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超话]##红楼梦# 『原文赏读』
之前和黛玉妹妹学诗，今日和宝姐姐学诗[爱你]
那么，两位师傅，你更爱哪一位呢[哇][哇][哇]
『这里宝钗又向湘云道：“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湘云只答应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诗，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湘云笑道：“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听。”宝钗想了一想，笑道：“《菊梦》就好。”湘云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题目多，这个也夹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访菊》如何？”宝钗也赞有趣，因说道：“越性拟出十个来，写上再来。”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写，宝钗便念，一时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不成幅，越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又说道：“既这样，越性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湘云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云依说将题录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湘云道：“这话很是。这样大家的诗还进一层。但只咱们五个人，这十二个题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题目誊好，都要七言律，明日贴在墙上。他们看了，谁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许他后赶着又作，罚他就完了。”湘云道：“这倒也罢了。”二人商议妥贴，方才息灯安寝。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之前和黛玉妹妹学诗，今日和宝姐姐学诗[爱你]
那么，两位师傅，你更爱哪一位呢[哇][哇][哇]
『这里宝钗又向湘云道：“诗题也不要过于新巧了。你看古人诗中那些刁钻古怪的题目和那极险的韵了，若题过于新巧，韵过于险，再不得有好诗，终是小家气。诗固然怕说熟话，更不可过于求生，只要头一件立意清新，自然措词就不俗了。究竟这也算不得什么，还是纺绩针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时闲了，倒是于你我深有益的书看几章是正经。”湘云只答应着，因笑道：“我如今心里想着，昨日作了海棠诗，我如今要作个菊花诗如何？”宝钗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云道：“我也是如此想着，恐怕落套。”宝钗想了一想，说道：“有了，如今以菊花为宾，以人为主，竟拟出几个题目来，都是两个字：一个虚字，一个实字，实字便用‘菊’字，虚字就用通用门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赋事，前人也没作过，也不能落套。赋景咏物两关着，又新鲜，又大方。”湘云笑道：“这却很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虚字才好。你先想一个我听听。”宝钗想了一想，笑道：“《菊梦》就好。”湘云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个，《菊影》可使得？”宝钗道：“也罢了。只是也有人作过，若题目多，这个也夹的上。我又有了一个。”湘云道：“快说出来。”宝钗道：“《问菊》如何？”湘云拍案叫妙，因接说道：“我也有了，《访菊》如何？”宝钗也赞有趣，因说道：“越性拟出十个来，写上再来。”说着，二人研墨蘸笔，湘云便写，宝钗便念，一时凑了十个。湘云看了一遍，又笑道：“十个还不成幅，越性凑成十二个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画册页一样。”宝钗听说，又想了两个，一共凑成十二。又说道：“既这样，越性编出他个次序先后来。”湘云道：“如此更妙，竟弄成个菊谱了。”宝钗道：“起首是《忆菊》，忆之不得，故访，第二是《访菊》，访之既得，便种，第三是《种菊》，种既盛开，故相对而赏，第四是《对菊》，相对而兴有余，故折来供瓶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觉菊无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词章，不可不供笔墨，第七便是《画菊》，既为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处，不禁有所问，第八便是《问菊》，菊如解语，使人狂喜不禁，第九便是《簪菊》，如此人事虽尽，犹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梦》二首续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残菊》总收前题之盛。这便是三秋的妙景妙事都有了。”湘云依说将题录出，又看了一回，又问“该限何韵？”宝钗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韵的，分明有好诗，何苦为韵所缚。咱们别学那小家派，只出题不拘韵。原为大家偶得了好句取乐，并不为此而难人。”湘云道：“这话很是。这样大家的诗还进一层。但只咱们五个人，这十二个题目，难道每人作十二首不成？”宝钗道：“那也太难人了。将这题目誊好，都要七言律，明日贴在墙上。他们看了，谁作那一个就作那一个。有力量者，十二首都作也可，不能的，一首不成也可。高才捷足者为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许他后赶着又作，罚他就完了。”湘云道：“这倒也罢了。”二人商议妥贴，方才息灯安寝。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前几日游杭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瑕疵。
请看下图三中"小红花"标示处，这里漏印了一个字"山"。真心希望有关方面能尽快补上这个缺漏！
杭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辩才是一位德高才显的高僧。辩才自上天竺归隐龙井寺后，便立下清规，山门送客最远不过“虎溪”，苏东坡慕名前去探访，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马上就成了好朋友。以至于辩才老师送苏东坡下山时，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他们身边的随从都叫起来说：远公过虎溪矣。人们为了纪念这段佳话便将这里的桥，称之为过溪桥，并在桥上建亭称过溪亭。成为杭州龙井八景中的其中一景。而这段佳话则被苏东坡记录在他的《次辩才韵诗帖》中。
下图一即苏轼之《次辩才韵诗帖》，纸本，行书，29厘米×47.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苏轼自署书于元祐五年（1090），自书诗一首并叙。凡20行，计188字。东坡与辩才交的佳话留传后代。
【释文】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轼往见之。常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眉山苏轼上。
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
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
去住两无碍，天人争挽留。
去如龙出水，雷雨卷潭湫。
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
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
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
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请看下图三中"小红花"标示处，这里漏印了一个字"山"。真心希望有关方面能尽快补上这个缺漏！
杭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辩才是一位德高才显的高僧。辩才自上天竺归隐龙井寺后，便立下清规，山门送客最远不过“虎溪”，苏东坡慕名前去探访，没想到两人一见如故，马上就成了好朋友。以至于辩才老师送苏东坡下山时，不知不觉就过了“虎溪”。他们身边的随从都叫起来说：远公过虎溪矣。人们为了纪念这段佳话便将这里的桥，称之为过溪桥，并在桥上建亭称过溪亭。成为杭州龙井八景中的其中一景。而这段佳话则被苏东坡记录在他的《次辩才韵诗帖》中。
下图一即苏轼之《次辩才韵诗帖》，纸本，行书，29厘米×47.9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苏轼自署书于元祐五年（1090），自书诗一首并叙。凡20行，计188字。东坡与辩才交的佳话留传后代。
【释文】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轼往见之。常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之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眉山苏轼上。
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
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
去住两无碍，天人争挽留。
去如龙出水，雷雨卷潭湫。
来如珠还浦，鱼鳖争骈头。
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
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
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
元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党参”纷争三百年（四）】#㤁惪亝药学札记#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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