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带个什么话题呢#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居易这名字平平无奇
毕竟名字好听的古人太多了
直到今天我知道了他还有个弟弟
白居易 乐天
白行简 知退
居易行简
我的天
好好听的名字
古人起个名平仄对仗都安排上了
然后好奇的我查了查
《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论语》：“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再次感慨
然后好奇的我又查了查
发现白行简写过一篇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震撼我妈
更让我震惊的是
我居然觉得这篇文章很熟悉
我以前绝对在哪拜读过
然后我又往下翻
发现
原来元 白那个做梦写诗
连韵脚都一样的这个事
是他写出来的
真是个奇人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居易这名字平平无奇
毕竟名字好听的古人太多了
直到今天我知道了他还有个弟弟
白居易 乐天
白行简 知退
居易行简
我的天
好好听的名字
古人起个名平仄对仗都安排上了
然后好奇的我查了查
《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论语》：“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
再次感慨
然后好奇的我又查了查
发现白行简写过一篇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震撼我妈
更让我震惊的是
我居然觉得这篇文章很熟悉
我以前绝对在哪拜读过
然后我又往下翻
发现
原来元 白那个做梦写诗
连韵脚都一样的这个事
是他写出来的
真是个奇人
唐代关于身、言、书、判的考选简说
唐代铨选仕林人才，有一套严格的考察方案，所谓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在《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中，容斋先生洪迈，曾有一段精炼的论述：“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先来说说这“一曰身”。身，专指士子的体貌。唐代的审美，非常讲究威仪，士人的体貌必须要丰姿魁伟。取仕，是为家国事业选取栋梁，不是为则天皇后选男宠，如果长得像魏晋时期的傅粉男子一样，那身考这一关，将难以通过。如果生得猥琐形陋，身考一关，也将遭到拒斥。
其次来说说“二曰言”。言，专指言辞辩正。成为合格的仕林成员，言谈是门大学问，孔子时代就有“不学诗，无以言”的教诲。虽说唐代不尊儒学，但士大夫出入雅言，思辨考正的修养是必须具备的，成熟的士人语言，不仅要依循礼法，注重逻辑；同时也要言必有方，有根有据。
“三曰书”，指的是士人必须有一手过硬的楷书功夫。这门功夫其实非常难上手，因为唐代对书法的审美，是非常内行的。仅就初唐算起，唐太宗君臣擅长书法者就很多，太宗本人也足以称为书法大家。魏晋以来的书家，太宗唯独赞叹不绝的，是右军将军王羲之。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太宗阅过《晋书·王羲之传》后，曾作赞曰“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尖若断而复连；凤翥龙蟠，势若曲而还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务力追，此人而已。”于此同时，太宗还点评过钟繇、王献之在书法上的得失；以及朝臣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功力。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太宗命人整理御府古今书法，所藏钟王等大家真迹，多大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亲自书写草书屏风以示群臣，其笔力遒劲，堪称一时之绝。太宗也曾回忆为自己将之时，尝领兵折冲敌阵。太宗将兵，奋迅勇猛，将这种感受，运化于书法之中，是太宗朝其他书家难以具备的艺术资粮。
