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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增湘手稿首次影印出版
书名：藏园老人手稿（全十六册）
作者：傅增湘 著 傅熹年 整理
书号：978-7-101-13680-7
定价：9800元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傅增湘先生毕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工作，藏书近二十万卷。寻书、藏书、校书过程中，傅先生留下大量手稿，这些手稿反映了他毕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情况，可从中了解他行文构思过程和最后定稿的情况。
傅先生哲孙傅熹年对手稿悉心整理，《藏园老人手稿》于2020年1月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手稿大部分用行楷书写，较为工致，反映了傅增湘先生做学问严肃认真的情况。特别是四十余年的观书记录反映了其间公私藏书的情况，具有近代藏书史的作用，而大量游记也为这些名胜提供了近代演变盛衰的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观书笔记
先祖傅增湘，字沅叔，晚号藏园老人，四川江安人，生于一八七二年，卒于一九四九年。毕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工作，藏书近二十万卷，以“双鉴楼”为藏书斋名。其中宋元善本约一百六十余种，近七千卷，藏书中手自校勘的有一万六千余卷。一九四七年以手校书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一九四九年去世时，又遗命以所藏代表“双鉴楼”之著名善本《宋本资治通鉴》《宋写本洪范政鉴》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余善本先父也仰体先祖遗愿先后转让北京图书馆收藏。家中所存主要为先祖毕生撰述的手稿近百册，主要为版本目录学撰述和游记。
在版本目录学方面遗稿主要有观书笔记、自藏书目和校勘跋记等。
先祖平生观览各著名藏家的藏书和在书肆观书四十余年，所见大都较详细地记载在笔记本上，定名为《藏园经眼录》或《藏园瞥录》，其中二十九册记所见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故宫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等大图书馆藏书；对所见近代诸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有详尽的记载，如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卢氏抱经楼、潘氏滂喜斋、长白盛昱、宜都杨守敬、江阴缪荃孙、嘉兴沈曾植、德化李盛铎、南陵徐乃昌、乌程蒋汝藻、上虞罗振玉、海盐张元济、江宁邓邦述、临清徐坊、吴兴张钧衡、吴县顾麟士、武进陶湘、萧山朱文钧、河北张允亮、吴兴刘承幹、宝应刘启瑞、项城袁克文、南海潘宗周、至德周暹诸家所藏善本。另有二册为一九二九年赴日本观古籍的记录，其中包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即吴兴陆心源皕宋楼）、内藤氏恭仁山庄、前田氏尊经阁和一些私人所藏我国重要古籍善本，题为《日本访书记稿本》。另有八册记自藏善本。
这些观书笔记曾整理为《藏园群书经眼录》，在一九八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当时为便于读者检索，是按四库分类重新编排的，未能保持原稿的面貌，也不能集中反映当时各大藏书家的收藏情况。
