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心麻花钢琴LIVE音乐剧《致命旋律》
‼️11月25日演员变更公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因防疫要求，开心麻花钢琴LIVE音乐剧《致命旋律》上海2022年11月25日 周五 19:30场次演出将作出以下演员变更：
11月25日 19:30场次 演出卡司变动详情：
原：邓泽镐、李卓远、李乐尧、刘晓燕
现：邓泽镐、李卓远、方银河、刘晓燕
退票细则:
1. 通过开心麻花官网、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的观众，请添加官方客服微信【小匣子：kxmhxxz】并上传订单截图，我们将按照订单顺序统一退款，十五个工作日内票款将自动退还至您的原支付账户。期间请关注您购票时使用的手机号以及微信通知即可；
2. 通过其他票务代理渠道，如大麦网、猫眼、票星球等购票平台，请关注相应渠道的退票信息，票款十五个工作日退还您原支付账户，如平台未进行主动退款，请联系相应平台进行办理；
3. 其他渠道同样遵照“哪里买哪里退”原则，请联系相关客服、负责人；
4. 退款金额按照实际购买金额退还(非票面金额)。退款成功后，相应纸质票、电子票即行作废；
5. 如有更多疑问，或未收到退款，可致电:
开心麻花: 131-6629-3905
大麦网咨询电话: 10103721 (8:30-22:00)
猫眼咨询电话: 10105335 (9:00-22:00)
以上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将配合每一位观众将票款退还到位，感谢您对剧组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期待剧场相见。
开心麻花《致命旋律》上海工作组
2022年11月21日 https://t.cn/E70h3Sk
‼️11月25日演员变更公告‼️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因防疫要求，开心麻花钢琴LIVE音乐剧《致命旋律》上海2022年11月25日 周五 19:30场次演出将作出以下演员变更：
11月25日 19:30场次 演出卡司变动详情：
原：邓泽镐、李卓远、李乐尧、刘晓燕
现：邓泽镐、李卓远、方银河、刘晓燕
退票细则:
1. 通过开心麻花官网、开心麻花微信公众号购票的观众，请添加官方客服微信【小匣子：kxmhxxz】并上传订单截图，我们将按照订单顺序统一退款，十五个工作日内票款将自动退还至您的原支付账户。期间请关注您购票时使用的手机号以及微信通知即可；
2. 通过其他票务代理渠道，如大麦网、猫眼、票星球等购票平台，请关注相应渠道的退票信息，票款十五个工作日退还您原支付账户，如平台未进行主动退款，请联系相应平台进行办理；
3. 其他渠道同样遵照“哪里买哪里退”原则，请联系相关客服、负责人；
4. 退款金额按照实际购买金额退还(非票面金额)。退款成功后，相应纸质票、电子票即行作废；
5. 如有更多疑问，或未收到退款，可致电:
开心麻花: 131-6629-3905
大麦网咨询电话: 10103721 (8:30-22:00)
猫眼咨询电话: 10105335 (9:00-22:00)
以上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我们将配合每一位观众将票款退还到位，感谢您对剧组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期待剧场相见。
开心麻花《致命旋律》上海工作组
2022年11月21日 https://t.cn/E70h3Sk
【#青岛# 市北法院：防疫办案两不误 司法为民不止步】近期，青岛市北法院干警在全力协助抗击疫情的同时，亦不忘本职工作，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借助手机实时对话、微信交互、线上调解、线上庭审等方式，各方当事人得以不受疫情影响随时随地与法官沟通联系，加快案件办理进展，不少案件正是以上述形式促成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不仅有力维护疫情期间社会大局稳定，也及时、高效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
疫情防控期间促调解，快速解封解企业经营燃眉之急
民二庭近期调解结案的原告丁某某诉被告青岛某汽车销售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投资款200余万元，原告起诉后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被告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最初矛盾争议较大，经过市北法院庭前调解及开庭审理后，未能协商一致。疫情防控期间，法官正在参与疫情防控任务时，突然接到被告代理律师的微信语音电话，被告称因账户被冻结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现已通过多方努力筹集一部分款项，希望法院居中调解，尽快解除账户冻结，以解疫情期间企业经营的燃眉之急。
法官及助理在收到被告消息后，第一时间与远在福建省的原告及其律师联系，通过多次电话、微信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同意被告先行支付部分款项后解除对被告部分账户的冻结，待剩余尾款全部付清后，再申请法院解除其他账户的冻结。法院主持原被告双方通过互联网线上调解成功，并确认原告收到被告部分款项后，快速协调保全部门依法解除对被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的冻结。
四天后，被告及时将剩余款项付清原告，被冻结的所有银行账户也全部及时解封。此举极大缓解了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压力和资金问题，最终该案双方握手言和、案结事了，取得良好效果，法官工作也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许，因受疫情影响出行不便，被告特意通过微信向法官赠送了锦旗表达谢意！疫情防控期间，民二庭已共审结各类案件34件，其中调解、和解结案16件。
“防疫+微信”同步，化解多起矛盾纠纷，凝聚力量同心抗疫
民二庭干警在下沉街道配合社区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为避免受疫情影响案件当事人联系不到法官、相关案件材料邮寄送达接收不畅、案件停滞办理等诸多问题，法官及法官助理在参与疫情防控任务的同时，主动电话联系手中案件当事人，并添加微信，通过微信与当事人保持实时沟通，不少案件正是通过手机语音、微信证据交换、居家线上调解等形式，在疫情防控期间促成案件调解成功。
同时，因受疫情影响，案件当事人生产生活均面临诸多困难，在法官的积极引导和耐心调解下，当事人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疫情期间守望相助，彼此谅解，各退一步，也为案件成功调解提供了积极因素，法官及时跟进，多起案件实现案结事了，化解原被告双方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对抗情绪，也为同心抗击疫情凝聚了力量。
