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迎燃灯古佛圣诞! 共同祈愿佛光普照,众生心灯长明
农历八月二十二日燃灯佛圣诞
燃灯佛是过去佛与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并称三世佛每年燃灯佛圣诞日
供花、上香、供灯念佛、诵经、持戒、放生可得十方诸佛菩萨加持
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愿以大智慧照破众无明
释迦牟尼佛的启蒙老师
燃灯佛，亦作然灯佛，为本师释迦牟尼如来过去世的老师，是过去庄严劫中所出世的千佛中的一位。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称为燃灯佛。《大智度论》：“如然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然灯太子。作佛亦名然灯，旧名锭光佛。”《四教集解》曰：“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名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
燃灯佛又是三世佛之一，是过去佛，与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并称。《瑞应经》曰：“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见王家女曰瞿夷者，持七枝青莲华，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合彼女所寄托二枝为七茎莲奉佛。又见地泥泞，解皮衣覆地，不足，乃解发布地，使佛蹈之而过，佛因授记曰：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如来。”
燃灯佛是过去佛中最著名者，在佛教经论中，很多以燃灯如来为中心并说其前后出现诸佛之事例。如《无量寿经》谓过去久远劫有锭光如来出世，教化众生，其后历经十劫，依次出现五十三佛，最后世自在如来时，修因行而成道者即为阿弥陀如来。《大悲经》谓燃灯如来以后，有莲华上佛乃至过去七佛等，共十四佛出世。《大毗婆沙论》说释尊于第三阿僧祇劫曾遇七万七千佛，其中首位即燃灯佛。
名号之由来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记载，“此佛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火珠复不为用。以有此奇特，故名为普光。”
《大智度论》卷九亦云，“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成佛后亦名燃灯。”
《四教集解》卷中曰：“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名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
为释迦如来授记
燃灯佛于释迦如来过去世为其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根据“劫世”理论，燃灯在过去世庄严劫预言九十一劫后释迦牟尼成佛，而释迦牟尼“成佛”的时间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公元前五世纪，按照佛经上最保守的推算方法（一劫为四十三亿二千万年），师生俩的那次谈话，至少是在三千九百亿年以前。
依《修行本起经》卷上所述，往昔，提和卫国有圣王，名灯盛。临命终时，将国政嘱付太子灯（锭）光，太子知世间无常，更将国政授与其弟，即时出家。成佛后，游行世界，开化群生。是时有梵志儒童，值灯光佛游化，乃散花供佛，并解髻布发于泥道上，请佛蹈之，佛乃为儒童授来世成佛之记。此儒童即释迦牟尼佛。《增一阿含经》卷十三、《四分律》卷三十一等，亦述及燃灯佛之本缘，但所说略有差异。
《太子瑞应本起经》曰：“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见王家女曰瞿夷者，持七枝青莲华，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合彼女所寄托二枝为七茎莲奉佛。又见地泥泞，解皮衣覆地，不足，乃解发布地，使佛蹈之而过，佛因授记曰：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如来。”
《心地观经》卷一曰：“昔为摩纳仙人时，布发供养然灯佛，以是精进因缘故，八劫超于生死海。
燃灯佛为过去佛中之最著名者
在诸经论中，颇多以此如来为中心而说其前后出现诸佛之事例者。如《无量寿经》谓过去久远劫，锭光如来出世，教化众生，其后历经十劫，依次出现五十三佛。最后之世自在如来时，修因行而成道者即为阿弥陀如来。《大悲经》卷三〈殖善根品〉谓此如来以后，有莲华上佛乃至过去七佛等，总有十四佛出世。《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更说释尊于第三阿僧祇劫曾遇七万七千佛，其中之首位，即为燃灯佛。
由于燃灯佛曾是释迦佛因地时的老师，所以燃灯佛为“过去佛”。许多供奉“竖三世”佛的庙宇，往往在正殿――大雄宝殿中供奉燃灯佛（左侧）、释迦牟尼佛（正中）、弥勒佛（右侧），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供灯的十种功德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中说，供灯的十种功德是：
