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 | 中国原始农业从陕西启幕

在距今8000-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渭河两岸和汉水上游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大量氏族聚落，目前已发现的聚落遗址有40多处。

它们沿河两岸或是在近水源的阶地平原或是在山脚下集群分布，已经发掘的聚落遗址主要有渭河流域渭南北刘、临潼白家村、宝鸡北首岭、华县（现为华州区）老官台、秦安大地湾以及汉水上游的西乡李家村、南郑龙岗寺、商州紫荆等。

这些聚落发现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和房屋、墓葬、窖穴、陶窑等遗迹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基本相同，这在考古学上一般被归为一个考古学文化，因20世纪60年代最先在老官台遗址发现故称为“老官台文化”。

发现前仰韶时期“三足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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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台文化陶器（资料图）

早在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发掘宝鸡斗鸡台沟东区时曾出土一件“瓦鼎”——前仰韶时期“三足罐”。1958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陕西华县、渭南一带调查时，在华县老官台遗址找到了一些有别于已知文化的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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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三足罐
渭南市北刘遗址出土

为了搞清这类遗存的性质，1959年对老官台遗址等进行了试掘，出土了一些特征明显的陶片，在元君庙遗址发现一些同老官台遗存相同而和当地半坡类型文化有明显区别的陶器。特别是在元君庙半坡类型墓葬填土中发现了老官台式陶片，从而第一次为认识老官台类型遗存和半坡类型文化的关系提供了地层证据。

进入70年代以后，渭水流域早于仰韶文化的“前仰韶”时期遗存有了更多的发现。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工作队对北首岭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在遗址的下层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迹和遗物。

1979年，著名考古学家、北大考古学教授严文明先生等在综合研究黄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新发现的基础上,正式把渭水流域“前仰韶”时期的文化遗存称之为“老官台文化”，并认为老官台文化同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一样，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较晚阶段的遗存。

奠定彩陶繁荣基础

老官台文化是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种新石器文化遗存，它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以三足器和圜底陶器为基本特征。老官台文化彩陶常施彩于钵、三足罐等陶器口沿外侧，纹饰多为一周红彩宽带纹，平实简单的构图风格显示出彩陶萌芽期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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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三足钵
渭南市北刘遗址出土

无论从陶器构成还是特征来看，老官台文化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都有相似之处，因此老官台文化被认为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条重要线索。

但是，老官台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三足钵和三足罐却始终不见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中，即使是仰韶中期再次出现的三足器也与老官台文化流行的三足器差异明显，三足器的有无便成为区分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重要判断依据之一。

老官台文化彩陶虽然简单但意义重大，它的发明为其后仰韶时代彩陶的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搜食者到生产者转变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称此转折为“新石器时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起因是人类从搜食者到生产者的身份转变。

老官台文化处于原始农业产生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老宫台文化时期原始农业已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形成了以农业生产为主，以渔猎、采集、手工业生产为辅的生计方式。农业生产以粗耕为主要方式，先民们以厚重的宽体石斧对树木进行砍伐，以刀耕火种的方式开辟荒地来播种作物，并以石刀等工具进行收割，以石磨盘、石杵、石臼等加工工具进行谷物的脱壳，将农作物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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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临潼白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石器
（1.磨棒 2、4、5.铲 3.锛 6.斧 7.刀）

农业生产提供了剩余的食物，为饲养家畜提供了物质基础。白家村遗址犬类兽坑附葬现象、关桃园遗址出土的大量以驯养的鹿、牛骨制作的骨器，其骨骼标本经过形态鉴定都可判断为家养牲畜，西乡何家湾遗址出土过一件塑成猪头的器物把手，猪的嘴巴较长，张口、大眼、耳朵较小，表明老官台文化先民占有较为充裕的动物资源，具备了畜养动物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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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猪头塑像
西乡县何家湾遗址出土

老官台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为探索仰韶时期半坡文化渊源的研究找到了重要依据，填补了新石器时代的一段空白，也为研究黄河流域农业起源及其生业形态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而揭开原始农业的序幕

#我在微博涨知识# #文博公开课# 【老官台文化】
老官台文化，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因1958年首先发现于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而得名，又称前仰韶文化、大地湾文化，年代距今约8000—7000年，主要分布于渭河流域及汉水上游地区。老官台文化开始出现陶器，但制陶工艺原始，器型种类少；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等，石器以打制为主，骨器较发达。这一时期的先民已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并开始种植以粟、黍为主的农作物。

老官台文化中还发现了我国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目前已知最早的彩陶，是中华彩陶起源时期的代表，史前彩陶艺术处于萌芽阶段。以宽带纹为代表的老官台文化彩陶，虽然图案简单，色彩单一，但在渭河流域老官台文化诸遗址中均有发现，表明当时彩陶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且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统一的艺术风格。

老官台文化时期是渭河流域农耕文化的形成期，人们除了进行采集和渔猎外，特别是进一步发展了农业，使人类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反之，农业的发展亦促进了定居生活的稳固。

图1：老官台文化主要遗址分布图
图2—图6：老官台文化时期彩陶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奠定中国湿地保护“大模样”】9日，长江日报记者从COP14湿地网络论坛获悉，长江湿地保护网络成立15年来，湿地保护面积“涨”了25倍。

长江湿地保护网络是中国湿地保护网络的“长子”，于2007年11月成立。此后12年间，这一创新性湿地保护模式，先后催生了黄河湿地保护网络（2014年）、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2015年）、黑龙江湿地保护网络（2019年），奠定了中国湿地保护的“大模样”。

“湿地保护网络”保护模式为中国首创，被外国专家誉为“中国智慧”。论坛上有专家预言，本次湿地大会后，我国将有更多大河流域，将建立湿地保护网络。

河流是连续水体，单靠一省一市之力，无法应对河流湿地面临的农业围垦、过度捕捞、水体污染、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诸多挑战。

“很久以前我们就意识到，如果一次只在一个点开展（湿地）保护，我们的愿景将无法实现。”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主席布赖恩·麦克佩克称，“我们需要创造新的自然保护模式与方法。”长江湿地保护网络就是创新保护模式的范例，复旦大学湿地保护专家陈家宽教授称，该网络的成立“非常有远见”。

2007年，一批有识之士组建了长江中下游湿地保护网络。2010年，与新成立的长江上游湿地保护网络“打通”，扩展为长江湿地保护网络。至2020年，共有12个省、市、自治区的316家单位加入，成为网络成员。从长江源头到入海口，长江湿地保护网络保护的湿地数量，已由当初的20个，增至300多个，增加了14倍；保护的湿地面积，已由当初的100万公顷，增至2600万公顷，扩大了25倍。

见证了长江湿地保护网络成长历程、曾任该网络专家组组长的陈家宽称，该网络为保护长江湿地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上，打破了沿江各保护区、湿地公园和各级部门间的“门户之见”，使多方力量形成合力，大幅提升了长江流域湿地的有效管理能力和公众保护湿地的意识。

对中国湿地保护网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陈家宽提出两点建议：研究并建立大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地体系与协同管理网络；组建中国大河流域湿地保护网络联盟。即以长江湿地保护网络为引领，建立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大河流域湿地保护联盟，在助力中国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大河流域湿地的保护，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淡水负责人斯图亚特·奥尔为论坛开幕致辞时称，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创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那么长江不仅可以维持数亿人口的生活和生计，还可以维持长江江豚、中华鲟、扬子鳄，以及所有依赖这条河流而生存的其他物种的种群数量。

本次论坛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保尔森基金会共同举办。https://t.cn/A6o1WL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