坚定信心抗疫情，同舟共济促发展。市北法院干警坚持防疫与办案两不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方法保障疫情期间案件办理进度，依法高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积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尽最大努力促进当事人调解和解，最大程度凝聚双方共识，守望相助，同心抗疫，为早日打赢青岛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贡献法院智慧和力量。（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疫情防控期间促调解，快速解封解企业经营燃眉之急
民二庭近期调解结案的原告丁某某诉被告青岛某汽车销售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被告返还投资款200余万元，原告起诉后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被告公司的银行账户。双方最初矛盾争议较大，经过市北法院庭前调解及开庭审理后，未能协商一致。疫情防控期间，法官正在参与疫情防控任务时，突然接到被告代理律师的微信语音电话，被告称因账户被冻结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现已通过多方努力筹集一部分款项，希望法院居中调解，尽快解除账户冻结，以解疫情期间企业经营的燃眉之急。
法官及助理在收到被告消息后，第一时间与远在福建省的原告及其律师联系，通过多次电话、微信调解，最终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原告同意被告先行支付部分款项后解除对被告部分账户的冻结，待剩余尾款全部付清后，再申请法院解除其他账户的冻结。法院主持原被告双方通过互联网线上调解成功，并确认原告收到被告部分款项后，快速协调保全部门依法解除对被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的冻结。
四天后，被告及时将剩余款项付清原告，被冻结的所有银行账户也全部及时解封。此举极大缓解了疫情期间企业经营压力和资金问题，最终该案双方握手言和、案结事了，取得良好效果，法官工作也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充分认可和高度赞许，因受疫情影响出行不便，被告特意通过微信向法官赠送了锦旗表达谢意！疫情防控期间，民二庭已共审结各类案件34件，其中调解、和解结案16件。
“防疫+微信”同步，化解多起矛盾纠纷，凝聚力量同心抗疫
民二庭干警在下沉街道配合社区开展防疫工作的同时，为避免受疫情影响案件当事人联系不到法官、相关案件材料邮寄送达接收不畅、案件停滞办理等诸多问题，法官及法官助理在参与疫情防控任务的同时，主动电话联系手中案件当事人，并添加微信，通过微信与当事人保持实时沟通，不少案件正是通过手机语音、微信证据交换、居家线上调解等形式，在疫情防控期间促成案件调解成功。
同时，因受疫情影响，案件当事人生产生活均面临诸多困难，在法官的积极引导和耐心调解下，当事人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疫情期间守望相助，彼此谅解，各退一步，也为案件成功调解提供了积极因素，法官及时跟进，多起案件实现案结事了，化解原被告双方矛盾纠纷，减少当事人对抗情绪，也为同心抗击疫情凝聚了力量。
坚定信心抗疫情，同舟共济促发展。市北法院干警坚持防疫与办案两不误，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方法保障疫情期间案件办理进度，依法高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积极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尽最大努力促进当事人调解和解，最大程度凝聚双方共识，守望相助，同心抗疫，为早日打赢青岛疫情防控这场大仗、硬仗贡献法院智慧和力量。（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外卖平台、雇佣公司被判赔偿150余万】#外卖员送餐途中猝死家属获赔150余万# 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朝阳法苑”消息，11月11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并宣判了一起外卖骑手深夜送餐途中猝死引发的生命权纠纷案。
外卖员刘某某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未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遂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此次事故中，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均有过错，最终一审判决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共计赔偿刘某某家属150余万元。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等原因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作为一种新业态，外卖等“零工”行业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屡次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除了发生事故后的赔偿问题，如何更好地维护外卖员等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各界讨论的焦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李力行此前对观察者网表示，从现实来看，像骑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他们最大的难处还是在获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现在报道比较多的、诸如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索赔难等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是“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
李力行表示，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不断发展，但是公共服务体系暂时还是以固定就业为基础的。当劳动过程变得碎片化，人变成多角色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也不再固定的时候，管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要去适应这种灵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趋势。