有句话叫做“字恶乎工”，写得一手整整齐齐，如同印刷出来的字，在当时绝对会被判为下乘，这是想都不用想的。诗史杜甫在其诗作中写过，草书大家张旭，有幸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公孙氏舞姿之妙，令张旭在草书功炼上有所领悟。当时考核士人，需要士人具备一手遒劲健美的楷书。楷书与草书，常有相得益彰的妙用，楷书遒劲，实有动势蕴乎其中；草书挥斥，需将静意养乎其内。如果缺乏书法上的功力，那试判之路必然艰难。
“四曰判”，是说士人著文，必须得文理优长，文质相当。这种功力，主要是为入仕之后，能够书写判词。今人所读到的唐代奏议，必会感受唐人行文的清朗；这份功劳，自然要归功于选拔士人的试判考核。
有道是“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其实登进士科，抑或明经科，在当时都是很不容易的。应举的士人，如果考中进士，也只是登进士科，具备了授官的基本条件。接下来，还要通过吏部的上述考核，才能正式授予官职，可见唐朝对官员考选的严格。如果士人通过了的吏部的考评，那么这种情况称为“入等”；如果在吏部考评中表现拙劣，那么这种情况称为“蓝缕”。如果吏部考选未获圆满，但却通过了三篇文章的考核，可以评为“博学宏辞”；如能通过三条试判，则称为“拔萃”。凡具有入等、博学宏辞、拔萃的身份，才可以正式授予官职。
唐人入仕，既以书判作为基本艺业，因此当时之士几乎都精通楷书，熟稔判状。判状务求骈俪，流传甚广的《龙筋凤髓判》《白乐天集·甲乙判》 都足以作为佐证。当时上至朝廷要员，下至县邑官长，其书判功力都非常出色。宰臣每每草拟文章，基本上提起笔来就能联偶数十句，比如晚唐宰相郑畋的敕语、堂判，就是较好的范例。士人如果既不读书，也不善文；那么在当时的仕林之中，是很难生存的。
其实熟悉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容斋先生洪迈，关于身言书判的态度，其实比较理想主义。他所列举的典范之中，除著有《龙筋凤髓判》的张鷟是盛唐人物，其余均是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日渐内敛之后的科举士夫。在书法一项中，关于唐太宗和张旭的相关事迹，皆来自笔者的拾遗补充，因为在洪迈所生活的宋代，是科举制度愈发广纳平民的时代。宋代对军事贵族向来忌惮，对精明能吏又有所忌谈。因此像李靖、郭子仪、李林甫这样的宰相，在洪迈看来可能并不如关注科举士子更为实际。因为像宋代这样的平民社会，科举的意义，在于选拔合格人才，保证文官阶层的稳定，名将和能吏的存在，对于这个团体来说，并不讨巧。
洪迈作为文史大家，他深知一个道理，那就是宋朝初年，还存有一些大唐遗风。毕竟宋代与唐代，具有着非常不同的气质，绚烂的唐代遗风在宋代静谧的文治事业中，势必被冲淡，乃至消逝不见。洪迈感慨说，宋人虽然还以体貌丰伟，作为人才选拔的指标，但相对于唐代的身言书判，就显得太敷衍了。若按照唐代的遗法，科举无法向平民社会广为开放，因此只能将唐代的录仕标准一再降低。曾经的身言书判之法，或许只能充盈于坊间的“花判”遗事之中了。
唐代铨选仕林人才，有一套严格的考察方案，所谓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在《容斋随笔·卷十·唐书判》中，容斋先生洪迈，曾有一段精炼的论述：“唐铨选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谓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先来说说这“一曰身”。身，专指士子的体貌。唐代的审美，非常讲究威仪，士人的体貌必须要丰姿魁伟。取仕，是为家国事业选取栋梁，不是为则天皇后选男宠，如果长得像魏晋时期的傅粉男子一样，那身考这一关，将难以通过。如果生得猥琐形陋，身考一关，也将遭到拒斥。
其次来说说“二曰言”。言，专指言辞辩正。成为合格的仕林成员，言谈是门大学问，孔子时代就有“不学诗，无以言”的教诲。虽说唐代不尊儒学，但士大夫出入雅言，思辨考正的修养是必须具备的，成熟的士人语言，不仅要依循礼法，注重逻辑；同时也要言必有方，有根有据。
“三曰书”，指的是士人必须有一手过硬的楷书功夫。这门功夫其实非常难上手，因为唐代对书法的审美，是非常内行的。仅就初唐算起，唐太宗君臣擅长书法者就很多，太宗本人也足以称为书法大家。魏晋以来的书家，太宗唯独赞叹不绝的，是右军将军王羲之。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太宗阅过《晋书·王羲之传》后，曾作赞曰“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尖若断而复连；凤翥龙蟠，势若曲而还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务力追，此人而已。”于此同时，太宗还点评过钟繇、王献之在书法上的得失；以及朝臣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功力。