一、照世如灯。供灯者生生世世如同世间的明灯，转生为人也是人中之王，智慧的光明能照亮整个世界。
二、肉眼不坏。
三、得于天眼。供灯者将来会获得五眼中的天眼。
四、善恶智能。能辨别善法和恶法，懂得一切因果取舍。现在世间上许多人极为盲目，不知善恶取舍，而供灯者的智慧超越其他人。
五、灭除大暗。具有超胜的智慧，能灭除自他相续中的一切愚痴黑暗。
六、得智能明。自己的智慧超群众人，不受外界的各种诱惑，有辨别取舍的能力。
七、不在暗处。生生世世不会转生在邪见或者黑暗的地方，住于光明的殊胜之地。
八、具大福报。转生为具有大福报的众生。福报不是仅指世间的财富和地位。真正有福报的人，终生不会造罪业，具有修持善法的机会。一个人即生中遇到佛法，行持佛法的机会圆满，就是有大福德的人。
九、命终生天。命终后不会堕入恶趣，而会转生天界。其他经典中也说，长期供灯的人不会生于恶趣，而是上生天趣，即使投生人间，也生于高贵种族的家庭中，生生世世不会转生到邪见者的家庭中。
十、速证涅槃。很快的时间中能证得圣者的果位。
诸位善识凡逢诸佛菩萨圣诞佳期若能持斋、礼拜、诵经、念佛或者放生、布施修桥、造路等等之善行者胜过日常功课有千百忆倍之功德
农历八月二十二日燃灯佛圣诞
燃灯佛是过去佛与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并称三世佛每年燃灯佛圣诞日
供花、上香、供灯念佛、诵经、持戒、放生可得十方诸佛菩萨加持
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愿以大智慧照破众无明
释迦牟尼佛的启蒙老师
燃灯佛，亦作然灯佛，为本师释迦牟尼如来过去世的老师，是过去庄严劫中所出世的千佛中的一位。因其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故称为燃灯佛。《大智度论》：“如然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然灯太子。作佛亦名然灯，旧名锭光佛。”《四教集解》曰：“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名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
燃灯佛又是三世佛之一，是过去佛，与现在佛释迦牟尼、未来佛弥勒并称。《瑞应经》曰：“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见王家女曰瞿夷者，持七枝青莲华，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合彼女所寄托二枝为七茎莲奉佛。又见地泥泞，解皮衣覆地，不足，乃解发布地，使佛蹈之而过，佛因授记曰：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如来。”
燃灯佛是过去佛中最著名者，在佛教经论中，很多以燃灯如来为中心并说其前后出现诸佛之事例。如《无量寿经》谓过去久远劫有锭光如来出世，教化众生，其后历经十劫，依次出现五十三佛，最后世自在如来时，修因行而成道者即为阿弥陀如来。《大悲经》谓燃灯如来以后，有莲华上佛乃至过去七佛等，共十四佛出世。《大毗婆沙论》说释尊于第三阿僧祇劫曾遇七万七千佛，其中首位即燃灯佛。
名号之由来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记载，“此佛初生之日，四方皆明，日月火珠复不为用。以有此奇特，故名为普光。”
《大智度论》卷九亦云，“燃灯佛生时，一切身边如灯，故名燃灯，成佛后亦名燃灯。”
《四教集解》卷中曰：“亦名然灯，亦名锭光。有足名锭，无足名灯。锭字或作定字，非也。”
为释迦如来授记
燃灯佛于释迦如来过去世为其授记，说：“善男子，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根据“劫世”理论，燃灯在过去世庄严劫预言九十一劫后释迦牟尼成佛，而释迦牟尼“成佛”的时间是距今两千多年的公元前五世纪，按照佛经上最保守的推算方法（一劫为四十三亿二千万年），师生俩的那次谈话，至少是在三千九百亿年以前。
依《修行本起经》卷上所述，往昔，提和卫国有圣王，名灯盛。临命终时，将国政嘱付太子灯（锭）光，太子知世间无常，更将国政授与其弟，即时出家。成佛后，游行世界，开化群生。是时有梵志儒童，值灯光佛游化，乃散花供佛，并解髻布发于泥道上，请佛蹈之，佛乃为儒童授来世成佛之记。此儒童即释迦牟尼佛。《增一阿含经》卷十三、《四分律》卷三十一等，亦述及燃灯佛之本缘，但所说略有差异。
《太子瑞应本起经》曰：“锭光佛时，释迦菩萨名儒童，见王家女曰瞿夷者，持七枝青莲华，以五百金钱买五茎莲，合彼女所寄托二枝为七茎莲奉佛。又见地泥泞，解皮衣覆地，不足，乃解发布地，使佛蹈之而过，佛因授记曰：是后九十一劫，名贤劫，汝当作佛，号释迦文如来。”
《心地观经》卷一曰：“昔为摩纳仙人时，布发供养然灯佛，以是精进因缘故，八劫超于生死海。
燃灯佛为过去佛中之最著名者
在诸经论中，颇多以此如来为中心而说其前后出现诸佛之事例者。如《无量寿经》谓过去久远劫，锭光如来出世，教化众生，其后历经十劫，依次出现五十三佛。最后之世自在如来时，修因行而成道者即为阿弥陀如来。《大悲经》卷三〈殖善根品〉谓此如来以后，有莲华上佛乃至过去七佛等，总有十四佛出世。《大毗婆沙论》卷一七八更说释尊于第三阿僧祇劫曾遇七万七千佛，其中之首位，即为燃灯佛。
由于燃灯佛曾是释迦佛因地时的老师，所以燃灯佛为“过去佛”。许多供奉“竖三世”佛的庙宇，往往在正殿――大雄宝殿中供奉燃灯佛（左侧）、释迦牟尼佛（正中）、弥勒佛（右侧），代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
供灯的十种功德
《佛为首迦长者说业报差别经》中说，供灯的十种功德是：
