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稳定全局，控制事态的恶化，必须要学会“识人善用、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各尽其职，先谈风险、预防风险之后，在谈利益分配。
（因为人的行为受利益所驱使、利益统一行为，风险统一人心，但利益统一不了人心，人的行为、道德，在利益面前都是经不住考验的）
要用纯理性的，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去，推理、分析，明辨是非善恶之后，你才不会在是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也不会在被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所摆弄。
（因为人的行为受利益所驱使、利益统一行为，风险统一人心，但利益统一不了人心，人的行为、道德，在利益面前都是经不住考验的）
要用纯理性的，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人格去，推理、分析，明辨是非善恶之后，你才不会在是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也不会在被随波逐流的乌合之众所摆弄。
理学范畴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完成于天人部分。
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它由理气（天）、心性（人）、知行（中介）、天人四个部分所组成，“天人合一”则是它的最后结论。其中，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网络，但更为重要的是，各个部分之间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范畴体系。整个体系从“天”开始，过渡到“人”，经过知行范畴的连接，最后达到它的终点——“天人合一”。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起点，而是天与人、主体与客体充分展开之后，重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统一。在这个系统中，天是最高存在，但人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一些大的理学家，都建立了各自的范畴体系，但无论是理学派、心学派还是气学派，无不以“天人合一”为其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理学家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共同的范畴系统，这是理学之所以成为古代东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形态的重要原因。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思想家把“究天人之际”看作是最高的学问和智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理学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理学家张载正式提出的。二程甚至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陆、王等人的“心即理也”，更是如此。理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王夫之，虽有“天人相分”思想，因而超出了一般理学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天人合一”论。事实上，全部理学范畴都是围绕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理学家所完成的宇宙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无不在这一基本结构之中展开和进行。
所谓天人关系，实际上是讲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的关系。理学家虽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课题，但人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即自然界（和社会）。因此，人的问题必须在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中去解决。理学家的“人学”，归根到底是人和自然界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天人关系开始，到天人合一结束，终点也就是起点。
由于理学家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讨论天人问题，因而这种合一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但它又不同于佛教那样的绝对否定的超越，即不是达到绝对虚空的本体境界，而是在现实存在中实现自我超越。它要把现实和理想、感性和理性、相对和绝对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超现实的“彼岸”。就是说，它要通过自我肯定、自我认同的方法，达到和宇宙规律、宇宙法则的完全合一。
因此，理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毫无分别的浑沌一团，说成无自我意识的浑沌状态，也不是把人和自然界根本对立起来，实现所谓纯粹认识意义上的同构。它主要是讲价值关系而不是讲认识关系。这是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和大自然保持互相适应和动态平衡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表现。
