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法师文钞》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原文节选】
旷观古今，若家若国，其兴衰治乱，未有不以当权个人之身，以为之本者。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然欲家国崛兴，又须知立身之本。所谓立身之本者，即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敦笃伦常，深信因果，战兢惕厉，唯恐陨越。
能如是，庶可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域矣。此理此事，凡有知识者，皆能行之。初非有奇特奥妙，欲求而不得者。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匹夫匹妇，果能实行，则近而儿女以及兄弟姊妹妯娌，悉皆相观而善。久之则风于一乡一邑矣。故诗赞文王，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即此义也。
而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以家庭者，天下贤才所从出之地。父母者，天下贤才所禀法之人。家庭之教育严正，则儿女之有天姿者，便可以明明德，止至善。穷则独善其身，亦可以仪型乡邑。达则兼善天下，立大功，建大业，恩周寰宇，泽被无疆矣。
——三编卷三·《家庭宝鉴序》
【参考今译】
纵观古往今来，无论家庭国家，其中的兴盛衰败，治理坏乱，没有不是以当权者个人的自身修养，作为根本的。所以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的修养。然而想使家庭国家崛起兴盛，又必须知道处世为人的根本。所谓立身之本，就是防止邪恶，心怀坦诚，约束自己，言行合礼，敦睦笃行伦理纲常，深信因果，战战兢兢，警惕戒惧，唯恐丧失。
能够如此，才可以弘扬这个光明正大的品德，而到达最完善的境界了。这个道理事情，凡是有知识的人，都能够实行。原本并没有什么奇特奥妙，想求而得不到的。因为尧舜的圣人之道，只在孝亲友爱而已。圣明之人不思为善，就成为昏愚；昏愚之人克服邪念，就成为圣明。每个老百姓，果真能够真实去实行，那么身旁的儿女，以及兄弟姐妹妯娌，全都相互观摩而向善。久而久之，就带动改变一乡一县的风气了。所以《诗经》赞颂周文王说：“给妻子做出榜样，进而推广到兄弟，来治理好家庭城邦”，就是这个意思。
而天下得不到治理，每个老百姓都有责任。因为家庭，是天下贤才的出身之地。父母，是天下贤才所禀承受法的人。家庭的教育严格端正，那么儿女有天姿的，就可以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到达最完善的境界。穷困时，修养好自身，也可以成为一乡一县的典范榜样。显达了，就利益天下，立大功，建大业，恩泽周遍全天下，威德加被无疆界啊！
——如诚法师译
【原文节选】
旷观古今，若家若国，其兴衰治乱，未有不以当权个人之身，以为之本者。故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然欲家国崛兴，又须知立身之本。所谓立身之本者，即闲邪存诚，克己复礼，敦笃伦常，深信因果，战兢惕厉，唯恐陨越。
能如是，庶可以明其明德，而止于至善之域矣。此理此事，凡有知识者，皆能行之。初非有奇特奥妙，欲求而不得者。以尧舜之道，孝弟而已。唯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匹夫匹妇，果能实行，则近而儿女以及兄弟姊妹妯娌，悉皆相观而善。久之则风于一乡一邑矣。故诗赞文王，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即此义也。
而天下不治，匹夫有责。以家庭者，天下贤才所从出之地。父母者，天下贤才所禀法之人。家庭之教育严正，则儿女之有天姿者，便可以明明德，止至善。穷则独善其身，亦可以仪型乡邑。达则兼善天下，立大功，建大业，恩周寰宇，泽被无疆矣。
——三编卷三·《家庭宝鉴序》
【参考今译】
纵观古往今来，无论家庭国家，其中的兴盛衰败，治理坏乱，没有不是以当权者个人的自身修养，作为根本的。所以说：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庭，家庭的根本在自身的修养。然而想使家庭国家崛起兴盛，又必须知道处世为人的根本。所谓立身之本，就是防止邪恶，心怀坦诚，约束自己，言行合礼，敦睦笃行伦理纲常，深信因果，战战兢兢，警惕戒惧，唯恐丧失。
能够如此，才可以弘扬这个光明正大的品德，而到达最完善的境界了。这个道理事情，凡是有知识的人，都能够实行。原本并没有什么奇特奥妙，想求而得不到的。因为尧舜的圣人之道，只在孝亲友爱而已。圣明之人不思为善，就成为昏愚；昏愚之人克服邪念，就成为圣明。每个老百姓，果真能够真实去实行，那么身旁的儿女，以及兄弟姐妹妯娌，全都相互观摩而向善。久而久之，就带动改变一乡一县的风气了。所以《诗经》赞颂周文王说：“给妻子做出榜样，进而推广到兄弟，来治理好家庭城邦”，就是这个意思。
而天下得不到治理，每个老百姓都有责任。因为家庭，是天下贤才的出身之地。父母，是天下贤才所禀承受法的人。家庭的教育严格端正，那么儿女有天姿的，就可以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到达最完善的境界。穷困时，修养好自身，也可以成为一乡一县的典范榜样。显达了，就利益天下，立大功，建大业，恩泽周遍全天下，威德加被无疆界啊！
——如诚法师译
“建文帝二游天台”考
陈遠明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曾二游天台，一次在成祖永乐十二年（1424）冬十月“游天台诸胜”，一次是宣宗宣德“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而今游人来到赤城山紫云宮，不免要在“建文帝度岁处”碑前驻足沉思，感慨一位国破家亡的“帝僧”竟两度来天台过年。
