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元骨科医院#骨科# 主任医师陆晴友：
- 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9年，硕士生导师，曾在韩国光州医学院关节中心、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创伤中心访问交流。独立完成创伤#骨折# 、骨关节病、脊柱退行性疾病、#运动损伤# 等外科手术近4500余例。
- 擅长复杂关节周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外科治疗；关节镜下膝关节#半月板# 损伤修复，前后交叉韧带重建；髋、膝关节置换术；胸腰椎退行性疾病的手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微创治疗。
门诊时间：周二、周四全天
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6163633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菏泽路88号
- 从事骨科临床工作29年，硕士生导师，曾在韩国光州医学院关节中心、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创伤中心访问交流。独立完成创伤#骨折# 、骨关节病、脊柱退行性疾病、#运动损伤# 等外科手术近4500余例。
- 擅长复杂关节周围骨折、老年髋部骨折、骨盆髋臼骨折的外科治疗；关节镜下膝关节#半月板# 损伤修复，前后交叉韧带重建；髋、膝关节置换术；胸腰椎退行性疾病的手术治疗，胸腰椎骨折的微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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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集》，薛冰著
2017年，苏州的王稼句先生在南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贺寿会，因为这一年恰逢上海的陈子善和南京的薛冰两位书界耆宿七十大寿，更为巧合的是，这一年又正赶上王稼句六十大寿，故而我特意准备了三份贺礼，一并奉献给三位寿星。《三字经》上有一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星聚首，总让人觉得应当发生点什么。那天的聚会除了欢快，给人留下深刻记忆者还有互赠礼品，而海豚出版社的朱立利、于立业两位先生受社长俞晓群指派来参加此会，并带来了特意赶制出的薛冰老师新作《古稀集》，以此来贺寿。朱先生特意说明，因为时间紧迫，该书仅赶制出少量几册，众人则感慨该书制作之精良，尤其薛老师所起书名可谓一语双关，一者符合古语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二者书中的内容所谈均为薛冰珍藏的古稀之本。
时间已过了一年多，到了本月，经薛冰联络，南京十竹斋画院院长卫江梅女史、南京著名建筑设计师陈卫新先生、南京大学陆远先生等六人光临寒斋，前来参观拙藏，而在见面时，薛冰送给我这本真皮版的《古稀集》毛边本，此书不仅制作精良，还设计了专门的盒套，看了此书的末页，方得知此乃牛皮限量版，作者定制了20册，也许是薛老师的疏忽，并未填上此为第几册。这样的珍藏本当然是完好保留方为最佳，然而为了写此得书记，只能将部分书页拆开，而当我裁开书页时，心中的纠结不输于哈姆雷特在询问生存还是毁灭。
拜读本书的序言，文中说道了薛老师的达观：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半个世纪前读到这两句诗，“人生七十”只是一个遥远而空泛的概念。待到自己年届古稀，才明白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乏令人慨叹生不如死的时候，也才明白若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躯壳徒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的这种心态，我已有之，因为我从未从心底接受自己是年过半百之人。读到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中的那几句：“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按照《好了歌》中的所言，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无论有怎样的英雄伟绩，终将入土，无人能逃脱上帝之手。既然活着是为了死去，那么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千古没有答案的话题，而薛冰认为，保持独立的人格，才是生命价值所在，故而他觉得：
尽管如此，活到七十岁，仍不失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前人有以书志寿的传统，今人也爱在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我们这一代，当然有自己的“优胜纪略”，比如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斗私批修”，某些人信誓旦旦的“青春无悔”。可我感觉，现在还没到反思这些的时候。身为读书人，不如本色出场，编一本书话集，写写古旧书和稀见书的阅读心得。这样一本书，用《古稀集》作书名，便有了双关的意义。