此次发表的原稿时代自一九一〇至一九四四年，除记阅肆所见外，还反映了此三十余年间诸家藏书和流通的情况及当时版本目录学发展的情况。例如第一册记录了嘉兴沈曾植藏书，第六册记四明卢址抱经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第九册记吴门顾麟士藏书，第十二册记宝应刘启瑞自内阁大库取去的大量宋元珍本，第十三册记张之洞家遗书，第十五册记蒋孟蘋密韵楼藏书，第十六册记故宫图书馆藏书，第十七册记松江韩氏藏书，第十八册记海源阁遗籍，第二十册记李木斋、叶德辉藏书，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册为对日本官方和私人藏书的观书记，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为己未南游访书记，第三十九册记北京盛昱意园藏书，均对近代（一九一〇至一九四四）善本流传情况有较完整的记载并附有先祖本人的鉴定意见。
自藏书目
第二十八至三十五册记先祖双鉴楼自藏善本，其中第二十八、二十九册为宋、辽、金刊本，第三十册为元本、明洪武本，第三十一册为明刊本之经、史、子部，第三十二册为明刊本之集部，第三十三册为影宋元本、旧钞本、评点本，第三十四册为名人手校本，第三十五册为《双鉴楼藏书题记》。反映了三十年代左右先祖藏书的情况。
另有《双鉴楼藏书杂咏》一册，为晚年所撰咏自藏宋元本书之作，并在自注中记其大要，可以视为是对自藏重要善本的简要介绍。
此外，先祖访书时随身携带一部手钞本的莫友芝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除便于查阅外，还把所见各书补记于册中各该书的行侧或书眉之上，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四年的三十余年间，批注始满，且多为郘目中所未载的稀见善本。此书在一九八三年后熹年曾进行整理，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当时出于实用考虑，把先祖《藏园经眼录》所记各书也一并附入，拓展了书的内容，以便于读者使用。此次所发表者则为手稿，不包括《藏园经眼录》所记各书，可以反映此本之完整面貌。从书中的蝇头小楷记录，也可反映先祖对版本目录学上投入的精力。
此外，还有他手摹的善本，如手摹宋刊本《聱隅子歔欷琐微论》《算学源流》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古籍，反映了他对古籍的珍爱。封面经启功先生题签，更足珍重。
校勘跋记
这主要是《藏园群书题记》的手稿，分初集、续集、三集三部分。其中初集一百六十二篇、续集一百四十八篇曾自费刊行，三集主要为一九三八年以后所撰二百一十六篇，未刊。一九八九年熹年曾将三部分合并，按四库分类排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祖发表文稿是先写手稿，然后请人钞为清稿，再在清稿上修改校定，交付出版。故出版发表的文稿与手稿有时会有小的差异，除文词修改外，在鉴定意见上还可能有少量出于照顾而有所避忌、删除之处，此手稿则可更全面了解其构思。此外，《藏园校书录》一册为藏园老人校书的记录手稿。
笔记札记
多为读书札记如《藏园检书随笔》《客座新谭》等，记所见善本中对撰述有用的珍稀资料。如《藏园检书随笔》记《康熙万寿盛典》卷五十四至五十七记皇子及大臣进书二百八十五部，其重要者宋钞二部，宋版三十六部，元本九部。又记钱曾述古堂书目原本中所记宋本目录，以及清翰林院书目等，都是重要珍稀典籍史料。《文苑琐谭》则是校勘《文苑英华》时摘录之可供撰述的有用资料。
游 记
先祖平生喜游名山，四十年来南北名山多往游览，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七年近四十年间所撰游记有三十余篇，其中手稿尚存者有二十余篇。一九九五年熹年将先祖曾经刊发的文稿与尚存的手稿整理为《藏园游记》，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现存手稿二十余篇中，有部分文稿或残或缺，读者可与已版《藏园游记》对照参看。
先祖的这些游记文稿，除记游历进程、景观之美外，还博引群书，考证史地。如《塞上行程录》是为撰写《绥远通志》进行实地考察的纪实之作，对塞上风光、大型寺庙及宗教派系等都有生动的记述和考证，如辨内蒙明妃青冢实为北魏墓葬等。《秦游日录》记游西安、咸阳诸地，议论古今，对一些误传的史迹也多加以考订。如辨咸阳毕原非周文王、周武王陵而系秦文公、秦武公墓。这些对探讨壮丽的祖国山川之美和其中所含蕴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史料作用。