但是也有人基于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焚死之说而对此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事头上，从当时史料分析，建文帝二游天台还是有可能的。
第一，笔者以为”靖难之役”后文帝之“东西南北，往来名胜”无非出于以下原因：(1）避祸。因成祖耳目众多，故不可定居。(2）游览名胜。(3）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逊国后，在云南一带出家为僧，而云游四方也是僧人一种活动的需要。
而天台山客观上具备了这些条件：(1）就主要目的避乱而言，天台山是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著称的“佛窟仙源”，因远离战乱，僻处山陬海隅，自然以景美壮观，生态环境优良而成为避祸幽居、修身养性的理想场所。(2）就游览目的而言，天台山更是不能不到之地。它千峰竞秀，万壑争流，横溃四出，中秘幽奇，自古就有“南国山水天下奇”之美誉。就僧人的活動而言，天台宗是佛教中国化第一宗，不管建文逊国后信奉何教派，作为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对佛教史有重大影响。更兼天台宗从智顗一创立就大谈“会三归一”之理，用“大白牛车”来赞颂隋王朝。在《法华玄义》卷一里又有“人王无上，叛而伐之”之句，这正合建文帝当时的需要。尽管当时明成祖统治已较稳固，但在世人的心目中，毕竟建文才是正统，成祖则永远是叛逆者。再者由于朱元璋少时曾做过和尚，故对佛教大力提倡，这一时期成为佛教史上又一鼎盛期。他曾在洪武三年（1370)，诏禅宗名僧昙噩禅师住持国清寺，佛号“文懿大师”，可见国清寺在当时的影响。鉴于此，建文帝到天台隐居并度岁实为明智的选择，何况建文帝本人对佛教大力推崇，曾建大觉殿于宮中。又据《二十五史补正》，建文帝曾经对《法华经》做出过注解，署名为“文和尚”，而《法华经》是天台宗立宗之经典，天台宗又称法华宗，这些都说明建文帝本人同天台宗、天台山的关系。
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建文之游天台实为明智之举，为上策，因为天台山同时具备了避难、游览、为政等诸多方面的条件。
第二，方孝孺的影响。方孝孺曾被朱元璋称为“天下第一
号读书人”。据《明史》记载：“明成祖发兵北平时，军师姚广孝曾说过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等语。”此话中“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只是对方孝孺个人才华的肯定。而其中“彼必不降”则是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更是对方孝孺个人人格的肯定。事实上，建文帝与方孝孺之间也确非一般的君臣关系。《明史》记载，“建文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群僚通议可否，或者孝孺就户衣前批答，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可见其对方孝孺的尊重和信任。
由此可见，方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君臣关系。建文视孝孺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从国家大政到地方琐事，以至風情美景，都成为话题。
方孝孺为宁海人，宁海古属台州。因此，方孝孺在平时同建文帝交往中，不可能不谈及天台。无形之中，已成为一种广告，在建文心中已产生一游的欲望。但其即位后仅一年，就忙于战事，哪有机会外出，其乘靖难之役后往来各地名胜，诚可转移目标，也不至于被明成祖的爪牙发觉。
第三，冯翁的影响。对方孝孺的死，建文帝自然伤心，但毕竟已无法挽回，而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随同建文出逃的还有一位台州人，从而大大加深了建文帝对台州（天台）的印象。这就是当时的刑部司务黄岩人冯翁。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出逃后，冯翁一直跟随，而黄岩直属台州，当然可以天台代称之。后来由于跟随人多易暴露目标，故分散各地。冯翁曾化名“塞翁先生”“马二子”等以帮建文运送物资之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黄岩的。而建文一面游览各地名胜，一面走访随同出逃的老部下、亲信，故游访黄岩。同时激起他对方孝孺的怀念，以及对天台山胜景的向往，从而二度游天台，应该说也是情理之中。
总之，不论从当时天台所具备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当时建文帝所处环境看，建文帝逊国后二游天台都是可能的，尽管在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生死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我们也永远无法找到历史真相，因为“第一”历史是我们所无法目睹的。也许只有建文帝本人和朱棣才最清楚这个谜团的答案，我们后世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捕捉众多蛛丝马迹，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我心寧静）
《天台报》1998年8月24日《天台方志》2011年第4期
陈遠明
