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腾南阳# 【“南水北调”南阳大考古：点亮“文明在宛”的南阳之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成通水，使南北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深山村“菇”不愁“价” 农民撑起“致富伞”】
寒冬时节，走进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汤家汇镇竹畈村“绿尔佳”香菇扶贫基地，浓郁的菌香扑鼻而来，一根根菌棒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一簇簇褐色的蘑菇升柄展伞，长势喜人，格外吸引眼球。
“这些裂开花纹的是花菇,它可是菌中之星，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在基地大棚里，负责人余敦友一边熟练地采摘，一边与他的老朋友——邮储银行安徽省金寨县支行信贷客户经理段杰交流甚欢，“感谢你们年初的资金支持，今年扩大了规模，又是一个大丰收。”
说起52岁的余敦友，在汤家汇镇可是一位产业扶贫带头人。2015年，在河南西峡从事香菇培、种、销工作多年的他回到老家汤家汇镇，注册成立了公司，从事菌种植和销售、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发展香菇事业。2018年，他的香菇产业纳入扶贫产业项目，在竹畈村新建60余亩香菇扶贫基地，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以入股分红、劳务就业、返租倒包等模式带动农户就业增收，其中贫困户有40余户。
去年11月，在2018中国食用菌行业丝路菇业优秀品牌行动暨西峡香菇国际贸易对接会上，“绿尔佳”香菇入选“中国好香菇”产品。一时间，好消息在镇上传播开来。高兴之余，余敦友遇到了新烦恼，扩大种植基地的资金还没有着落，虽然有20万元的自有资金，但整体预算还有一个“大窟窿”需要补上。“私人借吧，需要担人情不说，利息还比较高。也找过当地的银行，因为没有抵押物，就不了了之了。”回忆起当初的处境，余敦友的心里五味杂陈，致富蓝图开始模糊起来。
惊喜总会降临于勤劳的人。段杰的一次上门走访，让余敦友香菇基地扩建计划有了新转机。“记得是立冬后的大冷天，在基地烘房里，段经理详细地向我了解经营生产情况。没过多长时间，45万元不需要抵押和担保人的扶贫‘劝耕贷’就办理好了，真帮了我们基地大忙了！”说起邮储银行的资金支持，余敦友的话语里充满感激。
有了这笔雪中送炭的资金，余敦友的香菇产业度过了“寒冬”，迎来了“新春天”：基地规模达到100亩以上，同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香菇种植200余亩；生产香菇超100万棒、木耳30万棒，产值近3000万元；带动周边贫困户160余户，户均增收7000余元，部分收入达万元，同时带动4个贫困村分红资金合计1000多万元。
56岁的竹畈村村民张英珍就是小蘑菇撑起的“致富伞”的又一名受益者。“我家就在前面的山边上，年龄大了不中用，能在家门口找到点活干很满足。”在大棚里，张英珍采菇的动作迅速又娴熟，在自己家门口就业，既能挣钱还可以顾家，看到脱贫致富希望的她干劲十足。
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资金支持是增收致富的基本保障。可以说，小蘑菇就是产业扶贫与金融扶贫有机融合的“结晶”。近年来，金寨县支行以扶贫“劝耕贷”为有力抓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发放贷款近1.5亿元，助脱贫攻坚、谋乡村振兴，为服务“三农”提供“源头活水”，让更多小蘑菇撑起“致富伞”。（李明 本报记者 张瑞）
寒冬时节，走进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汤家汇镇竹畈村“绿尔佳”香菇扶贫基地，浓郁的菌香扑鼻而来，一根根菌棒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一簇簇褐色的蘑菇升柄展伞，长势喜人，格外吸引眼球。
“这些裂开花纹的是花菇,它可是菌中之星，富含蛋白质、氨基酸和矿物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在基地大棚里，负责人余敦友一边熟练地采摘，一边与他的老朋友——邮储银行安徽省金寨县支行信贷客户经理段杰交流甚欢，“感谢你们年初的资金支持，今年扩大了规模，又是一个大丰收。”
说起52岁的余敦友，在汤家汇镇可是一位产业扶贫带头人。2015年，在河南西峡从事香菇培、种、销工作多年的他回到老家汤家汇镇，注册成立了公司，从事菌种植和销售、农业科技开发和推广，发展香菇事业。2018年，他的香菇产业纳入扶贫产业项目，在竹畈村新建60余亩香菇扶贫基地，采用“公司﹢农户﹢基地”的方式，以入股分红、劳务就业、返租倒包等模式带动农户就业增收，其中贫困户有40余户。
去年11月，在2018中国食用菌行业丝路菇业优秀品牌行动暨西峡香菇国际贸易对接会上，“绿尔佳”香菇入选“中国好香菇”产品。一时间，好消息在镇上传播开来。高兴之余，余敦友遇到了新烦恼，扩大种植基地的资金还没有着落，虽然有20万元的自有资金，但整体预算还有一个“大窟窿”需要补上。“私人借吧，需要担人情不说，利息还比较高。也找过当地的银行，因为没有抵押物，就不了了之了。”回忆起当初的处境，余敦友的心里五味杂陈，致富蓝图开始模糊起来。