一、照世如灯。供灯者生生世世如同世间的明灯，转生为人也是人中之王，智慧的光明能照亮整个世界。
二、肉眼不坏。
三、得于天眼。供灯者将来会获得五眼中的天眼。
四、善恶智能。能辨别善法和恶法，懂得一切因果取舍。现在世间上许多人极为盲目，不知善恶取舍，而供灯者的智慧超越其他人。
五、灭除大暗。具有超胜的智慧，能灭除自他相续中的一切愚痴黑暗。
六、得智能明。自己的智慧超群众人，不受外界的各种诱惑，有辨别取舍的能力。
七、不在暗处。生生世世不会转生在邪见或者黑暗的地方，住于光明的殊胜之地。
八、具大福报。转生为具有大福报的众生。福报不是仅指世间的财富和地位。真正有福报的人，终生不会造罪业，具有修持善法的机会。一个人即生中遇到佛法，行持佛法的机会圆满，就是有大福德的人。
九、命终生天。命终后不会堕入恶趣，而会转生天界。其他经典中也说，长期供灯的人不会生于恶趣，而是上生天趣，即使投生人间，也生于高贵种族的家庭中，生生世世不会转生到邪见者的家庭中。
十、速证涅槃。很快的时间中能证得圣者的果位。
诸位善识凡逢诸佛菩萨圣诞佳期若能持斋、礼拜、诵经、念佛或者放生、布施修桥、造路等等之善行者胜过日常功课有千百忆倍之功德
#一个人的南渡北归##赵燕云# 晚明妖书案节选
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正在众人大寻那只替罪羊之时，这只羊却送上门来---东厂逮捕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读如皎）生彩。
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以“刊刻打诈”为生。
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就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当前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皦生光的敲诈对象不仅一般士绅，就是皇帝小舅子也不放过。
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就是为了装文化人，便立刻刊印了诗集。皦生光则马上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郑主乘黄屋”等悖逆之语。包继志情知当了大头，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光却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这些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定为妖书案主犯。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妖书”写的都是宫闱之事，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之。
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妖书出自皦生光。陈矩也知道皦生光有点冤，但考虑皦生光以前写“郑主乘黄屋”诈骗人钱财之事也属大罪，所以就打算用皦生光来顶罪，以尽快结案，保全所有大臣。
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于是为了应付皇帝，便以皦生光结案。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判斩首，万历很不满意，改为凌迟，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此事才算了结。
而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虽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但毕竟是太子。太子放话了，大家都开始掂量，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敢轻易开罪太子。又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于是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第二次“妖书案”中的“妖书”究竟是谁所写，在史传中众说纷纭，很多人怀疑是锦衣卫郑朴或武英殿舍人赵士桢。
妖书案匆匆结案之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出于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万历帝看见，大为赏识，于是赵士桢平步青云，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
鸿胪寺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就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时按等级供给予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
他还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但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皦生光被杀后，当时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后来精神错乱，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
