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集》，薛冰著
2017年，苏州的王稼句先生在南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贺寿会，因为这一年恰逢上海的陈子善和南京的薛冰两位书界耆宿七十大寿，更为巧合的是，这一年又正赶上王稼句六十大寿，故而我特意准备了三份贺礼，一并奉献给三位寿星。《三字经》上有一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星聚首，总让人觉得应当发生点什么。那天的聚会除了欢快，给人留下深刻记忆者还有互赠礼品，而海豚出版社的朱立利、于立业两位先生受社长俞晓群指派来参加此会，并带来了特意赶制出的薛冰老师新作《古稀集》，以此来贺寿。朱先生特意说明，因为时间紧迫，该书仅赶制出少量几册，众人则感慨该书制作之精良，尤其薛老师所起书名可谓一语双关，一者符合古语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二者书中的内容所谈均为薛冰珍藏的古稀之本。
时间已过了一年多，到了本月，经薛冰联络，南京十竹斋画院院长卫江梅女史、南京著名建筑设计师陈卫新先生、南京大学陆远先生等六人光临寒斋，前来参观拙藏，而在见面时，薛冰送给我这本真皮版的《古稀集》毛边本，此书不仅制作精良，还设计了专门的盒套，看了此书的末页，方得知此乃牛皮限量版，作者定制了20册，也许是薛老师的疏忽，并未填上此为第几册。这样的珍藏本当然是完好保留方为最佳，然而为了写此得书记，只能将部分书页拆开，而当我裁开书页时，心中的纠结不输于哈姆雷特在询问生存还是毁灭。
拜读本书的序言，文中说道了薛老师的达观：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半个世纪前读到这两句诗，“人生七十”只是一个遥远而空泛的概念。待到自己年届古稀，才明白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乏令人慨叹生不如死的时候，也才明白若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躯壳徒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的这种心态，我已有之，因为我从未从心底接受自己是年过半百之人。读到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中的那几句：“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按照《好了歌》中的所言，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无论有怎样的英雄伟绩，终将入土，无人能逃脱上帝之手。既然活着是为了死去，那么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千古没有答案的话题，而薛冰认为，保持独立的人格，才是生命价值所在，故而他觉得：
尽管如此，活到七十岁，仍不失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前人有以书志寿的传统，今人也爱在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我们这一代，当然有自己的“优胜纪略”，比如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斗私批修”，某些人信誓旦旦的“青春无悔”。可我感觉，现在还没到反思这些的时候。身为读书人，不如本色出场，编一本书话集，写写古旧书和稀见书的阅读心得。这样一本书，用《古稀集》作书名，便有了双关的意义。
我忘记了从哪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可见生活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增广贤文》中有“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人，不到白头死”，看来经历过无数劫难，能够活到老，也值得可喜可贺。当然，如今活到七十岁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按照联合国的新规定，好像这个年龄还属中年。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能与交往多年的书友欢聚一堂，显然是令人兴奋之事，更何况古人祝寿之时常会说道“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如今相聚于古稀，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这就正如中国人所重视的里程碑。在国道边或者高速公路旁，每走一公里就有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要将此作为一个标志物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以此来记录所走过的足迹。这样想来，薛冰的这本《古稀集》也是他人生中的某个里程碑。
