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P将于28日公开第三张迷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Coffee Shop》的MV。作曲家姜志源和金起范合力，由国内最棒的爵士钢琴手宋永柱演奏钢琴，由洪元基导演执导，由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去纽约等美国主要城市拍摄了。兔子们的抒情歌主打歌，快点听！~ 1http: / / tv. sohu. com/20130628/n3809937.sht ml#超级少年#指弹吉他世界# https://t.cn/EhGn2gw
城投债创新高B面：超200家城投公司“退市” #上半年城投债融资创新高#
债券圈的城投信仰，依然金身不破。
9月29日，吉林神华集团私募债“17神华01”在前一天违约后很快完成兑付，仍是由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铁投”）作为担保方代偿。吉林城投是吉林市国资委100%控股的城投平台，此前的2019年9月，吉林城投就对吉林神华集团的债券延期进行过代偿。
Wind城投债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城投债存续12481只，较年初增长2069只；城投债总存量为10.35亿元，较年初增长1.37万亿元；存续城投公司2321家，较年初增长了33家。
2020年以来，中国基建项目在疫情影响下依然加速推进，融资政策宽松，城投债发行量持续上升。根据穆迪、申万宏源等机构的分析，预计2020年中国境内城投债发行总额将创历史新高。
在城投债继续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城投公司的盈利情况却不容乐观。申万宏源对城投公司半年报数据分析后认为，多数城投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现金流继续恶化，营业利润中位数仅为6%，总资产收益率较2019年继续下行。
城投债将再创历史新高
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投债发行达2.47万亿元，同比大增63.0%，净融资规模约1.51万亿元，已超2019全年水平。
在东方金诚首席评级总监裴永看来，扩大基础建设投资是中国逆周期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而下半年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又对中国经济运行形成制约。在此背景下，城投企业表现出了自身的使命与担当，积极投资基建，加之城投公司本身存在债务集中兑付的压力，在市场流动性充裕、融资成本低的情况下，上半年城投债市场发行再创新高。
进入三季度，城投债发行继续提速。截至9月底，国内城投债共发行了4066只，规模达3.2万亿元，相较于2019年去年同期的3091只、2.5万亿元规模，分别上涨31.5%和28%。
根据穆迪的研究报告，中国境内城投债发行总额，将在2020年创下新高。申万宏源同样认为，由于国内基建项目加速推进，城投融资继续向好，预计城投债的发行量继续上升，预计超越2016年的历史最高点。
尽管如此，在今年城投债火爆的背景下，有200多家城投发行人在债券到期之后，不再发行债券。
Wind数据显示，在消失的224家城投公司发行人名单中，涉及全国224个省市。其中，江苏、辽宁、浙江省的城投公司发行人退出的最多，分别有26家、20家和16家。这些退出发行的城投公司，此前共发行686只债券数，累计发行债券金额为3438.61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城投公司的评级来看，虽然各类评级都有涉及，但是“AA”级城投公司共有110家，占到了退出发行城投公司的一般以上。还有部分评级最高“AAA”的发行人，如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债的城投公司的评级主要集中在AAA、AA+和AA，AA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评级了。”一位债券从业者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AA+以上评级的城投公司发行债券才相对顺利些。而今年一些评级低的城投公司退出发行，主要原因是丧失了发债资格或不能找到担保方。
Wind数据显示，在2020年城投债评级结构中，AAA评级占到了32%，AA+占18%，AA规模占比只有约10%。
另外，今年还有多家城投公司的评级或评级展望被下调，包括了文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金财金鑫投资有限公司，韩城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昭山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
“虽然有部分城投公司消失，但是每年也有新增的公司，总体数量增加的。”前述债券从业者告诉记者，由于城投公司资金是刚需，需要进行基础建设或者滚续借新还旧，尤其是在非标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城投债规模必然创新高。
城投公司盈利继续下降
9月15日，贵州茅台（600519.SH）公告称，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将开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70%。
由于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主要是指债券，此举也被市场解读为“茅台要买贵州城投债”，帮助贵州化解债务风险。记者向贵州茅台董秘办询问子公司上述投资的具体投向，对方表示，主要是国家规定的固定收益类有价债券可投范围，比如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
