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移动 ¦ 数智科技赋能牡丹江卧龙乡数字乡村建设
9月25日，央视网、中国移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龙视频”和快手联合发起了《快意新生活 “移”起向未来》系列主题直播活动，此次直播走进黑龙江省宁安市卧龙乡，采访了当地的移动负责人、卧龙乡党委书记、卧龙乡村民、村里的电商创业者等，共同分享了他们建设平安乡村视频监控中心的情况。中国移动在当地搭建的视频监控中心从安全和看护角度“提速了”卧龙乡村民的生活，展现了“快意新生活 “移”起向未来”的新农村面貌。
本场直播采取连线的方式，龙视频记者沉浸式探访宁安市卧龙乡，该乡是黑龙江移动“平安乡村”建设的示范点，黑龙江移动在这里为卧龙乡搭建数字乡村监控平台——“中国移动卧龙乡视频监控平台”，涵盖平安乡村、云广播、智能监控等多个子项目，其中“云广播”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中心”更是化身看家护院“神器”，实现了“千里传音”、即时提醒，以乡村数智化管理为村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作为首批与中国移动达成合作的合作乡镇，通过“科技赋能”为卧龙乡政府的卫生治理、疫情防控及公共安全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直播过程中，宁安市卧龙乡政府王启龙书记与记者一起走访了卧龙乡辖区多个村屯，探访村民和电商创业者，共同见证了数智乡村建设给村民带来的切实改变。
除了建设公共安全监控平台，中国移动还切实改善乡村的网络环境，“中国移动通过科技升级、网络提速、移动看家等多重技术手段，让我们乡外出打工的孩子，通过摄像头就可以随时看见远在家乡在爸妈今天在忙什么，有没有按时吃药，让远在外地打工的子女安心、放心。”卧龙乡党委书记王启龙说。
与此同时，网络环境的改善与应用，还切实帮助企业和创业者们打通致富路。当地移动相关业务负责人根据企业和创业者的实际需求，一对一全面帮扶和改善网络环境，针对有需求的企业用户、电商店主，免费提供宽带提速服务，不换账号、无需布线，轻松提高网络速度，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美丽乡村。此次中国移动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龙视频”的深度合作，更加体现了中国移动“数智化乡村”未来可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乡村振兴的切实意义。中国移动积极践行央企使命，充分发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主力军作用，将5G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水平；同时，落实推进“乡村数智化工程”，构建智慧乡村、村域治理等乡村振兴信息化服务体系，持续赋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模式创新，让村民安全生产、安心生活，享受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让数字乡村更加美丽。
9月25日，央视网、中国移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龙视频”和快手联合发起了《快意新生活 “移”起向未来》系列主题直播活动，此次直播走进黑龙江省宁安市卧龙乡，采访了当地的移动负责人、卧龙乡党委书记、卧龙乡村民、村里的电商创业者等，共同分享了他们建设平安乡村视频监控中心的情况。中国移动在当地搭建的视频监控中心从安全和看护角度“提速了”卧龙乡村民的生活，展现了“快意新生活 “移”起向未来”的新农村面貌。
本场直播采取连线的方式，龙视频记者沉浸式探访宁安市卧龙乡，该乡是黑龙江移动“平安乡村”建设的示范点，黑龙江移动在这里为卧龙乡搭建数字乡村监控平台——“中国移动卧龙乡视频监控平台”，涵盖平安乡村、云广播、智能监控等多个子项目，其中“云广播”和“公共安全视频监控中心”更是化身看家护院“神器”，实现了“千里传音”、即时提醒，以乡村数智化管理为村民带来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作为首批与中国移动达成合作的合作乡镇，通过“科技赋能”为卧龙乡政府的卫生治理、疫情防控及公共安全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
在直播过程中，宁安市卧龙乡政府王启龙书记与记者一起走访了卧龙乡辖区多个村屯，探访村民和电商创业者，共同见证了数智乡村建设给村民带来的切实改变。
除了建设公共安全监控平台，中国移动还切实改善乡村的网络环境，“中国移动通过科技升级、网络提速、移动看家等多重技术手段，让我们乡外出打工的孩子，通过摄像头就可以随时看见远在家乡在爸妈今天在忙什么，有没有按时吃药，让远在外地打工的子女安心、放心。”卧龙乡党委书记王启龙说。
与此同时，网络环境的改善与应用，还切实帮助企业和创业者们打通致富路。当地移动相关业务负责人根据企业和创业者的实际需求，一对一全面帮扶和改善网络环境，针对有需求的企业用户、电商店主，免费提供宽带提速服务，不换账号、无需布线，轻松提高网络速度，以实际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科技不仅改变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美丽乡村。此次中国移动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龙视频”的深度合作，更加体现了中国移动“数智化乡村”未来可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乡村振兴的切实意义。中国移动积极践行央企使命，充分发挥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主力军作用，将5G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水平；同时，落实推进“乡村数智化工程”，构建智慧乡村、村域治理等乡村振兴信息化服务体系，持续赋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治理模式创新，让村民安全生产、安心生活，享受更加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让数字乡村更加美丽。
全球化不会消亡，但将使更多发达国家白领失业
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如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年6月，我曾提出，与日益流行的观点相反，“全球化并未消亡，它甚至都不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但全球化确实在发生改变”。促成全球化发生改变的一大主要原因是远程服务业的发展。