我忘记了从哪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可见生活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增广贤文》中有“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人，不到白头死”，看来经历过无数劫难，能够活到老，也值得可喜可贺。当然，如今活到七十岁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按照联合国的新规定，好像这个年龄还属中年。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能与交往多年的书友欢聚一堂，显然是令人兴奋之事，更何况古人祝寿之时常会说道“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如今相聚于古稀，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这就正如中国人所重视的里程碑。在国道边或者高速公路旁，每走一公里就有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要将此作为一个标志物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以此来记录所走过的足迹。这样想来，薛冰的这本《古稀集》也是他人生中的某个里程碑。
薛老师在他人生的这个里程碑中把酒凌虚，想到的都是他几十年来的淘书生涯，而他在序言中讲到了本集所写之书中的来神之笔：
凭借这一串串的记忆碎片，仿佛能联缀出近四十年的淘读生涯。算来珍本、善本和稀见书，足够写一本书话之用，只是难以形成有特色的专题。散碎琉璃纵然炫人眼目，毕竟不成楼台。苦恼多时，忽一日灵机一动：依内容分专题固是惯例，以时代为专题有何不可？比如说，截取某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不同文体、不同风格、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从多个侧面呈现世象风情，且恰恰能显示我的藏书特色。
一般而言，藏书家各以专题为侧重，但所谓的专题大多是从书的内容上作出的分类选择，以时间为范围其实也有类似的分法，比如黄丕烈那著名的“百宋一廛”，显然非宋本不可入廛，而与他较量的吴骞先生则以“千元十驾”为藏书范畴，显然在那个时代，想搜集到一千部元版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文人有趣之事，就是可以用豪言壮语来构建出心中的乌托邦。即便到了近代，朱龙湛的千明斋是否收藏到了千部明版，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他的所藏与堂号之间是否名实相符，已经无法印证。我知道民国年间有不少的人以收藏百部嘉靖本为号召，比如百靖斋、百嘉堂、百靖庐等等，但就我所知，除了董康之外，其他人所藏嘉靖本均未达到一百部。而薛冰的藏书有多个专题在，他的堂号止水轩并没有以某类书的数量为标榜，也许不同时空的书籍汇于一斋更是止水轩的藏书特色所在，而这也正是他在撰写本书时的立意。
薛老师藏书可谓细大不捐，我在他书斋中所见，既有线装书，也有平装本，以我的理解，既然以“古稀”名集，当然要选一些古籍善本之书，然而他却在序言中自称：“至于时段的选取，则首推近现代”，让我感慨近现代的名著虽然多如牛毛，但与“古稀”二字相符贴者，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是空白，故他在序言中也认为这是一个小缺憾。
就出书速度而言，我所相识的朋友中，以韦明铧、王稼句、薛冰可并列而三，我没有问过这三位，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书，而薛冰在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一句话，这段话可谓是薛冰写书动力的注脚：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藏之能读，读之能写，方为藏书目的所在，更何况写书的过程能够促使自己去搜集更多相关史料，以及阅读更多的未见之书。而对于自己的读书历史，此序中有如下说法：
一度被炸坟毁庙、“批倒批臭”的孔夫子，近年又渐有炙手可热之势。他老人家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十五岁后有十年无书可读，三十岁既未立业也未成家，四十岁还沉迷于小说虚构世界，直到年届五十，决意跳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圈，转向书话写作与文化研究，算是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然而六十岁后还曾拍案而起，为南京古城保护奔走呼吁，可见终是一介俗人。如今岁交七十，但愿可以从心所欲地读点喜欢读的书、写点喜欢写的文字，“不逾矩”啊！