惊喜总会降临于勤劳的人。段杰的一次上门走访，让余敦友香菇基地扩建计划有了新转机。“记得是立冬后的大冷天，在基地烘房里，段经理详细地向我了解经营生产情况。没过多长时间，45万元不需要抵押和担保人的扶贫‘劝耕贷’就办理好了，真帮了我们基地大忙了！”说起邮储银行的资金支持，余敦友的话语里充满感激。
有了这笔雪中送炭的资金，余敦友的香菇产业度过了“寒冬”，迎来了“新春天”：基地规模达到100亩以上，同时，辐射带动周边乡镇发展香菇种植200余亩；生产香菇超100万棒、木耳30万棒，产值近3000万元；带动周边贫困户160余户，户均增收7000余元，部分收入达万元，同时带动4个贫困村分红资金合计1000多万元。
56岁的竹畈村村民张英珍就是小蘑菇撑起的“致富伞”的又一名受益者。“我家就在前面的山边上，年龄大了不中用，能在家门口找到点活干很满足。”在大棚里，张英珍采菇的动作迅速又娴熟，在自己家门口就业，既能挣钱还可以顾家，看到脱贫致富希望的她干劲十足。
发展产业是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资金支持是增收致富的基本保障。可以说，小蘑菇就是产业扶贫与金融扶贫有机融合的“结晶”。近年来，金寨县支行以扶贫“劝耕贷”为有力抓手，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累计发放贷款近1.5亿元，助脱贫攻坚、谋乡村振兴，为服务“三农”提供“源头活水”，让更多小蘑菇撑起“致富伞”。（李明 本报记者 张瑞）
"牢记嘱托守底线，绿水青山看贵州"之林业系列报道（一） 贵州锦屏：以“青山”换“金山” 不砍树更能致富
肩上一把锄头，腰间一把镰刀，这是梁伦辉7年来巡山的“标配”。每天早晨7点上山，下午6点下山，行程20余公里，对于自己管护的锦屏县太平江—天龙山一带3万多亩森林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哪里有滑坡，哪里有人乱采砂，哪个区域出现了病虫害，哪里有盗猎者出没……只要发现，他便会立即向相关部门反映。
“和这些树相处久了，自然就有了感情，舍不得让他们受到半点伤害。”梁伦辉说。今年44岁的梁伦辉，家住锦屏县铜鼓镇小塘村3组。从儿时与父辈一起植绿，到如今每天护绿，梁伦辉见证了这片森林的生长和变化。从单门独户上山种植杉树“灭荒”，到逐步调整树种抱团发展，再到如今盘活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曾今的荒山已然郁郁葱葱，凋敝的山村显得更加美丽灵动，村民们也过上了“不砍树更能致富”的美好生活。
归回生态本位——
“把林当菜种，把山当田耕”
青山似锦、秀丽如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全县土地面积1596.6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84.4%，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国南方典型集体林区县和全国三大优质杉木产区重点县。当地所产杉木以质优、干直、耐腐、易于加工而享誉全国，成为当地特产和民生源泉。
“在过去，锦屏是典型的‘木头财政’，每年各种林业税收占县级财政收入60%以上。”锦屏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通照说，曾经的锦屏，林业既是支柱产业又是经济命脉，“吃饭靠农业，花钱靠林业”成为当地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长期对森林采取粗放式管理，致使很多村民乱砍乱伐、伐木换粮、毁林种粮，森林资源被过度消耗，到90年代初，锦屏的活力木蓄积量从建国初期的近千万立方米降至390万立方米，降幅达60%，随之林木的减少，锦屏经济陷入困境，县财政和林农收入连续两年负增长。
“如果没有森林，百姓的日子只会越过越穷，所以我们必须灭荒造林。”时任锦屏县林业局副局长的王树庭说。今年75岁高龄的王树庭，见证了锦屏森林产业的辉煌与落寞。“碗口大的杉树一片片砍掉，天一下雨水一冲，山体长期裸露，形成了近50万亩的荒山”。
引进国内外资金植树，以木换粮造林……1980年，锦屏县正式开启“灭荒行动”，全面保护天然林，积极培育人工林。“把林当菜种，把山当田耕。”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树庭至今依然感慨，“上山种树有粮食补贴，种出来的树也是自己的，所以家家家家户户主动上山种树，山上比街上还热闹，走错路都可以遇到农场”。
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激励下，群众植树造林的热情高涨，“十年灭荒”目标在1994年得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锦屏县人工造林、基地更新造林累计面积230.79亩，森林覆盖率有1983年的32.5%上升到58.1%。