“我认为，五险一金、工伤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李力行表示，对外卖骑手等零工而言，他们最急需的是工伤保险。现在有政策试点，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决掉：允许在广东等地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那么零工们就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获得工伤方面的保障。
目前来看，现有政策已经提到、鼓励试点的措施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实劳动卫生安全责任制、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修订计件单价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还成立了全国首家零工经济工会。平台行业协会和零工工会，也可以发挥促进行业自律、劳动者权益协商的积极作用。
“我还建议，可以设立不同档次的保险保障，由劳动者自愿选择参加。同时，可以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账户，零工工作按单支付，账户资金用于缴纳各种保险保障，为零工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附“朝阳法苑”原文：
据刘某某家属称，2021年5月19日凌晨，刘某某照常外出送餐，然而送餐途中不幸突发疾病，因当时已是深夜，刘某某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身亡。其家属称，刘某某生前系某平台外卖骑手，在外卖员送餐途中，平台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家属认为，刘某某出事时为深夜，只有外卖平台能够掌握到其详细位置，外卖平台作为雇主，有义务关注雇员的实时工作情况，发现订单异常时，应及时与送餐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施以救助，然而在刘某某出现意外的整个过程中，外卖平台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导致刘某某发病数小时无人发现并最终死亡，平台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称其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某信息技术公司负责，要求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参加诉讼，原告亦表示要求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审查后同意其申请，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为共同被告。
庭审中，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辩称，其所运营的平台，仅系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平台对刘某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则辩称，刘某某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刘某某之间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为其投保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运营方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根据法律规定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就平台运营方公司而言，因其并未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也未对刘某某进行劳务管理，不能认定刘某某与其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而“外卖业”作为一种新业态，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送餐员发生意外后的赔偿问题也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此，案件主审法官肖华林表示，为更好地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议外卖平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建立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劳务单位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对于骑手来说，要增强自我劳动保护意识，谨记安全知识，保持避免事故发生的警觉性，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强度。
外卖员刘某某在送餐途中突发疾病身亡，家属认为外卖平台未尽到必要的救助义务，遂将外卖平台诉至法院，后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此次事故中，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均有过错，最终一审判决外卖平台、雇佣公司共计赔偿刘某某家属150余万元。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等原因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作为一种新业态，外卖等“零工”行业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屡次引发社会的关注和讨论。除了发生事故后的赔偿问题，如何更好地维护外卖员等劳动者的权益，也是各界讨论的焦点。
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李力行此前对观察者网表示，从现实来看，像骑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他们最大的难处还是在获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现在报道比较多的、诸如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索赔难等问题，背后的本质原因是“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