这也意味着，城投债将成为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可选投资标的。
2018年以来，贵州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2019年贵州省政府债务率146.3%，负债率在全国首位。据普益标准统计，2018年以来，贵州省的城投非标违约事件数位于全国首位，达到了53个，远超过排在第二的内蒙古和云南各7个的违约数。
“此次贵州省搬出了家底贵州茅台，可见其化解债务风险的决心。”一位债券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两年债券圈对贵州城投发的债非常谨慎，贵州茅台拥有强大的现金流，相当于给贵州城投企业“增信”，后续效果仍有待观察。
不仅是在贵州，在全国城投债规模不断走高，地方政府负债率持续上行，潜在的风险仍然值得关注。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前8月，全国财政收入仍然为负增长，同比下降了8.7%。分省数据来看，湖北、海南、黑龙江、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以及北京市，在2020年前7个月的财政收入下滑速度均超过10%。
申万宏源债券团队不久前对已经披露了半年报的2000家城投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相较于2019年城投公司的财务数据，多数城投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营业成本同比增长了75%，营业利润仅为6%，总资产收益率相较于2019年继续下行。另外，城投公司在今年上半年长期借款同比增加了46%，有息负债增速明显上升。城投公司的现金流总体继续恶化，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同比减少8.8%。
一位债券从业者告诉记者，从总体情况来看，城投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都是下降的，未来打破刚兑也是必然的。“只不过目前感觉还没到时机，整个市场没有做好准备。”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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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圈的城投信仰，依然金身不破。
9月29日，吉林神华集团私募债“17神华01”在前一天违约后很快完成兑付，仍是由吉林市铁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铁投”）作为担保方代偿。吉林城投是吉林市国资委100%控股的城投平台，此前的2019年9月，吉林城投就对吉林神华集团的债券延期进行过代偿。
Wind城投债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城投债存续12481只，较年初增长2069只；城投债总存量为10.35亿元，较年初增长1.37万亿元；存续城投公司2321家，较年初增长了33家。
2020年以来，中国基建项目在疫情影响下依然加速推进，融资政策宽松，城投债发行量持续上升。根据穆迪、申万宏源等机构的分析，预计2020年中国境内城投债发行总额将创历史新高。
在城投债继续高歌猛进的情况下，城投公司的盈利情况却不容乐观。申万宏源对城投公司半年报数据分析后认为，多数城投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现金流继续恶化，营业利润中位数仅为6%，总资产收益率较2019年继续下行。
城投债将再创历史新高
2020年上半年，全国城投债发行达2.47万亿元，同比大增63.0%，净融资规模约1.51万亿元，已超2019全年水平。
在东方金诚首席评级总监裴永看来，扩大基础建设投资是中国逆周期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国内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而下半年海外疫情持续蔓延，又对中国经济运行形成制约。在此背景下，城投企业表现出了自身的使命与担当，积极投资基建，加之城投公司本身存在债务集中兑付的压力，在市场流动性充裕、融资成本低的情况下，上半年城投债市场发行再创新高。
进入三季度，城投债发行继续提速。截至9月底，国内城投债共发行了4066只，规模达3.2万亿元，相较于2019年去年同期的3091只、2.5万亿元规模，分别上涨31.5%和28%。
根据穆迪的研究报告，中国境内城投债发行总额，将在2020年创下新高。申万宏源同样认为，由于国内基建项目加速推进，城投融资继续向好，预计城投债的发行量继续上升，预计超越2016年的历史最高点。
尽管如此，在今年城投债火爆的背景下，有200多家城投发行人在债券到期之后，不再发行债券。
Wind数据显示，在消失的224家城投公司发行人名单中，涉及全国224个省市。其中，江苏、辽宁、浙江省的城投公司发行人退出的最多，分别有26家、20家和16家。这些退出发行的城投公司，此前共发行686只债券数，累计发行债券金额为3438.61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从这些城投公司的评级来看，虽然各类评级都有涉及，但是“AA”级城投公司共有110家，占到了退出发行城投公司的一般以上。还有部分评级最高“AAA”的发行人，如上海松江城镇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等。
“发债的城投公司的评级主要集中在AAA、AA+和AA，AA实际上是比较低的评级了。”一位债券从业者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AA+以上评级的城投公司发行债券才相对顺利些。而今年一些评级低的城投公司退出发行，主要原因是丧失了发债资格或不能找到担保方。