理查德·鲍德温在他的《大融合》一书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见证了三波贸易机会。第一波是工业化和交通革命为商品贸易创造了机会。较近一波则是新信息技术使得“工厂贸易”成为现实：将整个工厂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就可获利。然而，在今天，宽带互联网技术使得“办公室贸易”出现：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家为雇主工作，那身处印度的某个人也可以做这份工作。
此外，第一波和第二波贸易机会需要物体的移动，而第三波则需要虚拟信息的移动，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实体贸易设置障碍要比对虚拟贸易设置障碍容易得多。正如美中贸易问题所展示的那样，阻碍虚拟贸易并非不可能，但会很费劲。
正如鲍德温在其最近四篇博客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以有别于流行观点的视角审视贸易的未来。他还特别提到，许多看待全球化和贸易历史的“懒惰”观点具有多层面误导性。那么这种“懒惰”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后，全球贸易在2008年达到顶峰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致命打击后开始萎缩。
这样叙述历史和解释原因是误人子弟的。
首先，世界第二大商品贸易国中国的外贸比率（译注：外贸比率是衡量对外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指标。它是出口总额X与进口总额M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实际上是在2008年之前（2006年）达到顶峰。第三和第四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和日本的外贸比率在2008年之后（2011年和2014年）达到峰值。最大贸易国欧盟的外贸比率只是停滞不前而没有达到顶峰。
其次，外贸比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但这并没有反映出外国施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或中国有意减少本国对外贸的依赖。中国只是开始以平常心看待外贸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
第三，从货币角度看，外贸比率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而不是贸易量的减少。2008年至20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与经济产出之比下降了9.1个百分点，其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贡献了5.7个百分点。
最后，确实有证据表明跨境供应链出现了解体现象，但转折点似乎出现在2013年，即在金融危机之后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供应链在新供应商内部发生了转移，尤其是在主导全球贸易的中国。中国现已不再进口配件后组装出售，而是自己生产这些配件。
总而言之，对于商品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许多供应链现已转移到了中国境内。
而服务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服务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尽管远低于商品贸易占比，但服务占比一直在持续上升。服务贸易由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构成，其中一些活动需要人员流动（例如旅游业）。但在异常活跃的“其他类商业服务”里，大多数活动都是虚拟进行的，这些活动多种多样。“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也增长迅猛：1990年至2020年期间，商品贸易增长了5倍，而“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则增长了11倍。
一个关键点是，此类服务贸易的扩张几乎不受贸易协定的束缚。对服务活动的监管侧重于最终服务，而不是中间服务。例如，美国对销售会计服务有严格的规定，但对协助此类服务进行的幕后文书人员，美国却对其任职资格几乎没有规定。
因此，“美国会计师几乎可以雇佣任何人来统计客户的差旅费，并将其与费用收据进行核对。”提供中间服务（而不是最终服务）的职业人士包括记账员、法务会计师、简历筛选员、行政助理、在线客服、平面设计师、助理编辑、私人助理、X光片解读人、信息安全顾问、网管、程序员、合同审核律师、撰写报告的金融分析师。这样的职业不胜枚举。
正如鲍德温在《全球剧变》一书中所指出的，此类技术驱动型贸易潜力巨大，而且极具破坏性：在高收入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白领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将很难保住自己的工作。
总之，有证据表明，自然经济力量极大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虽然我们还不确定供应链将会“回流本土”还是“转移到友好国家”，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愈加重视将加快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复杂的供应链多元化。同时，技术进步将促使新服务类型层出不穷。
当然，各种灾难有可能会改变这种局面：新冠疫情以及目前的能源危机会破坏经济发展，战争或战争威胁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尽管世界和平与全球贸易发展可能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世界和平的标志是全球贸易健康发展。理智的人不会希望有其他残酷的选项出现。
（文/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马丁·沃尔夫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金融时报》） https://t.cn/ELiSTNa