藏书的乐趣对于非藏书人而言，永远难以理解，而我在拆阅这册精美的毛边本时，每看到自己未得之书，都有难以言表的垂涎之感。而我更加感佩于薛冰先生能够将他的所得，以特殊的排列方式来写一本自寿集，看来这个方式可效仿之。到古稀之时，我应当怎样写自己的古稀集呢？这个事情容我慢慢的想一想。
2017年，苏州的王稼句先生在南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贺寿会，因为这一年恰逢上海的陈子善和南京的薛冰两位书界耆宿七十大寿，更为巧合的是，这一年又正赶上王稼句六十大寿，故而我特意准备了三份贺礼，一并奉献给三位寿星。《三字经》上有一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星聚首，总让人觉得应当发生点什么。那天的聚会除了欢快，给人留下深刻记忆者还有互赠礼品，而海豚出版社的朱立利、于立业两位先生受社长俞晓群指派来参加此会，并带来了特意赶制出的薛冰老师新作《古稀集》，以此来贺寿。朱先生特意说明，因为时间紧迫，该书仅赶制出少量几册，众人则感慨该书制作之精良，尤其薛老师所起书名可谓一语双关，一者符合古语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二者书中的内容所谈均为薛冰珍藏的古稀之本。
时间已过了一年多，到了本月，经薛冰联络，南京十竹斋画院院长卫江梅女史、南京著名建筑设计师陈卫新先生、南京大学陆远先生等六人光临寒斋，前来参观拙藏，而在见面时，薛冰送给我这本真皮版的《古稀集》毛边本，此书不仅制作精良，还设计了专门的盒套，看了此书的末页，方得知此乃牛皮限量版，作者定制了20册，也许是薛老师的疏忽，并未填上此为第几册。这样的珍藏本当然是完好保留方为最佳，然而为了写此得书记，只能将部分书页拆开，而当我裁开书页时，心中的纠结不输于哈姆雷特在询问生存还是毁灭。
拜读本书的序言，文中说道了薛老师的达观：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半个世纪前读到这两句诗，“人生七十”只是一个遥远而空泛的概念。待到自己年届古稀，才明白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乏令人慨叹生不如死的时候，也才明白若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躯壳徒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的这种心态，我已有之，因为我从未从心底接受自己是年过半百之人。读到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中的那几句：“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按照《好了歌》中的所言，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无论有怎样的英雄伟绩，终将入土，无人能逃脱上帝之手。既然活着是为了死去，那么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千古没有答案的话题，而薛冰认为，保持独立的人格，才是生命价值所在，故而他觉得：
尽管如此，活到七十岁，仍不失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前人有以书志寿的传统，今人也爱在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我们这一代，当然有自己的“优胜纪略”，比如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斗私批修”，某些人信誓旦旦的“青春无悔”。可我感觉，现在还没到反思这些的时候。身为读书人，不如本色出场，编一本书话集，写写古旧书和稀见书的阅读心得。这样一本书，用《古稀集》作书名，便有了双关的意义。
我忘记了从哪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可见生活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增广贤文》中有“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人，不到白头死”，看来经历过无数劫难，能够活到老，也值得可喜可贺。当然，如今活到七十岁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按照联合国的新规定，好像这个年龄还属中年。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能与交往多年的书友欢聚一堂，显然是令人兴奋之事，更何况古人祝寿之时常会说道“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如今相聚于古稀，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这就正如中国人所重视的里程碑。在国道边或者高速公路旁，每走一公里就有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要将此作为一个标志物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以此来记录所走过的足迹。这样想来，薛冰的这本《古稀集》也是他人生中的某个里程碑。