把几处曾反复数次游览的黄山（一九二〇、一九三五）、泰山（一九一一、一九一四）、盘山景区（一九〇二、一九一一、一九三〇）的情况前后对照，可见数十年间景物之残损或恢复的状况。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游黄山时由北路入山，景物、道路多未恢复，景点和寺庙残破荒凉，民间缺米严重等情况，与一九三五年后游所记相比，已有很大的恢复。而三游盘山游记所载，亲见清末盘山行宫尚基本完整而三十年间文物散失，宫室已被夷为平地的过程，并撰《静寄山庄歌》以纪其事，也都对了解风景名胜区的变化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作用。
先祖这些手稿反映了他毕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情况，可了解他行文构思过程和最后定稿的情况。其中大部分用行楷书写，有些较为工致，也反映了他做学问严肃认真的情况。特别是四十余年的观书记录反映了其间公私藏书的情况，具有近代藏书史的作用，而大量游记也为这些名胜提供了近代演变盛衰的情况，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承中华书局好意，将先祖手稿影印行世，谨致谢意。
傅增湘手稿首次影印出版
书名：藏园老人手稿（全十六册）
作者：傅增湘 著 傅熹年 整理
书号：978-7-101-13680-7
定价：9800元
出版日期：2020年1月
傅增湘先生毕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工作，藏书近二十万卷。寻书、藏书、校书过程中，傅先生留下大量手稿，这些手稿反映了他毕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情况，可从中了解他行文构思过程和最后定稿的情况。
傅先生哲孙傅熹年对手稿悉心整理，《藏园老人手稿》于2020年1月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手稿大部分用行楷书写，较为工致，反映了傅增湘先生做学问严肃认真的情况。特别是四十余年的观书记录反映了其间公私藏书的情况，具有近代藏书史的作用，而大量游记也为这些名胜提供了近代演变盛衰的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观书笔记
先祖傅增湘，字沅叔，晚号藏园老人，四川江安人，生于一八七二年，卒于一九四九年。毕生从事版本目录学和古籍校勘工作，藏书近二十万卷，以“双鉴楼”为藏书斋名。其中宋元善本约一百六十余种，近七千卷，藏书中手自校勘的有一万六千余卷。一九四七年以手校书全部捐赠北京图书馆，一九四九年去世时，又遗命以所藏代表“双鉴楼”之著名善本《宋本资治通鉴》《宋写本洪范政鉴》捐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其余善本先父也仰体先祖遗愿先后转让北京图书馆收藏。家中所存主要为先祖毕生撰述的手稿近百册，主要为版本目录学撰述和游记。
在版本目录学方面遗稿主要有观书笔记、自藏书目和校勘跋记等。
先祖平生观览各著名藏家的藏书和在书肆观书四十余年，所见大都较详细地记载在笔记本上，定名为《藏园经眼录》或《藏园瞥录》，其中二十九册记所见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故宫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等大图书馆藏书；对所见近代诸著名藏书家的藏书也有详尽的记载，如瞿氏铁琴铜剑楼、杨氏海源阁、卢氏抱经楼、潘氏滂喜斋、长白盛昱、宜都杨守敬、江阴缪荃孙、嘉兴沈曾植、德化李盛铎、南陵徐乃昌、乌程蒋汝藻、上虞罗振玉、海盐张元济、江宁邓邦述、临清徐坊、吴兴张钧衡、吴县顾麟士、武进陶湘、萧山朱文钧、河北张允亮、吴兴刘承幹、宝应刘启瑞、项城袁克文、南海潘宗周、至德周暹诸家所藏善本。另有二册为一九二九年赴日本观古籍的记录，其中包括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内阁文库、岩崎氏静嘉堂（即吴兴陆心源皕宋楼）、内藤氏恭仁山庄、前田氏尊经阁和一些私人所藏我国重要古籍善本，题为《日本访书记稿本》。另有八册记自藏善本。
这些观书笔记曾整理为《藏园群书经眼录》，在一九八三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当时为便于读者检索，是按四库分类重新编排的，未能保持原稿的面貌，也不能集中反映当时各大藏书家的收藏情况。
