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忧退货服务介绍:
无忧退货保障计划旨在解决消费者无法退货到中国的问题，通过为买家提供当地的退货仓库地址以提升买家的退货体验。参加无忧退货保障计划的商家和产品均有“Free Return”服务标识,当买家购买带有该服务标识的商品，我们为买家提供收货后15天的无理由本地退货服务。
无忧退货保障计划服务流程:
货权转移：发生退货的订单，对应货物不退回商家，将由第三方直接处理。参与此服务的商家，买家退货后收到订单退款，卖家收到第三方补偿款，第三方收到货物。货权从商家转移至第三方合作伙伴。
无忧退货保障计划参与范围
费用收取 赔付卖家 参与范围
1、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巴西、以色列、韩国、沙特、阿联酋、波兰、荷兰和意大利16国的无忧退货服务商品订单，在卖家全部发货后，速卖通按“买家实付金额×无忧退货服务费费率”从卖家资金收款账户扣取无忧退货服务费用。实付金额不含任何形式的店铺优惠券和运费，亦不含买家须承担的税费（如美国部分州的消费税）。
2、费用扣取：速卖通卖家资金收款账户
*费率具体以速卖通订单页面/公告/站内信/邮件为准，不同卖家账号在平台的交易表现会影响该账号服务费率的计算值 赔付到卖家绑定的国内支付宝账号 1、参与行业： 除定制类/贴身内衣类/食品类/成人用品外
2、参与卖家：自主报名
3、参与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巴西、以色列、韩国、沙特、阿联酋、波兰、荷兰、意大利
4、参与订单：1000美金及以下按实际金额进行保障，1000美金以上按1000美金进行保障
如何申请加入无忧退货保障计划？
您可以通过交易—物流服务—无忧退货保障计划板块报名参加
服务费计算公式：
收货地址国家为美、加、澳、英、法、西、德、俄罗斯、巴西、以色列、韩国、沙特、阿联酋、波兰、荷兰、意大利16国买家产生的订单，在卖家全部发货后，按照支付金额×服务费率的公式扣取服务费用（从卖家资金收款账户系统自动划扣）。
收货地址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巴西、以色列、韩国、沙特、阿联酋、波兰、荷兰和意大利16国的买家产生的订单，在卖家全部发货后系统会自动扣款，无论买家收货后是否发起纠纷；收货地址非以上国家，不会产生服务费
服务费是什么时候收取的?
在您确认全部发货后，系统会从您的速卖通资金收款账户中自动收取。按单收取。
服务费率是多少？
费率是根据店铺的动态运营数据、信用数据、并结合行业的运营数据等多维度的基于大数据计算产生。采用差异化风险定价，不同的商家费率会不同，并且动态调整。店铺经营越好，费率越低。
买家成功退货后，我能拿到多少补偿款？
补偿款（人民币）=买家实付金额（美金）*美金兑人民币汇率
买家如何发起免费退货?
退货运费谁承担？
退货运费由第三方服务商承担
纠纷率影响：
不影响纠纷率的计算
举例来说，若买家发起的是15天无理由本地退货，该纠纷原因不计入纠纷率的计算，若买家发起的纠纷原因为颜色不符，则计入纠纷率的计算。
无忧退货保障计划和AE+无忧退货保障计划有什么区别吗
服务 平均服务费率 支持国家 费用收取逻辑 赔付方式 参与范围
无忧退货保障计划 1.3%（其中俄罗斯AE+订单平台补贴1.3%，也就是无任何服务费用） 俄罗斯、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巴西、以色列、韩国、沙特、阿联酋、波兰、荷兰和意大利，共16国 在卖家全部发货后，速卖通按“买家实付金额×服务费费率”从卖家资金收款账户扣取服务费用。实付金额不含任何形式的店铺优惠券和运费，亦不含买家须承担的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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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卖家：自主报名
3、参与订单：1000美金及以下按实际金额进行保障，1000美金以上按1000美金进行保障
AE+无忧退货保障计划 1.9%（其中俄罗斯AE+订单平台补贴1.3%，仅收取0.6%服务费率） 俄罗斯，共1国
详细请阅：
https://t.cn/A6bhDv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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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忧退货保障计划参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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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订单：1000美金及以下按实际金额进行保障，1000美金以上按1000美金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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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货运费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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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响纠纷率的计算
举例来说，若买家发起的是15天无理由本地退货，该纠纷原因不计入纠纷率的计算，若买家发起的纠纷原因为颜色不符，则计入纠纷率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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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再分配方案”出台：涉农比例超五成有哪些考量？】“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涉及到全国范围内数万亿元土地出让收入未来如何使用的一项“重磅文件”，近日正式公布。
据新华社9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
即将开始实施的种种调整，背景仍是因为中国依然面临对“三农”投入不足、短板如何进一步加强等挑战。数年前，一位三农领域的重要官员曾撰文指出：土地收益的分配明显向城市倾斜，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3.15万亿元，到2011年10月末土地出让收益三农支出只有1234亿元。
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意见》也如此提出。
中国“三农”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财政投入、金融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近年来均有所增长。而究其根本，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的多重设计
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连年加大，至2012年达到高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全国财政农林水支出从2007年的0.3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过2万亿元。
