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聚焦乌兰察布·推动高质量发展# 乌兰察布：全力以赴做绿色“加法” 想方设法做污染“减法
对内蒙古乌兰察布而言，推进高质量发展，首要的任务便是决胜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缘于此，2020年以来，乌兰察布市以“环境质量改善提升综合整治行动”为抓手，统筹推进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基础建设四大工程，有序落实收官攻坚各项工作，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又有新改善。
决战蓝天保卫战。完成71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升级改造8家火电企业的19台机组；完成19家工业炉窑治理重点项目；积极推动VOCs重点排放企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在近几年累计淘汰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610台的基础上，相关旗县市又淘汰37台。同时，在移动源污染治理工作中，着重对柴油货车污染进行了集中治理。
决战碧水保卫战。持续实施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治理思路正由“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拓展，治理措施从“两节两补两恢复”向“四控、三处理”（控水、控肥、控药、控膜，畜禽粪污处理、农村垃圾处理、农村污水处理）延伸；针对2019年丰镇堡子湾国控断面水质不达标问题，全面实施雨污分离、中水回用、生态蓄水调节三大工程；对全市饮用水源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列出规范化建设清单，交办属地政府逐条逐项进行整改；加力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对13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分类治理；对全市14个入河排污口逐个摸底排查，切实做到封堵一批、整治一批、规范一批。
决战净土保卫战。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2020年全市化肥、农药、地膜的计划使用量分别为8.5万吨、605吨和1.17万吨，较去年实际使用量分别减少0.5万吨、31.7吨和0.3万吨；加大对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力度，对13家涉重金属排放企业建立了污染源清单，实现了重点重金属排放量比2013年下降10%的目标；强化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利用，目前工业园区固废渣场涉及的3个旗县4个渣场正在持续推进治理工作；全市尾矿库污染防治整体进展达到59%；全市11个旗县市区城镇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均达到10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污水治理，年内建设完成生活污水管网204.2公里，建设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2个（套），涉及40个村、12317人。详情点击：https://t.cn/A64H72Ex
对内蒙古乌兰察布而言，推进高质量发展，首要的任务便是决胜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确保生态环境质量大幅改善。
缘于此，2020年以来，乌兰察布市以“环境质量改善提升综合整治行动”为抓手，统筹推进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央环保督察整改、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文明基础建设四大工程，有序落实收官攻坚各项工作，全市生态环境质量又有新改善。
决战蓝天保卫战。完成71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升级改造8家火电企业的19台机组；完成19家工业炉窑治理重点项目；积极推动VOCs重点排放企业开展泄漏检测与修复工作。在近几年累计淘汰10蒸吨/小时及以下燃煤小锅炉610台的基础上，相关旗县市又淘汰37台。同时，在移动源污染治理工作中，着重对柴油货车污染进行了集中治理。
决战碧水保卫战。持续实施岱海水生态综合治理，治理思路正由“一湖之治”向“流域之治”拓展，治理措施从“两节两补两恢复”向“四控、三处理”（控水、控肥、控药、控膜，畜禽粪污处理、农村垃圾处理、农村污水处理）延伸；针对2019年丰镇堡子湾国控断面水质不达标问题，全面实施雨污分离、中水回用、生态蓄水调节三大工程；对全市饮用水源地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列出规范化建设清单，交办属地政府逐条逐项进行整改；加力实施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对13家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进行分类治理；对全市14个入河排污口逐个摸底排查，切实做到封堵一批、整治一批、规范一批。
决战净土保卫战。强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2020年全市化肥、农药、地膜的计划使用量分别为8.5万吨、605吨和1.17万吨，较去年实际使用量分别减少0.5万吨、31.7吨和0.3万吨；加大对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力度，对13家涉重金属排放企业建立了污染源清单，实现了重点重金属排放量比2013年下降10%的目标；强化工业固废综合处置利用，目前工业园区固废渣场涉及的3个旗县4个渣场正在持续推进治理工作；全市尾矿库污染防治整体进展达到59%；全市11个旗县市区城镇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率均达到10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农村牧区人居环境污水治理，年内建设完成生活污水管网204.2公里，建设分散式生活污水处理设施12个（套），涉及40个村、12317人。详情点击：https://t.cn/A64H72Ex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保证孩子有书可读——元宝山区教育扶贫多措并举精准发力
截至8月底，元宝山区教育扶贫受理助学贷款571人，金额426.67万元；受理申请2020年普通高校家庭困难学生入学资助263人，金额263万元；受理补报2019年普通高校家庭困难学生入学资助2人，金额2万元……这是元宝山区教育局2020年暑期教育扶贫的一组数字。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近年来，元宝山区教育局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署，紧盯“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而失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工作目标，抓实控辍保学，强化精准资助，改善办学条件，教育扶贫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
强化资金保障，切实改善教学环境。2017年以来，元宝山区针对办学条件不优问题，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着力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教学环境。投入1.1亿元，实施了中小学办学条件提升工程；投入5000余万元，实施了辖区3所高中内外墙改造、计算机教室配备以及门窗、桌椅、智能黑板的更换和教育城域网建设；投入7000余万元，新建4所公办幼儿园，最大限度推动城乡教育硬件上的均衡发展。
加强交流引进，实现师资力量均衡。针对师资队伍老化问题，近年来，元宝山区进一步加大了教师引进力度，年均引进教师100人以上，着重从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中选拔优秀教师，新招聘的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学校。同时，不断加大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