李力行表示，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不断发展，但是公共服务体系暂时还是以固定就业为基础的。当劳动过程变得碎片化，人变成多角色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也不再固定的时候，管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要去适应这种灵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趋势。
“我认为，五险一金、工伤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李力行表示，对外卖骑手等零工而言，他们最急需的是工伤保险。现在有政策试点，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决掉：允许在广东等地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那么零工们就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获得工伤方面的保障。
目前来看，现有政策已经提到、鼓励试点的措施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实劳动卫生安全责任制、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修订计件单价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还成立了全国首家零工经济工会。平台行业协会和零工工会，也可以发挥促进行业自律、劳动者权益协商的积极作用。
“我还建议，可以设立不同档次的保险保障，由劳动者自愿选择参加。同时，可以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账户，零工工作按单支付，账户资金用于缴纳各种保险保障，为零工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附“朝阳法苑”原文：
据刘某某家属称，2021年5月19日凌晨，刘某某照常外出送餐，然而送餐途中不幸突发疾病，因当时已是深夜，刘某某倒地数小时无人发现，最终因脑干出血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障碍而身亡。其家属称，刘某某生前系某平台外卖骑手，在外卖员送餐途中，平台可以定位到每一位骑手的实时位置。家属认为，刘某某出事时为深夜，只有外卖平台能够掌握到其详细位置，外卖平台作为雇主，有义务关注雇员的实时工作情况，发现订单异常时，应及时与送餐员取得联系、了解情况并施以救助，然而在刘某某出现意外的整个过程中，外卖平台未采取任何有效救助措施，导致刘某某发病数小时无人发现并最终死亡，平台因此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受理该案后，被告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称其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了《外包服务合作协议》，送餐员的相关配送业务由某信息技术公司负责，要求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参加诉讼，原告亦表示要求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依法审查后同意其申请，追加某信息技术公司为共同被告。
庭审中，外卖平台运营方公司辩称，其所运营的平台，仅系信息服务平台，负责向配送员及配送公司提供信息，不参与招募和管理配送员，尽管平台可以掌握配送员的实时信息，但这并不是平台对配送员进行管理的依据，因此平台对刘某某的死亡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则辩称，刘某某系众包骑手，工作时间、地点、接单选择等均由其自行决定，公司与刘某某之间为合作关系或灵活就业关系，且公司已为其投保保险，不应再承担其他赔偿责任。
朝阳法院经审理认为，平台运营方公司与某信息技术公司签订《外包服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负责外卖配送的劳务人员由某信息技术公司提供，该信息技术公司作为配送人员的管理主体，对配送人员进行岗位培训，根据法律规定为配送人员缴纳相关税费，并根据约定足额支付配送人员的报酬，尽管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之间所签订的合同名为合作协议，但实际上，该信息技术公司与刘某某间的法律关系符合雇佣关系的特征，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作为刘某某的雇主，应当积极履行用工主体责任。本案中，刘某某的工作时间为凌晨，且同时配送多单，作为用工方公司在配送工作量的调配、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和跟进处理，以及在配送人员配送过程中异常情况的掌握和及时救助上，均存在劳动保护措施不完善之处，刘某某在配送过程中发病死亡，与其劳务活动存在直接内在联系，因此，某信息技术公司应对此承担主要责任。
就平台运营方公司而言，因其并未与刘某某签订合同，也未对刘某某进行劳务管理，不能认定刘某某与其公司之间建立了劳务雇佣关系，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不需承担雇主责任。但运营方公司作为平台运营主体，能够实时掌握刘某某的配送情况，对配送异常是可以及时发现、跟踪及处理的，但显然运营方公司在配送异常情况的发现、跟进、处理机制上，以及将异常信息及时反馈给配送人员所属配送公司方面仍存在不完善之处，导致刘某某的异常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处理，因此平台运营方公司亦应当承担其过错相应的责任。
最后，就刘某某而言，其对于自身身体情况应当有充分、全面的了解，当感到身体不适时，应及时停止超负荷接单，以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最终，法院认定刘某某自身承担10%的责任、平台运营方公司承担20%的责任，某信息技术公司承担70%的责任。
近年来，外卖送餐员因负荷过重发生意外的事件频频冲上热搜，而“外卖业”作为一种新业态，在劳动、劳务关系等的认定上有别于传统行业，送餐员发生意外后的赔偿问题也常常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此，案件主审法官肖华林表示，为更好地保护各方合法权益，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建议外卖平台进一步梳理和完善经营模式，在配送业务外包的情况下，对劳务单位加强审核，从资质要求、准入条件等方面，提高劳务单位防范、化解劳动风险和承担责任的能力，同时建立和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建立异常情况信息跟踪、反馈和处置机制；劳务单位要切实加强用工管理，建立符合法律要求的劳动或劳务合同关系，履行用工主体职责，完善劳动保护和保障，通过参加社会保险、商业保险的方式，分散用工风险；对于骑手来说，要增强自我劳动保护意识，谨记安全知识，保持避免事故发生的警觉性，合理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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