2019年，财政部则提出进一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
而作为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的新型全局性政策，《意见》同样旨在实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意在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整体而言，《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等领域，《意见》允许各地整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支出。为切实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切实增加，还提出了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度。
其次，1994年时，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为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动改革，中央确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并延续至今。此后，中央层面除了收取相关税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是其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见》一方面提出严禁以已有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另一方面，也指出允许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11月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中国财经报社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机制研讨会中提到，从总量看，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而同期的专项债务余额为7.4万亿元，超过收入规模。从结构看，能够作为专项债券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91%左右。
第三，为避免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还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比例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本着“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为工作原则，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为保障落地实施，《意见》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如何落地的新挑战
“相关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一位“三农”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如此对《财经》记者指出。
一方面：对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这一说法，目前《意见》提出的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任选其一。
所谓“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这是一种颇具“含金量”的设计：不管各地土地出让纯收益是何类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最低被设定在了8%。如此一来，复杂的纯收益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避免。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分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是拆迁补偿、还有计提各种费用等，比如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还有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等。
尽管如此，《意见》仍强调：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保底”设置之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要求。
为督促地方，中央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
另一方面：《意见》提出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在中央财政方面，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向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新社北京9月初的一则新闻则显示：8月，中国多地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均降，土地出让金额也出现明显下滑。当月300个城市成交土地面积8566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5%。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311亿元，环比减少23%。其中，8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777亿元，环比减少6%；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210亿元，环比减少21%；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324亿元，环比减少34%。
在一系列前提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焦建）
据新华社9月23日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优先支持乡村振兴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到“十四五”期末，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核算，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达到50%以上。
《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近年来，中国每年的土地出让收入呈现增长态势：2018年为65096亿元，2019年为72517亿元；9月18日，财政部公布的2020年8月财政收支情况数据显示：1月至8月累计，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2017亿元，同比增长9%。