薛老师在他人生的这个里程碑中把酒凌虚，想到的都是他几十年来的淘书生涯，而他在序言中讲到了本集所写之书中的来神之笔：
凭借这一串串的记忆碎片，仿佛能联缀出近四十年的淘读生涯。算来珍本、善本和稀见书，足够写一本书话之用，只是难以形成有特色的专题。散碎琉璃纵然炫人眼目，毕竟不成楼台。苦恼多时，忽一日灵机一动：依内容分专题固是惯例，以时代为专题有何不可？比如说，截取某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不同文体、不同风格、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从多个侧面呈现世象风情，且恰恰能显示我的藏书特色。
一般而言，藏书家各以专题为侧重，但所谓的专题大多是从书的内容上作出的分类选择，以时间为范围其实也有类似的分法，比如黄丕烈那著名的“百宋一廛”，显然非宋本不可入廛，而与他较量的吴骞先生则以“千元十驾”为藏书范畴，显然在那个时代，想搜集到一千部元版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文人有趣之事，就是可以用豪言壮语来构建出心中的乌托邦。即便到了近代，朱龙湛的千明斋是否收藏到了千部明版，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他的所藏与堂号之间是否名实相符，已经无法印证。我知道民国年间有不少的人以收藏百部嘉靖本为号召，比如百靖斋、百嘉堂、百靖庐等等，但就我所知，除了董康之外，其他人所藏嘉靖本均未达到一百部。而薛冰的藏书有多个专题在，他的堂号止水轩并没有以某类书的数量为标榜，也许不同时空的书籍汇于一斋更是止水轩的藏书特色所在，而这也正是他在撰写本书时的立意。
薛老师藏书可谓细大不捐，我在他书斋中所见，既有线装书，也有平装本，以我的理解，既然以“古稀”名集，当然要选一些古籍善本之书，然而他却在序言中自称：“至于时段的选取，则首推近现代”，让我感慨近现代的名著虽然多如牛毛，但与“古稀”二字相符贴者，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是空白，故他在序言中也认为这是一个小缺憾。
就出书速度而言，我所相识的朋友中，以韦明铧、王稼句、薛冰可并列而三，我没有问过这三位，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书，而薛冰在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一句话，这段话可谓是薛冰写书动力的注脚：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藏之能读，读之能写，方为藏书目的所在，更何况写书的过程能够促使自己去搜集更多相关史料，以及阅读更多的未见之书。而对于自己的读书历史，此序中有如下说法：
一度被炸坟毁庙、“批倒批臭”的孔夫子，近年又渐有炙手可热之势。他老人家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十五岁后有十年无书可读，三十岁既未立业也未成家，四十岁还沉迷于小说虚构世界，直到年届五十，决意跳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圈，转向书话写作与文化研究，算是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然而六十岁后还曾拍案而起，为南京古城保护奔走呼吁，可见终是一介俗人。如今岁交七十，但愿可以从心所欲地读点喜欢读的书、写点喜欢写的文字，“不逾矩”啊！
藏书的乐趣对于非藏书人而言，永远难以理解，而我在拆阅这册精美的毛边本时，每看到自己未得之书，都有难以言表的垂涎之感。而我更加感佩于薛冰先生能够将他的所得，以特殊的排列方式来写一本自寿集，看来这个方式可效仿之。到古稀之时，我应当怎样写自己的古稀集呢？这个事情容我慢慢的想一想。
