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我想起了曾经贾樟柯导演说过的一句话：“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至少说出这句话时候的贾导是有很大抱负的。
然而现在电影的大环境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也是极为不平等的，那些票房高的电影大多普遍都是一个大类题材下的，很单一不说还专门弄了上映档期。而其他那些比较冷门小众的或是充分展现艺术性、人文关怀的题材，放映的许可和档期却遥遥无期。贾导也数次在采访或文章中呼吁，但其实除疫情之外电影行业的根本问题依旧没有很好的得到改善。
虽然大环境如此，但贾樟柯仍在坚持着，从未停歇。贾导曾这样谈“艺术创作的动力”：艺术的维系，本质上不是靠给不给饭吃。很多诗人没有饭吃也在写诗，很多电影导演两手空空还在拍电影，因为艺术的唯一推动力不是金钱，是内在的表达的渴望。这种渴望不会熄灭，因为人类最不缺的就是困扰我们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所有的电影爱好者甚至是热爱艺术的人遇到这种境况都会选择继续做自己的事，只不过在这种大环境下难免会很忧虑更是忧郁。“我真的很想谈艺术。”贾导说。中国电影正在大幅度走下坡路，甚至即将要迎来灭亡，这真是时代的悲哀。

世界杯在即，鲍德温·岑登谈到1998年代表荷兰征战世界杯的感受，那是23岁的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于1998年至2001年间效力于红蓝军团。

——参加98年世界杯的感受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我是当时队里的年轻人，那届世界杯是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我们有很棒的团队和具有争冠实力的阵容，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最特别的世界杯记忆
对我来说最特别的记忆是半决赛对阵巴西。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整个球场有一半都是橙色，所有球迷们都为我们欢呼，那一刻我永生难忘。

——今年世界杯荷兰队有两名巴萨球员，主帅范加尔也曾执教巴萨，如何看待今年的前景？
我想一定有个人能力比我们突出的队伍，但是就像范加尔曾经说过的，能力最强的队伍并不一定取胜，最重要的是要团结一致，凝聚成一个整体去战斗。老实说，孟菲斯刚刚伤愈，范戴克也不在巅峰，一些阿贾克斯球员也没能入选，但是只要你穿上橙色战袍，就要全力以赴。

——关于2010年世界杯决赛
我记得决赛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兄弟海廷加两张黄牌被罚下场，10人作战真的很艰难。罗本的单刀是个好机会，可惜被卡西扑住了。要是这脚能进的话也许我们就能夺冠，这样的瞬间决定了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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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然而委实不容易。目前是这么离奇，心里是这么芜杂。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中国的做文章有轨范，世事也仍然是螺旋。前几天我离开中山大学的时候，便想起四个月以前的离开厦门大学;听到飞机在头上鸣叫，竟记得了一年前在北京城上日日旋绕的飞机。我那时还做了一篇短文，叫做《一觉》。现在是，连这“一觉”也没有了。

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人，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

前天，已将《野草》编定了;这回便轮到陆续载在《莽原》上的《旧事重提》，我还替他改了一个名称:《朝花夕拾》。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鲁迅于广州白云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