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禁足，冷不丁居家办公，居然就这样过了三年了。

作为最早意识到新冠病毒威力的一批人之一，一开始我竭尽全力向身边人宣传甚至夸大这种新型病毒的危害，以唤起他们舒适圈待太久以至于已经麻木了的警惕性。尽管这样，我还是低估了病毒的持续时间，也高估人类的发展水平。整天二五八万自诩史上最先进最文明最科学的现代人，也是如此不堪一击。

前几天总部派来新的领导开会，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我们国家有国家的考量，人口大国老龄化也比较严重，疫情防控自然会严格一些。她声音很温柔，但这句话我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疫情未必影响到了每个人，但疫情防控必然要所有人配合，对年轻人来说，居家封控裁员降薪是这几年的主旋律，但想有所得必有所失，这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眼见疫情快要结束了，三年很长，但放在历史长河中，这种级别的传染病才三年，也可以了。

交朋友，应该要越来越挑剔。——《蔡康永的情商课2：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不得不说蔡康永是人间清醒啊。

这一笔账算下来，谁还会为朋友少而烦恼呢？

有很长时间、很多人都是鼓励别人不停地添加朋友，联系人里人数越多越好，我还曾为此惭愧。

可是，社会学家算过，一个人的一生，能够称得上朋友的人，最多大概一百五十位。

一开始，我们的手机被制造出来时，手机上的通信联络人的名额就设定是一百五十人。（还真不知道，现在都是几千了）

这包括了学校的朋友、工作上的朋友、生活上的朋友，以及家庭方面的朋友。

一年五十二个星期，每星期得见三个，一年下来才能见到一百五十人。

这还是每个朋友这一年都只见到一次，很少人有办法安排得了每星期见到三个朋友。

这样一算就知道，这一百五十位朋友是亲还是疏， 差距一定很大。

几年下来，亲者越亲，疏者越疏，这是逃不掉的必然规律。

当然，在这个期间，我们还会交到新的朋友，他们会进入到这一百五十人的名单，势必把名单中的某个人挤出了榜外。他们在榜内每上升一个名次,就势必有某个人下降一个名次。

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是自己主演了一部电影，上映的电影院只有一百五十个座位， 我当然希望这一百五十个座位上的观众，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地观赏。如果有人占了位子打瞌睡，那我很可能会希望他把这个位置让给其他更感兴趣的观众。

人际关系，本来也是依据我们的需求而建立，关键是我们未必很清楚自己的需求。我们对很多事情的品味与感受，需要时间逐渐养成的。

回想小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朋友，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反正抓到篮子里的就是菜。

等到长大了，我们才发现，抓到篮子里的不一定能做菜，有
的洒了太多农药，有的价格太贵，有的其实是蜡做的。

所谓的人际关系，当然不只有关系的开拓与维持，也有关系的结束。

这听起来是我们变挑剔了，但是人越活，剩下的时间越少,能用的心力也越少，在交朋友这种事情上，当然应该要越变越挑剔。

好东西总是罕见，所以才珍贵。

交朋友的能力，就是我们说不的权利。

想要成为一个有资格挑朋友的人，前提是：

我们要让自己认得出好东西，而且，让好东西出现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交朋友的能力。

能交到让自己舒心别人也开心的朋友，哪怕只有三五个，又有什么关系呢？#今日打卡#

✨社科大读博见闻录5

当你的研究被质疑时，该怎么做？

最近我们小组做了一项关于“保研人”的研究，至于具体角度我暂不透露。实际上我一直对这个群体比较有兴趣，但是在课堂上分享时，老师提问我们，“保研人这个群体特殊性在哪里？目前遇到了什么问题？关联到什么社会问题？社会价值在哪里？”

老师的提问让我们小组成员从选题角度又重新思考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觉得这种讨论很有意义也很必要。

但是当研究被质疑价值和意义时，该怎么做呢？充分讨论之后如果仍旧价值有限，就放弃或换题吗？

我想到了在我研究生论文开题答辩时，几乎所有答辩专家都质疑我的论文选题难度太大了，基本做不出来。我二话不说答辩结束后直接换题。当我与我的硕导沟通时，硕导说：“在你做了充分的文献综述后，你应当有一种学术自信，你的选题究竟有没有意义，能不能做得出来，你心里是清楚的。不要被别人的观点左右，专家说你不行，你未必真的不行，只要你觉得有意义有价值能做出来，你就要坚持下去。当然，专家们的意见一定要积极吸纳，毕竟他们能看到很多你作为研究者所意识不到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当我再次面临选题被质疑时，我仍旧记得我硕导的这段话。研究的道路总是曲折的，不会那么一帆风顺，从寻找研究对象开始也许就会慢慢意识到。

回到我们小组的选题，到底能不能做？经过我这些天的思考，我内心的声音愈发更坚定些了，我觉得有必要做，而且我有浓厚的兴趣去做，我认为很有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