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如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年6月，我曾提出，与日益流行的观点相反，“全球化并未消亡，它甚至都不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但全球化确实在发生改变”。促成全球化发生改变的一大主要原因是远程服务业的发展。
理查德·鲍德温在他的《大融合》一书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见证了三波贸易机会。第一波是工业化和交通革命为商品贸易创造了机会。较近一波则是新信息技术使得“工厂贸易”成为现实：将整个工厂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就可获利。然而，在今天，宽带互联网技术使得“办公室贸易”出现：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家为雇主工作，那身处印度的某个人也可以做这份工作。
此外，第一波和第二波贸易机会需要物体的移动，而第三波则需要虚拟信息的移动，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实体贸易设置障碍要比对虚拟贸易设置障碍容易得多。正如美中贸易问题所展示的那样，阻碍虚拟贸易并非不可能，但会很费劲。
正如鲍德温在其最近四篇博客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以有别于流行观点的视角审视贸易的未来。他还特别提到，许多看待全球化和贸易历史的“懒惰”观点具有多层面误导性。那么这种“懒惰”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后，全球贸易在2008年达到顶峰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致命打击后开始萎缩。
这样叙述历史和解释原因是误人子弟的。
首先，世界第二大商品贸易国中国的外贸比率（译注：外贸比率是衡量对外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指标。它是出口总额X与进口总额M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实际上是在2008年之前（2006年）达到顶峰。第三和第四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和日本的外贸比率在2008年之后（2011年和2014年）达到峰值。最大贸易国欧盟的外贸比率只是停滞不前而没有达到顶峰。
其次，外贸比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但这并没有反映出外国施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或中国有意减少本国对外贸的依赖。中国只是开始以平常心看待外贸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
第三，从货币角度看，外贸比率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而不是贸易量的减少。2008年至20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与经济产出之比下降了9.1个百分点，其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贡献了5.7个百分点。
最后，确实有证据表明跨境供应链出现了解体现象，但转折点似乎出现在2013年，即在金融危机之后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供应链在新供应商内部发生了转移，尤其是在主导全球贸易的中国。中国现已不再进口配件后组装出售，而是自己生产这些配件。
总而言之，对于商品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许多供应链现已转移到了中国境内。
而服务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服务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尽管远低于商品贸易占比，但服务占比一直在持续上升。服务贸易由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构成，其中一些活动需要人员流动（例如旅游业）。但在异常活跃的“其他类商业服务”里，大多数活动都是虚拟进行的，这些活动多种多样。“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也增长迅猛：1990年至2020年期间，商品贸易增长了5倍，而“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则增长了11倍。
一个关键点是，此类服务贸易的扩张几乎不受贸易协定的束缚。对服务活动的监管侧重于最终服务，而不是中间服务。例如，美国对销售会计服务有严格的规定，但对协助此类服务进行的幕后文书人员，美国却对其任职资格几乎没有规定。
因此，“美国会计师几乎可以雇佣任何人来统计客户的差旅费，并将其与费用收据进行核对。”提供中间服务（而不是最终服务）的职业人士包括记账员、法务会计师、简历筛选员、行政助理、在线客服、平面设计师、助理编辑、私人助理、X光片解读人、信息安全顾问、网管、程序员、合同审核律师、撰写报告的金融分析师。这样的职业不胜枚举。
正如鲍德温在《全球剧变》一书中所指出的，此类技术驱动型贸易潜力巨大，而且极具破坏性：在高收入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白领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将很难保住自己的工作。
总之，有证据表明，自然经济力量极大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虽然我们还不确定供应链将会“回流本土”还是“转移到友好国家”，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愈加重视将加快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复杂的供应链多元化。同时，技术进步将促使新服务类型层出不穷。
当然，各种灾难有可能会改变这种局面：新冠疫情以及目前的能源危机会破坏经济发展，战争或战争威胁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尽管世界和平与全球贸易发展可能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世界和平的标志是全球贸易健康发展。理智的人不会希望有其他残酷的选项出现。