如此一来，必须要尽快找到一只替罪羊。
正在众人大寻那只替罪羊之时，这只羊却送上门来---东厂逮捕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皦（读如皎）生彩。
皦生彩供出他哥哥皦生光与“妖书案”有关。
皦生光本是顺天府生员（明朝的生员不仅是官学生，还是一种“科名”），生性狡诈，专以“刊刻打诈”为生。
明人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就记载了一则他的故事：有一乡绅为巴结朝中权贵，到处访求玉杯，想送给权贵做为寿礼，也曾托过皦生光。三天后，皦生光拿着一对玉杯求售，说这对玉杯来自官府，价值百金，现在只要五十金就行。缙绅很高兴的买下。没过几天，忽然卒吏匆忙的押着两个吵闹不休的人前来，再仔细瞧，原来是皦生光和一名宦官。皦生光皱着眉头说，前次卖给缙绅的玉杯本是皇宫中宝物，被宦官偷出变卖，当前事机败露，只有物归原处，双方才能平安无事。缙绅大为窘困，玉杯已送权贵无法索回，只好请皦生光想办法，皦生光面带为难色，过了许久才答应帮忙，他建议缙绅出钱贿赂宦官、衙门官员，或者能得以幸免。缙绅不得已，只有答应，于是拿出近千两银子。日后虽明知皦生光借机诈财，但也无可奈何。
皦生光的敲诈对象不仅一般士绅，就是皇帝小舅子也不放过。
当时有个叫包继志的富商为了附庸风雅委托皦生光代纂诗集。皦生光故意在诗集中放了一首五律，其中有“郑主乘黄屋”一句，暗示郑贵妃为自己的儿子夺取皇位。包继志根本就是为了装文化人，便立刻刊印了诗集。皦生光则马上托人讹诈包继志，说他诗集中有“郑主乘黄屋”等悖逆之语。包继志情知当了大头，却也无可奈何，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光却又拿着诗集去讹诈郑国泰，郑国泰胆小，加上朝野上下舆论都对郑贵妃不利，只好出钱了事。
皦生彩揭发声名不佳的兄长后，皦生光这些事迹全部曝光，锦衣卫如获至宝，立即逮捕了皦生光，将其屈打成招，定为妖书案主犯。
其实所有人都明白“妖书”写的都是宫闱之事，论述深刻，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之。
就连急于结案的沈一贯、朱赓都不相信妖书出自皦生光。陈矩也知道皦生光有点冤，但考虑皦生光以前写“郑主乘黄屋”诈骗人钱财之事也属大罪，所以就打算用皦生光来顶罪，以尽快结案，保全所有大臣。
主审的刑部尚书萧大亨为了讨好沈一贯，想把“妖书案”往郭正域身上引。但皦生光却表现出最后的骨气，在酷刑下始终没有牵连他人。他的妻妾和年仅十岁的儿子都受到了拷打，却都没有按萧大亨的意思招供。
于是为了应付皇帝，便以皦生光结案。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四月，皦生光被判斩首，万历很不满意，改为凌迟，家属发配边疆充军。
此事才算了结。
而郭正域曾经当过太子朱常洛的讲官（老师）。朱常洛听说此事后，对近侍说：“何为欲杀我好讲官？”
虽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但毕竟是太子。太子放话了，大家都开始掂量，朱常洛还特意派人带话给东厂提督陈矩，让他手下留情。陈矩为人精明，尽管太子地位不稳，但也决不敢轻易开罪太子。又加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郭正域跟“妖书案”有关，于是郭正域才免遭陷害。
第二次“妖书案”中的“妖书”究竟是谁所写，在史传中众说纷纭，很多人怀疑是锦衣卫郑朴或武英殿舍人赵士桢。
妖书案匆匆结案之后朝野开始流传“妖书”出于赵士桢之手。
赵士桢的一生颇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他能写一手好字，书法号称“骨腾肉飞，声施当世”，时人争相买他所题的诗扇。有个宦官也十分喜欢赵士桢的书法，买了一把诗扇带入宫中，结果被万历帝看见，大为赏识，于是赵士桢平步青云，被召入朝任鸿胪寺主簿。
鸿胪寺类似于国宾馆，日常职责就是凡外国或少数民族的皇帝、使者，到京师朝见皇帝或进贡时按等级供给予饮食及招待。
赵士桢为人慷慨有胆略，交游颇广。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因贪恋权位不肯回家奔丧，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夺情”事件，五名大臣因此被廷杖。赵士桢不畏干连，予以调护，词翰声誉甚盛，号称“他途入仕”名士。不过，他因“生平甚好口讦，与公卿亦抗不为礼”，加上又因为制造火器得罪了不少人，一生并不得志，当了十八年鸿胪寺主簿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怀疑、诽谤。
他还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火器专家，一生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但因其在政治上不得志，名字未能如宋应星、徐光启那样彪炳史册。
皦生光被杀后，当时京中盛传妖书“是东嘉赵士桢所作也”。赵士桢为此而身心劳瘁，据说后来精神错乱，多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病亡。
但赵士桢是妖书作者始终只是传说，并没有证据。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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