方面所能决定的。我们已越过防线，正与西方进行对抗。
很多国家的地缘政治观所面对的是：选择被海权国家控制还是通过斗争争取成为陆权国家。作为陆权国家，俄罗斯正在抵抗海权国家。如果没有俄罗斯，中国、印度等其他国家也会成为西方的下一个终极敌人。
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下生存，要么像俄罗斯一样战斗。这是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分析，我清楚我的观点与中国的观点显然不一样。不管怎么样，我都相信中国的战略家们能认清地缘政治形势，避免像俄罗斯这样陷入当前的处境。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在一个平衡的位置之上。从这个方面看，如果俄罗斯不在平衡美国霸权的天平上，那么，中国就会成为容易被海权国家挑起攻击性军事冲突的受害者，但中国是强调拥有主权和希望持续繁荣的国家。现在，同样强调独立自主的印度、巴西、南非、伊斯兰世界都处在选择中，但选择的结果取决于天平另一侧对立面的实力。
我非常认可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希望，对伊朗、印度、阿拉伯国家等来说，也是如此。总之，我们不想和西方对抗，我们是在和宣称要统治世界、但没有起到很好表率作用的“西方”对抗。我们应该为了多极化奋斗，而不是单极化。
“中国应对挑战时深藏智慧”
王文：应对一些西方国家的挑战，中国是有心理准备的。无论是贸易战、科技战还是舆论战，中国的主要应对之道基于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智慧，致力于寻找多元化、温和的解决方案，并取得不错的斗争成果。俄罗斯有很大的战略纵深和资源潜力，如何才能用一种更聪明、更多元的方式来应对西方呢？
杜金：既成事实的解决方案是特别军事行动。我们没有使用其他更多元的方式，也无法采取其他方式。特别军事行动是很差的抉择，但我们没有能力用和平方式达成与乌克兰和西方的和解。尽管当下的战局很糟糕，但好过于更差的被（西方）摧毁的情况。
中国的应对方式是深藏智慧的。我们应该更多地把中国作为观察的对象。中国共产党能谨慎、稳重地决策，将确保国家利益和推动全球化发展结合起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西方没能通过文化渗透、网络攻击等方式摧毁中国共产党，更无法让中国陷入混乱。
俄罗斯恰恰相反，西方正试图摧毁俄联邦政府的绝对控制权，将其推到人民的对立面。回看叶利钦时代，西方冲击的受害者还是俄罗斯百姓。普京政府正试图阻止与扭转这样的局面，选择改革和重塑来自我救赎。
我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俄罗斯的油气资源上，正在等待西方因能源危机而妥协，这也将促使俄方从其他维度去解决问题。
王文：我们来讨论一下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这次我在俄罗斯走访20多座城市，和许多地方官员探讨如何在不同层级加强中俄两国关系，如地方层面、民间层面、精英层面。我发现，每个层面的认知并不一致。从顶层设计看，中俄两国互信合作的战略意识是充分的，也是坚定的，但是民间层面、精英层面对中俄合作的看法却非常多元，甚至有一些想法并不利于两国双边合作。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杜金：俄中两国当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克服，如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我们应花更多时间去了解对方，提升双边合作。我们需要开辟更多“二轨对话”。在我看来，人类未来取决于俄中的深层次合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效地了解彼此。我们已是多极世界中的两极，两国民众应为俄中的发展继续奋斗，让两国关系更加和谐。
西方社会和俄罗斯其实都不够了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在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几乎忽略了文化的特殊意义。中国对做一件事的轻重缓急很有讲究。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不去激化矛盾，而是去缓和与化解冲突。我认为，这种文化并不完全是儒学文化，部分也来自道家思想。
西方文化，包括俄罗斯的政治文化都过于激进，总是绝对的黑与白、善与恶。中国观察世界的思维和角度是健康的，但西方国家观察中国的思维和视角并不那么健康，其中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甚至是病态的思维和角度。
王文：2018年11月，您曾到访中国，并在中国高校讲课。对中国年轻人和同行，您有什么建议？
杜金：我认为，首先要成为一个“更地道”的中国人，才能比其他人更了解世界。想了解世界，就需要先了解自己。如果你不够自信，对自己国家的身份认同显得很弱，就不可能认知他国与多极化的未来。（莫斯科大学张慧敏、俄罗斯科学院冯士德参与对话，并帮助整理）（《环球时报》10月26日7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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