理学家把自然界和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最后应回到自然界。人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发育流行中产生，人性来源于天道，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他们把人的社会本质说成是自然界所赋予，这种学说，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本体化、对象化，它既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具体认识，更缺乏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它的主体思想是有严重缺陷的。但是，它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则，应该求得和自然界的稳定和平衡，这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理学虽把“天”本体化，说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纯粹形而上的逻辑范畴，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它也有目的论思想，却不是宗教神学那样的目的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天被说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这种过程具有生物学的潜在目的性，其在人的实现即所谓“善”，这是人和自然界的最高原则。无论是气本论者、理本论者还是心本论者，都主张以人心体现天地生生之心，人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现实存在。理学家所谓“万物一体”境界，既不是把人混同于一物，也不是只讲本体论的超越。它既论证了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性，又论证了自然界的普遍永恒性。所谓“体道”、“知命”、“尽性”，不仅是主体通过直观认识和自我体验，实现同宇宙本体的合一，而且是实现人和物质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即所谓“生态平衡”。理学家所谓“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气流通”，就是对这种整体的美学式体验，也是对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赞美。
问题在于，理学家虽然认识到人和自然界保持统一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人和自然界的区别和对立，忽视了人类高于自然界以及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必要性。他们提出了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问题，却没有走上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道路，而走上了“参赞”化育、为天地“立心”的顺应自然之路。他们很强调人的主体性，但仅仅是为了实现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却忽视了这种关系必须以发展人的认识理性为基础。
这个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有机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它由理气（天）、心性（人）、知行（中介）、天人四个部分所组成，“天人合一”则是它的最后结论。其中，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范畴网络，但更为重要的是，各个部分之间构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范畴体系。整个体系从“天”开始，过渡到“人”，经过知行范畴的连接，最后达到它的终点——“天人合一”。但这不是简单地回到起点，而是天与人、主体与客体充分展开之后，重新实现以人为核心的统一。在这个系统中，天是最高存在，但人始终居于中心地位。一些大的理学家，都建立了各自的范畴体系，但无论是理学派、心学派还是气学派，无不以“天人合一”为其根本目的和最终结果。理学家遵循共同的思维方式，有共同的范畴系统，这是理学之所以成为古代东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形态的重要原因。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古代思想家把“究天人之际”看作是最高的学问和智慧，并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思维方式，理学则进一步完成了这个任务。“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人之所以为学，心与理而已。”“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理学家张载正式提出的。二程甚至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 陆、王等人的“心即理也”，更是如此。理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王夫之，虽有“天人相分”思想，因而超出了一般理学家，但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天人合一”论。事实上，全部理学范畴都是围绕天人关系问题而展开。理学家所完成的宇宙论、人性论和认识论，无不在这一基本结构之中展开和进行。
所谓天人关系，实际上是讲人和自然界（包括社会）的关系。理学家虽以人的问题为中心课题，但人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即自然界（和社会）。因此，人的问题必须在同自然界（社会）的关系中去解决。理学家的“人学”，归根到底是人和自然界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从天人关系开始，到天人合一结束，终点也就是起点。
由于理学家从“形而上”的思辨哲学讨论天人问题，因而这种合一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但它又不同于佛教那样的绝对否定的超越，即不是达到绝对虚空的本体境界，而是在现实存在中实现自我超越。它要把现实和理想、感性和理性、相对和绝对统一起来，而不是走向超现实的“彼岸”。就是说，它要通过自我肯定、自我认同的方法，达到和宇宙规律、宇宙法则的完全合一。
因此，理学家所说的“天人合一”，既不是把人和自然界看作毫无分别的浑沌一团，说成无自我意识的浑沌状态，也不是把人和自然界根本对立起来，实现所谓纯粹认识意义上的同构。它主要是讲价值关系而不是讲认识关系。这是农业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和大自然保持互相适应和动态平衡的现实要求在理论上的表现。