此次发表的原稿时代自一九一〇至一九四四年，除记阅肆所见外，还反映了此三十余年间诸家藏书和流通的情况及当时版本目录学发展的情况。例如第一册记录了嘉兴沈曾植藏书，第六册记四明卢址抱经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第九册记吴门顾麟士藏书，第十二册记宝应刘启瑞自内阁大库取去的大量宋元珍本，第十三册记张之洞家遗书，第十五册记蒋孟蘋密韵楼藏书，第十六册记故宫图书馆藏书，第十七册记松江韩氏藏书，第十八册记海源阁遗籍，第二十册记李木斋、叶德辉藏书，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册为对日本官方和私人藏书的观书记，第三十六至三十八册为己未南游访书记，第三十九册记北京盛昱意园藏书，均对近代（一九一〇至一九四四）善本流传情况有较完整的记载并附有先祖本人的鉴定意见。
自藏书目
第二十八至三十五册记先祖双鉴楼自藏善本，其中第二十八、二十九册为宋、辽、金刊本，第三十册为元本、明洪武本，第三十一册为明刊本之经、史、子部，第三十二册为明刊本之集部，第三十三册为影宋元本、旧钞本、评点本，第三十四册为名人手校本，第三十五册为《双鉴楼藏书题记》。反映了三十年代左右先祖藏书的情况。
另有《双鉴楼藏书杂咏》一册，为晚年所撰咏自藏宋元本书之作，并在自注中记其大要，可以视为是对自藏重要善本的简要介绍。
此外，先祖访书时随身携带一部手钞本的莫友芝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除便于查阅外，还把所见各书补记于册中各该书的行侧或书眉之上，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四四年的三十余年间，批注始满，且多为郘目中所未载的稀见善本。此书在一九八三年后熹年曾进行整理，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由中华书局出版。但当时出于实用考虑，把先祖《藏园经眼录》所记各书也一并附入，拓展了书的内容，以便于读者使用。此次所发表者则为手稿，不包括《藏园经眼录》所记各书，可以反映此本之完整面貌。从书中的蝇头小楷记录，也可反映先祖对版本目录学上投入的精力。
此外，还有他手摹的善本，如手摹宋刊本《聱隅子歔欷琐微论》《算学源流》都是难得一见的珍稀古籍，反映了他对古籍的珍爱。封面经启功先生题签，更足珍重。
校勘跋记
这主要是《藏园群书题记》的手稿，分初集、续集、三集三部分。其中初集一百六十二篇、续集一百四十八篇曾自费刊行，三集主要为一九三八年以后所撰二百一十六篇，未刊。一九八九年熹年曾将三部分合并，按四库分类排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祖发表文稿是先写手稿，然后请人钞为清稿，再在清稿上修改校定，交付出版。故出版发表的文稿与手稿有时会有小的差异，除文词修改外，在鉴定意见上还可能有少量出于照顾而有所避忌、删除之处，此手稿则可更全面了解其构思。此外，《藏园校书录》一册为藏园老人校书的记录手稿。
笔记札记
多为读书札记如《藏园检书随笔》《客座新谭》等，记所见善本中对撰述有用的珍稀资料。如《藏园检书随笔》记《康熙万寿盛典》卷五十四至五十七记皇子及大臣进书二百八十五部，其重要者宋钞二部，宋版三十六部，元本九部。又记钱曾述古堂书目原本中所记宋本目录，以及清翰林院书目等，都是重要珍稀典籍史料。《文苑琐谭》则是校勘《文苑英华》时摘录之可供撰述的有用资料。
游 记
先祖平生喜游名山，四十年来南北名山多往游览，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三七年近四十年间所撰游记有三十余篇，其中手稿尚存者有二十余篇。一九九五年熹年将先祖曾经刊发的文稿与尚存的手稿整理为《藏园游记》，由印刷工业出版社出版。现存手稿二十余篇中，有部分文稿或残或缺，读者可与已版《藏园游记》对照参看。
先祖的这些游记文稿，除记游历进程、景观之美外，还博引群书，考证史地。如《塞上行程录》是为撰写《绥远通志》进行实地考察的纪实之作，对塞上风光、大型寺庙及宗教派系等都有生动的记述和考证，如辨内蒙明妃青冢实为北魏墓葬等。《秦游日录》记游西安、咸阳诸地，议论古今，对一些误传的史迹也多加以考订。如辨咸阳毕原非周文王、周武王陵而系秦文公、秦武公墓。这些对探讨壮丽的祖国山川之美和其中所含蕴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史料作用。