Wind数据显示，在2020年城投债评级结构中，AAA评级占到了32%，AA+占18%，AA规模占比只有约10%。
另外，今年还有多家城投公司的评级或评级展望被下调，包括了文山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金财金鑫投资有限公司，韩城市城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春华水务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昭山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等。
“虽然有部分城投公司消失，但是每年也有新增的公司，总体数量增加的。”前述债券从业者告诉记者，由于城投公司资金是刚需，需要进行基础建设或者滚续借新还旧，尤其是在非标融资受限的情况下，城投债规模必然创新高。
城投公司盈利继续下降
9月15日，贵州茅台（600519.SH）公告称，子公司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将开展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投资总规模不超过其资本总额的70%。
由于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业务主要是指债券，此举也被市场解读为“茅台要买贵州城投债”，帮助贵州化解债务风险。记者向贵州茅台董秘办询问子公司上述投资的具体投向，对方表示，主要是国家规定的固定收益类有价债券可投范围，比如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等。
这也意味着，城投债将成为贵州茅台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可选投资标的。
2018年以来，贵州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凸显。2019年贵州省政府债务率146.3%，负债率在全国首位。据普益标准统计，2018年以来，贵州省的城投非标违约事件数位于全国首位，达到了53个，远超过排在第二的内蒙古和云南各7个的违约数。
“此次贵州省搬出了家底贵州茅台，可见其化解债务风险的决心。”一位债券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两年债券圈对贵州城投发的债非常谨慎，贵州茅台拥有强大的现金流，相当于给贵州城投企业“增信”，后续效果仍有待观察。
不仅是在贵州，在全国城投债规模不断走高，地方政府负债率持续上行，潜在的风险仍然值得关注。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前8月，全国财政收入仍然为负增长，同比下降了8.7%。分省数据来看，湖北、海南、黑龙江、陕西、山西、宁夏、内蒙古以及北京市，在2020年前7个月的财政收入下滑速度均超过10%。
申万宏源债券团队不久前对已经披露了半年报的2000家城投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相较于2019年城投公司的财务数据，多数城投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营业成本同比增长了75%，营业利润仅为6%，总资产收益率相较于2019年继续下行。另外，城投公司在今年上半年长期借款同比增加了46%，有息负债增速明显上升。城投公司的现金流总体继续恶化，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净额同比减少8.8%。
一位债券从业者告诉记者，从总体情况来看，城投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都是下降的，未来打破刚兑也是必然的。“只不过目前感觉还没到时机，整个市场没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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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稀土矿为何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稀土被誉为“万能之土”，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截至目前，已被多国列为“关键矿产”。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生产第一、出口第一、应用第一……我国稀土产业拥有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资源保护，创新体系建设，我国努力推动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私挖盗采、“黑矿”走私等乱象依然存在，影响稀土资源价值体现。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白云鄂博矿，是世界公认的最大稀土矿。由于家底长期不清，基础研究“断档”，交易“恶性竞争”等原因，白云鄂博稀土矿长期被当成铁矿开采，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稀土价格偏离真实价值。
专家建议，应尽快摸清白云鄂博矿家底，补上基础研究短板，建立统一的国家交易平台，努力建设稀土强国，助推高质量发展。
60多年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美、日等发达国家也都将稀土列入战略矿产资源。
内蒙古自治区白云鄂博矿，是全球唯一一个同时包含17种稀土元素的矿。然而，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矿一直被当成铁矿开采。
