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荷抄经】《孟子旁通》“ 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仁道主义,济世救人,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否定利的价值,只是扩大了利的内涵,扩大了利的效用。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积善是利用安身最有利的行为。孟子说的仁义,就是大利。中国文化的商业道德,贸易不欺三尺子,公平义取四方财。即使专事求利求财的商业行为,也要心存不欺和公平的义利之辨。一个贤者,是要等到天下太平,大家都享受到安乐的生活之后,才会去享受园林的乐趣。不贤的人,即使有了园林,也不会有真正的快乐,不能永远享受。与民同乐。使民养生丧死无憾。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岂能独乐哉。现在的民生主义,也就是上继孔孟所提出来的中国文化大同世界的理想。仁政之道。注重教化。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王道政治的重点第一是法制,第二是财政,第三是经建。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然后进一步再提高教育水准。孝悌忠信大家庭,孝悌忠信社会,孝悌忠信国家。” — 南怀瑾
【學而優則仕】(儒家思想的全面性及中國傳統政治對儒家愛恨參半的原因)
(出自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一書,第三章〈春秋戰國:中國古典文明的建立〉,頁61-2。)
求道者必傳道,所以「學而優則仕」,孔子看來極其關注政治,此乃淑世精神的表現,絕非因其熱中為官;須知古代菁英主義盛行,入仕者不必媚俗而可行道,君子乃應善用天資救人,豈能置身事外而自命清高。
春秋戰國時代儒者仕宦多不發達,然其思想最令人敬,這顯示現實與理想衝突之時,凡人都取勢利之途(漢朝以下獨尊儒術實為義利兩全),但正因此孔子乃於問政失敗之餘,可盡心於著述立言大業而成就非凡,這又證明天才不可能小用。
儒家思想適合為政,其證據之一是儒家為政治中人「敬而遠之」,因為政治是必然之惡,從政者對儒家又愛又恨正表示儒家思想是改善政治的正道;但人性放情縱慾,握權者乃圖迴避「克己復禮」之說而強調專制高壓為必需——其舉又可以政治原罪合理化——儒家思想因此常招高談闊論之譏。
政治是人際事務,廣義的政治幾乎是所有的人事,同時政治權力又是人間最強的支配勢力,所以學者論政(尤其古代)是自然且重要的作為;然則儒家不是偏好從政,而是最能釋政,因為儒家思想涵蓋真善美各領域,並有積極示範的態度(知行合一),亦即最足以呈現「為人」之道。
總之,儒家所論為諸子百家中最完備者,其說不僅崇高且為可行,故統治者在政權安定之後若欲頒佈立國精神,則不得不以儒家思想為尊,雖然立國精神未必是執政時的真實依據。
#孔子# #儒家# #論語# #學而優則仕# #知行合一# #中國哲學史# #諸子百家# #中國歷史通釋# #王世宗#
(出自王世宗教授《中國歷史通釋》一書,第三章〈春秋戰國:中國古典文明的建立〉,頁61-2。)
求道者必傳道,所以「學而優則仕」,孔子看來極其關注政治,此乃淑世精神的表現,絕非因其熱中為官;須知古代菁英主義盛行,入仕者不必媚俗而可行道,君子乃應善用天資救人,豈能置身事外而自命清高。
春秋戰國時代儒者仕宦多不發達,然其思想最令人敬,這顯示現實與理想衝突之時,凡人都取勢利之途(漢朝以下獨尊儒術實為義利兩全),但正因此孔子乃於問政失敗之餘,可盡心於著述立言大業而成就非凡,這又證明天才不可能小用。
儒家思想適合為政,其證據之一是儒家為政治中人「敬而遠之」,因為政治是必然之惡,從政者對儒家又愛又恨正表示儒家思想是改善政治的正道;但人性放情縱慾,握權者乃圖迴避「克己復禮」之說而強調專制高壓為必需——其舉又可以政治原罪合理化——儒家思想因此常招高談闊論之譏。
政治是人際事務,廣義的政治幾乎是所有的人事,同時政治權力又是人間最強的支配勢力,所以學者論政(尤其古代)是自然且重要的作為;然則儒家不是偏好從政,而是最能釋政,因為儒家思想涵蓋真善美各領域,並有積極示範的態度(知行合一),亦即最足以呈現「為人」之道。
總之,儒家所論為諸子百家中最完備者,其說不僅崇高且為可行,故統治者在政權安定之後若欲頒佈立國精神,則不得不以儒家思想為尊,雖然立國精神未必是執政時的真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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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全面性及中國傳統政治對儒家愛恨參半的原因】
求道者必傳道,所以「學而優則仕」,孔子看來極其關注政治,此乃淑世精神的表現,絕非因其熱中為官;須知古代菁英主義盛行,入仕者不必媚俗而可行道,君子乃應善用天資救人,豈能置身事外而自命清高。
春秋戰國時代儒者仕宦多不發達,然其思想最令人敬,這顯示現實與理想衝突之時,凡人都取勢利之途(漢朝以下獨尊儒術實為義利兩全),但正因此孔子乃於問政失敗之餘,可盡心於著述立言大業而成就非凡,這又證明天才不可能小用。
儒家思想適合為政,其證據之一是儒家為政治中人「敬而遠之」,因為政治是必然之惡,從政者對儒家又愛又恨正表示儒家思想是改善政治的正道;但人性放情縱慾,握權者乃圖迴避「克己復禮」之說而強調專制高壓為必需——其舉又可以政治原罪合理化——儒家思想因此常招高談闊論之譏。
政治是人際事務,廣義的政治幾乎是所有的人事,同時政治權力又是人間最強的支配勢力,所以學者論政(尤其古代)是自然且重要的作為;然則儒家不是偏好從政,而是最能釋政,因為儒家思想涵蓋真善美各領域,並有積極示範的態度(知行合一),亦即最足以呈現「為人」之道。
總之,儒家所論為諸子百家中最完備者,其說不僅崇高且為可行,故統治者在政權安定之後若欲頒佈立國精神,則不得不以儒家思想為尊,雖然立國精神未必是執政時的真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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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道者必傳道,所以「學而優則仕」,孔子看來極其關注政治,此乃淑世精神的表現,絕非因其熱中為官;須知古代菁英主義盛行,入仕者不必媚俗而可行道,君子乃應善用天資救人,豈能置身事外而自命清高。
春秋戰國時代儒者仕宦多不發達,然其思想最令人敬,這顯示現實與理想衝突之時,凡人都取勢利之途(漢朝以下獨尊儒術實為義利兩全),但正因此孔子乃於問政失敗之餘,可盡心於著述立言大業而成就非凡,這又證明天才不可能小用。
儒家思想適合為政,其證據之一是儒家為政治中人「敬而遠之」,因為政治是必然之惡,從政者對儒家又愛又恨正表示儒家思想是改善政治的正道;但人性放情縱慾,握權者乃圖迴避「克己復禮」之說而強調專制高壓為必需——其舉又可以政治原罪合理化——儒家思想因此常招高談闊論之譏。
政治是人際事務,廣義的政治幾乎是所有的人事,同時政治權力又是人間最強的支配勢力,所以學者論政(尤其古代)是自然且重要的作為;然則儒家不是偏好從政,而是最能釋政,因為儒家思想涵蓋真善美各領域,並有積極示範的態度(知行合一),亦即最足以呈現「為人」之道。
總之,儒家所論為諸子百家中最完備者,其說不僅崇高且為可行,故統治者在政權安定之後若欲頒佈立國精神,則不得不以儒家思想為尊,雖然立國精神未必是執政時的真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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