即将开始实施的种种调整，背景仍是因为中国依然面临对“三农”投入不足、短板如何进一步加强等挑战。数年前，一位三农领域的重要官员曾撰文指出：土地收益的分配明显向城市倾斜，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已超3.15万亿元，到2011年10月末土地出让收益三农支出只有1234亿元。
近年来，随着数个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方向，相关政策已进行了一系列调整，目前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不低于15%的比例用于农业土地开发，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以及10%用于教育资金（重点用于农村基础教育）。占比虽高，但考虑到土地出让收益小于土地出让总收入，近年来这笔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总额度可能并不“宽裕”。
“土地出让收入是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土地增值收益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城，有力推动了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但直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偏低，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持作用发挥不够。”《意见》也如此提出。
中国“三农”领域对资金的需求持续增加。财政投入、金融投入和社会资本投入近年来均有所增长。而究其根本，财政投入作为指引和撬动的“杠杆”，其总量如何保障及进一步增加，将对中国的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等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政策的多重设计
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连年加大，至2012年达到高位并一直保持至今。全国财政农林水支出从2007年的0.32万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超过2万亿元。
2019年，财政部则提出进一步建立投入保障机制，通过建立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机制，将土地增值收益更多用于“三农”。
而作为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城乡分配格局的新型全局性政策，《意见》同样旨在实现“取之于农、主要用之于农”的要求，意在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任务，加快补上“三农”发展短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支撑。
整体而言，《意见》或将成为一项涉及城乡多个领域内“土地蛋糕”如何重新裁切的综合性政策：
首先，在巩固粮食生产基础等领域，《意见》允许各地整合使用土地出让收入中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重点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现代种业提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支出。为切实确保对农业农村投入的切实增加，还提出了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农投入之间的统筹衔接，持续加大各级财政通过原有渠道用于农业农村的支出力度。
其次，1994年时，中国推动分税制改革。为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动改革，中央确定了土地出让收入基本都归地方政府所有的制度设计，并延续至今。此后，中央层面除了收取相关税费，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支出具有较多的“自由裁量权”。
对于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土地出让收入是其基金预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意见》一方面提出严禁以已有明确用途的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另一方面，也指出允许将已收储土地的出让收入，继续通过计提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用于偿还因收储土地形成的地方政府债务，并作为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计算核定。各地应合理把握土地征收、收储、供应节奏，保持土地出让收入和收益总体稳定，统筹处理好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关系。
财政部网站公布的2019年11月公布的相关信息显示：由财政部政府债务研究与评估专项工作办公室、中国财经报社共同举办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偿债机制研讨会中提到，从总量看，2018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1万亿元，而同期的专项债务余额为7.4万亿元，超过收入规模。从结构看，能够作为专项债券偿还来源的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土地出让收入占91%左右。
第三，为避免调整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意见》还明确提出将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核算办法。严禁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严格核定土地出让成本性支出，不得将与土地前期开发无关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建设成本纳入成本核算范围，虚增土地出让成本，缩减土地出让收益。
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比例提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本着“坚持优先保障、务求实效，坚持积极稳妥、分步实施，坚持统筹使用、规范管理”为工作原则，从“十四五”第一年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年度稳步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
为保障落地实施，《意见》提出了五项重点举措：一要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二要做好与相关政策衔接；三要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四要加强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统筹使用；五要加强对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资金的核算。
如何落地的新挑战
“相关政策的含金量不低，而在具体落实过程中，比如在如何计提、如何统筹等方面，则可能仍需进一步细化。”一位“三农”领域的相关研究者如此对《财经》记者指出。