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曾二游天台，一次在成祖永乐十二年（1424）冬十月“游天台诸胜”，一次是宣宗宣德“八年春正月，建文帝在赤城”。
而今游人来到赤城山紫云宮，不免要在“建文帝度岁处”碑前驻足沉思，感慨一位国破家亡的“帝僧”竟两度来天台过年。
但是也有人基于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焚死之说而对此从根本上予以否定。事头上，从当时史料分析，建文帝二游天台还是有可能的。
第一，笔者以为”靖难之役”后文帝之“东西南北，往来名胜”无非出于以下原因：(1）避祸。因成祖耳目众多，故不可定居。(2）游览名胜。(3）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逊国后，在云南一带出家为僧，而云游四方也是僧人一种活动的需要。
而天台山客观上具备了这些条件：(1）就主要目的避乱而言，天台山是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著称的“佛窟仙源”，因远离战乱，僻处山陬海隅，自然以景美壮观，生态环境优良而成为避祸幽居、修身养性的理想场所。(2）就游览目的而言，天台山更是不能不到之地。它千峰竞秀，万壑争流，横溃四出，中秘幽奇，自古就有“南国山水天下奇”之美誉。就僧人的活動而言，天台宗是佛教中国化第一宗，不管建文逊国后信奉何教派，作为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其对佛教史有重大影响。更兼天台宗从智顗一创立就大谈“会三归一”之理，用“大白牛车”来赞颂隋王朝。在《法华玄义》卷一里又有“人王无上，叛而伐之”之句，这正合建文帝当时的需要。尽管当时明成祖统治已较稳固，但在世人的心目中，毕竟建文才是正统，成祖则永远是叛逆者。再者由于朱元璋少时曾做过和尚，故对佛教大力提倡，这一时期成为佛教史上又一鼎盛期。他曾在洪武三年（1370)，诏禅宗名僧昙噩禅师住持国清寺，佛号“文懿大师”，可见国清寺在当时的影响。鉴于此，建文帝到天台隐居并度岁实为明智的选择，何况建文帝本人对佛教大力推崇，曾建大觉殿于宮中。又据《二十五史补正》，建文帝曾经对《法华经》做出过注解，署名为“文和尚”，而《法华经》是天台宗立宗之经典，天台宗又称法华宗，这些都说明建文帝本人同天台宗、天台山的关系。
因此，在当时情况下，建文之游天台实为明智之举，为上策，因为天台山同时具备了避难、游览、为政等诸多方面的条件。
第二，方孝孺的影响。方孝孺曾被朱元璋称为“天下第一
号读书人”。据《明史》记载：“明成祖发兵北平时，军师姚广孝曾说过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等语。”此话中“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只是对方孝孺个人才华的肯定。而其中“彼必不降”则是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更是对方孝孺个人人格的肯定。事实上，建文帝与方孝孺之间也确非一般的君臣关系。《明史》记载，“建文好读书，每有疑即召使讲解。临朝奏事，群僚通议可否，或者孝孺就户衣前批答，国家大政，事辄咨之”，可见其对方孝孺的尊重和信任。
由此可见，方孝孺与建文帝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君臣关系。建文视孝孺为知己，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从国家大政到地方琐事，以至風情美景，都成为话题。
方孝孺为宁海人，宁海古属台州。因此，方孝孺在平时同建文帝交往中，不可能不谈及天台。无形之中，已成为一种广告，在建文心中已产生一游的欲望。但其即位后仅一年，就忙于战事，哪有机会外出，其乘靖难之役后往来各地名胜，诚可转移目标，也不至于被明成祖的爪牙发觉。
第三，冯翁的影响。对方孝孺的死，建文帝自然伤心，但毕竟已无法挽回，而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随同建文出逃的还有一位台州人，从而大大加深了建文帝对台州（天台）的印象。这就是当时的刑部司务黄岩人冯翁。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建文出逃后，冯翁一直跟随，而黄岩直属台州，当然可以天台代称之。后来由于跟随人多易暴露目标，故分散各地。冯翁曾化名“塞翁先生”“马二子”等以帮建文运送物资之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住在黄岩的。而建文一面游览各地名胜，一面走访随同出逃的老部下、亲信，故游访黄岩。同时激起他对方孝孺的怀念，以及对天台山胜景的向往，从而二度游天台，应该说也是情理之中。
总之，不论从当时天台所具备的历史条件看，还是从当时建文帝所处环境看，建文帝逊国后二游天台都是可能的，尽管在靖难之役中，建文帝的生死至今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团。我们也永远无法找到历史真相，因为“第一”历史是我们所无法目睹的。也许只有建文帝本人和朱棣才最清楚这个谜团的答案，我们后世所能做的只是通过捕捉众多蛛丝马迹，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相。（我心寧静）
《天台报》1998年8月24日《天台方志》2011年第4期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
孟子及其弟子 〔先秦〕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富贵不能淫
孟子及其弟子 〔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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