2017年，苏州的王稼句先生在南京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贺寿会，因为这一年恰逢上海的陈子善和南京的薛冰两位书界耆宿七十大寿，更为巧合的是，这一年又正赶上王稼句六十大寿，故而我特意准备了三份贺礼，一并奉献给三位寿星。《三字经》上有一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星聚首，总让人觉得应当发生点什么。那天的聚会除了欢快，给人留下深刻记忆者还有互赠礼品，而海豚出版社的朱立利、于立业两位先生受社长俞晓群指派来参加此会，并带来了特意赶制出的薛冰老师新作《古稀集》，以此来贺寿。朱先生特意说明，因为时间紧迫，该书仅赶制出少量几册，众人则感慨该书制作之精良，尤其薛老师所起书名可谓一语双关，一者符合古语所言“人生七十古来稀”，二者书中的内容所谈均为薛冰珍藏的古稀之本。
时间已过了一年多，到了本月，经薛冰联络，南京十竹斋画院院长卫江梅女史、南京著名建筑设计师陈卫新先生、南京大学陆远先生等六人光临寒斋，前来参观拙藏，而在见面时，薛冰送给我这本真皮版的《古稀集》毛边本，此书不仅制作精良，还设计了专门的盒套，看了此书的末页，方得知此乃牛皮限量版，作者定制了20册，也许是薛老师的疏忽，并未填上此为第几册。这样的珍藏本当然是完好保留方为最佳，然而为了写此得书记，只能将部分书页拆开，而当我裁开书页时，心中的纠结不输于哈姆雷特在询问生存还是毁灭。
拜读本书的序言，文中说道了薛老师的达观：
“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半个世纪前读到这两句诗，“人生七十”只是一个遥远而空泛的概念。待到自己年届古稀，才明白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甚至不乏令人慨叹生不如死的时候，也才明白若不能保持独立的人格，躯壳徒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他的这种心态，我已有之，因为我从未从心底接受自己是年过半百之人。读到这段话让我想起了孙髯翁所撰大观楼长联中的那几句：“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按照《好了歌》中的所言，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无论有怎样的英雄伟绩，终将入土，无人能逃脱上帝之手。既然活着是为了死去，那么生的意义何在，这是千古没有答案的话题，而薛冰认为，保持独立的人格，才是生命价值所在，故而他觉得：
尽管如此，活到七十岁，仍不失为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前人有以书志寿的传统，今人也爱在退休之后撰写回忆录。我们这一代，当然有自己的“优胜纪略”，比如某些人念念不忘的“斗私批修”，某些人信誓旦旦的“青春无悔”。可我感觉，现在还没到反思这些的时候。身为读书人，不如本色出场，编一本书话集，写写古旧书和稀见书的阅读心得。这样一本书，用《古稀集》作书名，便有了双关的意义。
我忘记了从哪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活着都不怕，还怕死吗？”可见生活本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增广贤文》中有“人见白头嗔，我见白头喜。多少少年人，不到白头死”，看来经历过无数劫难，能够活到老，也值得可喜可贺。当然，如今活到七十岁已是稀松平常之事，按照联合国的新规定，好像这个年龄还属中年。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能与交往多年的书友欢聚一堂，显然是令人兴奋之事，更何况古人祝寿之时常会说道“何止于米，相期以茶”。如今相聚于古稀，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但人生就是一个一个的节点，这就正如中国人所重视的里程碑。在国道边或者高速公路旁，每走一公里就有一个里程碑，为什么要将此作为一个标志物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以此来记录所走过的足迹。这样想来，薛冰的这本《古稀集》也是他人生中的某个里程碑。
薛老师在他人生的这个里程碑中把酒凌虚，想到的都是他几十年来的淘书生涯，而他在序言中讲到了本集所写之书中的来神之笔：
凭借这一串串的记忆碎片，仿佛能联缀出近四十年的淘读生涯。算来珍本、善本和稀见书，足够写一本书话之用，只是难以形成有特色的专题。散碎琉璃纵然炫人眼目，毕竟不成楼台。苦恼多时，忽一日灵机一动：依内容分专题固是惯例，以时代为专题有何不可？比如说，截取某个相对集中的时段，以不同文体、不同风格、不同领域、不同形式的出版物，从多个侧面呈现世象风情，且恰恰能显示我的藏书特色。