薛老师在他人生的这个里程碑中把酒凌虚，想到的都是他几十年来的淘书生涯，而他在序言中讲到了本集所写之书中的来神之笔：
凭借这一串串的记忆碎片，仿佛能联缀出近四十年的淘读生涯。算来珍本、善本和稀见书，足够写一本书话之用，只是难以形成有特色的专题。散碎琉璃纵然炫人眼目，毕竟不成楼台。苦恼多时，忽一日灵机一动：依内容分专题固是惯例，以时代为专题有何不可？比如说，截取某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不同文体、不同风格、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从多个侧面呈现世象风情，且恰恰能显示我的藏书特色。
一般而言，藏书家各以专题为侧重，但所谓的专题大多是从书的内容上作出的分类选择，以时间为范围其实也有类似的分法，比如黄丕烈那著名的“百宋一廛”，显然非宋本不可入廛，而与他较量的吴骞先生则以“千元十驾”为藏书范畴，显然在那个时代，想搜集到一千部元版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文人有趣之事，就是可以用豪言壮语来构建出心中的乌托邦。即便到了近代，朱龙湛的千明斋是否收藏到了千部明版，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他的所藏与堂号之间是否名实相符，已经无法印证。我知道民国年间有不少的人以收藏百部嘉靖本为号召，比如百靖斋、百嘉堂、百靖庐等等，但就我所知，除了董康之外，其他人所藏嘉靖本均未达到一百部。而薛冰的藏书有多个专题在，他的堂号止水轩并没有以某类书的数量为标榜，也许不同时空的书籍汇于一斋更是止水轩的藏书特色所在，而这也正是他在撰写本书时的立意。
薛老师藏书可谓细大不捐，我在他书斋中所见，既有线装书，也有平装本，以我的理解，既然以“古稀”名集，当然要选一些古籍善本之书，然而他却在序言中自称：“至于时段的选取，则首推近现代”，让我感慨近现代的名著虽然多如牛毛，但与“古稀”二字相符贴者，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是空白，故他在序言中也认为这是一个小缺憾。
就出书速度而言，我所相识的朋友中，以韦明铧、王稼句、薛冰可并列而三，我没有问过这三位，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书，而薛冰在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一句话，这段话可谓是薛冰写书动力的注脚：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藏之能读，读之能写，方为藏书目的所在，更何况写书的过程能够促使自己去搜集更多相关史料，以及阅读更多的未见之书。而对于自己的读书历史，此序中有如下说法：
一度被炸坟毁庙、“批倒批臭”的孔夫子，近年又渐有炙手可热之势。他老人家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十五岁后有十年无书可读，三十岁既未立业也未成家，四十岁还沉迷于小说虚构世界，直到年届五十，决意跳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圈，转向书话写作与文化研究，算是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然而六十岁后还曾拍案而起，为南京古城保护奔走呼吁，可见终是一介俗人。如今岁交七十，但愿可以从心所欲地读点喜欢读的书、写点喜欢写的文字，“不逾矩”啊！
藏书的乐趣对于非藏书人而言，永远难以理解，而我在拆阅这册精美的毛边本时，每看到自己未得之书，都有难以言表的垂涎之感。而我更加感佩于薛冰先生能够将他的所得，以特殊的排列方式来写一本自寿集，看来这个方式可效仿之。到古稀之时，我应当怎样写自己的古稀集呢？这个事情容我慢慢的想一想。
杂记《永不消逝的电波》一刷：
殊死的战斗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
——《瓦西里•焦尔金》
李侠有两场在报馆的戏，这两场戏正是他双重身份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去之前片段、介绍、创作纪实什么都不敢看，怕因为太过熟稔毁掉了当场的冲击感，只看了一点点谢幕返场，担心人群中认不全主角。在我有限的印象里，李侠永远是提着长衫凛然疾走的模样，配上男主演那张端端正正的脸。因而看到他第一次走进报馆立刻有如活过来一般与人揶揄调笑时，我不可谓不震惊。但这又正好昭示了他的第一重身份——在他成为一个烈士之前，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市井青年，他也可以保有自己独立丰沛的人格，他会在社长背过身的时候偷懒，会装着一本正经找领导签字嘴角又藏不住古灵精怪的笑容。兰芬也是一样。她可以做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对美的追求；她可以做站在李侠身侧的辅助者，但光辉又不至于完全被他山一样的背脊掩盖——她会为少年萌芽的爱情驻足，她有自己不卑不亢的工作，她也会在生火做饭时打起半梦半醒的瞌睡。