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太宗命人整理御府古今书法，所藏钟王等大家真迹，多大一千五百一十卷。太宗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亲自书写草书屏风以示群臣，其笔力遒劲，堪称一时之绝。太宗也曾回忆为自己将之时，尝领兵折冲敌阵。太宗将兵，奋迅勇猛，将这种感受，运化于书法之中，是太宗朝其他书家难以具备的艺术资粮。
有句话叫做“字恶乎工”，写得一手整整齐齐，如同印刷出来的字，在当时绝对会被判为下乘，这是想都不用想的。诗史杜甫在其诗作中写过，草书大家张旭，有幸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公孙氏舞姿之妙，令张旭在草书功炼上有所领悟。当时考核士人，需要士人具备一手遒劲健美的楷书。楷书与草书，常有相得益彰的妙用，楷书遒劲，实有动势蕴乎其中；草书挥斥，需将静意养乎其内。如果缺乏书法上的功力，那试判之路必然艰难。
“四曰判”，是说士人著文，必须得文理优长，文质相当。这种功力，主要是为入仕之后，能够书写判词。今人所读到的唐代奏议，必会感受唐人行文的清朗；这份功劳，自然要归功于选拔士人的试判考核。
有道是“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其实登进士科，抑或明经科，在当时都是很不容易的。应举的士人，如果考中进士，也只是登进士科，具备了授官的基本条件。接下来，还要通过吏部的上述考核，才能正式授予官职，可见唐朝对官员考选的严格。如果士人通过了的吏部的考评，那么这种情况称为“入等”；如果在吏部考评中表现拙劣，那么这种情况称为“蓝缕”。如果吏部考选未获圆满，但却通过了三篇文章的考核，可以评为“博学宏辞”；如能通过三条试判，则称为“拔萃”。凡具有入等、博学宏辞、拔萃的身份，才可以正式授予官职。
唐人入仕，既以书判作为基本艺业，因此当时之士几乎都精通楷书，熟稔判状。判状务求骈俪，流传甚广的《龙筋凤髓判》《白乐天集·甲乙判》 都足以作为佐证。当时上至朝廷要员，下至县邑官长，其书判功力都非常出色。宰臣每每草拟文章，基本上提起笔来就能联偶数十句，比如晚唐宰相郑畋的敕语、堂判，就是较好的范例。士人如果既不读书，也不善文；那么在当时的仕林之中，是很难生存的。
其实熟悉历史的朋友，不难发现容斋先生洪迈，关于身言书判的态度，其实比较理想主义。他所列举的典范之中，除著有《龙筋凤髓判》的张鷟是盛唐人物，其余均是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日渐内敛之后的科举士夫。在书法一项中，关于唐太宗和张旭的相关事迹，皆来自笔者的拾遗补充，因为在洪迈所生活的宋代，是科举制度愈发广纳平民的时代。宋代对军事贵族向来忌惮，对精明能吏又有所忌谈。因此像李靖、郭子仪、李林甫这样的宰相，在洪迈看来可能并不如关注科举士子更为实际。因为像宋代这样的平民社会，科举的意义，在于选拔合格人才，保证文官阶层的稳定，名将和能吏的存在，对于这个团体来说，并不讨巧。
洪迈作为文史大家，他深知一个道理，那就是宋朝初年，还存有一些大唐遗风。毕竟宋代与唐代，具有着非常不同的气质，绚烂的唐代遗风在宋代静谧的文治事业中，势必被冲淡，乃至消逝不见。洪迈感慨说，宋人虽然还以体貌丰伟，作为人才选拔的指标，但相对于唐代的身言书判，就显得太敷衍了。若按照唐代的遗法，科举无法向平民社会广为开放，因此只能将唐代的录仕标准一再降低。曾经的身言书判之法，或许只能充盈于坊间的“花判”遗事之中了。
白乐天守杭州，政平讼简。贫民有犯法者，于西湖种树几株；富民有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历任多年，湖葑尽拓，树木成荫。乐天每于此地，载妓看山，寻花问柳。居民设像祀之。亭临湖岸，多种青莲，以象公之洁白。右折而北，为缆舟亭，楼船鳞集，高柳长堤。游人至此买舫入湖者，喧阗如市。东去为玉凫园，湖水一角，僻处城阿，舟楫罕到。——张岱《玉莲亭.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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