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语之悟命。1、救一人命，胜造级七浮屠。2、凡事太尽，缘分必势早尽。3、学就佛是学在做而人已。4、与相人处之道，在无于限的容忍。5、你随要时认命，因你为是人。6、狂的妄人有救，自卑的没人有救。7、即种因，则得果，一切中命注定。8、一念即愚般若绝，一念智般即若生。9、风亦不动，树亦不动，乃汝动心也。10、今的日偏执，会成造明日后的悔。
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
一切行门，以净心为要。
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
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
复次净心之要，亦无如念佛。
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
如此，念佛非净心之要乎？
一句佛号，俱摄悟修两门之要。
举悟则信在其中，举修则证在其中。
信解修证俱摄，大小诸乘一切诸经之要罄无不尽。
然则一句弥陀，非至要之道乎？
——彻悟禅师
一切行门，以净心为要。
然则明心之要，无如念佛。
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自得心开。
如此，念佛非明心之要乎？
复次净心之要，亦无如念佛。
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
清珠下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
如此，念佛非净心之要乎？
一句佛号，俱摄悟修两门之要。
举悟则信在其中，举修则证在其中。
信解修证俱摄，大小诸乘一切诸经之要罄无不尽。
然则一句弥陀，非至要之道乎？
——彻悟禅师
藏在佛教文化里的
中国性格，
不仅是信仰而已
从西汉至今，
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两千余年。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中国古代的祖师们翻译经典、
研究教义，
对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经典、
宗派思想及修行方法，
进行了取舍选择、
创造发挥，
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
那么，
现在的佛教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中国性格？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从各种原始文献看，
佛陀以自己的世界观、
观察力和思维力，
领悟了直达解脱之道的独特境界，
并善于启发他人也进入这种思维境界，
此即原始佛教所说的
“ 闻、思、修、证 ”。
中国文化对于佛陀思维灵性的继承和信仰实践，
是放在
“ 乘 ”
这一较为谦逊的概念中，
而不是将佛法作为永恒真理的神秘存在。
这体现在历代佛教对佛法
“ 空 ” 与
“ 不空 ” 的激烈探讨上。
用佛法的某个
“ 乘 ”，
可以达到一定的觉悟境界，
而一旦达到，
这个
“ 乘 ”
就被丢弃了，
因为其使命已经完成。
中国佛教常用
“ 彼岸和船 ”
来譬喻修行和乘的关系 ：
一旦上岸，
船就必须舍弃。
于是，
佛法被作为一条直通神圣的实用之径，
而非一套神圣的教条，
这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佛法的基本解构。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变，
为适应特别的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
这个基本解构又被重新解构，
开始出现以领悟佛陀境界为目标的
“ 方便法门 ”
和佛教宗派。
《 维摩诘经 》 用
“ 佛以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
来阐述这些方便法门和宗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
是印度佛教和西域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产物，
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几点影响 ：
积极入世、
孝道、
审美。
下面逐一阐述。
关于积极入世
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现世，
最具代表性的是
“ 生活禅 ” 和
“ 易行道 ”
两大理论实践体系。
佛陀时期的隐遁修行，
在重视现世价值的中国社会看来，
有某种消极因素。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儒家
批评佛教隐遁带来的厌世、
君无税收、
父无所养等
“ 不忠不孝 ” 问题。
印度佛教那套刻板生硬的体系，