而第二次在报馆，他却在报纸上读到了战友牺牲的消息。这便是他的第二重身份。他不能有过分的伤感，他必须在黑夜里疾行，他只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哑然地捶胸顿足；正如兰芬只能在楼下遥遥仰望发送电报的李侠，上楼只能小心翼翼把对邻居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了什么喜悦也只能无声地庆贺。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他们可以和弄堂里任何一对平凡的夫妻一样，然而一旦披上这个身份，他们就要自觉放弃很多宝贵的事物。所谓牺牲者牺牲的从来不只是生命，只是他们愿意坚强地接受这一切。
因为春晚，我接触到《渔光曲》要先于一部完整的电波。此前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这样一幅弄堂里面上海女人摇曳生姿的画面与1948年的谍战有何关联。正如有人质疑姑娘们秾艳的舞台妆，质疑疫情背景下这个节目乃至之前的诗朗诵的不合时宜。他们称其为“赏玩苦难”。
直到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歌颂围城中的音乐会绝不是什么赏玩苦难，它意味着美和大地上的生活理应是一体的，不能因为任何话术拱手相让。”我忽然就想起去年九月一个HK姑娘的记述，她说她很多同事都转去深圳了，但她不愿意走，她每天化妆、坐地铁、通勤，她称之为用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生长的土壤。
报馆这场戏是，弄堂这场戏是，甚至小裁缝与卖花女未能萌芽的爱情也是。如果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每一处生机都不该让位于硝烟。越是艰苦，就越要美得透彻，越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还没有哪一份苦难，可以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击倒。
而这也是李侠们、兰芬们甘愿牺牲一切的意义。正如在1923年的法国，有一个叫乐生的青年说过“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我能活成什么样，而是为了我能让大多数人活成什么样。”
因而白桦老师说，春晚版《晨光曲》一改烟灰色的巷道为明媚繁华的高楼大厦，这是先行者的梦，深以为妙。
李侠目击了三次死亡，无名战友的死、小裁缝的死、老裁缝的死，这三次目击，便是他一步步意识到自己牺牲了什么，又为何而牺牲的过程。
小裁缝这个形象在我眼里几乎是和“小苹果”乔年重合的。他们都是那样年轻、可爱、充满朝气，拥有这一份无法完成的爱情。这样鲜活的生命的消逝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而此时的李侠，在死亡的阴霾下，他已不只是捶胸顿足，他可以追忆一切温馨的过往，以最真挚的敬意直面必然发生的死亡。直到面对老裁缝的死，他甚至可以冷静地冒死去破碎的裁缝店寻找情报。他知道自己也将要献出什么，他也甘愿献出一切。
在兰芬与李侠诀别的时刻，她举起拳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胸膛上，她反抗得是那样激烈。这又让我不禁想起张若名初到巴黎时的怨愤“为什么我们的祖国是那样的落后，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她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的人格就要被生生地劈成两半，为什么我们就必然牺牲。
双人舞又从激烈转为轻盈，兰芬好像在李侠的肩头翱翔。是李侠在告诉她，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新中国的人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换个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也是有人在告诉若名，“她会在血泊中崛起。”
他们有脆弱也有痛苦，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在这种真实的情感里，依旧选择成为一个战士。
直到最后，血红的光打在李侠身上，忽而又转为一片大白。
踏过浸着血泊的台阶，就是黎明。
“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
这是两位编导写了两百多句才选出来的宣传语。我记得周导说过，她是80后，《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她小时候看的剧，而她现在，要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
苦难会一去不返，而这些牺牲了的可爱的人们，将会被永恒地铭记。
这甚至让我在男女主演与一众演员互相鞠躬时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是今世的人们在感谢那个年代曾用力活过的人们一样。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殊死的战斗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大地上的生活。
——《瓦西里•焦尔金》