把几处曾反复数次游览的黄山（一九二〇、一九三五）、泰山（一九一一、一九一四）、盘山景区（一九〇二、一九一一、一九三〇）的情况前后对照，可见数十年间景物之残损或恢复的状况。如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游黄山时由北路入山，景物、道路多未恢复，景点和寺庙残破荒凉，民间缺米严重等情况，与一九三五年后游所记相比，已有很大的恢复。而三游盘山游记所载，亲见清末盘山行宫尚基本完整而三十年间文物散失，宫室已被夷为平地的过程，并撰《静寄山庄歌》以纪其事，也都对了解风景名胜区的变化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作用。
先祖这些手稿反映了他毕生从事学术活动的情况，可了解他行文构思过程和最后定稿的情况。其中大部分用行楷书写，有些较为工致，也反映了他做学问严肃认真的情况。特别是四十余年的观书记录反映了其间公私藏书的情况，具有近代藏书史的作用，而大量游记也为这些名胜提供了近代演变盛衰的情况，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现承中华书局好意，将先祖手稿影印行世，谨致谢意。
考证
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遁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诗也，行行重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则其他可知矣。）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文选长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园中葵者郭茂倩乐府有两篇，次一首乃仙人骑白鹿者。仙人骑白鹿之篇予疑此词“岹岹山上亭”以下其义不同，当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文选“饮马长城窟古词”无人名，玉台以为蔡邕作。古词之不可读者莫如巾舞歌、文义漫不可解、又古将进酒“芳树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读之茫然、又朱鹭“稚子班艾如”、张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岂非岁久文字舛讹而然耶。木兰歌“促织何唧唧”文苑英华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历历，乐府作“唧唧复唧唧”又作“促织何唧唧”，当从乐府也。“愿驰千里足”郭茂倩乐府作“愿借明佗千里足”，酉阳杂俎作“愿驰千里明佗足”；渔隐不考妄为之辨。
少陵与太白独厚于诸公，诗中凡言太白十四处，至谓“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其情好可想，遁斋闲览谓二人名既相逼，不能无相忌，是以庸俗之见而度贤哲之心也，予故不得不辨。古诗十九首非止一人之诗也，行行重行，乐府以为枚乘之作，则其他可知矣。）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玉台作两首），自“越鸟巢南枝”以下别为一首，当以选为正。文选长歌行只有一首，青青园中葵者郭茂倩乐府有两篇，次一首乃仙人骑白鹿者。仙人骑白鹿之篇予疑此词“岹岹山上亭”以下其义不同，当又别是一首，郭茂倩不能辨也。文选“饮马长城窟古词”无人名，玉台以为蔡邕作。古词之不可读者莫如巾舞歌、文义漫不可解、又古将进酒“芳树石留豫章行”等篇皆使人读之茫然、又朱鹭“稚子班艾如”、张思“悲翁上之回”等只二三句可解，岂非岁久文字舛讹而然耶。木兰歌“促织何唧唧”文苑英华作“唧唧何切切”又作历历，乐府作“唧唧复唧唧”又作“促织何唧唧”，当从乐府也。“愿驰千里足”郭茂倩乐府作“愿借明佗千里足”，酉阳杂俎作“愿驰千里明佗足”；渔隐不考妄为之辨。
抛弃大出檐和大斗拱，拥抱大开间
中国木建筑起初是不能靠木柱独立承托屋顶的，商代宫殿土墙里裹着木柱，汉代高台建筑就是个大土堆包着木外壳，北魏号称千尺的永宁寺塔是个大土心，直到唐初，大明宫含元殿里面，还有承重墙，所以木建筑早期是土木混合承重，今天很多民间老宅和藏式建筑仍然如此。