一般而言，藏书家各以专题为侧重，但所谓的专题大多是从书的内容上作出的分类选择，以时间为范围其实也有类似的分法，比如黄丕烈那著名的“百宋一廛”，显然非宋本不可入廛，而与他较量的吴骞先生则以“千元十驾”为藏书范畴，显然在那个时代，想搜集到一千部元版书，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文人有趣之事，就是可以用豪言壮语来构建出心中的乌托邦。即便到了近代，朱龙湛的千明斋是否收藏到了千部明版，因为没有书目流传，他的所藏与堂号之间是否名实相符，已经无法印证。我知道民国年间有不少的人以收藏百部嘉靖本为号召，比如百靖斋、百嘉堂、百靖庐等等，但就我所知，除了董康之外，其他人所藏嘉靖本均未达到一百部。而薛冰的藏书有多个专题在，他的堂号止水轩并没有以某类书的数量为标榜，也许不同时空的书籍汇于一斋更是止水轩的藏书特色所在，而这也正是他在撰写本书时的立意。
薛老师藏书可谓细大不捐，我在他书斋中所见，既有线装书，也有平装本，以我的理解，既然以“古稀”名集，当然要选一些古籍善本之书，然而他却在序言中自称：“至于时段的选取，则首推近现代”，让我感慨近现代的名著虽然多如牛毛，但与“古稀”二字相符贴者，至少在我的脑海中是空白，故他在序言中也认为这是一个小缺憾。
就出书速度而言，我所相识的朋友中，以韦明铧、王稼句、薛冰可并列而三，我没有问过这三位，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写书，而薛冰在本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的一句话，这段话可谓是薛冰写书动力的注脚：
少时读书，能记忆而苦于无用。中年读书，知有用而患于遗忘。故惟有著书一事，不惟经自己手笔，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阅简编，遍及幽僻，向所忽略，今尽留心，败笥蠹简，皆为我用，始知藏书之有益，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
藏之能读，读之能写，方为藏书目的所在，更何况写书的过程能够促使自己去搜集更多相关史料，以及阅读更多的未见之书。而对于自己的读书历史，此序中有如下说法：
一度被炸坟毁庙、“批倒批臭”的孔夫子，近年又渐有炙手可热之势。他老人家曾这样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吾十有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十五岁后有十年无书可读，三十岁既未立业也未成家，四十岁还沉迷于小说虚构世界，直到年届五十，决意跳出“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学圈，转向书话写作与文化研究，算是找到了自己该走的路，然而六十岁后还曾拍案而起，为南京古城保护奔走呼吁，可见终是一介俗人。如今岁交七十，但愿可以从心所欲地读点喜欢读的书、写点喜欢写的文字，“不逾矩”啊！
藏书的乐趣对于非藏书人而言，永远难以理解，而我在拆阅这册精美的毛边本时，每看到自己未得之书，都有难以言表的垂涎之感。而我更加感佩于薛冰先生能够将他的所得，以特殊的排列方式来写一本自寿集，看来这个方式可效仿之。到古稀之时，我应当怎样写自己的古稀集呢？这个事情容我慢慢的想一想。
汉武帝当朝名将卫青、霍去病别传（七）· 职业军人
在汉朝营建朔方的同时，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件，是匈奴内部出了变动，曾跟汉朝作对良久的军臣单于一命呜呼。匈奴，并不像大汉王朝那样，有设立储君的传统，因此兄终弟及的现象是匈奴人所能接受的。军臣单于死后，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而军臣单于的儿子於单被伊稚斜所败，于是汉朝成了於单最为安全的归处。
为何说汉朝是匈奴人最安全的归处，此事还得从景帝朝说起。早在景帝在位之时，虽说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守势，但汉朝的富足毕竟是匈奴人能够亲见的，直到汉武帝马邑设伏之前，汉朝和匈奴的边境贸易一直都很开放，匈奴贵族也对汉朝的珍馐玉器、服饰珠宝颇为赏爱。景帝对匈奴虽然无法实施进攻，但诱降匈奴人以为己用的策略，还是实施过的。匈奴人只要降汉，必能享受到封赏赐爵的待遇，作为汉朝皇帝来说，知己知彼才能使己方不至于受制于人。但这么一来，也势必会引起一些朴忠之士的不满，这类朴忠之士就是传统的军事贵族。