理学家把自然界和人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最后应回到自然界。人从自然界生生不息的发育流行中产生，人性来源于天道，人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具体体现。他们把人的社会本质说成是自然界所赋予，这种学说，从根本上说是社会伦理道德的本体化、对象化，它既缺乏对自然规律的具体认识，更缺乏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它的主体思想是有严重缺陷的。但是，它认识到人和自然界的统一性，人必须服从自然规律和法则，应该求得和自然界的稳定和平衡，这些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理学虽把“天”本体化，说成形而上的本体存在，但并没有形成纯粹形而上的逻辑范畴，形而上者即在形而下者之中，不离形而下者而存在；它也有目的论思想，却不是宗教神学那样的目的论，而是有机生成论，天被说成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自然过程，这种过程具有生物学的潜在目的性，其在人的实现即所谓“善”，这是人和自然界的最高原则。无论是气本论者、理本论者还是心本论者，都主张以人心体现天地生生之心，人心就是天地生物之心。这既是本体存在，又是现实存在。理学家所谓“万物一体”境界，既不是把人混同于一物，也不是只讲本体论的超越。它既论证了人“为天地立心”的主体性，又论证了自然界的普遍永恒性。所谓“体道”、“知命”、“尽性”，不仅是主体通过直观认识和自我体验，实现同宇宙本体的合一，而且是实现人和物质自然界的有机统一，即所谓“生态平衡”。理学家所谓“鸢飞鱼跃”、“活泼泼地”、“一气流通”，就是对这种整体的美学式体验，也是对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赞美。
问题在于，理学家虽然认识到人和自然界保持统一的重要性，却忽视了人和自然界的区别和对立，忽视了人类高于自然界以及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必要性。他们提出了自然规律、自然法则的问题，却没有走上认识和改造自然的道路，而走上了“参赞”化育、为天地“立心”的顺应自然之路。他们很强调人的主体性，但仅仅是为了实现人和自然界和谐统一的价值关系，却忽视了这种关系必须以发展人的认识理性为基础。
理气论和心性论，作为理学范畴体系的两个基本部分，分别从天和人、客体和主体两方面建立了宇宙论和人性论的范畴网。但这两部分并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事实上二者构成了主、客体的对应关系。二者既有根本的统一性，又有对立的一面。如何解决这种对立，重新实现统一，就成为理学范畴论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就出现了以“知行”为中心内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范畴。
如前所说，心性范畴从多层次说明了人的本质以及人在宇宙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指出了人的现实存在的异在性、局限性，不管这种异在性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恢复自己的本性，达到和自然界的统一，就必须经过一系列自我认识、自我实践和自我修养的过程，这正是知行各范畴所要解决的。
因此，知行论构成整个理学范畴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完成理学范畴系统的重要步骤和重要方法，它们起着联结人和自然界、主体和客体的中介作用，是一些中介范畴。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理学范畴系统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是理学家为什么比以前任何哲学家都更加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因。
知行各范畴广泛地涉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就涉及一般的认识论问题。理学家提出“格物”、“穷理”之学，就包含着较多的认识论思想。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理学家正是通过主、客体的认识的统一，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合一。这里既有价值论，又有认识论，既有道德理性，又有认知理性，毋宁说是二者的结合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理性思维的重视。大多数理学家认为，要自觉地认识和实践“性理”，就必须穷究“物理”，认识客观事物，是认识人性的重要方法。把认识论和价值论、认知理性和情感意志结合起来，这本是理学范畴论的一大特色，在方法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但是，如过分夸大理学的认识论思想，以为理学家都很重视认知理性，很重视逻辑概念的分析，并建立了系统的认识论学说，那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理学家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理学家虽然普遍重视认识论问题，有的甚至比较深入地考察了认识过程以及主体的认识结构和功能（如朱熹、王夫之等），但由于理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性的自觉，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因此，所谓认识，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思型的自我认识；所谓实践，归根到底也是自我实现的道德实践。
这就是说，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它虽然有一套思辨的范畴体系，但最终都要落在实践上，并通过实践而得到实现。就是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只有在自我实践中才能实现。因此，理学家固然讲“物理”，讲“格物”、“穷理”，但这些都是为其“性理”之学服务的，是认识和实践道德理性的方法，并没有把认识客观自然界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没有把认知理性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因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认识论学说，更没有促进实证科学的发展。在理学家看来，如何认识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人性的自觉，达到理想境界，实现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这才是最重要的，认识论之所以必要，也正因为它是实现这个基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理学把认识论和人性论统一起来了。