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杨占峰表示，目前业界所采纳的白云鄂博矿稀土储量数据，仍是20世纪50年代的评估结果。因受限于当时铁矿石的需求和勘探手段，整个矿床并未完全探清，铁矿体外围和地表500米以下未做详细勘探。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范宏瑞说，起初认为矿体是一个倒扣的碗状型，后来认为矿体像一口大铁锅，但现在发现主矿富含稀土的矿脉，呈两个“大板子”状向下延伸，不知道它有多深。
范宏瑞认为，白云鄂博的稀土，实际上不止目前普遍认为的占我国83.7%的储量，“它可能超过世界目前探明储量1.2亿吨的总量”。
白云鄂博矿轻稀土储量巨大是业界共识，但重稀土也不容忽视。“白云鄂博中重稀土虽然比例很低，但因其稀土总含量高、总储量大，中重稀土总量仍然是百万吨级。”北方稀土集团董事长赵殿清说。
此外，内蒙古科技大学白云鄂博矿稀土及铌资源高效利用实验室研究发现，白云鄂博矿里作为核工业重要原料的铌和钍的含量，目前均居世界第二位。
多位专家说，由于历史原因，对白云鄂博矿的开采比较粗放，铁矿石中所含的其他矿产资源，都随着选矿废渣、废水进入到尾矿库里，未被有效利用。
白云鄂博矿开采之初，就有“以铁为主”还是“以稀土为主”的定位之争。“当时稀土研究水平有限，而国家对钢铁需求紧迫，于是在1965年确定‘以铁为主，综合利用’的方针。”杨占峰说。
不过，自1957年白云鄂博铁矿正式投产，距今已过去63年，早已超出铁矿开采的50年设计年限。目前已进入深部露天开采，开采成本越来越高，经济价值日趋降低，且产能不断下降。
业界认为，经过60多年的开采，白云鄂博铁矿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依托白云鄂博矿发展起来的包钢集团，也在谋求战略转型。
“2016年以来，包钢实施以稀土为重心的战略转型，稀土产业规模不断扩大，2019年稀土营业收入达到180亿元。”包钢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60多年来，包钢命运始终与共和国建设发展相连，新中国成立之初急需钢材，包钢作为首批钢铁企业而诞生，如今国内钢铁产能已经过剩，包钢也应积极转型，寻找新的历史使命。
杨占峰等认为，随着铁矿开采期限的结束，应对白云鄂博矿进行重新定位和再认识，并助力包钢转型升级为世界一流的稀土行业领军企业、全球最优稀土钢生产基地。
“不能再当铁去采了。”一位受访专家坦言，“白云鄂博矿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独特宝库，在全球空前重视战略矿产的大背景下，国家有必要组织专家队伍，重新开展白云鄂博矿地质勘探研究，摸清家底，重新定位其矿产价值，提升白云鄂博矿资源战略地位。”
“随着全球新的稀土矿床及深海潜在稀土资源的相继发现，我国现有的稀土资源优势面临严峻挑战。”杨占峰说，亟须摸清白云鄂博矿床稀土、铌等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准确家底，为国家制定长期战略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科学院包头稀土研发中心主任池建义等人建议，立足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制定全国稀土资源利用及应用发展规划，区别对待重稀土与轻稀土管控政策，将重稀土资源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将轻稀土资源依据市场供需规律运作，保证国家战略需求和稀土下游应用市场的平衡发展。
杨占峰等建议，依托白云鄂博矿产资源“大上项目，上大项目”，形成十万吨级稀土提取加工、万吨级铌金属冶炼等有用成分综合回收利用示范产业，让世界级宝山——白云鄂博矿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
人才匮乏制约我国稀土科技研发
“当今世界每六项新技术的发明，就有一项离不开稀土。”范宏瑞说。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我国稀土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层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档”，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多年来难以摆脱“挖土卖土”、稀土卖成“白菜价”的尴尬。
“根本原因在于研发落后，特别是基础研究更是少有人问津，核心技术专利大量向国外购买。”池建义坦言。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表示，当前我国供应着全世界90%的稀土，生产着全球70%的稀土磁性材料，“但专利大多在日本和美国企业手中，出口产品还得向人家付专利费。生产的许多稀土材料部件，都不知道人家用在了什么地方”。
在杨占峰等人看来，我国稀土整体研究水平与国外大约相差20年，许多方面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由徐光宪院士率领的科研团队，20世纪70年代研发的稀土串级萃取理论工艺，是我国在稀土领域少有的国际领先技术，正是靠这一优势，我国在稀土分离方面抢占了制高点。
之后，我国在稀土技术研发上并无大的建树。据杨占峰介绍，直到2020年初，我国在江西赣州成立中科院稀土研究院。目前，各大院校没有稀土专业，沾边的也仅有中南大学和东北大学等高校的冶金工程专业。
人才匮乏已经成了我国稀土科技研发的瓶颈。目前，全国20余位与稀土研究相关的院士中，专门研究稀土的几乎没有。
内蒙古包头市有一所白云鄂博稀土资源研究与综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仅有13人建制，其中11位是从外面临时聘请的专家。
池建义等认为，由于人才匮乏、力量分散，我国很难就统一的稀土研究课题进行合作攻关，更难形成共同的稀土理论研究成果，使得我国稀土基础研究不连贯，核心技术研发乏力，难抢制高点。