到了唐代，中国木建筑尤其是大型建筑终于实现木柱独立承重，这时候的木建筑技术已经成熟，并传入邻国。今后东亚木建筑的发展出现三个分支，一是日本分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屋架和构件如挑檐的桔木，二是基本原地踏步的韩半岛，三是中国朝着增大开间的实用方向做技术取舍。
虽然唐代木建筑已经成熟，但开间还是不够宽，使得内部无障碍活动范围受限，但这个问题是木头这种材料和结构特点决定的，它的梁跨和额枋长度很难弄得太大，虽然西方木建筑可以用木拱券和木桁架实现20米以上的净跨度，但需要砖石承重墙，而中国当时烧砖尚不能实现低成本，土墙又需要大屋顶遮蔽风雨，石墙又太厚，室内昏暗。中国古代木建筑摆脱墙体承重换来的好处是可以把整个开间都做成门窗，不受限制。清末淳亲王府被英国人占为使馆（图一），王府大门和正殿都被改成敞轩，就是利用了这个特点。这种单靠柱子支撑上层建筑的做法非常超前，现代建筑就是钢混柱子或纯钢结构柱子支撑的框架结构。可惜木材这种材料无法最大限度发挥框架结构的优越性，所以在木柱承重的体系里，增大开间就得另想办法。
唐宋时代的开间有多小呢，大多不会超过六米，宋代华林寺大殿明间面阔6.52米（图二），梁跨7米，出檐4.39米（图三）。金代华严寺大雄宝殿出檐3.98米，明间面阔7.3米，这在明以前就算极致了。13开间的唐大明宫宣政殿比九开间带副阶的嘉靖太庙还小（图四），明间仅四米多，而太庙明间是9.59米。同样唐佛光寺七开间（图五），跟五开间的明社稷坛拜殿一样宽，前者明间四米多，后者九米多。七开间的宋晋祠圣母殿更是比社稷坛拜殿小的多（图六），就这样还得靠柱子的生起和侧脚来加强稳定性。华严寺大雄宝殿额枋纤细（图七），檐柱一圈几乎都是墙体承重，只有三间开门，内部一片昏暗，而太庙则明亮的多，而且太庙四面完全可以都换成门窗。
为什么唐宋开间不如明清大呢？先看看韩国最古老的建筑浮石寺无量寿殿（图八），一个中小型建筑，出檐与太和殿相当，都是3.1米 。出檐大，斗拱也就大，韩国凤停寺极乐殿（图九），一个悬山式小建筑，斗拱层占总高度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而比它大得多的明大内英华殿（图十），斗拱采用最高等级翘个大尾巴的溜金斗拱，高度占比也只有五分之一，如果是普通斗拱，高度占比只有十分之一。
斗拱大，斗拱的用材等级也就大，华林寺佛光寺奉国寺等都是一等材，南禅寺那么个小建筑也居然用到三等材，而明代社稷坛太庙仅五等材，明长陵祾恩殿和清太和殿更是低到七等材。
不难发现，伴随小开间的是大出檐和大斗拱。有人以为明清时代斗拱缩小沦为装饰是审美倒退和砖墙普及后遮挡雨水的需求下降才缩小出檐的，其实不然。真正原因是技术上的取舍。
如同汽车的各种配置，同样价格下某一方面突出，就必须牺牲其他一些方面，比如更好的悬挂系统和纵置发动机后轮驱动可以带来更好的操控，但就挤占了更多内部空间，让后排腿部空间更小。在没有出现材料和动力技术跨越的时候，这个矛盾不可解，只能彼此取舍。
同理，在唐代已经成熟的中国木建筑，要获得大开间，只能缩短出檐，降低斗拱层的高度和体积。当额枋和梁的跨度增大时，木材的水平承重能力就会减弱，虽然可以用更粗的木材，但弯曲能力（挠度）并不会缩小，图（图11）中的细额枋A的挠度跟粗额枋B是一样的，就因为B跨度更大，因此它上面的斗拱不能随着开间增大而同比例增大，就像球的直径增大一倍，体积和重量是原来的8倍。随着面阔尺寸的拉大，斗拱重量会以指数级增大，很快就让梁枋不堪重负。所以斗拱不但不能随开间同比例放大，还要缩小，以求减重。一方面额枋要加粗，一方面斗拱要缩小，出檐在建筑尺寸里的比例也就缩小。元代试图不缩小斗拱和出檐，只通过大额枋来拓展开间的做法不成功，后来都不得不增加柱子（图12）。
明代砖墙普及，成本下降，大出檐的刚需也没了，于是更加放心的缩小斗拱增大额枋换取大开间。这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明间面阔最大的记录——奉天殿，估计明间宽度在12-14米，梁跨大约也差不多（采用抹角梁技术的净跨度可以更大，但只适用于正方形建筑，或许华盖殿能用上），不过由于斗拱缩小，用材可能跟太和殿差不多，都是七等材，那种认为奉天殿会有更大出檐和斗拱的想法是错的，开间越大，对斗拱减重的要求就越迫切，否则难以耐久。可惜这个杰作烧没了，只留下偌大的平台和小一号的替代者。。。。
中国木建筑起初是不能靠木柱独立承托屋顶的，商代宫殿土墙里裹着木柱，汉代高台建筑就是个大土堆包着木外壳，北魏号称千尺的永宁寺塔是个大土心，直到唐初，大明宫含元殿里面，还有承重墙，所以木建筑早期是土木混合承重，今天很多民间老宅和藏式建筑仍然如此。