在中国必须改变。
“ 生活禅 ” 的确立，
是降低佛教出世性、
提倡积极入世的重大举措，
是这种改变的成功尝试。
它提倡修行无需隐遁，
提倡在生活中落实自利利他的
“ 菩提心 ”，
以尽职尽责的世俗生活
来追求并达到解脱生死、
庄严人生的宗教理想。
《 维摩诘经 》
为这种思想倾向提供了开创性的见解，
它重新诠释了
“ 出家 ” 概念，
被中国佛教高度认可并继承。
维摩诘尊者讲 ：
“ 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是即出家。”
正式提出转换心灵的精神境界，
不需要改变生活形态，
认可入世的禁欲主义，
将追求清净寡欲的解脱境界与融入家庭、
社会乃至商业活动的生活互相适应。
“ 易行道 ”
源于印度宗教家龙树所著
《 十住毗婆沙论 》，
该论将持名念佛号称为
“ 易行道 ”，
将其它宗教实践方式称为
“ 难行道 ”，
为净土宗念佛法门确立了最初的理论依据。
“ 易行道 ”
摈弃了繁琐的推理思维和哲学式思辨方法，
指出凡夫坚定信念、
依托不可思议他力解脱生死的实践方法。
“ 易行 ” 指简单、
容易，
即易操持、
见效快。
这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
发展极快。
关于孝道
印度佛教没有把
“ 孝 ” 的
观念提到明显的高度。
印度僧的父母到寺院探望儿子，
须对儿子行礼。
但在中国，
佛教就必须改造自身，
以适应以
“ 孝 ”
为基本原则的中国伦理。
孝是家族观念的产物，
是君臣关系的基础。
中国人的逻辑是 ：
忠以孝始，
善以孝先。
中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佛经的时候，
为了佛教传播及信仰的需要，
特意将本国的道德意识
（ 如忠孝 ）
突出反映于译本中。
对比同一经典的梵文、
巴利文原典和汉文译典，
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
这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工作，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佛教的生命力。
在中国佛教版本中，
读者会看到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
圣人拥有着自己文化的美德。
关于审美
美是愉悦、
振奋 、
和谐、
圆满、
爱意的统称，
审美则是让人感受美的过程和方法。
中国佛教的美不同于原始佛教的美。
前者强调利益众生的
“ 菩提心 ”，
偏重于人伦和谐的美，
是扩大范围的爱；
后者强调思维的缜密和完整，
偏重于脱离苦，
属于身心愉悦振奋的美。
中国佛教和原始佛教对
“ 佛 ”
这个觉悟者概念的不同解释，
印证了这个结论。
在以大乘为主体意识的中国佛教中，
佛是同时具备
“ 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 的
完美人格的人，
成佛则需要经历无数
“ 帮助众生觉悟 ” 的善行，
这是出于内心本具的善良和爱。
中国佛教是从道德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 。
在以解脱道为主体意识的原始佛教中，
佛是证悟了
“ 无常、
无我 ”
法印、
领悟了
“ 生不由我、
死不由我 ”、
在精神上超越生死的人，
成佛只需深入大自然中，
深刻体会关于
“ 灭苦 ”、
“ 我空 ” 等
规律并深入实践，
这是出于敏锐的观察力、
洞见力和思考力。
原始佛教是从精神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
中国佛教将个体精神层面的美
上升到社会伦理层面
“ 无差别平等的爱 ”，
即菩萨的慈悲，
既提升了审美层次，
又增强了审美的实用性。
内容来源 ：
《 报恩 》 杂志
中国性格，
不仅是信仰而已
从西汉至今，
佛教在中国已经发展了两千余年。
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中国古代的祖师们翻译经典、
研究教义，
对印度传过来的佛教经典、
宗派思想及修行方法，
进行了取舍选择、
创造发挥，
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
那么，
现在的佛教文化到底有着怎样的中国性格？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从各种原始文献看，
佛陀以自己的世界观、
观察力和思维力，
领悟了直达解脱之道的独特境界，
并善于启发他人也进入这种思维境界，
此即原始佛教所说的
“ 闻、思、修、证 ”。
中国文化对于佛陀思维灵性的继承和信仰实践，
是放在
“ 乘 ”
这一较为谦逊的概念中，
而不是将佛法作为永恒真理的神秘存在。
这体现在历代佛教对佛法
“ 空 ” 与
“ 不空 ” 的激烈探讨上。
用佛法的某个
“ 乘 ”，
可以达到一定的觉悟境界，
而一旦达到，
这个
“ 乘 ”
就被丢弃了，
因为其使命已经完成。
中国佛教常用
“ 彼岸和船 ”
来譬喻修行和乘的关系 ：
一旦上岸，
船就必须舍弃。
于是，
佛法被作为一条直通神圣的实用之径，
而非一套神圣的教条，