为了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绿，锦屏县开始狠抓森林采伐管理，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加大林区执法力度，扎实开展“六个严禁专项执法行动”“天网”“亮剑”“绿剑”“绿盾”等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森林面积、活立木总蓄积量、森林覆盖率等均实现稳步增长。截至目前，锦屏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2.12%，林木蓄积1355.89万立方米，林业用地面积184.97万亩，森林面积170.74万亩，锦屏因此有了“杉乡”“林海”之美誉。
转变发展方式——
让群众“不砍树，也能致富”
锦屏重回绿意盎然，但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如何让生态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成为锦屏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挑战。
“除了做好国储林的保护与收购，我们开始对过去单一的树种结构进行调整，让群众不砍树也能致富。”陶通照说。过去群众房前屋后山里种的全部是杉树，要十多年才能成材，群众种树短期效益不明显，为了让森林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林业局开始引导村民进行椪柑、山核桃、油茶等经果林种植，通过调整树种，一大批林农受益。
不过，由于森林产权不清晰，让林业结构调整始终处于单打独斗状态，难以进行规模化和精品化发展。为了“定产权、安民心”，锦屏县开启了深化林业综合改革之路，通过出台实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林权收储管理办法、林权抵押贷款办法、权贷款辅助办法等系列措施，激活沉睡林业资源。2018年6月，锦屏县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为全国33个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和贵州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试验区，锦屏由此开启了对林业生态保护体系、林业生态产业体系、森林生态文化、智慧林业等方面的创新和探索试验。
在锦屏县敦寨镇龙池的多彩田园里，梨树上的铁皮石斛长势喜人。这片过去以发展金秋梨和椪柑为主的1245亩果园，今年不仅收获了水果，还变身成为了铁皮石斛林下标准化栽培示范推广基地、铁皮石斛优质高抗品种选育与生态种植基地以及全国铁皮石斛林下栽培模式示范基地。
“树上挂水果，树干种石斛，树下我们还种了黄精，原来的一份收入现在变成三份，实现就近务工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敦寨镇龙池党支部书记龙立华笑着告诉记者。
“实施林业改革之后，我们彻底打破了以往单一的‘木材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利用林业资源，从林上、中、下、内、外五个方面大力发展，让林业生态释放出源源不断的‘绿色红利’。”陶通照说。立足林业资源实际，锦屏县正在全力探索林上活树种植石斛、林下种植中药材、林中养蜂、林内石斛花采摘体验和森林康养、林外种植花卉苗木、石斛搭架种植以及林产品精深加工的“五林”经济发展新模式，计划3年内（2019—2021年）完成铁皮石斛基地建设3万亩，石斛驯化育苗基地200亩。
截至目前，锦屏县实现林下经济林地利用面积76.5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超过3.68亿元，通过利益联结带动农户3626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456户，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切实将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肩上一把锄头，腰间一把镰刀，这是梁伦辉7年来巡山的“标配”。每天早晨7点上山，下午6点下山，行程20余公里，对于自己管护的锦屏县太平江—天龙山一带3万多亩森林的情况，他了如指掌。哪里有滑坡，哪里有人乱采砂，哪个区域出现了病虫害，哪里有盗猎者出没……只要发现，他便会立即向相关部门反映。
“和这些树相处久了，自然就有了感情，舍不得让他们受到半点伤害。”梁伦辉说。今年44岁的梁伦辉，家住锦屏县铜鼓镇小塘村3组。从儿时与父辈一起植绿，到如今每天护绿，梁伦辉见证了这片森林的生长和变化。从单门独户上山种植杉树“灭荒”，到逐步调整树种抱团发展，再到如今盘活森林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曾今的荒山已然郁郁葱葱，凋敝的山村显得更加美丽灵动，村民们也过上了“不砍树更能致富”的美好生活。
归回生态本位——
“把林当菜种，把山当田耕”
青山似锦、秀丽如屏。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润，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全县土地面积1596.6平方公里，山地面积占84.4%，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中国南方典型集体林区县和全国三大优质杉木产区重点县。当地所产杉木以质优、干直、耐腐、易于加工而享誉全国，成为当地特产和民生源泉。