一方面：对于“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这一说法，目前《意见》提出的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确定计提方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则可结合本地实际从两种方式当中选择任选其一。
所谓“两种”方式，其一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50%以上计提，若计提数小于土地出让收入8%的，则按不低于土地出让收入8%计提；二是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占比逐步达到10%以上计提。
这是一种颇具“含金量”的设计：不管各地土地出让纯收益是何类情况，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最低被设定在了8%。如此一来，复杂的纯收益难以精确计算的问题得以一定程度的避免。
近年来，按照财政部网站公布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土地出让金分成本和收益，成本主要是拆迁补偿、还有计提各种费用等，比如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拆迁补偿费，还有计提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补助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出、保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补贴支出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等等。
尽管如此，《意见》仍强调：把调整完善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情况纳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作为中央一号文件贯彻落实情况督查的重要内容。严肃查处擅自减免、截留、挤占、挪用应缴国库土地出让收入以及虚增土地出让成本、违规使用农业农村投入资金等行为，并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在这样的“保底”设置之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对所辖市、县设定差异化计提标准，但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总体上要实现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逐步达到50%以上的目标要求。
为督促地方，中央将根据实际支出情况考核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是否达到要求，具体考核办法将由财政部另行制定（北京、上海等土地出让收入高、农业农村投入需求小的少数地区，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具体比例）。
另一方面：《意见》提出了建立市县留用为主、中央和省级适当统筹的资金调剂机制。在中央财政方面，继续按现行规定统筹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的20%、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的30%，向粮食主产区、中西部地区倾斜。
值得关注的是，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主要由市、县政府安排使用，重点向县级倾斜，赋予县级政府合理使用资金自主权。省级政府可从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资金中统筹一定比例资金，在所辖各地区间进行调剂，重点支持粮食主产和财力薄弱县（市、区、旗）乡村振兴。省级统筹办法和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主确定。
中新社北京9月初的一则新闻则显示：8月，中国多地土地市场供求环比均降，土地出让金额也出现明显下滑。当月300个城市成交土地面积8566万平方米，环比减少25%。300个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为4311亿元，环比减少23%。其中，8月，一线城市土地出让金总额777亿元，环比减少6%；二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2210亿元，环比减少21%；三四线城市土地出让金为1324亿元，环比减少34%。
在一系列前提下，中国多年来一直存在的中西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相对较少、东南部地区土地出让收益相对较多的现象，是否及将如何制约各省在进行统筹时候的做法，则有待于各地相关细则出台后进一步解析。（来源：《财经》杂志 记者 焦建）
【#1261万亩小龙虾引争议#要虾还是要稻？】麻小、口味虾、卤虾、冰镇虾……大快朵颐地吃上一顿小龙虾是南北吃货们的夏日必修课。目前，国内市场上的小龙虾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江苏、湖北和湖南等地的稻田养殖。消费者并不了解的是，美味小龙虾背后，正面临一场事关生态环境、农民利益和粮食安全的争论。
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以“稻虾种养”为代表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以便为探索其他农业发展模式提供借鉴。
#对话嘉宾#
张玉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仲桂（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
孟祥胜（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周 勉（半月谈记者）
#“稻虾种养”有过热趋势#
周勉：
我国的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一方面有专家指出，不断扩大的稻田养虾规模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是好不容易通过养虾脱贫致富的农民。究竟要虾还是要稻？
张玉烛：
“稻虾种养”模式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对大规模扩张还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首先，这种模式要对稻田开沟，会一定程度破坏耕地，虽然这种破坏并非不可逆，但恢复起来也需要时间。其次，在所有稻渔共养的模式里，目前“稻虾种养”有过热的趋势。实际上，在去年4月，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发布过一个通知，已经注意到一些不规范的苗头。湖南是袁隆平院士的“根据地”之一，他一直强调，产量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产量是基础，提高粮食质量不能牺牲这个基础。
谢仲桂：