这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对佛法的基本解构。
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演变，
为适应特别的社会需要和文化需要，
这个基本解构又被重新解构，
开始出现以领悟佛陀境界为目标的
“ 方便法门 ”
和佛教宗派。
《 维摩诘经 》 用
“ 佛以一音演说法，
众生随类各得解 ”
来阐述这些方便法门和宗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禅宗和净土宗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
是印度佛教和西域佛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产物，
它们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对佛教的几点影响 ：
积极入世、
孝道、
审美。
下面逐一阐述。
关于积极入世
中国人向来十分重视现世，
最具代表性的是
“ 生活禅 ” 和
“ 易行道 ”
两大理论实践体系。
佛陀时期的隐遁修行，
在重视现世价值的中国社会看来，
有某种消极因素。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儒家
批评佛教隐遁带来的厌世、
君无税收、
父无所养等
“ 不忠不孝 ” 问题。
印度佛教那套刻板生硬的体系，
在中国必须改变。
“ 生活禅 ” 的确立，
是降低佛教出世性、
提倡积极入世的重大举措，
是这种改变的成功尝试。
它提倡修行无需隐遁，
提倡在生活中落实自利利他的
“ 菩提心 ”，
以尽职尽责的世俗生活
来追求并达到解脱生死、
庄严人生的宗教理想。
《 维摩诘经 》
为这种思想倾向提供了开创性的见解，
它重新诠释了
“ 出家 ” 概念，
被中国佛教高度认可并继承。
维摩诘尊者讲 ：
“ 汝等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是即出家。”
正式提出转换心灵的精神境界，
不需要改变生活形态，
认可入世的禁欲主义，
将追求清净寡欲的解脱境界与融入家庭、
社会乃至商业活动的生活互相适应。
“ 易行道 ”
源于印度宗教家龙树所著
《 十住毗婆沙论 》，
该论将持名念佛号称为
“ 易行道 ”，
将其它宗教实践方式称为
“ 难行道 ”，
为净土宗念佛法门确立了最初的理论依据。
“ 易行道 ”
摈弃了繁琐的推理思维和哲学式思辨方法，
指出凡夫坚定信念、
依托不可思议他力解脱生死的实践方法。
“ 易行 ” 指简单、
容易，
即易操持、
见效快。
这满足了多数人的需要，
发展极快。
关于孝道
印度佛教没有把
“ 孝 ” 的
观念提到明显的高度。
印度僧的父母到寺院探望儿子，
须对儿子行礼。
但在中国，
佛教就必须改造自身，
以适应以
“ 孝 ”
为基本原则的中国伦理。
孝是家族观念的产物，
是君臣关系的基础。
中国人的逻辑是 ：
忠以孝始，
善以孝先。
中国历代学者在翻译佛经的时候，
为了佛教传播及信仰的需要，
特意将本国的道德意识
（ 如忠孝 ）
突出反映于译本中。
对比同一经典的梵文、
巴利文原典和汉文译典，
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
这是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工作，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佛教的生命力。
在中国佛教版本中，
读者会看到一个有着外国名字的
圣人拥有着自己文化的美德。
关于审美
美是愉悦、
振奋 、
和谐、
圆满、
爱意的统称，
审美则是让人感受美的过程和方法。
中国佛教的美不同于原始佛教的美。
前者强调利益众生的
“ 菩提心 ”，
偏重于人伦和谐的美，
是扩大范围的爱；
后者强调思维的缜密和完整，
偏重于脱离苦，
属于身心愉悦振奋的美。
中国佛教和原始佛教对
“ 佛 ”
这个觉悟者概念的不同解释，
印证了这个结论。
在以大乘为主体意识的中国佛教中，
佛是同时具备
“ 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 的
完美人格的人，
成佛则需要经历无数
“ 帮助众生觉悟 ” 的善行，
这是出于内心本具的善良和爱。
中国佛教是从道德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 。
在以解脱道为主体意识的原始佛教中，
佛是证悟了
“ 无常、
无我 ”
法印、
领悟了
“ 生不由我、
死不由我 ”、
在精神上超越生死的人，
成佛只需深入大自然中，
深刻体会关于
“ 灭苦 ”、
“ 我空 ” 等
规律并深入实践，
这是出于敏锐的观察力、
洞见力和思考力。
原始佛教是从精神意义上阐述佛教之美的。
中国佛教将个体精神层面的美
上升到社会伦理层面
“ 无差别平等的爱 ”，
即菩萨的慈悲，
既提升了审美层次，
又增强了审美的实用性。
内容来源 ：
《 报恩 》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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