“在过去，锦屏是典型的‘木头财政’，每年各种林业税收占县级财政收入60%以上。”锦屏县林业局党组书记、局长陶通照说，曾经的锦屏，林业既是支柱产业又是经济命脉，“吃饭靠农业，花钱靠林业”成为当地村民生活的真实写照。由于长期对森林采取粗放式管理，致使很多村民乱砍乱伐、伐木换粮、毁林种粮，森林资源被过度消耗，到90年代初，锦屏的活力木蓄积量从建国初期的近千万立方米降至390万立方米，降幅达60%，随之林木的减少，锦屏经济陷入困境，县财政和林农收入连续两年负增长。
“如果没有森林，百姓的日子只会越过越穷，所以我们必须灭荒造林。”时任锦屏县林业局副局长的王树庭说。今年75岁高龄的王树庭，见证了锦屏森林产业的辉煌与落寞。“碗口大的杉树一片片砍掉，天一下雨水一冲，山体长期裸露，形成了近50万亩的荒山”。
引进国内外资金植树，以木换粮造林……1980年，锦屏县正式开启“灭荒行动”，全面保护天然林，积极培育人工林。“把林当菜种，把山当田耕。”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树庭至今依然感慨，“上山种树有粮食补贴，种出来的树也是自己的，所以家家家家户户主动上山种树，山上比街上还热闹，走错路都可以遇到农场”。
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激励下，群众植树造林的热情高涨，“十年灭荒”目标在1994年得以实现。新中国成立后至2000年，锦屏县人工造林、基地更新造林累计面积230.79亩，森林覆盖率有1983年的32.5%上升到58.1%。
为了保护这份来之不易的绿，锦屏县开始狠抓森林采伐管理，加强森林防火和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加大林区执法力度，扎实开展“六个严禁专项执法行动”“天网”“亮剑”“绿剑”“绿盾”等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森林面积、活立木总蓄积量、森林覆盖率等均实现稳步增长。截至目前，锦屏县森林覆盖率达到72.12%，林木蓄积1355.89万立方米，林业用地面积184.97万亩，森林面积170.74万亩，锦屏因此有了“杉乡”“林海”之美誉。
转变发展方式——
让群众“不砍树，也能致富”
锦屏重回绿意盎然，但发展的脚步并没有停止。如何让生态效益转变为经济效益，成为锦屏面临的重大课题和挑战。
“除了做好国储林的保护与收购，我们开始对过去单一的树种结构进行调整，让群众不砍树也能致富。”陶通照说。过去群众房前屋后山里种的全部是杉树，要十多年才能成材，群众种树短期效益不明显，为了让森林发挥出更大的效益，林业局开始引导村民进行椪柑、山核桃、油茶等经果林种植，通过调整树种，一大批林农受益。
不过，由于森林产权不清晰，让林业结构调整始终处于单打独斗状态，难以进行规模化和精品化发展。为了“定产权、安民心”，锦屏县开启了深化林业综合改革之路，通过出台实施森林资源资产评估办法、林权收储管理办法、林权抵押贷款办法、权贷款辅助办法等系列措施，激活沉睡林业资源。2018年6月，锦屏县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列为全国33个集体林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和贵州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试验区，锦屏由此开启了对林业生态保护体系、林业生态产业体系、森林生态文化、智慧林业等方面的创新和探索试验。
在锦屏县敦寨镇龙池的多彩田园里，梨树上的铁皮石斛长势喜人。这片过去以发展金秋梨和椪柑为主的1245亩果园，今年不仅收获了水果，还变身成为了铁皮石斛林下标准化栽培示范推广基地、铁皮石斛优质高抗品种选育与生态种植基地以及全国铁皮石斛林下栽培模式示范基地。
“树上挂水果，树干种石斛，树下我们还种了黄精，原来的一份收入现在变成三份，实现就近务工的村民也越来越多。”敦寨镇龙池党支部书记龙立华笑着告诉记者。
“实施林业改革之后，我们彻底打破了以往单一的‘木材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利用林业资源，从林上、中、下、内、外五个方面大力发展，让林业生态释放出源源不断的‘绿色红利’。”陶通照说。立足林业资源实际，锦屏县正在全力探索林上活树种植石斛、林下种植中药材、林中养蜂、林内石斛花采摘体验和森林康养、林外种植花卉苗木、石斛搭架种植以及林产品精深加工的“五林”经济发展新模式，计划3年内（2019—2021年）完成铁皮石斛基地建设3万亩，石斛驯化育苗基地200亩。
截至目前，锦屏县实现林下经济林地利用面积76.5万亩，林下经济总产值超过3.68亿元，通过利益联结带动农户3626户，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1456户，户均增收1000元以上，切实将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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