并不是所有的稻田都适合“稻虾种养”，这是必须要明确的一个前提。以湖南为例，经过我们的测算，全省大概有20%的稻田是适宜这种模式的，虽然还有潜力可供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盲目发展。同时，这种模式在投苗比例、土壤影响、底泥影响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一些品种也面临种质退化严重、免疫力下降等问题。目前，我们和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正在加紧上述方面的研究，力求跟上农业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
#促农增收效果显著#
孟祥胜：
“稻虾种养”可以说是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起跑线”。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15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为8万亩，2019年达55万亩。种养户亩平收入达6000元，效益3000元左右，较常规种植水稻每亩增收2000多元。没有“稻虾种养”前，南县本地大米每斤价格在2.1元到2.6元，现在达到每斤8元。全县相关从业人员达12.8万人，共有约1.5万名贫困人口通过养虾脱贫。
养虾还催生了专业合作社196家、家庭农场132家，并带动发展小龙虾主题餐饮店400多家（含夜市），研发新菜品30多种。可以说，“稻虾种养”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效果都十分明显。
谢仲桂：
水产品是食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是老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稳定粮食产量的角度来说，稻渔模式可能贡献不大，但从保障水产品供给来说，其重要作用正日益显现。
我国很多大江大河大湖都实行了严格的禁捕令。2019年，湖南省包括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在内的全部水域，仅有8万吨捕捞产出。禁投肥、禁围栏、禁网箱后，天然水域的养殖产出也基本为零。再加上传统池塘因为用地矛盾、环保投入等原因也很难再有增加。因此，稻田就成为目前主要、关键的渔业补充途径。
张玉烛：
首先，湖南的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而稻渔模式特别是“稻虾种养”要求耕地长期灌水，这是有利于降低重金属含量的。其次，传统的粮食生产模式下，农民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几乎是不赚钱甚至会亏本的，而稻渔种养模式下，农民的增收幅度相当明显。第三，它的火爆，带动了各个科研团队的研究力度。比如，我们中心已有团队开始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品种选育，袁隆平院士的“三一工程”（三分地养活一个人）里也有相关的课题。这些研究都可以让我国的农业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
孟祥胜：
说到小龙虾，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湖北潜江、江苏盱眙和湖南南县，这种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这个产业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稻虾产业还带动了南县的全域旅游、电商物流、农田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南县在2018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评为“中国虾稻米之乡”。因此，不管是政府、行业协会还是种养主体，对于农产品品牌和品质的维护自觉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都在积极主动开展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和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科学把控，算好粮食安全的账#
周勉：
“稻虾种养”面临的争议，本质上是粮食安全的账究竟要如何算。我认为，有争议并不可怕，但要警惕各路人马来“算账”，最终却由农民和消费者来“埋单”的情况出现。类似的教训已经太多，应当极力避免。
粮食安全应当包含以下几点：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环境安全和收入安全等多个方面。前面几个安全都比较好理解，并且日益受到重视，但最后一个安全往往被忽略。不管是粮食还是其他农产品，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稳定的、可期的、持续性的收入，就没有人来保障上述安全的实现。算这笔账，既不能将它们孤立割裂，更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
实际上，在传统模式“种粮不赚钱”几乎已成共识的今天，“稻虾种养”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围绕这个产业所做的工作，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积极思考。
张玉烛：
其实，只要是农业生产行为，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每当一种农业技术或者农业模式应用到实际生产，既要看到它潜在的“副作用”，也要看到它带来的积极效果。农业科研工作就是要不断去解决实际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杂交水稻，过去被诟病“贪吃”“傲娇”，但经过不断努力，正在改变它在农民心中需要“大肥大水”的种植印象。
孟祥胜：
我想，简单的数据对比并不能完全概括“稻虾种养”的积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2017年到2019年，我们通过对比试验和创建示范基地，筛选出了“桃湘优莉晶”“野香优航1573”等一批高档优质稻，探索了“水稻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开展了“稻田人工诱导繁育”“室内工厂化人工诱导繁育”等小龙虾种苗繁育技术攻关。联合省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小龙虾从产地环境、良种繁育、标准养殖、大众食品、功能性产品到厨房菜品的系列研究。同时，水稻机插、抛秧技术、有机肥的科学使用技术、溯源体系建设、绿色防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也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不知能否这样说，“两利相权取其重”。我认为，只有在脱贫之后，才能更有底气和实力保粮田。如果“一刀切”式地退虾还耕，农民都会出去打工，粮田很可能会撂荒。
周勉：
要虾还是要稻？这对看似无解的矛盾，其实在科学把控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实现共存的。养虾的规模应当严格管控，加快研发农业科技让稻田增产，就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来源：半月谈 图/曹力）
我们需要全面客观地看待以“稻虾种养”为代表的稻渔综合种养模式，以便为探索其他农业发展模式提供借鉴。
#对话嘉宾#
张玉烛（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副主任）