于是，这第二件事情就来了。汉朝营建朔方，是由卫青的部将苏建负责的，可不论是建筑坚城，还是朝堂评议，骁勇善战的卫将军，这时却像消失了一般。其实解开这个谜题并不困难，那就是区别开职业军人和军事贵族。军事贵族，是因为军功赏爵而得到富贵的家族，按照这个道理，卫青、苏建都可以算上是军事贵族。如果读者诸君也这样认为，那就被现实的表相所蒙蔽了。贵族的缘起，来源于军功赏爵，但军事贵族若要真正显赫，那必须得有世代的家学和大局观念。比如一生都未能封侯的李广，如果仅从爵位上看，恐怕够不上军事贵族，但若从李广的家学和声望来说，你说他不是贵族，这话又显得违和？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家世世受射”“以良家子从军击胡”，李广的祖上李信，在秦朝统一六国之时，就是一位骁勇的战将，李信虽然在灭楚战役中，被项羽的祖父项燕击败；但一次失败不能掩盖李信的能为，秦之灭燕，活捉太子丹者就是李信。从李信到李广，甚至再到李广的子孙，高超的骑射武艺，是李氏得以安身立命的资本。李广猿臂善射，超绝于李氏族人之中，他的儿孙也不乏勇武之辈，但距李广仍有差距。李广这种良家子，细想起来君主是不能完全安心的，因为他们是历经秦汉而不衰的军事武勋家族，也就是说他们在汉朝能够如鱼得水，如果到了敌对阵营，依旧能够凭借武勋换取富贵。所以说，李广属于具备家学传承的军事武勋家族传人，既承认其无双国士的能力，又不给予建立奇功的封赏机会，反倒是一种有效的控制。
再说卫青，卫将军若不是因为女宠入仕，恐怕这辈子也就这么过了。但自卫青从军以后，他所担任的角色，就是唯武帝之命是从的职业军人。相比李广来说，卫青并不具备严谨的家学武艺，也不会像李广一样历经边关重镇，与匈奴冒险作战。武帝需要的是卫青的功劳，而李广更多的是为汉朝奉献苦劳。之所以说卫青是职业军人，是因为卫青是在汉朝文官制度兴旺开展的时期被提拔的，卫青低调而严谨的个性，使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执行武帝的旨意上。对于同僚，哪怕是战时犯有过错的部下，卫青都不会翻脸无情；对于依附于自己，寻求富贵的门客，卫青对他们也是留走自如，不置情感。卫青虽然功勋卓著，但他的生存方式，更像一位谨小慎微的低级吏员。他将星闪耀，但更加懂得求全自保。卫青，可以看做是以官僚人设培养起来的新贵，军事新贵的产生，也就意味着李广那种旧世良家子，和传统军事贵族的没落。
相比于卫青，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的次子周亚夫，是一位实打实的军事贵族。周亚夫，是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首功之臣。在战乱平定之后，周亚夫的太尉职权被景帝收回，他和他父亲周勃一样，被拜为丞相。如果是职业军人，抑或职业官僚，此刻就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周亚夫是一位担忧家国的贵族，常年的军旅生涯，使他不能不对景帝的一些作为持有意见。就以景帝重赏匈奴降人这件事情来说，条侯周亚夫对此非常反感。在条侯看来，非军功不得封侯，是高祖立下的规矩，如果拿列侯的爵位来重赏降人，这不但是鼓励臣子不忠，也寒了汉军将士的心。周亚夫的提议，是发自贵族的品质来说的。但景帝也好，武帝也罢，他们所驾驭的臣子，大多不是周亚夫、李广这样的朴忠之人。在汉朝蒸蒸日上的好日子里，真正捞到实惠的，往往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钻营之人，对于这样的人物，无论是汉朝一方，还是匈奴阵营，只要是利益足够，他们都愿意为之屈从。因此，周亚夫的建议，一定会被搁置，景帝重赏降人的做法，在武帝朝仍然适用，虽然武帝也尝到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
在营建朔方之时，也不能说卫青一言不发。当时的卫将军，在政治上还不是特别成熟，在主父偃建议武帝迁徙各地豪杰填充茂陵统一管理的时候。卫将军一句“郭解家贫，不中徙”，冲了武帝的肺管子，郭解一介布衣却能让长平侯替他说话，这还是家贫么？不久，郭解惨遭族诛，此后卫青更加沉默寡言。
在汉朝营建朔方的同时，有两件事情是值得注意的。第一件，是匈奴内部出了变动，曾跟汉朝作对良久的军臣单于一命呜呼。匈奴，并不像大汉王朝那样，有设立储君的传统，因此兄终弟及的现象是匈奴人所能接受的。军臣单于死后，他的弟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而军臣单于的儿子於单被伊稚斜所败，于是汉朝成了於单最为安全的归处。
为何说汉朝是匈奴人最安全的归处，此事还得从景帝朝说起。早在景帝在位之时，虽说汉朝对匈奴一直采取守势，但汉朝的富足毕竟是匈奴人能够亲见的，直到汉武帝马邑设伏之前，汉朝和匈奴的边境贸易一直都很开放，匈奴贵族也对汉朝的珍馐玉器、服饰珠宝颇为赏爱。景帝对匈奴虽然无法实施进攻，但诱降匈奴人以为己用的策略，还是实施过的。匈奴人只要降汉，必能享受到封赏赐爵的待遇，作为汉朝皇帝来说，知己知彼才能使己方不至于受制于人。但这么一来，也势必会引起一些朴忠之士的不满，这类朴忠之士就是传统的军事贵族。