发展各类教育，推动办学格局均衡。元宝山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优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区内职业教育学校——元宝山区第二中学建设元宝山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和带薪实践平台。元宝山区第二中学在招生、专业选择、就业创业方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倾斜，保障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百分之百能就读、能就业。
在普及学前教育方面，元宝山区加快推进新改扩建乡（镇）公办幼儿园建设，2019年新开工的4所公办幼儿园，今年9月份投入使用后，将有效解决学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满足城乡幼儿上公办园的需求。
抓好学生资助，确保做到“应助尽助”。元宝山区教育局全面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除了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学杂费外，还对其补助生活费，免收住宿费等。2019年，共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209人，帮扶资金57.7万元，其中学前阶段6人，减免保教费0.3万元；义务教育阶段120人，补助生活费8.9万元；高中阶段27人，发放助学金5.3万元；中职阶段13人，发放助学金和补助生活费2.4万元；普通高校33人，发放入学补助33万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0人，获就学期间免息贷款7.8万元。
关注特殊群体，“一个都不能少”。开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绿色通道”，让3654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享受同城待遇，全部就近安置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扎实开展“防流控辍专项治理月”活动，大力营造依法治教、依法保教的社会舆论氛围，增强全社会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的责任意识。2019年，元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100%，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7.03%，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8.96%。
展望未来，元宝山区教育局将以和谐稳定、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抓好教育工程建设、职业教育发展、教育扶贫政策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教育力量。（元宝山区教育局 王建新）
截至8月底，元宝山区教育扶贫受理助学贷款571人，金额426.67万元；受理申请2020年普通高校家庭困难学生入学资助263人，金额263万元；受理补报2019年普通高校家庭困难学生入学资助2人，金额2万元……这是元宝山区教育局2020年暑期教育扶贫的一组数字。
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近年来，元宝山区教育局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安排部署，紧盯“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而失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工作目标，抓实控辍保学，强化精准资助，改善办学条件，教育扶贫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效。
强化资金保障，切实改善教学环境。2017年以来，元宝山区针对办学条件不优问题，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着力加强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善教学环境。投入1.1亿元，实施了中小学办学条件提升工程；投入5000余万元，实施了辖区3所高中内外墙改造、计算机教室配备以及门窗、桌椅、智能黑板的更换和教育城域网建设；投入7000余万元，新建4所公办幼儿园，最大限度推动城乡教育硬件上的均衡发展。
加强交流引进，实现师资力量均衡。针对师资队伍老化问题，近年来，元宝山区进一步加大了教师引进力度，年均引进教师100人以上，着重从教育部直属的6所师范大学中选拔优秀教师，新招聘的教师全部充实到农村学校。同时，不断加大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力度，进一步激发教育活力。
发展各类教育，推动办学格局均衡。元宝山区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优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在区内职业教育学校——元宝山区第二中学建设元宝山创新创业孵化基地，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和带薪实践平台。元宝山区第二中学在招生、专业选择、就业创业方面，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倾斜，保障有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百分之百能就读、能就业。
在普及学前教育方面，元宝山区加快推进新改扩建乡（镇）公办幼儿园建设，2019年新开工的4所公办幼儿园，今年9月份投入使用后，将有效解决学前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满足城乡幼儿上公办园的需求。
抓好学生资助，确保做到“应助尽助”。元宝山区教育局全面落实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各项政策，对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除了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学杂费外，还对其补助生活费，免收住宿费等。2019年，共帮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209人，帮扶资金57.7万元，其中学前阶段6人，减免保教费0.3万元；义务教育阶段120人，补助生活费8.9万元；高中阶段27人，发放助学金5.3万元；中职阶段13人，发放助学金和补助生活费2.4万元；普通高校33人，发放入学补助33万元；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10人，获就学期间免息贷款7.8万元。
关注特殊群体，“一个都不能少”。开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绿色通道”，让3654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享受同城待遇，全部就近安置在公办中小学就读。扎实开展“防流控辍专项治理月”活动，大力营造依法治教、依法保教的社会舆论氛围，增强全社会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的责任意识。2019年，元宝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达到100%，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7.03%，三类残疾儿童入学率达98.96%。
展望未来，元宝山区教育局将以和谐稳定、优质均衡发展为目标，加大工作力度，持续抓好教育工程建设、职业教育发展、教育扶贫政策落实，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教育力量。（元宝山区教育局 王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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