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院，前天的社区核酸未出结果，一番折腾后走急诊，随后一系列的检查到办住院到下午手术，一个人胆战心惊的难捱，好在遇到旧时熟识的外科医生。
十几年前初遇帮我避免了第一次手术，再遇亦是主刀。算来也小五十岁了的人了，看起来还不过三十七八岁的样子，依旧瘦而有型，温润如玉的帅模样。
值夜班，贴心的来帮着换了新的病房，帮着拎物品打开水，边换床单边说不如护士专业铺不好。愧疚好久不见，一见就如此麻烦，回喜君子之交不碍事。
说这些年的境况，相互熟知的那些物是人非的多。不舒心就寥寥几句，只说又重拾和培养了爱好，骑行、养花、做菜、书法、篆刻，还是外圆内方的人。
总想着我言浅，早上查房后又来细问有没有需要帮忙的，说有四台手术，可能会忙，中途下了台手术还打了语音来问有没有不适。此时被深深的温暖到。

最近一直阴雨绵绵，潮湿季节又来临了。很多人一到夏天就会到山里避暑纳凉，但对我来说，这个季节的某段时间，比如现在，算是最难捱的了。

夏季山里的潮湿，让我有一种纵火的欲望。一旦连阴雨，被子都是潮湿的，毫不夸张的说能拧出水，所有吃的食物很快就会发霉腐烂。屋里也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除湿机每天24小时不停的运转着。的确，我很喜欢雨天的意境，喜欢站在房檐下听雨，那种感觉超然物外，似乎世间的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从天而降的宁静。但回过神，再想想屋里随雨而来的湿气，诗和远方瞬间崩塌，不再光鲜亮丽，你得面对和忍受真实的生活。

今天好不容易太阳出来了，被褥拿出去吹吹风，晒一晒，晾一晾，让发霉的气味消散一下，心情也好了一些。这两天明显胃胀，湿气重了人很不舒服，朋友们很关心我，寄来了各种粥品，可以祛除体内的湿气，但每天面对这样的空气，身上总不能干干爽爽，挺让人恼火。

不过也有开心的事让我暂时忘记季节带来的不快。前两天陕西电视台《音缘长安》节目组为梁凡的专题片在这里取景拍摄，又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大家在一起特别开心，也让我想起了很多往事。以前和朋友也曾做过一档户外节目，算算也有十多年光景了。真是光阴如梭、时光如电啊！

这个月歌曲的版税结了一些，感觉国内的版税越来越正规了，让我们这些真正做音乐的人不至于白劳动，以前很多人写一辈子歌也见不了几个钱，现在还是挺欣慰的，有付出有回报，无论回报多少，是否成正比，但至少不用太为生活发愁了。

昨天下山祭奠了一位朋友的母亲，她妈妈脑瘤卧病在床多年，她每天守在跟前，悉心照顾，直到老人安详离开，是这个世间少见的孝顺女儿，我觉得她失去妈妈会很痛苦，但从另一方面想，这种长期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消磨很辛苦，至少她能歇歇了。一些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平时可能很难见面，也只能是在亲朋好友红白喜事上，大家才有机会见面聊聊，说说各自的情况。每个人的生活压力都不小，都活得不轻松，但人情世故还是应该参与一下的。

晚风拂过老梦的山间小屋，絮叨一番，差不多也该歇息了。朋友们，晚安哦～

#一周工作四天有戏吗# 未来，我们每周只要上四天班，你是不是觉得这不太可能？其实，一周工作五天、周末双休也还没多久，在美国大概始于1930年代，我国从1995年5月才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我1995年上大学，当时准备辩论赛时还有一个辩题叫“实行双休日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全世界几十亿人的未来都寄托在了英国3300多人身上。英国约70家企业的3000多人开始试行每周工作4天，检验这是否有利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促进员工身心健康。来自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学院的学者将评估实验结果。

实验将持续半年，希望这3300多位英国人在这段时间铆足干劲，开足马力，竭尽全力，如果他们证明每周只工作4天跟工作5天一样，那么说不定老板们能够接受，让这个制度成为新常态，在世界各地普遍推行。

参与这次实验的企业涉及多个行业，包括软件开发、人才招聘、慈善机构、餐饮等。伦敦北部一家啤酒厂的9名员工要在4天时间里完成5天的工作量。啤酒厂创建人之一山姆·史密斯说，疫情让人们重新思考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他希望，试行4天工作能促进员工身心健康。

领导该项目的波士顿学院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朱丽叶·肖尔说，全球参与该项目的企业实践证明，在不少工作场所，员工可以用80%的工作时间完成100%的工作。

最早实行五天工作制的是福特汽车，他们发现，让员工每周少工作一天，他们的效率更高、士气和忠诚度也增加了。

不过，也有一些研究人员对4天工作制效果持怀疑态度。英国经济问题研究所经济学家朱利安·杰索普说，人们每天生产效率必须提高25%，才能在4天里完成5天的工作量。医务人员和教师等从业者每天工作量已很大，难以再额外增加工作量。

世界经济论坛网站一篇文章说，每周工作4天的利弊如下：

1、能提高士气、减少缺勤，工作时间减少，员工没那么累，他们会更快乐，工作时更专心于他们的角色。

2、有助于招聘，让员工的工作模式更灵活，有助于吸引和保住有能力的雇员。

缺点是，不适合所有的行业、所有员工、会增加支出。

2003年，我在民营出版公司当编辑时，每天都要去公司，后来老板聘了一位年轻的编辑部主任，他说编辑用不着天天坐班，在家也能编稿子、校对稿子，然后还应该有时间去跟作者培养感情，所以他决定给我们加工资，而且每天只要坐班四天。

美国作家布莱森在《全民自黑的英国》一书中说，1981年他在《泰晤士报》上班时，每礼拜只上二十五个小时的班却能拿到可观的薪水，每年有六个礼拜的假期，“当时的情形，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的现象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我所在的五人小组个个都得捱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才晃悠进来，然后花大半个下午的时间，一边看晚报，一边喝茶，一边等记者们攻克每天要面对的挑战。他们先得吃上三个小时的午餐，享用完几瓶既体面又美味的教皇新堡红酒，再挣扎着找到回来的路。他们刚刚在办公桌前坐定，就忙着杜撰报销账单的理由，接着跟他们的股票经纪人在电话里窃窃私语一通，说几条吃脆皮焦糖蛋奶布丁时听来的小道消息。等这些都干完了，他们才敷衍出一页纸的文章来，然后立马口干舌燥，一头扎进对街的蓝狮酒馆里。大约五点半，我们这些助理编辑会对着几张纸评头论足一番，历时一个小时左右，然后伸开胳膊套进外衣，就打道回府。这活儿显得如此惬意，根本就不像一份工作。”

后来默多克收购了《泰晤士报》，很多人被炒了鱿鱼。只有一个走运的家伙除外，他当时正巧溜出去买彩票。等他回来，屋里已经空无一人。

《金融时报》一篇文章说，一些老板坚持要员工经常前往办公室，而出勤主义是企业麻醉剂，疫情引发了一场居家办公的革命，对员工和雇主其实是双赢局面，但仍有领导者固执地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工作。出勤主义（presenteeism）让英国经济付出150亿英镑，而缺勤只造成80亿英镑的损失。

现在老板随时随地可以跟员工视频连线，无论是居家办公，还是在旅游胜地办公都没区别。能力强的员工不需要用出勤主义来证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