被誉为“稀土之父”的徐光宪先生曾说，目前人类对稀土的认识不足四千分之一，探究空间巨大。
“现在我们像在‘蒸馒头’，只知道放‘碱面’，不知道背后的化学反应是什么。”杨占峰说，基础研究滞后制约着技术研发和产业应用，亟须数、理、化等多学科交叉，攻克稀土元素的内在机理。此类“烧钱”、费时费力的事情，需国家顶尖研究团队才能完成。
专家建议，在有一定基础的高校设立稀土专业，培养后续人才；同时，可由科技部牵头在稀土科研力量、设施设备、产业较集中的内蒙古包头市，组建一个国家级稀土综合研究院所。
他们认为，新组建院所决不能走老路，一定要创新体制机制，打造产、学、研、政、企共同参与的稀土研究应用国家平台，让稀土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盗采偷卖“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位于包头市黄河大街上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简称“包头稀交所”），是国内稀土“明码标价”的交易所。
记者在这里看到，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各种稀土产品的交易量和价格，展现着稀土系列指数和价格走势。
包头稀交所董事长李振宏颇为感慨地说，国内稀土企业交易绝大部分通过双方协商交易完成，真实成交价格就像“袖筒里掰手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国内一家稀土生产企业负责人坦言，公司一直采用传统贸易方式，稀土定价由公司领导内部开会决定，“就是靠低价竞争，维持自己的市场份额”。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六大稀土集团及下属企业，在销售环节仍各自为战，贸易方式传统，成交价格不透明，行业内部竞争混乱。
“国外都是大买家，而我们是上百家企业分散对外销售，国外买家在低价时大量买进，价格上涨时则停止采购、使用库存，逼着国内企业竞相降价出售。”李振宏说。
“黑稀土”交易是稀土市场另一乱象。尽管近几年，国家持续整治打击“黑稀土”，但假借废料回收、进口稀土名义盗采偷卖的“黑稀土”仍屡禁不止。
2019年全国稀土开采量配额控制在13.2万吨，但实际产量大大超出。据业内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稀土中，来源不明、生产指令性计划外的“黑稀土”，已经超过一半以上，导致供过于求，加剧稀土低价外销现象。
数据显示，近年来国内六大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也明显下降。其中，北方稀土集团的销售毛利率，从2011年最高72.8%，下降到2019年的10%左右。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出口国、消费国，拥有稀土资源与市场两大优势地位，但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稀土定价权。
“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稀土产品交易市场，缺乏客观价格形成机制。”李振宏说。
其实早在2011年5月，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指导下，内蒙古就批准成立了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由北方稀土、中铝稀土、五矿稀土、国储中心等13家稀土骨干企业、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当时此举被视为中国稀土产业谋求国际定价权的关键之举。此后，国内相继设立湖南南方稀贵金属交易所、江西赣州稀有金属交易所等平台。
然而9年过去了，国内稀土交易依然是线上线下“两张皮”。目前，全国稀土企业在公开交易平台上的交收量微乎其微。2019年，包头稀交所的实际交收额仅13.3亿元，交收量仅0.3万吨。
李振宏分析，除本身交易机制不够成熟外，平台级别低、指令性生产和市场化交易相矛盾等因素叠加，严重制约稀土交易平台发挥作用。
一方面，交易制度的设计空间不足。2011年以来，我国对非国家级交易所制定了很多限制措施，包头稀交所等几大交易平台，都是省区级交易平台，服务稀土行业的功能难以发挥。
另一方面，行业客户参与度不高。多家下游稀土应用企业反映，稀土产品生产是计划性管理，而下游应用是市场化行为，造成计划管理和市场行为的不协调。
稀土与黄金、石油一样都是国家战略资源，理应像黄金、石油一样有国家设立的交易所。业内人士和专家建议，必须尽快建立国家级统一交易平台，避免“区自为战”，形成公平、公开、公正的稀土定价机制，将稀土定价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业内专家认为，统一的国家级交易平台可以通过商业收储调节市场供需，实现供应稳定、开采销售可控，并建立出口可追溯机制，解决行业偷逃税问题，堵住“黑稀土”交易，避免稀土卖个“白菜价”。
包头市市长赵江涛表示，一个公开透明的全国统一市场，既可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产业，也能成为实施国家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抓手。
池建义等人指出，市场应用较多的轻稀土储量并不低，而且随着澳大利亚、美国、越南等国外稀土企业的投产，多元化的全球供应格局逐渐形成，轻稀土的开放竞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我国稀土调控政策不能轻重不分，应适时放开轻稀土，管住重稀土，促进轻稀土交易进入公开透明的市场化交易平台。链接: https://t.cn/A6bai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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