于是，这第二件事情就来了。汉朝营建朔方，是由卫青的部将苏建负责的，可不论是建筑坚城，还是朝堂评议，骁勇善战的卫将军，这时却像消失了一般。其实解开这个谜题并不困难，那就是区别开职业军人和军事贵族。军事贵族，是因为军功赏爵而得到富贵的家族，按照这个道理，卫青、苏建都可以算上是军事贵族。如果读者诸君也这样认为，那就被现实的表相所蒙蔽了。贵族的缘起，来源于军功赏爵，但军事贵族若要真正显赫，那必须得有世代的家学和大局观念。比如一生都未能封侯的李广，如果仅从爵位上看，恐怕够不上军事贵族，但若从李广的家学和声望来说，你说他不是贵族，这话又显得违和？
《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家世世受射”“以良家子从军击胡”，李广的祖上李信，在秦朝统一六国之时，就是一位骁勇的战将，李信虽然在灭楚战役中，被项羽的祖父项燕击败；但一次失败不能掩盖李信的能为，秦之灭燕，活捉太子丹者就是李信。从李信到李广，甚至再到李广的子孙，高超的骑射武艺，是李氏得以安身立命的资本。李广猿臂善射，超绝于李氏族人之中，他的儿孙也不乏勇武之辈，但距李广仍有差距。李广这种良家子，细想起来君主是不能完全安心的，因为他们是历经秦汉而不衰的军事武勋家族，也就是说他们在汉朝能够如鱼得水，如果到了敌对阵营，依旧能够凭借武勋换取富贵。所以说，李广属于具备家学传承的军事武勋家族传人，既承认其无双国士的能力，又不给予建立奇功的封赏机会，反倒是一种有效的控制。
再说卫青，卫将军若不是因为女宠入仕，恐怕这辈子也就这么过了。但自卫青从军以后，他所担任的角色，就是唯武帝之命是从的职业军人。相比李广来说，卫青并不具备严谨的家学武艺，也不会像李广一样历经边关重镇，与匈奴冒险作战。武帝需要的是卫青的功劳，而李广更多的是为汉朝奉献苦劳。之所以说卫青是职业军人，是因为卫青是在汉朝文官制度兴旺开展的时期被提拔的，卫青低调而严谨的个性，使他的所有精力都放在如何执行武帝的旨意上。对于同僚，哪怕是战时犯有过错的部下，卫青都不会翻脸无情；对于依附于自己，寻求富贵的门客，卫青对他们也是留走自如，不置情感。卫青虽然功勋卓著，但他的生存方式，更像一位谨小慎微的低级吏员。他将星闪耀，但更加懂得求全自保。卫青，可以看做是以官僚人设培养起来的新贵，军事新贵的产生，也就意味着李广那种旧世良家子，和传统军事贵族的没落。
相比于卫青，开国功臣绛侯周勃的次子周亚夫，是一位实打实的军事贵族。周亚夫，是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的首功之臣。在战乱平定之后，周亚夫的太尉职权被景帝收回，他和他父亲周勃一样，被拜为丞相。如果是职业军人，抑或职业官僚，此刻就应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周亚夫是一位担忧家国的贵族，常年的军旅生涯，使他不能不对景帝的一些作为持有意见。就以景帝重赏匈奴降人这件事情来说，条侯周亚夫对此非常反感。在条侯看来，非军功不得封侯，是高祖立下的规矩，如果拿列侯的爵位来重赏降人，这不但是鼓励臣子不忠，也寒了汉军将士的心。周亚夫的提议，是发自贵族的品质来说的。但景帝也好，武帝也罢，他们所驾驭的臣子，大多不是周亚夫、李广这样的朴忠之人。在汉朝蒸蒸日上的好日子里，真正捞到实惠的，往往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钻营之人，对于这样的人物，无论是汉朝一方，还是匈奴阵营，只要是利益足够，他们都愿意为之屈从。因此，周亚夫的建议，一定会被搁置，景帝重赏降人的做法，在武帝朝仍然适用，虽然武帝也尝到了这种做法的副作用。
在营建朔方之时，也不能说卫青一言不发。当时的卫将军，在政治上还不是特别成熟，在主父偃建议武帝迁徙各地豪杰填充茂陵统一管理的时候。卫将军一句“郭解家贫，不中徙”，冲了武帝的肺管子，郭解一介布衣却能让长平侯替他说话，这还是家贫么？不久，郭解惨遭族诛，此后卫青更加沉默寡言。
我滴一个东北同学，平时说话细声细气，我每次和她交流的时候，都恨不得在耳朵上安一个免提功能，一度觉得是我耳朵不好嗓门儿太大，都怕和她大力讲话，结果这介介平时在微信上又格外的虎，嗓门儿大就不说了还很霸道，某次打电话过去一句气势浑厚的嘎哈！吓得我目瞪口呆，胖若两人。
所以东北mm们都是这样人前小白兔人后大老虎吗？
所以东北mm们都是这样人前小白兔人后大老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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