李侠有两场在报馆的戏，这两场戏正是他双重身份的两个侧面，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去之前片段、介绍、创作纪实什么都不敢看，怕因为太过熟稔毁掉了当场的冲击感，只看了一点点谢幕返场，担心人群中认不全主角。在我有限的印象里，李侠永远是提着长衫凛然疾走的模样，配上男主演那张端端正正的脸。因而看到他第一次走进报馆立刻有如活过来一般与人揶揄调笑时，我不可谓不震惊。但这又正好昭示了他的第一重身份——在他成为一个烈士之前，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市井青年，他也可以保有自己独立丰沛的人格，他会在社长背过身的时候偷懒，会装着一本正经找领导签字嘴角又藏不住古灵精怪的笑容。兰芬也是一样。她可以做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这一点也不妨碍她对美的追求；她可以做站在李侠身侧的辅助者，但光辉又不至于完全被他山一样的背脊掩盖——她会为少年萌芽的爱情驻足，她有自己不卑不亢的工作，她也会在生火做饭时打起半梦半醒的瞌睡。
而第二次在报馆，他却在报纸上读到了战友牺牲的消息。这便是他的第二重身份。他不能有过分的伤感，他必须在黑夜里疾行，他只可以一个人在家里哑然地捶胸顿足；正如兰芬只能在楼下遥遥仰望发送电报的李侠，上楼只能小心翼翼把对邻居的影响降到最低，有了什么喜悦也只能无声地庆贺。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他们可以和弄堂里任何一对平凡的夫妻一样，然而一旦披上这个身份，他们就要自觉放弃很多宝贵的事物。所谓牺牲者牺牲的从来不只是生命，只是他们愿意坚强地接受这一切。
因为春晚，我接触到《渔光曲》要先于一部完整的电波。此前我一直不是很能理解这样一幅弄堂里面上海女人摇曳生姿的画面与1948年的谍战有何关联。正如有人质疑姑娘们秾艳的舞台妆，质疑疫情背景下这个节目乃至之前的诗朗诵的不合时宜。他们称其为“赏玩苦难”。
直到我读到这样一句话，“歌颂围城中的音乐会绝不是什么赏玩苦难，它意味着美和大地上的生活理应是一体的，不能因为任何话术拱手相让。”我忽然就想起去年九月一个HK姑娘的记述，她说她很多同事都转去深圳了，但她不愿意走，她每天化妆、坐地铁、通勤，她称之为用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生长的土壤。
报馆这场戏是，弄堂这场戏是，甚至小裁缝与卖花女未能萌芽的爱情也是。如果没有战乱，人民的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的，每一处生机都不该让位于硝烟。越是艰苦，就越要美得透彻，越要烈火烹油鲜花着锦——还没有哪一份苦难，可以将这片土地上的生活击倒。
而这也是李侠们、兰芬们甘愿牺牲一切的意义。正如在1923年的法国，有一个叫乐生的青年说过“我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我能活成什么样，而是为了我能让大多数人活成什么样。”
因而白桦老师说，春晚版《晨光曲》一改烟灰色的巷道为明媚繁华的高楼大厦，这是先行者的梦，深以为妙。
李侠目击了三次死亡，无名战友的死、小裁缝的死、老裁缝的死，这三次目击，便是他一步步意识到自己牺牲了什么，又为何而牺牲的过程。
小裁缝这个形象在我眼里几乎是和“小苹果”乔年重合的。他们都是那样年轻、可爱、充满朝气，拥有这一份无法完成的爱情。这样鲜活的生命的消逝是最令人无法忍受的。而此时的李侠，在死亡的阴霾下，他已不只是捶胸顿足，他可以追忆一切温馨的过往，以最真挚的敬意直面必然发生的死亡。直到面对老裁缝的死，他甚至可以冷静地冒死去破碎的裁缝店寻找情报。他知道自己也将要献出什么，他也甘愿献出一切。
在兰芬与李侠诀别的时刻，她举起拳头重重地砸在他的胸膛上，她反抗得是那样激烈。这又让我不禁想起张若名初到巴黎时的怨愤“为什么我们的祖国是那样的落后，为什么我们的祖国她就该落后。”为什么我们的人格就要被生生地劈成两半，为什么我们就必然牺牲。
双人舞又从激烈转为轻盈，兰芬好像在李侠的肩头翱翔。是李侠在告诉她，我们的牺牲，是为了新中国的人们，“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换个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也是有人在告诉若名，“她会在血泊中崛起。”
他们有脆弱也有痛苦，而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在这种真实的情感里，依旧选择成为一个战士。
直到最后，血红的光打在李侠身上，忽而又转为一片大白。
踏过浸着血泊的台阶，就是黎明。
“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
这是两位编导写了两百多句才选出来的宣传语。我记得周导说过，她是80后，《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她小时候看的剧，而她现在，要用更加现代的语言，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
苦难会一去不返，而这些牺牲了的可爱的人们，将会被永恒地铭记。
这甚至让我在男女主演与一众演员互相鞠躬时有一瞬间的恍惚，仿佛是今世的人们在感谢那个年代曾用力活过的人们一样。
“人民走向那里的小径永远不会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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