（文/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马丁·沃尔夫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金融时报》） https://t.cn/ELiSTNa
全球化不会消亡，但将使更多发达国家白领失业
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如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年6月，我曾提出，与日益流行的观点相反，“全球化并未消亡，它甚至都不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但全球化确实在发生改变”。促成全球化发生改变的一大主要原因是远程服务业的发展。
理查德·鲍德温在他的《大融合》一书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见证了三波贸易机会。第一波是工业化和交通革命为商品贸易创造了机会。较近一波则是新信息技术使得“工厂贸易”成为现实：将整个工厂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就可获利。然而，在今天，宽带互联网技术使得“办公室贸易”出现：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家为雇主工作，那身处印度的某个人也可以做这份工作。
此外，第一波和第二波贸易机会需要物体的移动，而第三波则需要虚拟信息的移动，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实体贸易设置障碍要比对虚拟贸易设置障碍容易得多。正如美中贸易问题所展示的那样，阻碍虚拟贸易并非不可能，但会很费劲。
正如鲍德温在其最近四篇博客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以有别于流行观点的视角审视贸易的未来。他还特别提到，许多看待全球化和贸易历史的“懒惰”观点具有多层面误导性。那么这种“懒惰”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后，全球贸易在2008年达到顶峰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致命打击后开始萎缩。
这样叙述历史和解释原因是误人子弟的。
首先，世界第二大商品贸易国中国的外贸比率（译注：外贸比率是衡量对外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指标。它是出口总额X与进口总额M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实际上是在2008年之前（2006年）达到顶峰。第三和第四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和日本的外贸比率在2008年之后（2011年和2014年）达到峰值。最大贸易国欧盟的外贸比率只是停滞不前而没有达到顶峰。
其次，外贸比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但这并没有反映出外国施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或中国有意减少本国对外贸的依赖。中国只是开始以平常心看待外贸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
第三，从货币角度看，外贸比率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而不是贸易量的减少。2008年至20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与经济产出之比下降了9.1个百分点，其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贡献了5.7个百分点。
最后，确实有证据表明跨境供应链出现了解体现象，但转折点似乎出现在2013年，即在金融危机之后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供应链在新供应商内部发生了转移，尤其是在主导全球贸易的中国。中国现已不再进口配件后组装出售，而是自己生产这些配件。
总而言之，对于商品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许多供应链现已转移到了中国境内。
而服务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服务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尽管远低于商品贸易占比，但服务占比一直在持续上升。服务贸易由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构成，其中一些活动需要人员流动（例如旅游业）。但在异常活跃的“其他类商业服务”里，大多数活动都是虚拟进行的，这些活动多种多样。“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也增长迅猛：1990年至2020年期间，商品贸易增长了5倍，而“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则增长了11倍。
一个关键点是，此类服务贸易的扩张几乎不受贸易协定的束缚。对服务活动的监管侧重于最终服务，而不是中间服务。例如，美国对销售会计服务有严格的规定，但对协助此类服务进行的幕后文书人员，美国却对其任职资格几乎没有规定。
因此，“美国会计师几乎可以雇佣任何人来统计客户的差旅费，并将其与费用收据进行核对。”提供中间服务（而不是最终服务）的职业人士包括记账员、法务会计师、简历筛选员、行政助理、在线客服、平面设计师、助理编辑、私人助理、X光片解读人、信息安全顾问、网管、程序员、合同审核律师、撰写报告的金融分析师。这样的职业不胜枚举。
正如鲍德温在《全球剧变》一书中所指出的，此类技术驱动型贸易潜力巨大，而且极具破坏性：在高收入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白领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将很难保住自己的工作。
总之，有证据表明，自然经济力量极大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虽然我们还不确定供应链将会“回流本土”还是“转移到友好国家”，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愈加重视将加快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复杂的供应链多元化。同时，技术进步将促使新服务类型层出不穷。