到了唐代，中国木建筑尤其是大型建筑终于实现木柱独立承重，这时候的木建筑技术已经成熟，并传入邻国。今后东亚木建筑的发展出现三个分支，一是日本分支，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屋架和构件如挑檐的桔木，二是基本原地踏步的韩半岛，三是中国朝着增大开间的实用方向做技术取舍。
虽然唐代木建筑已经成熟，但开间还是不够宽，使得内部无障碍活动范围受限，但这个问题是木头这种材料和结构特点决定的，它的梁跨和额枋长度很难弄得太大，虽然西方木建筑可以用木拱券和木桁架实现20米以上的净跨度，但需要砖石承重墙，而中国当时烧砖尚不能实现低成本，土墙又需要大屋顶遮蔽风雨，石墙又太厚，室内昏暗。中国古代木建筑摆脱墙体承重换来的好处是可以把整个开间都做成门窗，不受限制。清末淳亲王府被英国人占为使馆（图一），王府大门和正殿都被改成敞轩，就是利用了这个特点。这种单靠柱子支撑上层建筑的做法非常超前，现代建筑就是钢混柱子或纯钢结构柱子支撑的框架结构。可惜木材这种材料无法最大限度发挥框架结构的优越性，所以在木柱承重的体系里，增大开间就得另想办法。
唐宋时代的开间有多小呢，大多不会超过六米，宋代华林寺大殿明间面阔6.52米（图二），梁跨7米，出檐4.39米（图三）。金代华严寺大雄宝殿出檐3.98米，明间面阔7.3米，这在明以前就算极致了。13开间的唐大明宫宣政殿比九开间带副阶的嘉靖太庙还小（图四），明间仅四米多，而太庙明间是9.59米。同样唐佛光寺七开间（图五），跟五开间的明社稷坛拜殿一样宽，前者明间四米多，后者九米多。七开间的宋晋祠圣母殿更是比社稷坛拜殿小的多（图六），就这样还得靠柱子的生起和侧脚来加强稳定性。华严寺大雄宝殿额枋纤细（图七），檐柱一圈几乎都是墙体承重，只有三间开门，内部一片昏暗，而太庙则明亮的多，而且太庙四面完全可以都换成门窗。
为什么唐宋开间不如明清大呢？先看看韩国最古老的建筑浮石寺无量寿殿（图八），一个中小型建筑，出檐与太和殿相当，都是3.1米 。出檐大，斗拱也就大，韩国凤停寺极乐殿（图九），一个悬山式小建筑，斗拱层占总高度的比例达到三分之一，而比它大得多的明大内英华殿（图十），斗拱采用最高等级翘个大尾巴的溜金斗拱，高度占比也只有五分之一，如果是普通斗拱，高度占比只有十分之一。
斗拱大，斗拱的用材等级也就大，华林寺佛光寺奉国寺等都是一等材，南禅寺那么个小建筑也居然用到三等材，而明代社稷坛太庙仅五等材，明长陵祾恩殿和清太和殿更是低到七等材。
不难发现，伴随小开间的是大出檐和大斗拱。有人以为明清时代斗拱缩小沦为装饰是审美倒退和砖墙普及后遮挡雨水的需求下降才缩小出檐的，其实不然。真正原因是技术上的取舍。
如同汽车的各种配置，同样价格下某一方面突出，就必须牺牲其他一些方面，比如更好的悬挂系统和纵置发动机后轮驱动可以带来更好的操控，但就挤占了更多内部空间，让后排腿部空间更小。在没有出现材料和动力技术跨越的时候，这个矛盾不可解，只能彼此取舍。
同理，在唐代已经成熟的中国木建筑，要获得大开间，只能缩短出檐，降低斗拱层的高度和体积。当额枋和梁的跨度增大时，木材的水平承重能力就会减弱，虽然可以用更粗的木材，但弯曲能力（挠度）并不会缩小，图（图11）中的细额枋A的挠度跟粗额枋B是一样的，就因为B跨度更大，因此它上面的斗拱不能随着开间增大而同比例增大，就像球的直径增大一倍，体积和重量是原来的8倍。随着面阔尺寸的拉大，斗拱重量会以指数级增大，很快就让梁枋不堪重负。所以斗拱不但不能随开间同比例放大，还要缩小，以求减重。一方面额枋要加粗，一方面斗拱要缩小，出檐在建筑尺寸里的比例也就缩小。元代试图不缩小斗拱和出檐，只通过大额枋来拓展开间的做法不成功，后来都不得不增加柱子（图12）。
明代砖墙普及，成本下降，大出檐的刚需也没了，于是更加放心的缩小斗拱增大额枋换取大开间。这就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明间面阔最大的记录——奉天殿，估计明间宽度在12-14米，梁跨大约也差不多（采用抹角梁技术的净跨度可以更大，但只适用于正方形建筑，或许华盖殿能用上），不过由于斗拱缩小，用材可能跟太和殿差不多，都是七等材，那种认为奉天殿会有更大出檐和斗拱的想法是错的，开间越大，对斗拱减重的要求就越迫切，否则难以耐久。可惜这个杰作烧没了，只留下偌大的平台和小一号的替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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