谢仲桂（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所长）
孟祥胜（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周 勉（半月谈记者）
#“稻虾种养”有过热趋势#
周勉：
我国的小龙虾养殖总面积1680万亩，其中稻田养虾面积1261万亩，超过全国稻渔综合种养面积的四成。一方面有专家指出，不断扩大的稻田养虾规模影响水稻生产，造成粮食安全隐患；另一方面，是好不容易通过养虾脱贫致富的农民。究竟要虾还是要稻？
张玉烛：
“稻虾种养”模式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我对大规模扩张还是持相对谨慎的态度。首先，这种模式要对稻田开沟，会一定程度破坏耕地，虽然这种破坏并非不可逆，但恢复起来也需要时间。其次，在所有稻渔共养的模式里，目前“稻虾种养”有过热的趋势。实际上，在去年4月，农业农村部关于规范稻渔综合种养产业发展发布过一个通知，已经注意到一些不规范的苗头。湖南是袁隆平院士的“根据地”之一，他一直强调，产量和质量是一对矛盾，产量是基础，提高粮食质量不能牺牲这个基础。
谢仲桂：
并不是所有的稻田都适合“稻虾种养”，这是必须要明确的一个前提。以湖南为例，经过我们的测算，全省大概有20%的稻田是适宜这种模式的，虽然还有潜力可供挖掘，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能盲目发展。同时，这种模式在投苗比例、土壤影响、底泥影响等方面，还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一些品种也面临种质退化严重、免疫力下降等问题。目前，我们和湖南农业大学、湖南省农科院等正在加紧上述方面的研究，力求跟上农业发展需求和市场需求。
#促农增收效果显著#
孟祥胜：
“稻虾种养”可以说是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起跑线”。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15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为8万亩，2019年达55万亩。种养户亩平收入达6000元，效益3000元左右，较常规种植水稻每亩增收2000多元。没有“稻虾种养”前，南县本地大米每斤价格在2.1元到2.6元，现在达到每斤8元。全县相关从业人员达12.8万人，共有约1.5万名贫困人口通过养虾脱贫。
养虾还催生了专业合作社196家、家庭农场132家，并带动发展小龙虾主题餐饮店400多家（含夜市），研发新菜品30多种。可以说，“稻虾种养”在促进农民增收、助力脱贫攻坚、发展地方经济等方面，效果都十分明显。
谢仲桂：
水产品是食物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是老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稳定粮食产量的角度来说，稻渔模式可能贡献不大，但从保障水产品供给来说，其重要作用正日益显现。
我国很多大江大河大湖都实行了严格的禁捕令。2019年，湖南省包括湘资沅澧四水和洞庭湖在内的全部水域，仅有8万吨捕捞产出。禁投肥、禁围栏、禁网箱后，天然水域的养殖产出也基本为零。再加上传统池塘因为用地矛盾、环保投入等原因也很难再有增加。因此，稻田就成为目前主要、关键的渔业补充途径。
张玉烛：
首先，湖南的土壤重金属含量相对来说比较高，而稻渔模式特别是“稻虾种养”要求耕地长期灌水，这是有利于降低重金属含量的。其次，传统的粮食生产模式下，农民如果没有国家补贴，几乎是不赚钱甚至会亏本的，而稻渔种养模式下，农民的增收幅度相当明显。第三，它的火爆，带动了各个科研团队的研究力度。比如，我们中心已有团队开始专门进行这方面的品种选育，袁隆平院士的“三一工程”（三分地养活一个人）里也有相关的课题。这些研究都可以让我国的农业发展呈现出更加多元的趋势。
孟祥胜：
说到小龙虾，大家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湖北潜江、江苏盱眙和湖南南县，这种知名度已经远远超出这个产业本身带来的经济价值。稻虾产业还带动了南县的全域旅游、电商物流、农田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南县在2018年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评为“中国虾稻米之乡”。因此，不管是政府、行业协会还是种养主体，对于农产品品牌和品质的维护自觉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都在积极主动开展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和农业全产业链体系建设。
#科学把控，算好粮食安全的账#
周勉：
“稻虾种养”面临的争议，本质上是粮食安全的账究竟要如何算。我认为，有争议并不可怕，但要警惕各路人马来“算账”，最终却由农民和消费者来“埋单”的情况出现。类似的教训已经太多，应当极力避免。
粮食安全应当包含以下几点：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流通安全、环境安全和收入安全等多个方面。前面几个安全都比较好理解，并且日益受到重视，但最后一个安全往往被忽略。不管是粮食还是其他农产品，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稳定的、可期的、持续性的收入，就没有人来保障上述安全的实现。算这笔账，既不能将它们孤立割裂，更不能将它们彼此对立起来。
实际上，在传统模式“种粮不赚钱”几乎已成共识的今天，“稻虾种养”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围绕这个产业所做的工作，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积极思考。
张玉烛：
其实，只要是农业生产行为，都会给自然环境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每当一种农业技术或者农业模式应用到实际生产，既要看到它潜在的“副作用”，也要看到它带来的积极效果。农业科研工作就是要不断去解决实际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说杂交水稻，过去被诟病“贪吃”“傲娇”，但经过不断努力，正在改变它在农民心中需要“大肥大水”的种植印象。
孟祥胜：
我想，简单的数据对比并不能完全概括“稻虾种养”的积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2017年到2019年，我们通过对比试验和创建示范基地，筛选出了“桃湘优莉晶”“野香优航1573”等一批高档优质稻，探索了“水稻轻简高效生产技术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开展了“稻田人工诱导繁育”“室内工厂化人工诱导繁育”等小龙虾种苗繁育技术攻关。联合省内外科研机构，开展小龙虾从产地环境、良种繁育、标准养殖、大众食品、功能性产品到厨房菜品的系列研究。同时，水稻机插、抛秧技术、有机肥的科学使用技术、溯源体系建设、绿色防控社会化服务等方面也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
不知能否这样说，“两利相权取其重”。我认为，只有在脱贫之后，才能更有底气和实力保粮田。如果“一刀切”式地退虾还耕，农民都会出去打工，粮田很可能会撂荒。
周勉：
要虾还是要稻？这对看似无解的矛盾，其实在科学把控的前提下，还是可以实现共存的。养虾的规模应当严格管控，加快研发农业科技让稻田增产，就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
（来源：半月谈 图/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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