当然，各种灾难有可能会改变这种局面：新冠疫情以及目前的能源危机会破坏经济发展，战争或战争威胁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尽管世界和平与全球贸易发展可能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世界和平的标志是全球贸易健康发展。理智的人不会希望有其他残酷的选项出现。
（文/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马丁·沃尔夫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金融时报》）
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如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今年6月，我曾提出，与日益流行的观点相反，“全球化并未消亡，它甚至都不处于日渐消亡的状态。但全球化确实在发生改变”。促成全球化发生改变的一大主要原因是远程服务业的发展。
理查德·鲍德温在他的《大融合》一书中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见证了三波贸易机会。第一波是工业化和交通革命为商品贸易创造了机会。较近一波则是新信息技术使得“工厂贸易”成为现实：将整个工厂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就可获利。然而，在今天，宽带互联网技术使得“办公室贸易”出现：如果一个人可以在家为雇主工作，那身处印度的某个人也可以做这份工作。
此外，第一波和第二波贸易机会需要物体的移动，而第三波则需要虚拟信息的移动，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实体贸易设置障碍要比对虚拟贸易设置障碍容易得多。正如美中贸易问题所展示的那样，阻碍虚拟贸易并非不可能，但会很费劲。
正如鲍德温在其最近四篇博客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分析框架使我们能够以有别于流行观点的视角审视贸易的未来。他还特别提到，许多看待全球化和贸易历史的“懒惰”观点具有多层面误导性。那么这种“懒惰”观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在经历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后，全球贸易在2008年达到顶峰并在遭受金融危机的致命打击后开始萎缩。
这样叙述历史和解释原因是误人子弟的。
首先，世界第二大商品贸易国中国的外贸比率（译注：外贸比率是衡量对外贸易对国民生产总值所作贡献的指标。它是出口总额X与进口总额M之和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实际上是在2008年之前（2006年）达到顶峰。第三和第四大商品贸易国美国和日本的外贸比率在2008年之后（2011年和2014年）达到峰值。最大贸易国欧盟的外贸比率只是停滞不前而没有达到顶峰。
其次，外贸比率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中国。但这并没有反映出外国施行了贸易保护主义或中国有意减少本国对外贸的依赖。中国只是开始以平常心看待外贸对国民经济所做的贡献。
第三，从货币角度看，外贸比率下降的最大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而不是贸易量的减少。2008年至2020年间，世界商品贸易与经济产出之比下降了9.1个百分点，其中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贡献了5.7个百分点。
最后，确实有证据表明跨境供应链出现了解体现象，但转折点似乎出现在2013年，即在金融危机之后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之前。一个广为接受的解释是供应链在新供应商内部发生了转移，尤其是在主导全球贸易的中国。中国现已不再进口配件后组装出售，而是自己生产这些配件。
总而言之，对于商品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下降这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给出合理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许多供应链现已转移到了中国境内。
而服务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服务贸易占世界经济产出之比尽管远低于商品贸易占比，但服务占比一直在持续上升。服务贸易由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构成，其中一些活动需要人员流动（例如旅游业）。但在异常活跃的“其他类商业服务”里，大多数活动都是虚拟进行的，这些活动多种多样。“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也增长迅猛：1990年至2020年期间，商品贸易增长了5倍，而“其他类商业服务”贸易则增长了11倍。
一个关键点是，此类服务贸易的扩张几乎不受贸易协定的束缚。对服务活动的监管侧重于最终服务，而不是中间服务。例如，美国对销售会计服务有严格的规定，但对协助此类服务进行的幕后文书人员，美国却对其任职资格几乎没有规定。
因此，“美国会计师几乎可以雇佣任何人来统计客户的差旅费，并将其与费用收据进行核对。”提供中间服务（而不是最终服务）的职业人士包括记账员、法务会计师、简历筛选员、行政助理、在线客服、平面设计师、助理编辑、私人助理、X光片解读人、信息安全顾问、网管、程序员、合同审核律师、撰写报告的金融分析师。这样的职业不胜枚举。
正如鲍德温在《全球剧变》一书中所指出的，此类技术驱动型贸易潜力巨大，而且极具破坏性：在高收入国家提供这些服务的白领是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将很难保住自己的工作。
总之，有证据表明，自然经济力量极大改变了世界贸易格局。虽然我们还不确定供应链将会“回流本土”还是“转移到友好国家”，但各国对供应链安全的愈加重视将加快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复杂的供应链多元化。同时，技术进步将促使新服务类型层出不穷。
当然，各种灾难有可能会改变这种局面：新冠疫情以及目前的能源危机会破坏经济发展，战争或战争威胁会造成更大的破坏。尽管世界和平与全球贸易发展可能并不存在因果联系，但世界和平的标志是全球贸易健康发展。理智的人不会希望有其他残酷的选项出现。
（文/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马丁·沃尔夫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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