在这组范畴中，“知行”居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其他范畴都围绕知行而展开。这里所谓知行，主要指道德人性的自我认识和实践，但随着理学范畴的发展，也包括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理学家通过讨论知、行及其关系，提出了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认识的主体能动性问题。理学中的主体能动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时也表现了它的严重缺点。
关于知，理学家提出“德性”和“见闻”两种知识，前者指先验的道德知识，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真理认识；后者指经验的事实知识，即外在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在经验知识中又包括社会伦理知识和自然界的物理知识。关于两种知识的关系，理学家有不同理解和评价，因而展开了争论。有的把二者对立起来，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有的则力图把二者统一起来，以后者为前者的必要条件；后来的王畿把知（德性）和识（见闻）从性质上作了区分，认为二者不能相混，表现了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的分化；而王廷相等人则根本否定有所谓“德性之知”，强调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这些都表明了认识论上的发展和分化
如前所说，心性范畴从多层次说明了人的本质以及人在宇宙自然界的中心地位，同时也指出了人的现实存在的异在性、局限性，不管这种异在性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人要实现自己的本质，恢复自己的本性，达到和自然界的统一，就必须经过一系列自我认识、自我实践和自我修养的过程，这正是知行各范畴所要解决的。
因此，知行论构成整个理学范畴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也是完成理学范畴系统的重要步骤和重要方法，它们起着联结人和自然界、主体和客体的中介作用，是一些中介范畴。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理学范畴系统是不能完成的。这就是理学家为什么比以前任何哲学家都更加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原因。
知行各范畴广泛地涉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因而也就涉及一般的认识论问题。理学家提出“格物”、“穷理”之学，就包含着较多的认识论思想。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是不符合事实的。理学家正是通过主、客体的认识的统一，达到人与自然界的合一。这里既有价值论，又有认识论，既有道德理性，又有认知理性，毋宁说是二者的结合和统一，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理性思维的重视。大多数理学家认为，要自觉地认识和实践“性理”，就必须穷究“物理”，认识客观事物，是认识人性的重要方法。把认识论和价值论、认知理性和情感意志结合起来，这本是理学范畴论的一大特色，在方法问题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但是，如过分夸大理学的认识论思想，以为理学家都很重视认知理性，很重视逻辑概念的分析，并建立了系统的认识论学说，那显然是缺乏根据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理学家所要解决的中心课题。理学家虽然普遍重视认识论问题，有的甚至比较深入地考察了认识过程以及主体的认识结构和功能（如朱熹、王夫之等），但由于理学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性的自觉，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因此，所谓认识，归根到底是一种反思型的自我认识；所谓实践，归根到底也是自我实现的道德实践。
这就是说，理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它虽然有一套思辨的范畴体系，但最终都要落在实践上，并通过实践而得到实现。就是说，“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只有在自我实践中才能实现。因此，理学家固然讲“物理”，讲“格物”、“穷理”，但这些都是为其“性理”之学服务的，是认识和实践道德理性的方法，并没有把认识客观自然界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也没有把认知理性作为人性的重要内容，因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认识论学说，更没有促进实证科学的发展。在理学家看来，如何认识人之所以为人以及如何做人，如何实现人性的自觉，达到理想境界，实现和自然界的和谐统一，这才是最重要的，认识论之所以必要，也正因为它是实现这个基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正是在这一点上，理学把认识论和人性论统一起来了。
在这组范畴中，“知行”居于中心地位，起主导作用，其他范畴都围绕知行而展开。这里所谓知行，主要指道德人性的自我认识和实践，但随着理学范畴的发展，也包括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理学家通过讨论知、行及其关系，提出了道德理性的自觉以及认识的主体能动性问题。理学中的主体能动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时也表现了它的严重缺点。
关于知，理学家提出“德性”和“见闻”两种知识，前者指先验的道德知识，被认为是最高层次的真理认识；后者指经验的事实知识，即外在的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在经验知识中又包括社会伦理知识和自然界的物理知识。关于两种知识的关系，理学家有不同理解和评价，因而展开了争论。有的把二者对立起来，只强调前者而否定后者；有的则力图把二者统一起来，以后者为前者的必要条件；后来的王畿把知（德性）和识（见闻）从性质上作了区分，认为二者不能相混，表现了实践理性和认知理性的分化；而王廷相等人则根本否定有所谓“德性之知”，强调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这些都表明了认识论上的发展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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